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云南的文章
关于云南的文章（精选11篇）
忆春城
文/涡阳王全安
云南昆明，美丽之城，号称春城。
春城是温暖的，春城人是闲适而温和的。春城蹲在高原半腰间，四面皆山，四季花香怡人，春意盎然；市民悠闲自得，徜徉老街，赏花玩玉，遛狗逗蟋蟀，听民歌，看舞蹈，乐而忘返。
春城人似乎视万物有灵，从他们善待树木可以看出。在云南野生动物园，从大熊猫馆到狮虎山庄，有一条用水泥筑成的人行道，路中央都是树 ，大大小小，数不清的苍翠。行走其间，好像穿行在森林中。在春城市内，墙绕开树，路让着树的景观也比比皆是，我看着很感动。我知道，在我们老家的城市，树木一旦挡道或者影响什么工程建设，就一个命运，被电锯从根锯掉，轰然倒下。我拍着那些树说：“树啊树，你们是幸福的，生活在春城这片充满神性的红土上，你们受到了神灵般的尊敬。如果下辈子能做一棵树，跟你们站在一起，生活在这片红土地上，那将是我巨大的荣幸！”
春城有一名寺叫圆通寺，香火缭绕，善男信女如池中游鱼穿梭不绝，离云南大学约略一里。有一个著名大观楼，俯瞰五百里滇池，天下第一长联（大概180字）即在其中，所以名扬天下。
当时初夏，我步行春城，先至圆通寺，再到大观楼。登上大观楼，远望西山，近看滇池，听款款民歌，嗅盈盈花香，胸臆自然大开，似乎羽化升仙，御风而行。忽然诗兴大作，当时写下一副对联以抒心怀：
上联：走进圆通寺，作揖磕头，烧香拜佛，问圆通不圆通？
下联：登上大观楼，听荷牧梦，放情任性，看大观真大观。
昆明人吃“jer介儿”
文/小不点儿
昆明人吃菌子叫吃 “jer介儿”，我找了半天，这个字在普通话里真找不出一个合适的字来表示。发“jer介儿”这个音北方人还真学不了，在嘴里，舌头翘的高高的，还要往后缩，要学的像，还真费劲。学了几遍以后，舌头在嘴里累的酸疼，比吃菌子还难受。再学几遍，就像一个老妪在叫一群鸡的声音。说白了不就是一个蘑菇吗？或者叫菌子不就得了。
昆明人说的“jer介儿”虽然音不好发，但菌子的味道还是不容置疑的。著名作家汪曾祺老先生在他的散文名篇《昆明的雨》里，如数家珍的写到了牛肝菌、青头菌、干巴菌、鸡油菌以及鸡枞菌的做法和吃法，总结出滑、嫩、鲜、香四字特色，看来老先生不但散文写的好，写的美食系列散文隽永绵长，十分好读。可还是一个美食家哩。对云南的野生菌情有独钟。
正常情况下，每年的4月底开始到5月初，受到大量雨水的滋润，云南大山里的第一批野生菌就会和大家见面了。如果你是一个吃货的话，届时就有口福了。
野生菌这种资源来自天然，按目前的技术还不能人工栽培。比如鸡枞。鸡枞主要分布于云南、四川、贵州等省，是一种由白蚁培育的野生菌。既然是白蚁培育的，要想人工培育，必须模拟白蚁培育鸡枞的过程。目前还没达到那个技术。干巴菌是云南省特有的珍稀野生食用菌、中国其他省份及国外都无法生长，至今仍未实现人工养殖。干巴菌在云南价格最高时要1000多元一公斤，可见价格不菲。所谓的山珍说的是它吧。不过干巴菌这种菌，在我看来吃的是功夫，一盘干巴菌要把它收拾干净，没有耐心还真不行。汪曾祺老先生在他的作品里描写吃干巴菌的情景：“菌子里味道最深刻（请恕我用了这样一个怪字眼）、样子最难看的，是干巴菌。这东西像一个被踩破的蚂蜂窝，颜色如半干牛粪，乱七八糟，当中还夹杂了许多松毛、草茎，择起来很费事。择出来也没有大片，只是螃蟹小腿肉粗细的丝丝。洗净后，与肥瘦相间的猪肉青辣椒同炒，入口细嚼，半天说不出话来。干巴菌是菌子，但有陈年宣威火腿香味、宁波油浸糟白鱼鲞香味、苏州风鸡香味、南京鸭胗肝香味，且杂有松毛清香气味。干巴菌晾干，加辣椒同腌，可以久藏，味与鲜时无异。”
云南大部分地区有有干巴菌的分布，常见生长在马尾松树下，这种野生菌没有菌盖、菌褶，簇生如牛牙状，故群众俗称为牛牙齿菌。刚刚冒出土的干巴菌呈黄褐色，等过了一段时间老熟了就变成了黑褐色，而且身上还散发出一种酷似于腌制牛肉干的浓浓香味，所以被称之为干巴菌，多产于6-8月的雨季里，由于对于生长环境的苛刻要求，所以至今没有实现人工孕育。“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黑黑的表面下带有一层白色物质，而且味道鲜美无比，堪称是野生食用菌中的上等佳品哟。
