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农民的文章
关于农民的文章（精选11篇）
远逝的稻草垛
文/吴建
前些时候接到父亲的电话，他告诉我家里的稻子已经收割完毕，稻谷晒干了收进了粮仓。那稻草呢？我问父亲。还要那草干嘛，早就卖给小贩了，父亲说。放下电话我怅然若失。殊不知，稻草在我们农村，曾是千家万户用于炊事的主要柴薪，草和粮同样宝贵，是我们生存活命的根本。
我的家乡地处平原，没有山峰丘陵，缺少枯柴野枝，烧锅煮饭大都用庄稼的秸秆。“稻既登仓，禾秸杂沓，翁命收积为垛”。记得每年秋收之后，我的父母就非常珍惜地将从脱粒机里吐出的稻草储存起来，以备日常燃用。乱秸比较好堆，父亲用那长柄铁叉一次能叉一个小丘似的草垛，几个草垛堆上去后，用铁叉拍拍，用脚踩踩实，然后再用铁叉叉草，两三亩田的稻草个把小时就能堆好。扎成把的齐秸则难堆一些，要一把一把地拎到草堆上，还要排齐压实，到顶时又要做成屋脊似的上盖，以便雨水外泻。堆好的稻草垛犹如一个倒扣着的大元宝，高大结实，饱满陡峭。狂风吹不散，暴雨滴不进，终年保持草质如新。
稻草垛曾是水乡平原上的一大景观。它们散落在房前屋后，河沿树旁，是那样的潇洒、典雅，给家乡平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春季，和煦的春风从稻草垛上掠过，那清新的稻草香混合着花儿的芳香弥散在村庄上空，令人陶醉。夏日，草垛上爬满了豆苗瓜秧，把草垛染得浓绿一片。到了秋天，草垛上又是另一番情趣。缤纷多姿的丝瓜花、扁豆花、牵牛花把草垛装扮得一片灿烂，楚楚动人，随便掀开哪一片绿叶，都能看到一个个果实笑藏在里边。月朗风清的夜晚，寄居在藤蔓上的纺织娘、织布郎，放声歌唱；隐蔽在草隙间的俏蟋蟀、钱驼子，轻声吟和，闹哄哄，不停歇，草垛简直成了“音乐演奏厅”。冬天，乡下人衣着单薄，瑟缩着身子依偎在草垛上晒太阳，人们得到的抚爱、温暖，只有母亲的怀抱可与之相比。
炊烟，在乡间曾经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稻草的炊烟，更有它独特的美丽。稻草不耐烧，在锅膛里火力一会儿旺，一会儿微，因此，烟囱口冒出来的炊烟，也一会儿浓，一会儿淡。浓时如乌云翻滚，缭绕着升向空中；淡时丝丝缕缕，袅袅娜娜，似有谁在描绘着一幅画，漫不经心。细品炊烟，它的灵性启人遐想，它的芳颜怡人情怀。
稻草垛还是我们儿时最大的乐园。每年暑假，小伙伴们就三五成群以稻草垛为碉堡、据点，或捉迷藏或打游击战。我们在这个没有任何装饰的舞台上轮番上演从课本中学来的“小英雄雨来”“王二小放牛”“黄继光堵枪眼”。队里偶尔放一场电影，我们会早早地赶到稻草垛，占据有利地形，谁也别想侵占。等到电影放完的时候，我们早已倚在稻草垛上甜甜地进入了梦乡，脖子上还挂着涎水呐。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刚刚摆脱了贫困的农民开始使用电饭锅，煤气灶。电饭锅需用电，煤气灶要用液化气，电费、煤气费在那时的农家还是一笔不小的费用，那些靠种地为生的农户收入有限，因此，农民还舍不得天天使用电饭锅、煤气灶，仅仅是在来了客人或是在大忙时节来不及做饭、炒菜，才偶尔用上它们。因此，到了收获季节，农家仍然要堆一个大大的稻草垛。
进入新世纪，农家渐渐富裕起来了，大部分农民盖起了高大气派的楼房，农户的厨房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厨房里贴上了瓷砖，吊了屋顶。旧式老灶不用了，建了崭新的厨柜，电磁炉、微波炉，高压锅等各种新式灶具也飞进了寻常百姓家。农民们不再吝惜那点电费、煤气费了，一天三顿烧煮炸炒都用电器灶具和煤气灶。不用烧锅了，稻草垛也就渐渐失宠了。收获的稻草先是付之一炬，后来因为露天焚烧污染环境，政府禁烧秸秆，便卖给收稻草的小贩了。
而今，管道煤气也正向农村延伸。千百年来与农民同呼吸共患难的稻草，在农村销声匿迹了。由此，我是该为稻草垛的消失高兴还是伤感？但我知道，不管怎么样，稻草垛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因为在那甜蜜的追忆中，它带着时代变迁的缩影。
