关于对联的文章
关于对联的文章（精选17篇）
卖春联
文/胥子伍
学校毕业刚参加工作那会儿，上的是“三班倒”的班，工资每月只有236元，除了交房租，填饱肚皮，所剩无几。
平日拿这样的工资还能养活自己，可一到年关，自卑感尤其强烈，看着同事们平时有父母资助，年底用工资给家人送上新年礼物，心里更不是滋味。
穷则思变。腊月的一天，我利用大夜班后白天休息的时间，在大街上闲逛，想寻找一丝商机挣点钱为父母送上新年礼物，以表孝心。突然，路边叫卖红灿灿对联的小贩给了我灵感——何不批发一些对联也在路边叫卖！
想到就行动！心情尤加激动。可当我真正批发来对联在路边摆起地摊时，这种守株待兔的销售方式很快打消了我内心的激动。看着批发回来一卷卷春联，我又思考起来，新手和老摊主竞争，我甘拜下风，再说我还要上班，何不改变销售策略，骑车下乡吆喝卖春联呢！
整装待发，我利用大夜班、小夜班白天休息时间，骑车下乡，房东奶奶在我出发前，再三叮嘱我，孩子，到乡下卖春联，一定要吆喝，否则人家以为你是走亲戚的呢！
可我真正走在乡村的小道上，始终不好意思吆喝，急匆匆地从一家家门前晒太阳的人前走过，只是走到无人的田野，才对着旷野试着吆喝，给自己打气。第一天骑车下乡“吆喝”卖春联，临近中午，我还没卖掉一幅对联，路途行程倒不少。正当我垂头丧气推着车慢慢前行时，一位如母亲一样慈祥的妇女叫住了我：“孩子，你这是走谁家亲戚呀？”我慌慌地低声告诉她：“大妈，我是卖春联的！”大妈一听，笑了，“孩子，哪有像你这样默不作声的小贩呀！要吆喝，人家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再说，你一不偷，二不抢，做点小生意，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大妈说着就帮我抑扬顿挫地吆喝起来：“卖春联吆！卖春联吆！大红喜气的春联卖喽……”不一会儿吸引来了左邻右舍，大家笑着挑选着我的对联！还不停地夸我，你到我们乡下卖春联，给我们提供了方便，省得我们再去街上买了。再说，遇上雨雪天气，去街上买对联更不方便，不是被风刮撕了，就被雨雪淋烂了，加之你卖的对联不比街上的贵，你真的是为我们做了好事……大伙儿他一言，你一语，说得我脸红了起来。那天中午，大妈还特意留我在她家吃了便饭，自然我也知恩图报，给大妈留下几幅对联。
有了大妈的热情帮助和提醒，下午我再卖对联，就放开面子，高声地吆喝在村舍……第一天就卖掉了对联150副，按2角钱一幅的利润，我挣到了30元。
尝到了工作外挣钱的快乐，我又注重起卖对联的细节来。在对联的背面贴上双面胶，便于人家张贴；对于老人买对联的，我还主动帮老人张贴上门；遇有红白喜事的人家或有点文化品位的人家，我还带上裁好的不同颜色的对联纸及毛笔、墨汁，按主人的意愿，发挥自己的书法特长，当场挥毫而就，赢得人们阵阵喝彩……
那一年腊月，我骑车下乡吆喝卖春联，几乎走遍了全县所有的乡村，行程不少于1500公里，给千家万户送去方便的同时，我也挣到了为父母买新年礼物的1000元，生活信心倍增的同时，也让我收获了一笔无价的生活财富；懂得了一个简明的生活哲理——只要不怕吃苦，年根岁底，处处是财富！关键在于你是否有一颗不甘贫穷的心……
过年赶集
文/韩浩月
这两年流行送对联，最近半个来月，就收到了七八种对联礼盒。现在的对联，多是印刷体，不少还是取自名人手迹，比如鲁迅、胡适等，漂亮归漂亮，但却少了墨水的味道和气息。
以前在老家县城过年，赶集的首要事情就是买对联。那会儿印刷的对联极少，大多是本地书法高手提前一两个月就写好的。我最喜欢买现写的对联，撰写者气定神闲，毛笔一挥，几分钟就是一副新鲜出炉的对子，购买者交了钱，乐滋滋地站在一旁等墨迹干透，卷起来带走。
因为晚上要吃年夜饭，年三十的集只有半天，上午的时候，电影院那儿的十字街头挤得水泄不通，凑热闹的人也不少，仿佛能把人挤暖和一些似的。过了中午，人就潮水一样退下去了，剩下零零散散准备打烊的摊主们。还有一些不甘心回家的孩子们，在一地甘蔗皮和鞭炮皮里，寻找着人们掏钱时不小心掉地上的钢镚。
上午赶年集，还能遇到舞狮队。舞狮队等了一年，终于等到了年三十，看见狮郎手里挥动的绣球，激动得上蹦下窜，仿佛有使不完的劲儿。舞狮队只去大单位门口，比如县政府、财政局、武装部等，舞狮队一到，单位就把准备好的鞭炮拿出来放，还有些单位会撒糖，小孩子们怕被踩，等舞狮队离开后，才一窝蜂冲上去，在地面上扒拉着找糖块。
2019年春节返乡，县城里已经好几年不逢集了，过年赶集，要到乡镇去。乡镇的集，反而更有年味，因为专门做生意的比较少，大多数都是乡村老汉、老婆婆趁着年底，售卖自家的特产。有点手艺的，比如蒸包子、扎灯笼、捏糖人、剪窗纸、理发，就卖手艺，长长的一条街上，各种招展，热气腾腾，手机随便一拍，都是一幅充满了年味与生活气息的好图片。
记得那次赶集，买了甘蔗、橘子、大蒜辫、羊肉、烧鸡、咸鸭蛋……都是日常食物，但过年时买，总有点喜气洋洋的感觉。还买了一个印着红双喜的洗脸盆，就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那种结婚必备品。我花10块钱买下它的时候，摊主十分高兴，说这个盆他摆了五六个年集都没有卖出去，终于遇到识货的了。我开玩笑说，要好好收藏起来，以后能卖出个文物的价格。
虎年的春节，希望还是能有机会去赶集。春节赶集本来就是很好玩的事情，被疫情耽搁这两年之后，这份快乐显得更为珍贵甚至奢侈起来。作为一份难忘的文化记忆，当赶集重返生活的时候，它所激起的欢乐，会令人倍感珍贵。
春联的记忆
文/班雪纷
父亲读过书，先是曾祖父教他学文习字，后来又上过公办的小学。因此，在老家，父亲算得上有文化之人。曾祖父既是道士先生，同时也教私塾，所教给父亲的，除了三字经等学问，还教父亲写了一手好字。
过年时，父亲便自己写春联，年年如此。在老家，春联叫对联。父亲还没有开始写我们家的对联，寨子里便会陆陆续续的有人来请父亲去帮他们写。老家大都在腊月二十三至二十七之间杀年猪，所以，来请父亲去写对联的人家都会选择在杀了年猪后再请父亲到家里去。写对联对于乡邻来说，是一件严肃而不简单的事情，不杀年猪，就没有好菜招待父亲，他们断然不会这样失礼。其实，父亲对吃的东西并不讲究。很多时候，父亲会让他们把红纸带到我们家里，利用晚上或空闲时间帮他们写。父亲写的对联都是自己编，并无现成的对联可以参照。
父亲写对联的时候，就会让我帮忙，裁纸、加墨、按纸。父亲先确定要写的这幅对联有多少个字，把红纸条儿折叠成几个米字方格，然后就在家里的大桌上开始书写。父亲写的时候，我就站在桌子的对面，两只手按住红纸上方的两个角，要保证红纸平整，特别是写到最后一两个字时，写好的这部分会拉到超出桌子的地方，父亲就会提醒我：手要平，要稳，不然写好的没干的墨汁就会往旁边流。这种时候，我就会屏住呼吸，小心翼翼的拉平这红纸。写好的对联平放在地上，红底黑字。父亲的笔画刚劲有力，游刃自然。看父亲写毛笔字，确实是一种享受。只见父亲先把毛笔放进盛墨汁的碗里一蘸，提出来在碗沿上挤压多余的墨汁，灵活转动毛笔，让笔尖变得圆润紧凑，然后在米字格内挥洒，一气呵成。