在昆明吃野生菌的地方繁多，吃法多种多样，一到野生菌上市的季节，昆明的美食城都以野生菌招揽生意，吸引人们。一个陶瓷瓦盆坐在煤气炉上，倒一锅事先熬好的高汤，连肉带汤倒入锅里，各种新鲜的野生菌一股脑的倒入锅里，20分钟左右，一锅汤鲜肉美的野生“jer介儿”火锅开吃了。在云南吃野生菌未必只在昆明，如果你有时间和条件，带上你的家人，或约上你的好友，驱车去易门菌乡去品尝，那里的野生菌新鲜，刚从小贩筐子里收购来，各种野生菌刚从山上摘下，还带着泥土和露水，水淋淋的，让你顿感食欲大增。
野生菌虽然味儿美，但你要注意安全哟，每到新鲜吃野生菌的季节，不乏有些人不注意，中毒或丢了性命的人大有人在。不要一餐美食去了黄泉。那才得不偿失呢。
2022年3月29日星期二
回忆我的大学老师
文/小不点儿
名家的沃土 史学的摇篮 求知的滥觞
——回忆我的大学老师
时光如山中溪水缓缓流逝，当一个人经历越多，越真正懂得“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真正含义。这句话出自《论语子罕篇》，意思是：孔子在河岸上看着浩浩荡荡，汹涌向前的河水说：时间就像着奔流的河水一样，不论白天黑夜不停的流逝。的确，时间最能消磨一切，一生中的许多事情都消失在记忆的长河里，可在大学里所发生的一些事，接触到的一些人。尤其是当年教授我们的一些老师。纵然，他们有的也已经逝去，学生不在与他们谋面，但他们那期盼的目光、风趣的语言、洒脱的风度、渊博的知识、为人的谦逊和儒雅。至今仍然时时萦绕在我们的脑海中，耳旁回响着他们声音，难以忘记。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当时都已经是中国名流的历史学大家、泰斗巨擘了，如雷贯耳。这些令我终生仰视的大家，一生中有幸听到了他们的亲口教授，实乃不易，并终生难忘，感恩不尽！无以还报！写这点儿文字，寄以对他们的怀念和敬意、敬仰。
张德光先生，男。这些老师中，我记忆最深的是张德光先生。据我的同班师姐云南大学历史系党总支书记曾凤英所写的纪念张德光先生一文中说：“先生1913年出生于湖南攸县的一个书香世家，四岁启蒙，由其父亲自授课。1935年考入北大历史系，他对先秦诸子百家及孔子所创建的儒家学派的研究，受冯友兰、钱穆先生的影响较深。1939年毕业后，先生决意回到烽火连天的故乡，投身于民族教育。抗战期间先生曾任湖南攸县临时中学校长，在抗战艰苦年代为故乡培养了大批人才。1986年1月先生去世，攸县人民政府决定将先生骨灰安葬于攸县一中（其前身为攸县临中）校园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先生一直在云大工作，曾任云南大学党委常委、副教务长、历史系主任、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委常委。张德光先生拥护党的领导，为人民教育事业无私奉献，他在云大任教30余年间，大部分精力投入校、系建设。他任历史系主任31年，呕心沥血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史学人才，他的学生不少已成为当今有名的专家、学者或教授，使云大历史系成为国内史学界有一定地位和自己特色的系。先生治学严谨，谦和慎行，德高望重，光明磊落。用张先生的得力弟子现云南民族大学我国著名民族史专家谢本书先生的话来说“我与张主任的接触多了起来，逐渐地认识了这位好领导、好老师，一个让我心悦诚服的恩师。他对工作认真负责，对同事热情关心，对青年放手放心，对自己严格要求。他平时话并不多，轻言细语，但简要扼要，都能说到点子上。正是因为他的言传身教，并与系党总支保持良好的关系，使云大历史系保持着蒸蒸日上的状态。老师们的团结，师生的友谊，也比较良好。他稳坐系主任的位置30余年，无人不服，也无人挑战。他几乎成了云大历史系永远的系主任”。