车的记忆
文/田毅林
小时候，大人常常这样哄我们：“别闹了！走，带你们看‘嘀嘀’去！”于是，我们马上不闹了。一群小伙伴，手拉着手，由大人带着，出胡同，穿大街，兴高采烈来到马路上。等啊等，终于，不是从左面就是从右面，不是一辆卡车就是一辆“公共”，慢悠悠、轰隆隆地开了过来。当然，它们都会不时地“嘀嘀”几声。我们欢呼雀跃，随着汽车驶近，心跳也开始加快：那轱辘有多大？究竟是怎么转起来的？开车人长什么样？车上坐着些什么人？都是我们特别想知道的。非常遗憾，在我们什么还都没弄明白的时候，它就开过去了。唉，只好再等，抻脖子瞪眼……
昨天还是稀罕物的汽车，今天怎么就成了城市的负担了呢？地面上的变化大，天上变化也不小。那时，别说坐飞机，就是在天上找一架飞机，都非常困难。如今，你只要愿意，找个开阔地儿，一会儿就能见到一架。
说到汽车，印象最深的还是在北大荒插队时坐的“大解放”。那是何等的风光！开县“贫协”大会，作为知青中的贫下中农代表，我们享受到了由解放牌敞篷卡车接送的待遇。那可是黑龙江的腊月呀，人们站上去，车开起来，我们不仅风光，还是一道风景，根本没觉得冷。
当年，骑马，坐马车，特别是赶马车，对刚到农村的城市孩子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小时候，在城市里见到马车的机会，一点儿也不多。最多的时候是夏天，农民赶着大车往城里送菜。他们“驾、驾”地吆喝，给马加油，也让行人让路。有时候，他们会随手从车上抓起一个西红柿，在衣服上蹭两下就大嚼起来。有点馋人。天津郊区农民赶车用的鞭子很小，比不得黑龙江的农民，车大，鞭子也大，是双手握的那种。还有，他们不是坐着赶的，是站着。本来就不容易站稳，再让马跑起来，在那坑洼不平的土路上，车要是颠起来一尺，人得颠起来两尺！要不说怎么羡慕“大解放”呢，人站上去，车跑那么快，居然一点都不颠！现在想想，也不一定。是真的不颠呢，还是那点“小颠”，在当时根本算不了什么呢？
后来回城了。刚出东站，一辆公共汽车驶过，我随即咳嗽两声。爷爷马上问我是不是感冒了。“没有呀。”我现在明白了，也许是汽车尾气的缘故——可那时，马路上一共才几辆汽车呀！
甜蜜的收获
文/张志道
少年时收麦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
蓝天白云下，麦浪滚滚，麦香袭人，金黄的麦穗，齐刷刷地昂着头颅，向培育它们的农民点头致意。
农民听到这些精灵们喃喃的召唤，便拿起镰刀走向田间。
这是我小时候看到的最美、最壮观的情景。人们在地头一字儿排开，弯着腰，一手抓一把麦秆，一手挥动镰刀，只听嚓、嚓、嚓的割麦声，美妙动听。
我跟在大人后面割麦，收获的喜悦把心帆鼓得满满的。地里的麦子一把把被抓起，又一把把放下，农民在劳累中，脸上写满了快乐。
临近中午，太阳火辣辣的，无风无云，人们的汗水和尘埃混合在一起，脸上、身上都像涂了一层胶质。在极度困乏的时候，生产队长派人送来了薄荷片，每人分得十几片，大家小心翼翼收起来，往嘴里送上几片，清凉凉、麻酥酥、甜丝丝，舒爽的滋味瞬间传遍全身。早腾地，早播种，秋天就能多收获的传统耕作理念，使他们不畏炎热，火中抢粮。
离开农村40多年了，每每回忆起来，就会联想到在那块土地上耕耘、播种和收获的人们，心中就会产生对他们的崇敬之情。
从农民到藏书家
文/尧山壁
农民工、古建师、藏书家，风马牛不相及，汉中卢慧杰却能集三者于一身，是一个奇迹。他的藏书楼，已经成为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一处新奇观，不仅当地人争相探访，也吸引不少外省人慕名而来。
小楼不小，四层，五六十米高，七百平方米面积，地板天花板之间摆满书架，排列整齐，纵横成行，一百六十多架，十万余册书，抵得上一个地级市公立图书馆的规模。