一户人家的对联最少的都要写三副，大门，中门和窗户，讲究的人家还要写在牛圈或阁楼上。当他们来拿对联时，晾在地上的对联已经全部干了，父亲就会按照先后顺序给他们收好，交代好，哪副贴在哪道门框，哪一只放在哪一边。总有一些人是大字不识一个的，就会恭敬地对父亲说：伯伯，还是麻烦你去帮我贴吧，要不我都搞不清楚哪张贴哪点。父亲回来时，对联当然都贴好了，同时也酒饱饭足。有的人家未必就不会自己贴，请父亲去，也就是想招待父亲吃一餐饭，以示感谢。
过年前那几天，家里的事情总是很多，父亲也很忙。因此，帮别人家写对联，往往都只能在晚上。那时候还是点煤油灯，父亲要写对联之前，总要把灯芯挑大一些，让房间亮堂一些。记得有一年，一只猫把地上的对联全部踩脏了，天明起来一看，对联上印满了猫的脚印，父亲又让我去供销社买来红纸，放下所有的家务事，抓紧帮人家重写。
我们自己家的对联，往往都要到大年三十那天，父亲才腾出时间来写。其实，在几天里，父亲就已经在心里酝酿对联的内容。别人家的对联，尽管都是父亲自己编写，大部分也都还是固定格式和句式。我们自己家的对联，就完全是父亲自己创作的了。父亲写对联重来都不会将什么“富”啊“财”啊这些内容写上去。记忆中，父亲在正大门写的大都是勤劳、节俭之类，在侧门写的是一家人互敬互爱的内容，而阁楼的内容大都是青山绿水，赞美大自然的内容。父亲创作的对联总是让来客夸赞，都说写得很好。
那一年，我在惠水师范读三年级，那一年，父亲没有回老家过年，我和母亲的年便心酸和简单了许多。年前那几天，我和母亲忙着推豆腐、打糍粑，做以往过年前的准备。母亲对我说：今年你自己来写对联吧。年少的我，书法水平也就是偶尔上的写字课，那时候还不叫书法课。当我在母亲的鼓动下决定自己写对联时，一方面有些蠢蠢欲动，一方面又多是担心。我的字写得不好，况且要在大门上写什么，内心也没有底。尽管有太多担忧，年少时候的无畏与轻狂，我还是积极做了准备。最后，在大年三十那天，我贴上了自己写的对联。正大门的对联是我从书上借来的：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物力维艰；芝草无根醴泉无源，人贵自立。这副借来的对联配着歪歪扭扭的毛笔字张贴在大门上，年少的我站在门前仰头观望，内心百感交集。
不曾想到，这副对联还真惹了事。大年初二，隔壁的幺公阴沉着脸走进我的家，当着我和母亲的面问我：你写这副对联是什么意思？含沙射影的骂人？什么叫芝草无根？当时母亲也着急了，没有文化的母亲当然不知道这副对联的意思，看到长辈幺公这么生气，就让我把对联撕下来。我却认为自己没有错，偏不撕。幺公骂骂咧咧，见我更犟，气冲冲回去了，走的时候还警告我，说等我父亲回来了再说。在幺公的责骂中，我才明白，原来幺公认为我写对联讽刺他的小儿子家，因为他的小儿子结婚十多年了，还没有生个一男半女。幺公离开后，我的眼泪还是流下来了，一直以来的委屈、心酸像决堤的洪流，母亲也在一旁悄然抹泪。
正月十五过后，父亲回来了。幺公也来了，依然是脸色阴沉，直接数落我过年写对联讽刺他家。幺公一通脾气发完后，父亲才说：今天我回来就看到这副对联了，这是古书上就有的内容，也不是姑娘编的，幺公你也不要多想了。一直以来，父亲在家族中说话都是有分量的，幺公尽管是老辈子，可是，他也听出了父亲是向着我的。后来，他们都把话题转向了别处，对联的事情就这么过去，不再被家人提起。
那个春节，年少的我突然就成熟起来。亲人之间的伤害，尽管是无奈的，但同样锥心刺骨。在母亲的说服下，我被迫接受了家庭的变化。可是，内心支离破碎，那份痛，需要用白天夜晚来承受，那份痛，延续了很多年，直到我有了属于自己的家。以后每年春节回去，都会站在大门口认真看父亲写的对联，当年我写的那副对联，如果不是很刻意去回忆，往往都会忘记了当初所写的内容。这么些年，父亲用他固有的方式，让我逐渐理解了他一直未离开过我的爱。
今年正月初三，我又回老家去看望父亲。我问及父亲，今年是不是他自己写对联时。父亲回答：当然是我自己写的啊，还去帮哪家哪家写来呢。接下来父亲告诉我：今年这对联写得辛苦，那两天桌子都被占用了，只能将红纸摆在地上写，蹲着，时间久了，腿脚就发麻，又没有人帮我按纸，整整写了一早上才写完我们家的，还不晓得明年我还写得成不。父亲最后这句话让我心痛。父亲老了，今年就已经满八十一岁。看着眼前瘦小的父亲，穿着土布的对襟衣服，大部分的头发都白了，余下的也全都花白，双眼皮往下塌，似乎睁开眼也费劲，干脆就一直眯着。父亲老了，家里的大事小事，总是要和我商量，听取我的意见。
天明时，我又站在大门口，看父亲蹲在地上写的对联。每颗字都还是那么端庄，每一笔都能体现出父亲深厚的书法功底。然而，那些笔画，缺少了刚劲、狂放。
每次离开老家，跟父亲告别后，我总要再看一眼大门上红通通的对联，看那些父亲书写出来的文字，然后跨出樔门，不忍心回头去看父亲送我的目光。
又到春联竞赏时
文/吴国荣
过年最红火、最热闹、最有标志性的事就是准备春联。过去，春联大部分是书写。在农村，或是请本村本巷有文化的人写，或是逢集赶会到街市上定制现写现卖的。在城市，则是单位、部门组织书写，作为年终福利给职工发送。后来，人们不太追求春联的书写了。逢年过节有银行、商店作为印刷礼品赠送的春联，有街市上出售的印制好的春联，也有广告性质的春联，反正随便拿来贴上一副春联图个吉利就行。
有位朋友叫孙涛，一直在市文化部门工作。他是作家，每逢大年初一，都要到南华门，到“西、李、马、胡、孙”几位全国著名作家的家里去拜年。拜年是件讲礼节的事。到门口映入眼帘的首先是春联。春联是一双亮晶晶的眼睛。他从“眼睛”里能看到老作家一年的专业收获和文学成就，甚至，还能看到家庭生活和美好愿望。这些老先生家的春联都是自撰自书，编得很有情趣，也符合各自的实际。平仄对仗、音律格局自不必说，单看书写便是百花齐放、各领风骚。孙涛先生先欣赏了对联，有时还用本本记下来，客到满屋香，到老先生家里落座以后，祝福也有了内容，问候也有了针对性，交流也有了主题。这样的拜年，既是一次学习的机会，也是一次审美的过程，何乐而不为呢？当然，这是文化人干的文化事。
省城的单位成千上万，大街小巷里布满了不同体量的高门大户。一到过年，春联是展示每个楼院门庭水平的标志。省城有一个文化单位，每年的春联都是职工编写，内容总少不了当年工作亮点的张扬和来年目标职责的宣示，读后让人心情振奋、浩气满怀。书写也是内部人士，为著名书法家。幅长一丈八尺，看后疑是银河天落、大气磅礴。当然，街上的各单位像这样自撰自书、坚持传统、又有创意的春联悬挂的还有不少。但大多数只是在规模、色彩和形式上下功夫，很少在内容上、书写上标新立异、弘扬传统。有的甚至在用字、遣词、格律甚至在张贴上出现问题。对联，是文学样式最讲究的体裁，最考究学问。如果，我们忽视对对联的运用，就是忽视了对传统文化的坚守；如果，我们忽视对联的书写，就是对乡愁的淡忘。
可贵的是，还有一大批传统文化的守望者。赵望进先生长期在文化部门工作，学养深厚，著述颇丰，坚守传统，不忘初心。他不仅躬身省、市文化部门耕耘几十年，而且，还长期担任山西省书法家协会、楹联协会主席。对于春联这种大众文化的传承、运用，他始终作为职责和义务格外重视，每逢过年，他都要到大街小巷去巡看。有的他发现有错字，有的他发现不对仗，至于平仄和音韵，就不能太难为现在没有专门训练过的年轻一代。但对于春联张贴的常识性错误，就不能缄默尊口了。对联的张贴，虽然现在无所谓左为上，还是右为上。但是有横批的就必须按横批的规矩来张贴。从右起始的横批，右边就是上联，左边就是下联。从左起始的横批，左边就是上联，右边就是下联。老先生巡看以后，总要点评，或以文字见诸于报刊，或以口头演讲于有关培训班，以拳拳之心，坚守着传统文化。