他老人家一生主要从事中国思想史的教学与研究。他授课数门，主要讲授“中国思想史”“先秦思想史”，并亲自编写这两门课的教材。他国学基础扎实，精于古文字，藏有并阅读了大量古典书籍。他对中国思想史有系统广泛的研究，对儒家、道家、魏晋玄学和明清之际的乾嘉学派思想都作过深入研究。在他发表的数十篇论文中，其中有两篇作品在我国学术界影响较大，再版刘文典大师的巨著《庄子补正》时，先生以精美的文言体为该书再版作《庄子补正跋》，对《庄子补正》给予了深刻的评价。
史学启蒙教育从云大开始我入大学前，实际文化水平，只相当于初中毕业生。进入大学后一切感到新鲜，对如何学好历史也感到茫然。1974年，张先生已60多岁了，操着一口的湖南话。当时虽然身体不太好，声音不大，讲台上摆着随时应急的药瓶。佝偻着腰，但仍坚持给我们上课，语言生动，条理清晰。他对先秦的孔孟老庄等思想家的思想分析深入透彻，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张先生教我们读古文的方法，还建议我们多背诵一些好的文章，甚至是成语。我们下去后照着老师的方法去做，果然有了很大进步。老先生发现后高兴地说：只要肯努力、肯下功夫，总是会有成效的。
张先生作为一位系领导，时刻关心我们的日常生活。有件事让我们印象深刻。记得1975年，云南楚雄的万家坝发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古墓群。一个难得的机会，结合我们考古知识的学习和了解。云南大学历史系的师生结合社会活动会同省文物队的专家一同前往考察。全班同学由张先生带队。生活上张先生关怀备至、无微不至。那时我们都是二十出头的青年，统一集体吃饭，尤其是男同学，饭量大吃得多，半月后就吃超过了计划。当时是计划供应，每个人的定量是有限的，还不能都吃大米，还要搭配玉米面一类的粗粮吃。由于我们五十人的定量吃超了计划，没有办法，为了使我们吃饱，张先生积极和当地部门积极协调，增加了一部分大米和粗粮。系里也投入了一定的补助。使我们度过了难关。经过那次活动，在省考古队的耐心指导下，我们不但学习到了丰富的现场考古知识，知道了“探方”、“生熟土”的辫别以及通过墓葬壁的痕迹分析当时社会生产力的状况，等等考古知识。同时，还和张先生以及其他老师结下了深深的情，浓浓的意。至今，仍难以忘记这位历史系的“掌门人”。
民族历史学大家方国瑜先生，男。当代著名社会科学家、教育家，九三学社成员。云南省丽江市古城区五一街人。1929年秋后相继在京师大学、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师从钱玄同、章太炎、刘半农、余嘉锡、马叔平、陈垣、梁启超、赵元任、李方桂等攻读音韵、训诂、目录、校勘、名物、金石、史地、语言等诸门课程。毕业和结业后曾在京师大学研究院、私立民国大学、洛阳师范学院和云南大学历史系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历任编辑、教授、系主任、文法学院院长和云南通志馆的编审、审定、续修委员及云南省民委委员、全国人大民委委员、省博物馆筹委会副主任、云南省民族研究所副所长、云南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副组长、九三学社云南省工委副主任等职。
当我们回顾过去的20世纪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方国瑜无疑是20世纪云南最了不起的民族史学大师。他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实事求是的态度，刻苦认真的精神，在中国民族历史、中国西南边疆史地、云南史料目录、东巴文化等方面都做出了震古烁今的杰出成就。