流连书山书海间，望洋兴叹，难以相信这藏书楼主，既非名门显贵，也非书香门第，而是五大三粗，紫红面皮，一个只会家乡话的河南老乡。1954年生于西平县，世代务农，从小半耕半读，还当过一任生产队长。1975年洪水滔天，在树杈上困了四天四夜，水退了逃荒到陕北韩城深山老林，东躲西藏，十冬腊月没被子，两个人背靠背取暖，还被当作盲流收容一次。后来送到古建队当小工，搬石头扛木头，凭着中学学到的数学、史地知识，成为技术骨干。奋斗几年当上西安古建公司一级项目经理、高级工程师，承建的博物馆曾荣获鲁班奖。
卢慧杰事业成功，得力于读书、藏书。童年精力过人，三天不打，上房揭瓦。在外上学的姐姐，试着给他寄小人书、《故事会》、中外小说。小慧杰天生与书有缘，一头扎进去，拾柴筐里背着书，睡觉头下枕着书，吃饭再不挑肥拣瘦，课堂提问频频举手，作文水平突飞猛进，身旁总有一帮小粉丝，称他为“小先生”。班主任以为背后有高人指导，家访时才知道是炕上摞着的那半墙高花花绿绿的书刊。每本书都仔仔细细包了书皮，扉页上工工整整盖上姐姐给他刻的印章。六年级时藏书多达六百本，成为全村人人羡慕的人物。
后来挣工资了，十几元钱，有吃的没花的。在书店看到一本土木专业书，非常有用，翻遍全身钱不够，另外还有几斤粮票，黑市一斤两角五，他想顶钱花，少吃几顿饭。售货员看他诚恳，就卖给了他。这本书带在身边几十年，是他藏书楼的第一块砖。随着技术长，工资长，书垛也长，而且长得更快。经常买书买出了经验。那时“读书无用”余响尚在，除了逛书店，还去书摊、废品站，经常能淘到宝。
再后来当上老板，更加大把大把花钱买书，随心所欲，不计成本。可是日常生活却很抠门，一件毛蓝褂子披了十几年，一家几口挤在三间小屋内，确切地说是书堆里。可是把每一本书刊都当成座上宾，藏书楼经常收拾，敞亮、通风、干净。十万余册书，十万多个朋友，几乎记着每个“人”的门牌号码，能说出与它们邂逅、奇遇、相思的故事。面对知识的海洋，他觉得自己渺小，沧海一粟。楼内寂静无声，并不感到孤独，而是一个热闹的社会，藏龙卧虎，一个个鲜活的人，一颗颗跳动的心，可以对话聊天，可以谈情说爱，像朋友、情人、老伴。
卢慧杰最崇拜宁波天一阁，相比那个崇高的文化殿堂，他自嘲这小楼不过是个“土地庙”。天一阁主范钦是明朝兵部侍郎，位高权重，能得到一般人得不到的宝贝，束之高阁，“外姓人不得入阁”。而他的“土地庙”服务一方百姓，接地气，化文为俗，化文为习，当地教师写论文，公务员写报告，作家创作，推门而进，是大家的“写作基地”。以读书为乐，大家快乐着，他也快乐着。
我爱油菜花
文/张林琪
我爱油菜花，因为她扮靓了家乡春天的田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是从小闻着油菜花的芳香长大的。每年仲春，朴实的油菜花，经过6个月的生长发育，猛然抽薹吐蕾，蓄势奔放，在江南的烟雨中，在闪烁的阳光下，铺天盖地，排山倒海，将家乡的河流、麦浪、农舍、树木，一切的一切，都融入进金色的海洋里，遍地光芒万丈，满目生机无限。她没有桃花那么羞羞答答、姹紫嫣红，也没有梨花那般玉骨冰肌、素洁淡雅，更没有樱花那样幽香艳丽、婀娜多姿，可是她大气、豪爽，率真、橙黄，浓香、隽永，力压群芳而不傲慢，占尽春色而非戾气。千万只蜜蜂盯着她飞舞、采蜜，一群群孩子围着她奔跑、嬉闹，爽朗的油菜花敞开胸怀，热情拥抱。我因科技工作需要，曾无数次细心地观察过油菜花：那绽满茎梢和枝丫的花团，每簇都开有几十朵小花，每朵小花各有四片花瓣，呈十字形，上有细细的纹路，嫩黄微薄，质如宣纸，花心吐出几根小巧纤细的花蕊，花瓣整齐地围绕着花蕊，花蕊弯曲着凑在一块，仿佛在说着悄悄话；绿叶张张向上，各自拥着纤纤枝丫，与簇簇花团相互映衬，随风轻轻摇曳，好像在跳着恰恰舞。
我爱油菜花，因为她滋润过家乡人民的生活。四月下旬，油菜花卸下了一生中最绚丽的盛装，进入沉甸甸的结荚期，荚果像厚厚的毯子，层层叠叠，铺满大地。六月初，荚果成熟，黄中带绿，里边整齐地排列着黑里透红的菜籽，那是农民期盼了9个月的心血啊。用菜籽加工成的菜油，是家乡人民金贵的食用植物油。我小时候常常跟随父辈摇船去附近镇上的小作坊，看菜籽如何加工成菜油，那隆隆的机器声、醉人的油香味至今仍回响在耳际、萦绕在鼻腔。“柴米油盐酱醋茶”，开门七件事，油是无可替代品。花开花落，油菜花终其一生，成为滋润人们生活的菜油。可是，在计划经济年代，居民口油供应少得可怜，每人每月四两，个个面黄肌瘦，农民哪有心思种油菜？直到1983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多产多售多奖励，二十余年一贯制的口油定量才逐渐突破。农民可以用超产的菜籽换取醇香的菜油，从此告别炒菜无油、愁眉苦脸的窘迫生活，咸菜色的脸上开始出现红润和光泽。如果没有油菜花，城乡居民的生活还不知怎么改善。