对联，是一种艺术形式。无论它的格式韵律，还是它的书写，刊印或悬挂，即为人们所欣赏。春联的本质就是对联，只不过是新年时张贴，更能够烘托节日气氛，起新桃换旧符的作用。无论是登门拜年，还是灯火赏月，映入眼目的首先是春联。
春联是传统文化的重要样式，也是一个家庭、部门、单位的门面。在大力弘扬优秀传统，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建设精神文明家园的新时代，春联是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晶莹珍珠，也是反映人的精神面貌、思想境界和文化格局的精神载体。如何把春联写好贴好也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
年关将近，又到春联竞赏时。贴春联应该是除旧布新的重要仪式。能把春联写好贴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故乡石榴红
文/卜庆萍
老家的院子里有两棵石榴树，结出的果子清香脆甜。
石榴树是爷爷栽的，后来，父亲接手成了石榴树的直接管理者。每年春天，父亲都要培土、施肥、喷药。石榴树吮吸春天的雨露，在清新的空气里伸展枝条，向着温暖的阳光欢笑。五月，石榴花红似火，清香四溢，父亲笑呵呵地走到石榴树下，坚如磐石地站成一朵石榴花，满院子的喜气与祥和。盛夏，石榴花褪去，枣大的果子挂满枝头，石榴树在火热的夏季里疯长。到秋天的时节，绿茵茵的树上，一个个透红的石榴就硕大浑圆了。
站在石榴树下，眼里不时看到石榴树从稀疏到茂盛，石榴由娇小到饱满，由青涩到浅黄，最后变成红润的笑脸了。眼巴巴地望着满含笑意的果子，让人馋涎欲滴，很想用竹竿打下一个饱饱口福，无奈父亲看管太严，没有下手的机会。村西头一家同龄的孩子胆子比我大，趁父亲下地干活不在家，偷偷翻过院墙，用铁丝拧成的一个网罩钩下一个，但总归没有逃过父亲的耳目。父亲上门查问，那男孩吓得手发抖，半天说不出话来。得知他家中从城里来了一家亲戚，那石榴是给亲戚家的一个小女孩摘的，父亲遂原谅了他，又摘了一些送过去，说让城里人也尝尝鲜。那女孩吃了几个，还留几个带回了城里去。
石榴五月开花，九月结果，十月甜心窝。秋风拂过，阳光温灿，鲜红的石榴在树上十分耀眼，忍不住要从枝头上跳下来。我知道收获的季节到了。这时的父亲脸上挂满了笑容，一顿饱酒之后，高兴地行使总指挥的职权。这个搬梯，那个拿筐，全家齐上阵。父亲指手画脚，大呼小叫，嘴张得像裂开的红石榴。姑姑在树上一脸的青春和喜悦。母亲把一个个沉甸甸的果子放入筐内。石榴喜获丰收，竟收获满满几箩筐。
我们不能独享，石榴的分配权归属父亲。父亲分成若干份，一部分送邻居，一部分送亲戚，一部分留作平日食用，其余的赶集卖掉。换些零钱，买几块布料，给孩子们做一身新衣服。穿着用石榴换来的新装，瞧一眼院子里的石榴树，再将晶莹的石榴子大把大把地送往嘴里，感觉我家的石榴脆甜而亲切。
我家的石榴不仅好吃，还大如黄梨，透红鲜亮，像一个个面色红润的胖娃娃，煞是喜人。掰开来，籽粒丰盈饱满，如一粒粒晶莹的红宝石，重叠着，拥抱着，很是好看。一天，我家大门上赫然张贴了一幅楹联：“就像石榴多结籽，子孙满堂幸福多。”楹联字体俊秀，遒劲有力，寄托了父亲的深厚情感。楹联是父亲想好了词，请邻村的一位教过私塾的老先生写的。可没两天，父亲就揭下来，更换了一幅贴上去，内容更改为：“就像石榴多结籽，少生优育福满多。”原来，那天乡计生干部来村里宣传计划生育，对着楹联左看右看，老觉不对劲，但也没说什么。父亲却看出了他的心思，当即在家里踱来踱去琢磨新词。更改后的楹联，乡亲们觉得喜气又应时，每逢春节，家家户户都把这句话写成对联，贴在自家的门楣上。节日里，整个村庄似乎都能闻到石榴的清香味。
如今已离家多年，每年我都会选定5月，携同家人从城里返回乡下看望父母，再到石榴园里走一趟。那年，父亲当了村主任，在他的带领下，石榴树从我家的院子里走出去，村里建成了千亩生态石榴园。山坡得到了合理利用，每家都种有几十亩石榴树。榴火的5月，满坡吐翠，万株流丹，景象壮观。千亩生态石榴园，还开发成了旅游项目。花红如潮，游人如织。游客有了休闲娱乐的好去处，村子也因千亩生态石榴园朗润起来。
家乡的石榴膨胀了，乡亲们富裕了，我们的村子正式更名为榴园村，县里还表彰为计划生育先进村。每年春节，“就像石榴多结籽，少生优育福满多”，都会被乡亲们写成对联贴出来。只是，对联更红，年味更浓，石榴更香更甜了。
想到那副对联，我就想到老家院子里的那两棵石榴树。
父亲和春联
文/赵文茹
年越来越近，年味也越来越浓。商场、超市和摆地摊的贩子，纷纷摆出一处空地儿，来专门买卖大红的春联和花花绿绿的年画。置办年货的人，磨肩擦踵，叫卖声、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把浓郁的年味气氛宣散在空中。
这让我想着30年前和父亲在一起过年的种种情形，不知不觉，泪眼模糊。
每到入冬，父亲开始忙碌着储蓄过冬的物品和食物，比如买炭、挖菜窖，买冬菜。等忙完一些零零碎碎的活计后，父亲开始到外面找活干，为我们过年挣点零花钱。一个冬天，他不让母亲做外面的任何事，“专职”给我们兄妹八个做棉衣棉裤棉鞋和外罩。母亲把一家人的衣服全部拆洗完，然后重新分配，实在不能穿的，再翻个布面，改小，给更小的孩子穿。
每到春节，我们家八个孩子，全有新衣服穿。大年初一，八个孩子的枕头下面都有一笔数目不小的“压岁钱”，这在村里，是独一无二的。
父母对我们花压岁钱不管也不问。我们各买各自喜爱的物品。男孩买鞭炮，拆开来，在街上零打碎敲地燃放；女孩子则买喜欢的饰物，花头绳，发卡之类的。
平时无论多忙多辛苦，一到过年，父亲什么活计都不干了，专心专意地过年。他说：“辛苦一年了，老祖宗安排咱过年，就是让咱休息的。”
记得九岁那年腊月二十八，我和父亲一起到街上买春联。父亲没读过书，但对春联很是讲究。我给他念对联的内容，“喜气洋洋过春节，身强力壮迎长征”“东风浩荡革命形势无限好，红旗招展生产战线气象新”等等，我们走遍了所有摊位，父亲都不满意。
我说：“要不你买几张红纸，我写对联，如何？”父亲高兴地说：“我怎么没想到俺闺女念到大学问了呢！”
我找出老书，对着对联集锦，歪歪斜斜地写了一幅对联：春满人间百花吐艳，福临小院四季常安，欢度春节。
父亲立刻把它贴在了大门上，然后又让我按照他的意愿编写了一幅：家有八宝龙腾虎跃，好好学习为家挣光，蒸蒸日上。
父亲别提多高兴了，亲朋拜年时，他指着门上的对联不停地夸我，以至于以后每年春节前，我们父女都忙呼着给村里人义务写春联。
我工作成家以后，父亲依然忘不了我写的春联。有时因工作我不能赶回家过年，过年前父亲无论如何都要来我家一趟，然后带着我写的春联满意归去。