1933年秋，长江第一湾的暑气未消，玉龙雪山已银妆素裹。刚毕业于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的方国瑜回到魂萦梦绕的家乡。他此次回乡的目的，是要揭开东巴象形文字及东巴文化的神秘面纱。
东巴教是流行于丽江一带的巫教，其经书用原始的象形文字（东巴文）书写，多数东巴教徒虽滔滔念诵，却不解字义。方国瑜在导师刘半农的支持下怀着发掘、整理传统文化的志向，不畏山高水险深入到金沙江边的石鼓、中甸等地考察，首次发现了纳西标音哥巴文摩崖。他虚心向东巴经师求教，浴心钻研，并翻译了东巴文记录的纳西传说《人类起源》及若干经书的章节。经过近半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纳西象形文字谱》的初稿。1934年6月，他满载纳西象形文字资料回到北京。刘半农先生不幸病殁，经董作宾先生介绍，他到南京向赵元任、李方桂先生学习语言学，用国际音标为纳西象形文字标音，编成既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翔实、科学的《纳西象形文字谱》。章太炎先生大为赞赏，欣然为之作序，称此书是研究纳西历史文化的“先导”。郭沫若、吴晗、胡厚宣、周有光等著名学者都认为该书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纳西象形文字谱》，不仅是一本语言文字学的工具书，也是一部关于纳西族社会历史的学术专著，获首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德国科隆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所长雅纳特教授不远万里到方国瑜门下求教，称他是“纳西语言与历史学之父”。方国瑜先生以求实独创的精神，把鲜为人知的云南纳西族象形文推向全世界。
方国瑜是云南学术界向西方歪曲历史的所谓学者发起挑战的先锋。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法帝国主义在侵占缅甸、印度支那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后，妄图进一步侵入我国云南边疆。西方一些“东方学家”对中国西南历史表现出“特殊的兴趣”。他们打着科学研究的幌子，想方设法收集我国西南边疆史地资料，歪曲历史，伪造史实，为侵略政策张目，干着分裂中国的勾当。把南诏说成是泰族建立的国家，就是西方学者分裂中国西南最卑劣的一个例子。他们精心虚构了一个泰族早期历史的线索，为西方殖民主义侵略云南“制造历史依据”，产生了恶劣的影响。方国瑜力排众议，第一个向西方学术界发起了挑战。1936年他在《益世报》发表《僰人与白子》一文，以令人信服的缜密考究，用历史事实有力地戳穿了西方汉学家们编造的谎言。方国瑜的这个论点自1950年以后被学术界广为接受。连西方和有关国家也改变看法，不同程度地接受这一观点。l981年，一位年轻的美国学者在剑桥大学出版的《南诏国与唐代的西南边疆》一书中也认为：已经没有任何一点理由坚持南诏是泰族王国的理论。相反，有更多的资料说明应该抛弃南诏国等于泰族王国这一早已过时的错误方程。
方国瑜是在英法帝国主义觊觎云南，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关头，毅然改变研究方向转而考究云南史地的。他始终以学术为武器，为维护祖国统一、反对侵略而战斗。早在20世纪30年代，方国瑜就率先向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有关歪曲云南、贵州历史的谬论发起冲击，用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痛斥其谰言，证明早在公元前109年云南就属于中国汉王朝的一部分。70年代初，某些国家重弹伯希和老调，方国瑜冒着风险上书中央，揭露其狼子野心，为我国的外交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为反对霸权主义作出了巨大贡献。