我爱油菜花，因为她见证着家乡农耕的沧桑。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民种植油菜花，沿用传统的土办法：铁?做埨、石锤打潭、潭里丢秧，粪泥覆盖。后来改为套勒扦插。再后来推广免耕法，直接在稻茬田坂上扦插。种植方式与时俱进，优良品种也不断更新，旧时低产的白菜型（塌棵菜）淘汰，七十年代高产的甘蓝型（胜利油菜）亮相，八十年代稳产的抗逆型（沪油9号）一统天下。油菜籽脱粒也从繁重的挑担登场变为直接在田头收脱，道道环节“多快好省”。油菜花呀，你赶上了幸福时代，产量、效益一路飙升，你虽然只是一年生草本植物，无缘上流，可是无私奉献的品格却胜过无数名贵，青春期，花海无垠，风光旖旎，河有千条多碧水，田无一处不黄花；晚年期，荚果累累，籽粒乌亮，油有万般皆下品，唯你芳香惹人爱。我一生躬耕，与你共同阅尽沧桑。
当农民的父亲
文/滕南斌
今年清明节，是父亲仙逝后的第一个清明节。2015年9月30日，我父亲不慎跌倒，再没起来，享年86岁。留给我们是无比的悲伤、无限的思念和巨大的精神财富。
父亲出生于常宁市原鹅院乡良林村。他不仅身材魁梧，强壮有力，年轻时能挑起200斤重的担子；而且性格开朗，胸怀宽广。抗美援朝，积极报名参军，保家卫国；农业合作化之后，又应招入厂，成为涟源钢铁厂的员工；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他响应国家号召，又重回乡里务农。父亲识大体，肯吃苦，会做事，无论是当兵、当工人还是当农民，他都多次得过奖。农村搞大集体时，父亲对生产队里的事总是首先放在心上，安排他做的农活，不管多重多累多难，他从不推辞，并且教育我们说“什么事总得有人去做，天上不会落粮食的。”由于父亲做事勤快，舍得吃苦，在我们生产队里，一年下来，他工分挣得比别人多，自家自留地里种的蔬菜和庄稼也长得比别人家好。“文革”期间的有一年，由于极“左”盛行，一个刚从学校出来的公社干部，到大队“蹲点”时听信馋言，要把父亲当作“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典型来批斗。好在父亲为人正直厚道，邻里关系融洽，湾里众人出面说“情”，才免于一劫。
父亲对我们要求极为严格。从小时候起，他就教育我们“坐要有个坐相，站要有个站相”；“对人要有礼貌，三人行路，少者吃亏”；“吃饭不要说话，碗里不能剩饭，掉在桌子上的饭要捡起来吃掉”。我们从读高小开始，每天放学回来之后，不是下田扯猪草、扯鱼草，就是上山去砍柴、去放牛。稍大一点了，父亲更是手把手地教我们做各种农活。父亲常告诫我们：“农村出来的人，当农民就得像个农民；就是今后不当农民，也要晓得农民的艰辛。”父亲的谆谆教诲，铺就了我们的人生道路。我17岁应征入伍时，大部分农事技能已基本掌握；工作44年中，始终注意踏实干事，守住本分。
父亲与乡邻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感情。65岁随我们住到城里后，不管哪家婚丧嫁娶，他都要与母亲回去参加，直到去年仙逝。我1981年从部队转业回地方工作后，一些乡亲常进城找办事，父母亲总要留他们在家吃了饭才让走。由于很多事难以办到，父亲总是叮嘱“能办事的尽量办，办不到也莫不耐烦。”1993年入冬后，父亲有一天特地跟我说：“村里有好几位老人家境不好，过冬有困难，有没有办法帮衬一下？”我立马与民政部门联系，按政策解决10床棉被和10套棉衣，连同我自己买的10双棉鞋，4天后就送回村里，交由村支书分送给特困户的老人。