今年春节，我不写春联了。喜欢我笔迹的父亲，在2007年，离春节还不到90天的日子前，不顾母亲和我们八兄妹的祷告和呼唤，洒脱地去了，去了人生末世都向往的天堂。
父亲，天堂里有没有春联？
又把新桃换旧符
文/梅英
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日历上的数字总叫人触目惊心。不觉间，2016年的366天已翻过去堆在身后，2017年元月也已近半！年的脚步越来越近，却又越来越远。
沿着中华大街从西向东，远远地，便看见路北边的人行道上一片火红。大红的对联，高歌的金鸡，喜庆的灯笼，使腊月的街头添了些许年味。如果不是这些年货小摊，我真的不知道小城平日的一天和“年”有什么不同：站台边总是挤满了坐13路，313的人，车行在这里总显得拥堵，路边常有进城卖山货的老农，超市门前常有活动搭台促销唱戏，每天都是热热闹闹，红红火火。
回农村看看，除了腊月的村集，似乎也看不到一点为年忙碌的景象。没有小孩子像我们小时候一样，天天掰着指头朗朗地唱：“二十三，打发老爷上了天。二十四，扫扫家地扎根刺……”没有小孩子还眼巴巴地盼望哪怕是三尺花布缝制的新衣服。不见了磨豆腐的磨坊，更听不见邻里之间商量排好日子磨豆腐的热火话。不见了院子里为蒸馒头蒸“黄蒸”垒的烧柴土砖炉，也没有谁还去帮邻居做年食。
生活就像宋祖英歌里唱的“越来越好”，越来越方便。以前忙忙碌碌一腊月，为的是正月里有丰富的吃喝玩乐，避免因准备不足而有钱难买。以前的过年就是过年，一年来所有的劳碌和疲惫，都在新年钟声敲响的那一刻放下，点着噼噼啪啪响起的“大地红”鞭炮，让旧年的一切不顺不快统统烟消云散。过年，就该好好享受享受几天，商铺关门歇业，农人也“坐吃山空”，过了十五，年味淡去，再开始为新一年的生计做打算。
现在，便利的生活条件，随心购，随便买，蔬菜水产水果副食……大小超市过年都不打烊，贵贱图新鲜，好歹图方便。腊月里还用忙什么？
小时候邻居冯大伯腊月是最忙的，他家也是最热闹的，因为他会写毛笔字，现在想起他的字颇有“颜味”，邻居们都排队请他写对联。他端坐在一张木桌后，接过乡邻裁好的红纸，按主家的意思，大门一幅大对联，屋门几幅小对联，门神、天地、灶君、财神等神龛联，猪圈上写“肥猪满圈”，鸡窝上写“鸡肥蛋大”，水井边写“活水清泉”，老树上写“树大根深”，马车上写“出入平安”，马槽上写“槽头兴旺”，院子里写“春回大地”、“万紫千红”、“气象更新”等等等等，当然少不了几个大“福”。如此一套写下来，地上，箱盖上，桌子上到处晾着年的颜色，满屋子说笑着浓浓的年味。
排队写对联是我的活儿，我很乐意完成这个工作。我喜欢静静地站在冯大伯的旁边，出神地看他手里的毛笔，自然、随意地“画”成一幅幅漂亮的对联，小心里好生羡慕。等我长大些再去排队写对联，叔叔伯伯们就逗我：“大学生了，回家自己写去！跟老农民挤什么呀！”我惭愧地笑笑，十八岁那年腊月，我哆哆嗦嗦拿起毛笔，从早上开始，熬到傍晚，才“画”成了冯大伯十分钟就搞定的作业，过年羞涩得贴在墙上，不敢被人看，不敢被人问：“这谁写的呀？”
好不好我再也不敢写了，冯大伯再也不用写了——大家开始买对联，千户同联，数年一联，一种笔体一个味道。
满街飘飘的红春联，我却看不到一丝生动。许是少了儿时连蹦带跳去买一张红纸的兴奋，少了小心翼翼拉一条细线裁纸时的开心，也不会有用剩下的红纸做成风车扎在高粱秆上满街呼呼转的欢悦。大年初一的晨光里，那些喜欢文墨的老人挨门挨户欣赏对联的别样风景，装成一帧黑白照，永远地藏在回不去的那些年里，离2017越来越远，越来越淡……
怀念父亲
文/王敏
父亲走时，正值夏末，酷热难耐。转眼，叶落成冬。常常想念，常常梦见，常常提起笔想写点什么，又常常被沉重的伤痛牵制无从下笔。昨夜，又梦见，依然是那有点沙哑而有磁性的声音，那削瘦而又棱角分明的面孔，那个为我们操劳一生的熟悉的身影……
永远都不会忘记，他临走的前一天，他那低迷的眼神，瘦弱的身子。整整半天，他一言不发，直到下午，他才缓慢地抬起他的手臂，慢慢的指向我，我连忙靠近他，他用那只干瘦的大手在我手上写着什么，我忍着泪水问父亲，你想给我说什么吗？他没有力气张口，只是在我手掌上写着，我只感觉到了第一个字是“放”，他的手几乎是不听他使唤地在我手中晃动。老公连忙找来纸笔，父亲颤抖的手，吃力地在纸上写着，可是，此时的父亲写的什么，我们一个都不认识。曾经写得一手好字的父亲此时像一个不会写字的孩子，他写下几个笔划不齐，东倒西歪的字。癌细胞已经使他的全身麻木，一直靠镇痛药维持的他连疼痛都无法感知，哪有力气写字，哪有力气说话。又过了好久，他轻轻缓慢地说出几个字：“放心不下。”然后又和前半天一样的一言不发。我们都知道此时的他身体太虚弱了。就这样，到第二天的下午，他就走了，永远的离开了我们。他走时，眼睛不时望着外面，好像是在等谁归来？这就是父亲，他一生都是这样，为我们付出，到自己病入膏肓，他想到的还是放心不下我们。
父亲的病情加重是从去年年底开始的，癌细胞扩散，转移到了骨头，医生建议做化疗，我们不知所措，没有更好的办法，只有化疗。记得第二次化疗完，正好是春节，父亲的精神看上去也好多了，全家也在过年的气氛下都变得眉头舒展了。有一天，父亲郑重其事地把我叫到跟前，递给我一个盒子，我打开一看，是一个椭圆形的墨盒，父亲说：“你喜欢书法，我去年在街上转，无意间看到这个墨盒，挺精致的，适合女孩子用，就买了回来。”这是父亲最后一次送我礼物。六次化疗做完后，父亲的身体逐渐瘦弱，头发也开始脱落，最后就只能用镇痛药来缓解疼痛。在那段时间里，从他日渐消瘦的身体中，从他痛苦的眼神中，从他那一夜夜无法入眠的呻吟中，我们感受到，父亲忍受着我们无法想像的痛苦……
在我印象深处，父亲勤劳，能干。他是老师，但他却会木匠活儿，家里的桌椅，农活用的农具他会做，盖房子的架梁、椽子，他也会做，他还有一套做木活的工具。在农村盖土房子之前都先要弄图纸，这些他也都会，以前村里很多盖房子的都会找他帮忙做图纸。他还会写毛笔字，小时候，每到过年前，村里的人都会拿着红纸来我家请他写对联，每到那时，我就是他的帮手，帮他裁纸，牵对联（对联写好后，要两人各牵一端，放在地下晾干后放可收起），看着摆满一屋的红对联，我就会兴奋不己，因为马上就要过年了。
依稀记得那年五月，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散发着淡雅的清香，父亲坐在院子里，我依偎在父亲身旁，父亲好像跟我说了很多很多的话，也似乎什么也没说，只是静静地坐着，我就那样静静地站在他身边，恬静，安闲地享受着乡村五月“日长篱落无人过，唯有蜻蜓荚蝶飞”的景象。
昨夜，又梦见父亲，梦见我的母校长安小学，在那里父亲度过了他最后十几年的教书生涯。一切都和当年一样，两排平房并以东西两堵墙围成的四合院，校园里干净整洁，绿树成荫，两棵高大的柳树随风舞动，学校的大门上，父亲亲手写的对联还依然鲜红无比，过道中间的侧面墙上，那黑板报上的画还是那样的栩栩如生，教室里我们正在认真听着父亲给我们讲课，那沙哑而又磁性的声音回荡在并不宽敞明亮的教室中，飘荡在校园的每个角落……
写对联
文/郑天佑
又是一年春节到，想起了父亲写对联。父亲写一手刚劲大气的柳体毛笔字，这一绝招我练了多少年一直没有学到手。