方国瑜先生强调，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他的这个主张在20世纪50年代被诬蔑为“史料挂帅”、“史科即史学”的资产阶级观点，遭到不公正的批判。但他不因此而改变自己的意见，他引用马克思关于“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和毛主席关于“要像马克思所说的详细的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等论述，证明自己并没有错，坚持把史料的收集与整理作为史学研究的前提，埋头从事云南史料目录的研究。他说。“盖高楼大厦先要有砖瓦，研究历史先要有史料，我心甘情愿地做个烧砖瓦的人，为别人盖高楼建大厦提供砖瓦。”他强调，有人是讲道理摆事实，先说道理再找事实；我是摆事实讲道理，从客观事实出发引出道理，实事求是是我们作学问惟一正确的态度，也是惟一正确的方法。
从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方国瑜孜孜不倦地在云南史地学的田野里筚路蓝缕，开拓前进，是云南地方史、西南民族史、西南边疆历史地理诸方面不知疲倦、勇往直前的拓荒者和勤恳踏实的奠基人。他撰写了《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彝族史稿》《汉晋民族史》、《滇史论丛》、《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方国瑜文集》等大量传世之作。著名史学家徐中舒教授称他是“南中泰斗，滇史巨肇”。
1975年，方老先生已72岁高龄了，还担任了我们的专题课教学任务。对方老先生印象最深的是历史系数百平方的资料阅览室，满书柜的大部书籍都是方老的著作，真令人望尘莫及，著作等身。“南中泰斗，滇史巨肇”名不虚传。每逢专题课开讲，上百名的师生（其中有些老师都是他的学生）座无虚席，聆听老先生娓娓道来的史实，旁征博引，深入浅出，烂熟于心的广博知识，真似一顿丰盛的知识大餐，咀嚼的那么有味和香甜，让人不愿离去。听大家的讲课不但是学习历史知识，更是灵魂深处的洗脑和美的享受。当时给我们的感受是：一个70多岁的老人，没有一字的讲稿，史实交待的那么的清晰，分析的那么的有条有理，他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云南民族历史通！是云南人的骄傲和国宝。
尤中教授，男，云南宣威人，中国民族史硕士，中国民族史博士研究生导师。1954年毕业于云南大学历史系，留校任教。是方国瑜先生的第二代学子。他秉承其深厚的学术传统，一生致力于地方史、民族史的研究，研究范围及于地方史、地方沿革史、云南民族史、西南民族史乃至中华民族发展史等领域，其中尤以民族史方面的研究成果最为丰硕，成就斐然，成为中国民族史研究领域之巨擘。先后担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讲有《少数民族文学》等课程。1986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审批准为中国民族史博士研究生导师。1983年至2000年间，共培养了二十多名硕士、十四名博士。还指导了美、日等国研究生多人。
秉笔直书，是史学传统，也是尤中的做人原则。他在中华民族史的园地里辛勤耕耘，辛勤教学。"认认真真教了一辈子书、吃了半个世纪粉笔灰、写出了8部教材的教书匠。"这就是尤中对自己的总结。尤教授当时教我们的时候，还不满50岁，但那时他已经是云南引领民族史的专家级人物了，梳着一个大背头，一口的云南宣威话，课讲的挺快，滔滔不绝，喜欢看着教室的天花板娓娓道来。语言是那么的流利、史实是那么的娴熟。云南各民族的祥实史料和来龙去脉，怎么全一股脑地装在了他的脑海里。真叫人不可思议！由于语速快，有时候把我们听的云山雾绕，一头雾水，但下来看他亲自给我们编写的讲义，居然全是书上的原意。是尤先生的背功好呢还是他的记忆惊人，这使我突然想起当代著名作家姚雪垠撰写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一段情景。