父母为养育我们7个子女，起早贪黑、含辛茹苦，费尽了心，吃尽了苦。除了队里出工，家里养鸡鸭、喂母猪、放鱼塘、烧砖瓦这些事，只要多少能挣点钱的，样样都干。他们几乎每天都是披星戴月，忙到半夜。父亲是泥瓦匠，每到农闲季节，他都要外出“抓现金”，有时早晚来回要赶二十多里路。上世纪70年代初那几年，父亲被安排在公社林场，他白天出工，每天下午收工后都要挑一担百几十斤的柴送回家，来回一趟就是十五里多路啊！而家里卖柴的收入，是我们学费的来源之一。
父亲对清明扫坟十分在意，觉得这是传承祖德、教育后人的大事。每年清明节前都会早早备好供品，并与家人联络。清明日与我们一起回乡，并带着锄头、镰刀，同我们一起上山，为故去先辈的坟墓除草、培土。80岁以后，父亲腿脚有些不便，我们不让他再上山，但他仍坚持要一起回老家。而今，清明临近，我们照例会回到老家去竭拜先祖，祭奠故人。而伟大的父亲却已仙逝，不能再与我们同行。每想到此，我心如刀割，泪如泉涌。
家乡的丰收节
文/刘明礼
秋分，是二十四节气中的一个，是农民喜获丰收的时候。从前年开始，国家把秋分日定为“中国农民丰收节”，从此农民兄弟有了自己专属的节日。是啊，对于庄稼人来说，丰收是最大的愿望，而丰收节无疑也是最快乐的节日！
虽久居城市，可作为从农村走出来的娃娃，家乡是我不变的情怀。那里有我热爱的土地，更有我割舍不掉的亲情。退休以后，回老家成了我最大的乐趣，特别是在秋高气爽的丰收季节。同乡亲们一道分享收获的喜悦，我内心也充满无尽的欢乐。
行走在家乡的土地上，放眼原野，一派丰收的景象。成片的玉米地，每棵都挂着一尺来长的玉米棒子，露出一排排黄澄澄的“金牙”；红红的高粱擎起火把，行将顺着垄沟走进美酒飘香的酿池；满盈盈的谷穗坠弯了腰，仿佛在向大地鞠躬致谢；枕头大的冬瓜披着白霜，裸露在草丛之中；满架南瓜，有的灰白，有的暗青，有的赭黄，有的赤红；碧绿的白菜青翠欲滴，宽大的叶片卷着波浪；辣椒饱享着烈阳，红得似火，耀眼夺目；挂满枝头的苹果，像一个个害羞的小姑娘，羞得脸儿都红了；火红的石榴，像点起一树小灯笼，照亮了整个秋天……所有的果实，都在这时饱满丰盈，都在这时甘甜飘香。最十足的秋韵，在原野上竞相纷呈。
“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秋分是农民们喜迎丰收的幸福时刻，也是最紧张最忙碌的时节。仿佛听到了家乡的召唤，在外务工的农家兄弟纷纷回到老家，忙起收秋种麦的事情。乡间公路上，不时遇到久违了的熟悉面孔，一个个忙不迭地和乡亲们打着招呼，急匆匆地赶回家。
谷子、玉米、棉花、红薯、花生、瓜果……都成熟了，等待着收获。田野上一派忙碌的景象，到处都是机声隆隆。如今的农村基本实现了机械化，站在地头打个电话，联合收割机就把丰收的粮食装上了农用车，直接拉回家。紧接着秸秆还田，庄稼刚刚清茬，播种机就把麦种播到了地里。没有了过去的人欢马嘶，没有了热闹的打场拉耧……如今的秋收，给农民带来更多的是喜悦和惬意，真的有一种过节的感觉。哥哥对我说：“真得感谢党领导得好，党的政策好。国富了、民强了，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一个汗珠摔八瓣的日子一去不返了，真的是挺直了腰杆！”
城里过节会布满鲜花，张灯结彩；农村没有这些，只有一片片灿灿的金黄、一树树累累的硕果和一张张灿烂的笑脸。丰收节，村子里比平时热闹了许多，笔直平坦的乡间公路上，不时有五颜六色的小轿车开过，大多是在城里工作的家乡人回来过秋。大田里有穿着时尚服装、满口普通话的男男女女在笨手笨脚地刨红薯、拔花生，孩子们在一旁跑着喊着捉蝴蝶、逮蚂蚱，一看就不是村里人。过去农村人时兴到城里去过节，现在城里人喜欢来乡下度假。乡亲们和一张张或熟悉或陌生的面孔热情地打着招呼，心里充满着自豪和喜悦。
晚上，村里早早亮起了路灯。村民聚集到街心的文化广场，表演起自编自导自演的节目，用独特的方式庆贺属于自己的节日。我站在观看的人群里，仿佛置身于欢乐的海洋……
“五一”感悟
文/林冰
“五，一”国际劳动节，
一个多么神圣的节日的名字。
年少时，曾多少次企盼拥有它；
上学时，从书本中和老师那里
就懂得最简单，最朴素的道理：
劳动创造了人类，
劳动创造了历史，
劳动创造了财富，
劳动创造了价值，
劳动创造了幸福，