小时候，每到腊月，村里几十户人家买下红纸，裁好对联，有的农户不会裁，拿上整块红纸川流不息来到我家，请父亲写对联。腊月二十三一过，写对联的人家就排起了队。父亲写完一家又一家，一直写到腊月二十八。说到写对联，那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研墨最关键。那时没有现成的墨汁，要写对联先研墨，轻研墨重蘸笔。乡亲们送来对联时，我先帮父亲研墨，手握“万金碇”墨碇，在大砚中顺时针研墨，边研边加水，一个小时后，研成的墨汁不浓不淡，写出的字贴在家家户户的大门上乌黑闪亮，构成了小山村里一道喜庆亮丽的风景线。
父亲根据各家的需求，一边割对联一边自言自语编对联，一般家中供奉六神（天地、土地、财神、土神、灶王、马王）使用的对联是通用的，什么“天高悬日月，地厚载山川”、“土地堂前坐，保佑全家人”，“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大门、院门上的对联那就得结合各家的需求编写。记得满囤大爷家比较富裕，家中常有好吃的东西，父亲就把他家柜子上原来写的“金银满柜”改写成了“好吃的不断”，老人看了很高兴，一直用了好多年。我家的对联，随着时代的变化，年年有新意，岁岁有变革，唯独正房门上的一副对联，从我记事起一直没有变更。父亲活了89岁，这副“勤为摇钱树，俭则聚宝盆”的对联一直延续不变。前些日子，堂兄郑敦良与我追忆父亲生前写对联之事时，他说：“你家老院正房门上写的‘勤为摇钱树，俭则聚宝盆’几十年没有变，还是那两句话。”我说：“是呀！勤与俭是我家的治家格言，而今我兄弟们虽已各自居住，但老父亲编的那副对联还要年年贴，而且要延续给子孙后代，父亲留给我们的不是一副对联，而是勤俭持家的祖训”。
七分就好
文/阿紫
人常说，饭吃七分饱，话留三分好。饭吃七分，是为了养生。话留三分，也是说七分，这是处世之道。七分，其实就是适可而止，过犹不及。
《三国演义》中，杨修之死便是因为他锋芒过露，不懂得做下属的分寸，只会张扬性格卖弄才华，不懂得含，只懂得放，不知道“露七分留三分”的做人艺术，白白丢了性命。
水满则溢，月满则亏。《红楼梦》里凤姐的判词留余庆，说的正是她没有嫌弃上门“打秋风”的刘姥姥，慷慨施舍银两，在贾家落难时巧姐才得以逢凶化吉，被刘姥姥出手相救。所以说，万事不可做绝，要为将来留余地。
记得小时候，村里有个富户，在多数人家吃饱肚子都成问题的年代，他家不仅有白馍细面，还能常常吃肉。男人颇为得意，过年时在大门上贴了一副对联，上书“鸡鸭鱼肉吃够，柴米油盐不缺”，横批“万事不求人”。这副对联一下引起了轰动，惹得大伙直撇嘴，没人相信他能万事不求人。果然过了一段时间，他就开口求人了。他老婆被马蜂蜇了，疼得满地打滚，需要打针来止疼消毒，可是他不懂医术，更不会打针，最后只得陪笑去请了一名赤脚医生给解了毒。男人因此成了笑柄，大家赐他一个外号“不求人”，闲聊时只要有人提到“万事不求人”的梗，大伙儿都心照不宣地笑起来。结局是“不求人”悄不言声地撤了对联，从此低调了许多。
无论是吃饭、说话，还是做事，都要把握一个分寸，七分就好。
爷爷的对子本
文/韩俊君
每次搬家，就像一次清零。新家将旧物什几乎都挡在门外，但是爷爷的对子本是个例外。
对子本A4大小，线装，毛头纸，一寸厚。纸张在岁月的风雨中泛黄，封面业已发黑，爷爷的名讳“韩维聪”三个字更是模糊不清。用硬纸重新做了个封面，更凸显了老旧，如一个耄耋的老者，突然披上一件新衣，与左右的书籍格格不入。
在我很小的时候，爷爷就去世了，他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他外地学徒、经商的经历，拙于农活、擅长厨艺等都源于爸爸妈妈的琐碎回忆。但是，他是我的爷爷，自然奢望与之心灵对话，却渺不可得，所幸他留下了这本对子本。
对子本是爷爷用工细小楷誊录的，印刷体般工整，又飘逸舒展。上世纪八十年代，每到年关，爸爸都会放下炕桌，摊开对子本写春联。街坊四邻坐在炕沿上，吸着纸烟，帮爸爸按着红纸的边角，在飘着肉香的空气里，一边追慕爷爷字的漂亮，一边赞叹对联的内涵，同时挖苦一下某些对联的浅薄。实际上，爸爸的毛笔字功力跟爷爷无法相比，但爸爸依旧要忙到年根。后来甚至赶鸭子上架，让我写了几年。所幸后来集市上开始贩卖现成的春联，我的窘状终于得以结束。
爷爷的书法是精妙的，对联的内容更是精粹的。我喜欢上了那一副副来自遥远时代的对联，揣摩其中的语言、对仗、典故，琢磨参详，以《对联中的文化》《对联中的语文知识》为题发表在杂志上。我写了40余篇教育教学论文，最中意的就有这两篇。
我的祖辈从山东逃难到河北，非显赫家族，无傲人资产，所幸爷爷顽强谋生，养育了一个大家庭，而且不忘练好书法、习得文化。“诗书传家”是多么让人神往的啊，虽然多数家庭都无法企及。但爷爷一笔一画精心书写、浸濡过的对子本，爸爸也一定品鉴过，现在则传给我去领受教益。一代一代人的联结不仅仅是血缘的。爷爷留下这个与后人精神对话的媒介，于我而言即是煌煌的精神财富，爷爷与对子本同在。
今后难免还会搬家，不管搬到何处，我都会置办一个书架，放上钟爱的书，在这些书的C位，恭恭敬敬地摆上爷爷的对子本。
老屋堂前那副对联
文/轻风流水程维
黄立华先生的《南街的同学》一文发表后，以其叙事写人之形象生动，评议笔调之幽默诙谐，很快在同学群和朋友圈里成为热传。
我作为主人公而出现在老同学的文章里，被包装成了一个挺有个性、颇有趣味的形象。于黄同学而言，这来自发小之情，亦在乎教授之心；于我而言，有得此等不曾有过的“亮相”机会，可以成为老同学研究学问的个案，也属有幸。
自鉴之，觉得黄同学画像基本属实，刻画入木三分；但亦不无夸张臆想。以我惯有的“认真”来看，老同学基本上是“跟着感觉走”的，手头还是少了材料依据。关于此文，黄同学在写《西街的记忆》时，就跟我吹过风了。那篇文章尚在“炮制”时，他曾发来让我看过；而这篇写南街——写我的，却是“出笼”前没发给我看，而是发往成都给吴同学看——让他事后来笑我：“文章五月里就拜读了，对你保密着。发表了，生熟就由不得你了。”一笑过后，我还是想，如果黄同学在“出笼”前跟我通个气，我则可以多给他提供点关于我本人，特别是我的家庭背景的文字材料——他的叙述评议当会更加客观，他的思索依据也当会更加丰富，从而也许能够生出一些新的所得来。
——基于这样一种思维，我就做点补叙，也算是为老同学文章的夸张和臆想作点纠偏吧，以更加有益于教授老同学的思考研究。
我并不是在一个规矩讲究多、约束限制多的环境中长大的，而基本上是在一个自由宽松、几乎无拘无束的“隔代亲”的氛围中长大的。
我1960年出生在内蒙包头，不到一岁时就因水土不服被父母送回老家来了，一直跟在爷爷奶奶身边；到18岁高中毕业，才“为了前途”而去“投靠父母”——当年奶奶在给我转户口时，那“缘由”一栏就是这样填写的。当年在南街老屋里的日子，我有《金色的记忆》、《老屋场院记趣》和《老屋厨事》的记述；与爷爷奶奶、伯公伯婆身边的相处，则有《爷爷的一份“交代”》、《没有文化的奶奶》、《一方天井，四水归堂》和《陪伴——最不平凡的美》的怀念。