——李自成，明末农民起义的领袖，1644年4月25日，李自成率军攻入北京内城。崇祯皇帝在命令后宫嫔妃自杀后，带着太监王承恩逃向煤山，之后两人先后上吊身亡。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汉人建立的大统一王朝，由此覆灭。在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推翻暴政，建立新王朝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此时李自成手中握有重兵，并且占据了大明王朝的权力中心，以及广大的北方地区，看起来，改朝换代似乎已经板上钉钉。但就是在这样一种大好的形势下，李自成却仅仅占领北京42天后，就灰溜溜地带着部队撤离。最终暴死荒野，死时年仅39岁，实在可悲可叹。
姚雪垠在写李自成的战争场面时，首先曾经是用口在李自成的战争现场口述事件的复杂情节过程，然后再写成文字。而我们的尤先生就如同姚雪垠一样，把自己早已烂熟于胸的过程通过他的口再复述出来。真叫人叫绝！
王玉笙老师，男，标准的天津人，上课时甜美纯正的普通话，口齿清析，悦耳动听，很吸引人。他是隋唐史的研究生，当时是隋唐史的主讲人。王老师的课最大的看点表现在精彩上。记得当时有一个活动叫“评教评学”活动。他经常到学生中间去反馈他上课的效果。不断地改进，在这个活动中得分最高的就是他。深受学生的青睐。王老师的课把历史讲成了学生喜闻乐见的故事。那种波澜起伏的故事穿插在历史的复杂过程中，让我们听得入神、着魔！佩服得五体投地！王老师教导我们学习历史的一句话至今在脑海在记着：古汉语是学习历史的一把钥匙。只有掌握了这把钥匙，就能打开历史殿堂的大门，在浩如烟海的历史海洋里驰骋。王老师和学生的关系极好，课下学生经常到他住在云大的家里去拜访。由于成天忙于教学业务，宿舍里到处堆满了历史书籍。生活顾及不到，零乱，有点邋遢。为这，经常和医学院当老师的爱人伴嘴，成了王老师的一点雅趣。记得还有一位教我们世界史的男老师，我记不得他的名字了，只知道他是研究印度“种姓制度”的专家学者，课讲的非常精彩、幽默。胖胖的身材。冬天里，每天穿着一个毛泥长袍，头上戴着一个鸭舌帽。他喜欢吃油条，每天在路边的摊位上喝着豆浆吃着油条。完毕，满嘴的油迹用右手一抹，顺手又抹在了自己的腰部口袋处，时间长了，口袋处发出铮亮的油光，成了他的一个符号。对这些老师的生活细节，时间长了，当学生的我们也不去过多的计较了。在我们的内心里，他们的渊博知识永远是高大的！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满满地、美美地在我们的心里珍藏！值得怀念。
吴继德、左文华、董孟雄、马忠明和一位想不起来名字的写作课老师。这几位男老师，当时教授我们的世界史部分是吴继德、左文华。吴老师上课有个特点，当我们还没有进教室，他早就在教室里的黑板上认真地描画准备讲课用的世界区域地图了。勾勒得仔细认真、形象。由于是个四川重庆人，说话风趣幽默，甚至是滑稽可笑，课堂上站累了，干脆一屁股坐在了面前的课桌上。翘着二郎腿面对着大家讲课。课堂上表现的比较随意。是不是原来他曾经是重庆日报的记者经历有关。不得而知。不过他的课没说的，精彩纷呈，图文并茂，尤其是板图没人能比。当他讲到“二战”德国法西斯希特勒内容时，一幅严肃的神情，深邃的眼睛凹的很深，那个一片瓦的发型，俨然一副希特勒神态。情景交融，蛮有意思的。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左文华老师的课则采取是情景教学的方法。世界古代史学习相对来说比较枯燥，尤其是时空概念难以建立。左老师想尽了办法。