劳动创造了文明。
一句话简而言之：
劳动创造了一切。
奇怪的是：
过去是，当下是，将来也是。
去农村当了农民，
似乎觉得与“劳动节”无缘，
仅仅是因为一天的法定假吗？
回答当然是否定的，
而是因为农民根本没有“劳动节”，
“五一”“六一”与俺农民没关系，
每天照样上山筑柴，落山种田。
那是专为工人阶级设定的节日，
什么样的生产力水平，
决定了什么样的生力关系，
生产力水平又决定了人们的思想意识。
中国共产党，不是农民阶级的先锋队；
而是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返城参加工作，
奢求能当一名绍钢工人，
事与愿违进了工程队，
也行，至少也算一线产业工人。
尽管，这幸运来得晚了些，
然成了“五一”的主人，
自尊性与虚荣性同时得到满足，
还是让人连血管里流淌着自豪。
让我由衷体悟到农民与工人的差别，
那就是：工人每月能领到工资，
农民一年到头挣的是工分。
在那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
多少年里，每个工分的值是几分钱！
而就算是普装工每月工资有24元。
在劳动中让我真正懂得了：
劳动最伟大，劳动最光荣！
于是乎，展开双臂，撸起袖子，
投身到充满激情的火热的劳动之中
为城市建设添砖加瓦，
打满了人生的整个下半场。
时光匆匆，让人不知所措，
来不及享受作为劳动节主人的荣耀
就完成了当工人的使命，
彻底告别了工作岗位告老还乡。
如今，
“五，一”国际劳动节
与己无任何瓜葛。
有幸的是：
余生搭乘上中华盛世和谐号高铁，
奔驰在通往我人生终点的道上，
只要活在世上一天，
三卡就陪伴我一天，
（工资卡，社保卡，市民卡）
因为经历，始知岁月从不亏待人；
因为失去，更懂得“三卡”之不易。
我将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今天，
活在当下，开心快活每一天。
窗外，黄昏降临，
5.1的骄阳，
翻开了火红的五月，
“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是一种人生！
身退而心不退，
人休而志不休，
是另一种人生！
一生经历了很多，
才知各样的路都不曾白走，
遇到的每一个人，
都是人生路上的过客。
红色的五月里，
我愿为今天喝彩，
为五月高歌，
为劳动者点赞，
积极投身于力所能及的劳动之中，
做一个不被“五，一”所遗弃的人。
难忘父亲
文/微笑东方龙
父亲病故已十三年了。十三年来，他老人家时常走进我的梦乡，他的形象也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
父亲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在他的身上充分体现了中国农民的种种美德，勤劳、节俭、正直……
人民公社成立之初，父亲就担任了生产队长。生产队长是比芝麻还要小一大截的官，所以，父亲从不把自己当成一个人物，整天领着大伙种地，脏活累活重活都抢着干。那时我们这一带还未水改旱（水田改成旱田，可以长麦子），农闲时，总是耕田，牛不够用就用人拉，冬天也不例外。每年冬天只要天气稍一暖和，父亲就吆喝一帮青壮年下地犁田。大伙怕冷，都往后蹭，每到这时，父亲鞋子一脱，裤腿一卷，敲开薄冰，第一个站到了刺骨的水中。父亲晚年患有严重的静脉曲张，腿上高高隆起的经络就像一条条蚯蚓，熟悉他的人都说这是他年轻时蛮干落下的。
当时生产队还没钱建队部，队里的种子粮就存放在我家。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们里下河地区灾情非常严重，很多人家断了粮，还饿死了人。尽管母亲整天到野外去寻野菜，家里仍时常断炊。父亲睡在粮堆上，即使饿得两腿浮肿，也没有动半点邪念。倒是有几个队委把眼睛盯在了种子粮上，想私分一部分，父亲硬是没同意。由此引起了他们的不满，来年春播种子过秤时，他们想找父亲的茬，却没有找到。