“隔代亲”，给了我一个自由成长的环境。对于我，爷爷奶奶并非一味的溺爱，但对我的管束，远远不同于早先对我父亲那样严厉——我后来从父亲口中才听说的。学龄前，犯了事，奶奶会打我，但家里还有一个阿婆（伯婆）；于是往往就是“奶奶打，阿婆帮”——“嚇几下”了事，而不可能像我父亲小时候挨打那样，要“作劲打，让他记得死死的”。不过，之所以如此，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自幼体弱易病，奶奶为此吃尽了苦头，常说我是“一块血捧大”的，如何下得了手真打呢？我长大读书之后，爷爷奶奶管我就比较难了，因为我“读书识理”了！有《毛主席语录》在手，有广播里、报纸上“革命理论”的武装，老人们如何教育得了我？——他们说我一句，我可以顶嘴好几句。他们除了怄气，还能怎么样呢？无非就是通报我父亲，让他写信来训导我。……祖辈管孙辈就是如此，实际上放任多多。我还是一个老实胆小的孩子——换一个聪明顽劣的孩子，管得住吗？大概有鉴于此，我叔叔家的三个儿子，都先后在爷爷奶奶身边待过——都基本是小学毕业之前就被父母赶紧收回身边去了。
就我而言，个性的方方面面，有不少就是“隔代亲”的环境氛围造就的。
就一个孩子所学所务、立足社会和发展前途而言，我们这个家庭的讲究，就是要追求“实在”，要学得一门能够赖以生存的“一技之长”。爷爷伯公都是做生意的，自不必说；而我父亲和叔叔的事，则颇值得一说。
父亲1951年毕业于休宁中学，当时学科成绩总体比较好，偏爱文科。他晚年在跟我聊天是还曾不无得意：“我读高中时作文好，毕兆龙老先生经常给我打三个泡（在作文题目边上画三个圈，大概就是“优等”吧）。”那时，他有两位很要好的同学，一位姓段，另一位姓许，也都是文科好手。高考之后，段、许两位都到了武汉大学中文系；唯有我父亲，因为爷爷一句“要学就学个有实际用场的专业”，而在填报志愿时填了上海财经学院。他所学的专业是计划统计，但毕业分配却到了内蒙一机厂（617厂），专业并不对口；于是又被安排到哈尔滨一个什么工厂去学习企业管理——此后这就成了他一辈子的事业。我叔叔1956年毕业于休宁中学，因成绩优秀被保送到西安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所学专业是无线电。毕业后留校教书；复员后到了合肥一家无线电厂工作。再后来，就是成了这家工厂的总工程师。这就是说，我父亲和叔叔，也同爷爷伯公一样，都是靠“一技之长”吃饭的。至于我，当了一辈子教师、能够被选用到学校办公室去写材料，也算是没有走样。
黄老同学在文章中说我“天性非常聪明，语言能力和模仿能力都特别强”，还有什么“才思”、“敏锐”之类，这就未免就拔高、走样了。我的语言能力谈不上强，模仿能力是有一点点；也就仅此而已——用休宁话讲，都是“摆不上桌面”、“夹不上筷”的，离“聪明”二字有十万八千里之远！不过老同学也说得很对，倘若当年要就着这点“天赋”去考大学学表演，我父亲是绝对不会准许的。我妹妹从小跟着父母长大，头脑聪明悟性好，小时候练过体操，很有舞蹈天赋，中学时代是学校文艺宣传队的骨干；但我父母就是没让她去考艺校学表演。1978年夏天在黄同学家，我曾经目睹这样一幅图景：房间里擦得溜光的红色木地板上，父子俩打着赤膊穿着短裤席地而坐，一面对弈，一面进行着朋友式的平等闲聊。——如此氛围，在我父亲和我之间，是不曾有过的。我的父亲对我一直很严厉。
不过相对于爷爷和伯公而言，真正对我影响深刻的，还是我父亲。他聪明好学智慧丰富，与时俱进事业心强；一辈子献身于军工事业，在工厂领导岗位上工作二十多年；喜欢办工厂，不喜欢坐机关，曾几次谢绝调往省级政府机关工作；长于生产管理和经营运作，尤其擅长市场预测和新产品开发。他光明磊落不恋权利，在他感觉到因为某些原因工作难以顺心如意的时候，他坚决辞去厂长职务，宁愿改任总经济师。如此任职走向，在“只能上，不能下”的官场现实中，是极其少见的。我一直很崇拜父亲。虽然由于天分原因，我没能传承父亲的聪明睿智，没有他那样的事业，没有他那样的奋斗天地，但我仍然传承了他的勤恳与厚道，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尽自己之所能，做到了像他那样做事，像他那样做人。
多年来，黄同学一直对我家那座祖传老屋印象深刻。其实那老屋正屋并不大，只是一个“四合屋”——四个房间一个天井，并无大厅偏厅；主要是屋后院子大，菜园大。之所以如此，大约因为过去这房子不过是某个真正的“大屋”的附属建筑罢了——详情我也不清楚。老屋结构极其简单，档次仅此而已；“典型传统徽州古民居”大概算不上。
老屋以《朱子家训》为中堂，引发了黄同学不少的臆想，诸如“每次出来玩，必要事先禀告是跟谁玩，回家的时间必须在几点之前”，“哪些活动不许参加，哪些人不能来往”等等。如此之类，不能说一点影子都没有，但我当年所受到的管束，远远说不上有那么严厉、教条。
然而，中堂两侧还有一副“事能知足心常惬，人到无求品自高”的对联，在老同学的文章中，却未见提及……
浓浓的年味贴出来
文/钱国宏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大红的对子与精巧的“零碎”，把一个火火的年迎到了村屯巷陌！对联与“零碎”也便成了乡村重量级的春节元素！
在乡下人眼里，对联与“零碎”是年的标签。在我的故乡，过年时就有家家贴些年味十足对联与“零碎”的习俗。过年时，家家都在大门上、窗框上贴上大红的对联和楹联；而写那些对联、楹联时裁剩下的边角下料，不扔，再写上一些土里土气、不太工整的词儿，贴在院里屋内，这便是“零碎”。零碎是对春联和楹联的补充，别看它们零零碎碎，可缺了它们，年味就会清淡许多呢！
过年写对联是件很庄重的事：火炕上铺块个方桌，研好墨，铺好纸，沏好茶，然后请来喝过墨水的“文化人”，挥毫泼墨！那一招一式，瞧着，都很神圣！而写“零碎”就不必这般兴师动众了，八仙桌、炕沿、土炕、锅台，甚至是大腿上，逮哪哪写，哪方便哪写。写的人也不必是“文化人”，粗通文墨甚至是刚刚背上书包的孩子都可以操笔——零碎写的那些词无须构思，想啥写啥，写啥是啥，是啥贴啥。于是，一块块或长或短或宽或窄的零碎便纷纷扬扬，哗啦啦地飞遍了农家小院的角角落落，邀来了一缕缕年味、一片片春光。
看吧，灶台上贴了“香满乾坤”，家庭主妇煎炒烹炸更有了麻利劲儿；大门墙贴上了“满院春光”，果然就把春光邀了进来；“鸡鸭成群”贴在鸭舍鸡窝边，鸭们鸡们抖然精神着呢！牛羊也神气着哩，因为它们的圈贴上了恢弘大气的“六畜兴旺”！水井是乡下人的命脉，自然盼望它能“清泉长流”，滋润民间；农家院里憧憬啥呀？当然是“五谷丰登”啦，所以在家家粮囤上总能读到这类的期盼；车老板最关心的是自家拉柴载货的马车，所以“出入平安”是头等重要的；五谷轮回之时，谁不想“如厕如意”呢！……
寒风中，一条条零碎就这样晃在乡下人的眼里了，印在乡下人的心里了，那红纸那墨字，要多醒目有多醒目，要多帅气有多帅气！甭管是善意的提醒，虔诚的企盼，还是美好的憧憬，真诚的祝愿，句句都是掏心窝子，条条都是掷地有声！每每零碎写好，大人孩子便争先恐后地抢在手，然后像古代县官当堂看状纸一样，摇头晃脑地“顺”下来，边看边朗读，边朗读边咂嘴：“好，这个写得好！”“这句写偏了，再写狠点就对喽！”写零碎的人像小学生听讲一样谦虚：受到表扬了，也不喜，闷头再一气呵成写几条；遭到批评了，也不恼，歪着脑瓜冥思苦想，再编几句新词。恰恰是因为零碎写的都是乡下人的心里话、大实嗑，所以远比那些对联、楹联和倒贴的大红“福”字要翔实而亲切得多，零碎所带来的生活的气息和家的温馨，汇在浓浓的年味里，在村屯之间诗意地流淌着——一条条零碎，就这样倏然暖了凛冽的冬……
屋外的零碎晃花了人们的眼睛，屋内的零碎也同样精彩着哩！看吧，山墙上贴的“春条”——报春的条幅，让乡下人读出了春天的温度，闻到了年的馨香：“宜入新春喜气发，全家老少乐开花；去年挣了六万五，今年挣它八万八！”词是实了点，但绝不“水”，读了，既“解渴”又“长气”！当然，春条也偶尔会成为个别人的“撒气筒”。老家一位老者因嫌一个后生家贫而搅黄了女儿和后生的婚事。春节前，老者请后生写幅春条，后生把心里窝着的一肚子火都撒在春条上：“金鸡满架，一个蛋不下，憋得满院乱咯嗒；肥猪满圈，全都完蛋，剩下一头送庙里还愿！”如此的“祝福”绝对另类，看得乡亲们捧着肚子乐弯了腰，臊得老者差点把脑袋藏粮囤子里。
斗转星移家万里，难舍零碎一片情。每年春节，蜗居城市的我都要风风火火地回到乡下老家，一来与父母过个团圆年，二是体味乡下浓郁的年味。当然，这其中还包括挨家挨户地读对联与零碎——那是勤劳的家乡人最朴实的心声，也是村庄里最真实的、带着泥土味的乡音啊！
外公和春联
文/汪职坤
提起过年自然会说到春联，说到春联我则一定会想到外公。
外公不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上世纪30年代，外公因读了几年的私塾而成了村里小有名气的文人，在外公的同年龄人眼里，外公总是上知天文，下晓地理的，加上外公的宽和与热情，常会有人找外公替他们写信、算账，写写春联什么的。
上世纪70、80年代的农村是很少有地方可以买到春联的，人们往往是买回红纸找人代写，因为外公写得一手好字，过年替乡邻写春联便成了他当仁不让的义务。
每年腊月二十七的大集之后，便有人陆续拿来红纸让外公给写春联，这时他便会忙碌起来。别人拿来的纸都是整张的，外公总是先要问明人家需要什么样的对联，如：几副门板，几副门框，几个横批，几个福字等等，然后根据需要把红纸裁成长短、宽窄、大小不同的条条块块。总记得外公写对联时的样子，一张四方矮桌放在炕上，他双脚分开站在炕沿的地上，低头俯胸在小桌上，凝神屏息、神情专注。外公拿过一张红纸先上下左右地目测一下，太长的纸需要按字数多少及字迹大小将纸折出暗格，稍短一点的纸，则直接下笔。奇怪的是，无论是折了暗格的，还是直接下笔的，外公写出的字总是横平竖直，整整齐齐。那时的我们根本说不上外公的字如何好法，但却会在一旁专注地看。喜欢看外公笔下的直竖，状如露珠，垂而不落，更喜欢外公的“点”笔，下笔之处如一颗小小的炸弹，落地铿锵有声。
外公每写完一副对联总是上上下下地看，那目光里有欣慰也有挑剔。外公写对联很少用墨汁，都是自己研墨，不知道当初是因为墨汁的效果不好，还是为节省外公才这样做的，现已无从考证。总之，外公研墨时那淡淡的清香会溢满房间。外公也会让我和舅舅帮他研墨，看到我们把身上、脸上弄个乌七八黑，他会开怀大笑，似乎这才是让我们研墨的真正目的。外公对联的内容总是不落俗套，有从最新的杂志上摘来的，也有自己构思的，有时外公也会让我们开动脑筋，外公当然不会采用我们那些幼稚的童话，不过听完之后，也会开怀大笑，仿佛让我们勤于思考才是外公的真正目的。
外公写对联的那几天，家里的每间屋子都摆满墨迹未干的对联，桌上、柜子上、橱顶上、甚至床上，我们只能在有限的区域内玩着自己的游戏，或看着外公专注地忙碌着。有时外公会写到很晚。因为那些墨迹未干的对联占据了我们睡觉的地盘，我和舅舅困极了，只有挤在屋角，仰着红彤彤的小脸，闻着墨香打起深深的瞌睡。不识字的外婆则会高擎着蜡烛，看着外公的每一个动作，品味着对联上的每一个笔画。
外公一定会在大年三十的上午把所有的对联写好，然后把其送到每个乡邻的家中。大年初一的早上，我和舅舅最喜欢到每家的门前看对联，红红的纸，黑黑的字，看到外公的笔迹鲜活地伫立在各家的门上，我们往往会对小伙伴们自豪地炫耀：“这是我外公写的”。
年，年年过，对联，年年贴，可是外公不在却已多年，各家门上的对联依然是鲜红如昨，字迹依然墨黑如初，但却再找不到外公那苍劲而熟悉的笔迹了。
年的味道
文/李鑫
一说到过年，一首儿时的童谣就开始在脑海里徘徊：“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粥，喝几天，哩哩啦啦二十三。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割豆腐；二十六，炖大肉；二十七，杀公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三十晚上熬一宿，初一初二满街走。”每年到了腊月，各种各样的习俗便纷至沓来。
在我们的记忆中，关于年味的回忆总是美好的，如期而至的皑皑白雪，长辈们给的几块压岁钱，家家户户此起彼伏的鞭炮声，还有那满眼的“火红”。记忆中，年的味道是和睦的、浪漫的、温暖的。那时节过年，是“姑娘要花，小子要炮”。孩子从上一个年刚过完，就掰着手指数日子，盼着过下一个年。因为只有过年，姑娘才能买花衣裳，男孩儿才能买一两挂鞭，全家人才能聚在一起吃顿饺子、吃顿肉。那时节，男孩儿们放鞭，舍不得一挂一挂地放，都是点上一根香，揪一个放一个。那花衣裳，年前买好了，忍着等到了大年初一早上再穿。年的味道，总是那么醉人，那么诱人，总是那么让人记忆犹新。
如今，人们日子越过越好，生活水平越来越高，而年味儿也在不断发生着改变，需要人们去品味。
今年过年，在去走亲访友的路上，一切都像约定好的一样，每一户大门上的对联竟一改往年的复印品，换上了那久违的手写对联。对门李大伯写的一手好字，记得我小的时候，每当过年，村子里好多人都慕名而来，只为求一副李大伯那手写的对联。之后复印品流行开来，人们也都为了省事，李大伯也就好几年没动笔了。近些年，过年找李大伯写对联的人又渐渐多了起来，今年尤其多，我有些好奇，邻居张大伯一番话点醒了我：“之前图省事儿，可这复印品对联老‘撞衫’，现在咱农村文化生活越来越多姿多彩，从今往后啊，咱要来点儿不一样的。”李大伯也很高心能再次提起笔来，挨个儿为大家挥毫，用大伯的话讲：“这才叫过年嘛。”
老一辈一直有着这样的一个习俗：年轻人要守年夜，辞旧岁。为的就是不让供桌上面燃着的香火不灭，寓意家里香火一代接一代的传承下去，人丁兴旺，子孙满堂；除夕之夜，屋里的灯也会一直亮到天明，这叫做“长明灯”，寓意家里的子子孙孙前途一片光明；炉子里的火苗也要保持烧到天明，寓意来年一切都会像那燃着的火苗一样兴旺。从我懂事儿开始，每年大年三十儿晚上都会跟家里人一起守年岁。吃过饺子后，一家人就守在电视机旁，边看春晚边唠唠家常，每当春晚主持人开始倒计时时，外边此起彼伏的鞭炮声便活跃起来了，听到那噼里啪啦的声响，才感觉到原来守年岁的还有这么多人，才感觉到年它真的来了，才感觉到年味儿其实并未走远。