后来，父亲调到大队（相当于现在的村）担任民兵营长。不久"文革"就开始了。因为是干部，父亲自然逃不过一劫。在批斗会上，红卫兵小将要我父亲交代罪行，他站在台上搜肠刮肚，半天也找不出自己所犯的罪行，实在没法，就交代说："我对不起伟大领袖毛主席，没有认真学文化。"红卫兵说他不老实，请革命群众揭发，可揭发来揭发去，无非是冬天犁地不问阶级兄弟死活啦，有原则性却缺乏灵活性等等，父亲听了，忍不住"噗嗤"一口笑了。红卫兵都是当地的小青年，大都了解我父亲，看实在找不出他什么罪行，批斗会就草草收了场，也让我父亲过了关。
也许子女多，也许工作忙，父亲对我们的教育基本上是放任的，从不对我们吹胡子瞪眼睛，只是偶尔在饭桌上要求我们应该怎样，不能怎样。正是这种放任式的教育，使我们兄弟姐妹个性得到了自由的发展，生活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同时，"做个好孩子"成了我们当时自觉的追求，父亲身上许多良好的品德也不知不觉地被我们继承了下来。
上世纪80年代初，年过50的父亲从大队干部岗位上退了下来。大队干部退职后是没有一点生活保障的。父亲把青春、智慧，甚至力气都毫不保留地献给了集体，末了，又回到了起点，仍然是一个从土里刨食的农民，但他无怨无悔。当时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父亲利用家住乡镇的地理优势，摆起了小摊子，卖时新瓜果和廉价小食品。由于他的辛劳和诚信，赢得了不少顾客，也使他成了当地最早一批"万元户"。有了钱，父亲却舍不得花，除了留一部分周转外，其余全部存进了银行。常常见他天蒙蒙亮赶到20里外的县城，买好货再挑回来赶早市。不管肚子多饿，都舍不得买一个饼子充饥。气得母亲直骂他是守财奴，他却死不改悔。
由于长期的劳累，又过分地节俭，父亲晚年健康状况很差，一身毛病。生了病，既舍不得花钱去医院，又不肯告诉我们，硬抗着。父亲去世后，我们在整理他遗物的时候，惊奇的发现他留下12张存折，每个月份一张，每一张都是3000元。也就是说，父亲每个月都有存款到期，每个月都可以拿到二三百元的利息（当时存款利息高）。母亲含着眼泪告诉我们，父亲这样做的目的，一是靠自己养活自己，减轻子女的经济负担；二是百年后给我们兄弟三个每人一笔遗产。我们听了，感动得热泪盈眶。
父亲，是千千万万个中国农民中的一个，活得真实、活得自然，活得坦然。他用自己平凡的言行，书就了一个大写的“人”字，也在我们子女心中竖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上梁往事
文/陈青延
岁月如歌，往事如烟。在时间的推移的进程之中，农家建新房盖新屋，择一良辰上梁的事儿，尽管已经告别了历史的舞台，成了遥远的往事，但对于我这个亲身经历和感受过此事的农村人来说，记忆还是蛮深的。
那年，也就是上个世纪的1975年秋天，我家的老屋由于村里开挖一条中心渠要从那里经过，便拆迁到一个新的地方建造新房。在那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整个农村都还不富裕，建房盖屋都是用木头搭建。木架搭好以后，农家还要选择一个良辰吉日上梁，以巴望给家里带来好运好兆头。我家也不例外。
上梁那天，我那时还只有10多岁，父亲叫我在一旁放鞭炮，他自己宰了一只大公鸡，将大公鸡的血抹了几滴在梁木上，并在梁柱上系上一块红绸子，期望家里在以后的岁月里雄起，发子发孙，鸿运当头，鸿福齐天。
在一阵“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中，随着我父亲一声喊：“上梁！”帮忙盖屋的乡亲们就一齐使劲，把梁木吊上去，稳稳当当，牢牢地固定到了屋顶中。
在那种因循守旧、政策不活的年代，农家建房起屋，寄望于上梁给家里带来福气的愿望是极难实现的。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守着传统的种田模式，改变不了家里贫困的现实，换不来发家致富的新面貌。