第二天一大早，奶奶会悄悄的走到我的床边，温柔的呼唤着我的乳名，轻声的把我从睡梦中唤醒：“孩子，该起床咯，总不能第一天就睡懒觉啊。”每次听到，再怎么困，我都会醒来，然后脑袋瓜就从被窝里探出来，跟奶奶道一声新年好，这个时候，奶奶就会拿出几张新崭崭的压岁钱，“来，给我家孩儿压压岁。”奶奶的压岁钱，无论多少，对我来说，都是最最温暖心窝的。小的时候，奶奶如此，长大了，毕业了，后来工作了，奶奶依旧如此，像许多父母长辈们一样，在每一年的第一天，依旧把最美好的祝福，最疼爱的心，汇结在那可能并不是很多的压岁钱中，在新年的第一天，送给他们疼爱的儿女们。
很多时候，我们感觉，年龄越大，就觉得年味儿越淡，因为回不到儿时的时光而感慨万千。但是，人总得长大，总得接受不同年龄阶段不一样的年味儿带来的感觉。年的味道，未曾改变，依旧是那样和睦、浪漫和温暖。
把喜气贴到每一个角落
文/孙道荣
小时候在乡下过年，最开心的事情之一，就是年三十那天，贴对联。
是日午饭一吃，就可以着手贴对联了。春联都是早就写好了的，有读书人的人家，自己写，没有读书人的人家，就央别人写。调好一碗面，作为浆糊，先把门板上早已褪色的旧对联撕干净，刷上浆糊，再将对联小心翼翼地贴上去。因为门板上残存着往年的对联，所以，新对联必须要足够大，这样才能将旧对联完全覆盖住，所以，新年的对联一定要比上一年的对联又长又宽。于是，对联是一年比一年大，就像一年比一年美好的日子。
所有的门都必须贴春联，包括室内的门。如果不小心忘记了哪扇门，那就得临时赶写了，或者干脆直接裁一张红纸贴上去。你看到谁家别的门上都贴着写了字的春联，唯有一扇门贴着光光的红纸，不用说，这家负责写对联的大人或者小孩，一定是个糊涂蛋，数漏了自家的一扇门啦。
不但门上要贴，这些地方也要贴。鸡笼、猪圈、粮仓、牛舍，一个不能少。门对联是一家的脸面，又大又宽的春联，写着各种各样吉祥的对子。鸡笼、猪圈、粮仓、牛舍这些地方的春联，就小多了，内容也是年年都一样。鸡笼上贴的春联，年年都是“天天生大蛋，年年孵早鸡”；粮仓上的春联，永远是简单而美好的期盼——“五谷丰登”；至于牛舍上的联子，则是“日耕千亩田，夜吃三山草”。我曾经好奇地问大人，一日要耕千亩地，岂不把老牛给累死了？大人笑了，那只是人们一个美好的愿望，希望它一年比一年强壮，这样才有力量可以耕更多的地啊。
这些都贴好了，还没完，不是还剩下一些红纸头吗，找个地方，贴上去。
牛是农家一宝，过年了，它们没有新衣裳，那就给它的两只角，各贴一片红纸吧。牛最怕红色，你看看西班牙的斗牛士，手上拿的就都是一块红布，用以挑逗公牛。奇怪的是，耕牛似乎一点也不惧怕红色，至少你给一头老牛的角贴红纸片，它是绝不会拒绝的，也许，它也嗅到了新年的气息，希望沾一沾这一年中难得的彩头吧。在吃年夜饭之前，家家照例都要牵着牛出去遛一遛，散散步，活动活动筋骨，在村口，两头牛相遇了，互相瞅一眼，被对方角上的红纸片所吸引。倘若其中的一头牛角上光光如也，就立马矮顿了下来，仿佛一个新年而没有穿衣裳的孩子一样。
有人在羊角上也贴了红纸。羊与牛不同，它显得更桀骜不驯些，它抬眼看到了自己角上的异物，拼命地往树桩或墙角蹭，不出三分钟，那红纸片就只剩下了残存的星星点点。有人想了个办法，不贴红纸了，给它系一段红头绳吧。羊左蹭右磨，欲罢不能，急得在村头狂奔，红头绳在风中飞舞，遂成村中一景，又仿若一个通风报信的通信兵，告诉村中的孩子们，年，就要来啦。
那时候，村中最昂贵奢侈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有自行车的人家不多，所以，是一定要给自行车也贴张红纸片的。自行车瘦骨嶙峋，没有完整的一块，把红纸贴在哪儿，就成了一件颇伤脑筋的事情。办法总是有的，就贴在车把手上，左右各一片，垂挂下来，煞是好看。但新的问题又来了，骑车的时候，红纸条迎风招展，很容易被寒风撕成碎片，于是，骑车的人会慢慢悠悠地骑，耀眼的红纸条在慢风中徐徐飘扬，颇有得意之色。很快就有人恍然大悟，明白了其中的玄机，那是要让人们多看一眼他的宝马良驹——自行车呢。
这几年，村中的小汽车慢慢多起来了，自行车和后来的电动车、摩托车，已没有机会再骄傲地贴上红纸了，有车的人家，把最好的那张红纸，拿来写上对联，贴在了心爱的小汽车上。有人贴在了车挡风玻璃上，有人贴在了车门上，也有人在车的后视镜上挂了一个红饰品。去年过年回乡，在乡路上迎面看到一辆小面包车，左右各贴着四个大字：“小小环宇，任我驰骋”。不禁莞尔，只是不知道有没有挡住他的视线？
把对联和红纸贴到每一个可贴的角落，那是寄托了人们最美好的愿望，希望新的一年，喜喜气气，吉祥平安。
写春联趣事
文/刘永臣
六月初，奈曼旗老年大学老年诗词书画工委举办书法绘画有奖大赛，我参加了书法比赛。参赛大厅里，一群白发苍苍的老人，有的是书法家，有的是书法爱好者，人人挥毫泼墨，个个尽展才艺。
望着遒劲有力的真、草、隶、篆不同汉字书写体纷纷跃然纸上，我的心陡然一动，少年时初次拿毛笔的趣事又浮现在眼前——
我出生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住在大山沟里，全屯近百户，除了一户地主家有一个文化人外，其余百姓都不识字。记得那是一九六六年，我十三岁，过了小年了，写春联还没有着落。因为轰轰烈烈的“文革”正如火如荼地开展，“地富反坏右”是阶级敌人，不许乱说乱动，不能找写对联。生产队会计、记工员经过公社专门业务培训，倒是有点儿文化味儿，可还是个半文盲，当会计纯粹是拿鸭子上架，整天算账还弄不明白呢，哪还有功夫写对子？再说没拿过毛笔，肚子里也没词儿。记工员更是拿秃子当和尚——将就材料，记工分张冠李戴，错字连篇，把“倒粪”写成了“刀分”；把“山坡”写成了“上皮”……像暗号一样，只有他自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过年不写对子怎么行？农村大忌呀！正在父亲和大伯一筹莫展之际，看了看趴在窗台上看画册的我，突然眼前一亮：“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家里不有学生吗？”于是去供销社买来一支毛笔和一块“金不换”牌墨块，找一大块碎泥瓦盆片当砚台，大伯亲自裁红纸、研墨，并鼓励我说：“‘官不嫌字丑，’写对就行。”
写啥呀？胸无翰墨，啥词儿没有，“破四旧、立四新，”过去的老对子不能抄写，于是，把《毛主席诗词》当对联写。拿笔还和捏自来水钢笔一样，下笔粗一下细一下，十分吃力。好在字丑却没抄错，尽管内容与过年无关，可老人们心花怒放，年年写对子，再也不犯难了！
听说我会写对联，左邻右舍都拿着红纸来了，我大伯、父亲满面春风，乐不可支，十三岁的小学生就有人求，文化人家风光啊！
迷信的邻居老贫农林老太太会“瞒天过海，”旧酒新包装。深夜，把写供南海观音的黄纸揭下来，找我父亲，求我照样子抄下来，把对联和横批换成新的革命内容。于是我从《毛主席诗词》里抄下两句：上联“一从大地起风雷”，下联“便有精生白骨堆”，横批“斗私批修”。老太太拿回家，贴在原来位置上，把黄纸外贴上一张挂钱盖起来。
当时多亏全村都不识字，此时如果有文化人，还不得笑破肚皮？
“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从此，我就成了全村的“文化人”“书法家”，一写就是几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