东方风来满眼春。上世纪70年代末，神州万里，涌动着改革大潮。农民纷纷调结构，改模式，大力发展多种经营，步入了脱贫致富的快车道。十几年后，农家像城里人一样，相继拆除旧茅屋，建起了白墙青瓦的水泥楼房。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一应俱全。
农民起屋盖房，不再用梁木上梁了，清一色地用钢筋水泥和预制板了。那种农家盖房上梁的事儿，已经在历史的长河中，划上了一个句号，跟人们永远地说再见了。
尤其是那句“上梁不正下梁歪”的成语，在现实生活中，看不到它的本来面目，只能领会它的引申意义了，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历史前进的一种必然。
农民朋友
文/徐生
在知青大批到苏北前，当地老百姓养鸡下的蛋，基本都是拿到供销社的小店去换点日用品，很少到市场去卖，因为跑十里八里，一斤也就卖0.69元，等半天未必有人买，所以干脆一斤六毛左右卖给供销社。那时候个人卖鸡和蛋，都是官价，谁也不敢卖黑市，猪肉也是六毛九一斤，比镇江便宜3分钱。唯一的区别是城市凭票供应，射阳农村敞开供应却几乎没人买。自从几个农场一下子来了几万拿工资的知青，附近几个小镇的市场顿时活跃了许多。
下乡几个月，同学们一个个寡淡得难受，听老职工说，十几里外的集镇上有便宜的肉和鸡卖，于是我们就在休息日去逛“八大家”小镇。一个不足百米的小镇，顿时熙熙攘攘基本都是知青。
我们最关注的是鸡，沿着小街边走边观察，看谁的鸡既大又肥，而且食要喂得少，不然，八分一斤的麸皮，进了鸡肚子就变成0.69元。终于，我们在街尾看见一个匆匆赶来的汉子，篮子里的三只鸡一眼就被我们相中了。本来是不需要问价的，偏偏有个同学出于习惯问了一下。那汉子说：“六毛九，都是一样价。”“我们全买了，便宜点，六毛八，怎么样？”这个同学还价了。“小兄弟，你看我这些鸡，一点食都没有喂，你们摸摸看。”那汉子说着把鸡递过来，“这些鸡都是下蛋的鸡，等着用钱，不然舍不得卖，你们不要还价，我给你们秤称得高高的。”好吧，要了。于是那汉子跟旁边的店家借了杆秤，称得翘翘的。我们很快银货两清。
买了鸡，我们准备回农场，那汉子也回家，恰巧同路，于是边走边聊开了。汉子24岁，姓许，高中毕业后在家务农，弟兄三个中他是老大，家里在忙着给三弟盖房子，卖鸡的钱是用在盖房子上的。走了一大半路，他到家了，就在路边不远处，非要拉我们去坐坐喝茶歇歇脚。我们出于好奇，就跟他去了。
一到家，他就很兴奋地喊：爸妈来客人了。他的父母都在50岁左右，很好客，急忙搬来凳子，倒上开水。那些盖房子的听说我们是知青，放下手里的活都围了过来问东问西。大家正聊得起劲，许老大端着热气腾腾的溏心蛋过来了。第一次相交这么热情，我们没有想到，只能再三推辞，但依然犟不过他。看他家小孩眼巴巴的神情，我灵机一动，到厨房拿来一只碗，从两只蛋中舀出一只说：这个给你儿子吃。其他同学一见也纷纷仿效。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家的蛋都卖了，还是跟邻居东借西凑来几个蛋。
上梁那天我们三个人，每人出了二元的份子，还另外带去一条飞马烟，二包火柴（20盒，当时一盒可以换一只鸡蛋），许老大激动得脸都涨红了。他家老三结婚的时候，我们每人出了五元的份子，他家亲戚直咂嘴，说，老大怎么遇到这么好的朋友！
打那以后，我们和许老大便经常走动，感情也越发深了。有时候我们想开荤，就到小镇上买七八斤肉，再买点干子豆腐蔬菜，到他家烧上一大锅。每次许老大都会为我们炒几个鸡蛋，然后大家一起吃饭，喝我们带来的洋河酒。
而每年回家探亲，我们也都会托他替我们买花生、红豆等农产品，价格总比别人的便宜点，质量还优。他也会送点芝麻、绿豆给我们带回家。我们回农场也给他的家人送去京果粉、桃酥、云片糕等吃食和火柴、桐油。火柴当时农村购买要计划，还不保证供应到。桐油农村要开后门，城里是凭本子供应，每年每户三两，因为不是生活必需品，很多人家都放弃，我们就在镇江帮他买，他家的门窗都是我们带去的桐油刷的，连亲戚都跟着沾光。
一晃50年过去了，有时他来镇江，我们还是会在一起吃饭喝酒，然后感慨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