譬如世界史的开篇埃及金字塔的历史。他这样叙述道：“现在我带领你们一起去的埃及金字塔，去那里观光旅游，进入金字塔内，了解埃及的远古文明（实际上他在学习世界历史时这些文明的发祥地早已去过）”经过这样的描述比干巴巴地讲述半天要好的多。等等。董孟雄老师和那个想不起来名字的老师他们两个担任我们的写作课教学。董老师主讲的是逻辑学的内容。上大学之前根本不知道逻辑学是讲什么的？一无所知。但在董老师的循循善诱的引导下，我们对这门课程发生了极大的兴趣。董老师在黑板上那些流利的板书，写的吱吱作响，俊美的文字格外引人注目。逻辑学的深懊知识，被他叙述的深入浅出。演绎、推理、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和充足理由律等等知识，被他讲的活灵活现。真是太有意思了！课堂上的笔记整整记了一大本。想不起来名字的那位老师在写作课上主要是给我们批阅作文。记得给我们的布置第一篇作文是写我们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拿到题目后，挖空心思地想，文思穷尽，费了好大力气写了一篇。主要内容是叙述我刚参加铁路工作的那件事儿，一千多字的作文，老师整整给我写了近四百字的批语，用红色墨水的钢笔工工整整写满了大半页纸，细致到每一个词的用法。记得当时我刚参加铁路工作。我把它称做“刚入路”。老师在批语中写到：“这是你们铁路的行话，我们听不懂！”。就是这个第一次的作文，全班50人写的作文汇在一起，把他改的昏天暗地，头痛脑涨。以至于他在课堂上讲：“改你们的作文真像是得了一场大病！”我清醒的记得，那天这位老师在课堂无精打采，显得相当的疲惫，一脸的落腮胡虽然刮得干干净净，但一脸的发青，脸上没有了光泽，和他平时上课不一样。从他说话的口气里，我们心里想，昨天晚上老师开夜车给我们批阅作文，太疲倦了。他太辛苦了！他对我们真真做到了认真负责，呕心沥血了。有这样一位写作老师指导真是我们的福气。马忠明老师是我们的古汉语老师。戴着一副高倍近视眼镜，上课时，手里拿着的讲义都快贴着到马老师的脸上了。看来眼睛近视的不轻。每次上课马老师把古文讲的有声有色，逐字逐句地分析讲解。并认真地指导我们做批注，受益匪浅。特别是他的那手粉笔字堪比黑板上的毛笔书法。横、折、勾、提、撇、捺汉字笔划，均如宣纸上的精美书法！ 由于字写的漂亮，马老师曾得过省级书法的大奖。马老师家住昆明明朝永历帝遇难的华山西路 “逼死坡”。班里的几个同学经常相邀到他家里去拜访。待人随和的马老师，课堂上的一脸的严肃这时荡然无存。屋内家具摆设古朴大方，满屋的古籍文献就是他一生的财富。
还有一位公共课政治教师申有龙老师，他不属于历史系的老师。是政治系给我们上公共课的教师。当时政治系和历史系在一间大教室里一起上哲学课。但申老师却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给我的印象是：他一位感于说真话，针砭时弊的良师。记得当时哲学课的内容是学马列的原著。《路德维希 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是我们学习的原著。这本只有几十页的恩格斯的原著。这本名篇，深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过程，当时申老师就讲了二十年。课堂上申老师的剖析有理有据。深入浅出。原理套着原著讲，板书仔细认真。丝丝入扣，形像深刻，饶有兴趣，语言生动，通俗易懂。——黑格尔是辩证法的创始人，但他是一个半截子唯物主义，上半截是唯物主义，下半截的唯心主义。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创立了自己的唯物主义哲学理论。不像费尔巴哈泼洗澡水，连同婴儿一道给泼了出去。多么生动的语言。记忆深刻，至今不忘！
由于篇幅，还有几位教过我们的老师，如明清史的李英华老师，中国近代史的罗秉英老师，中国古代史的蔡葵老师，世界史兼辅导员的黎家斌老师，党史的尹于槐老师，他们也都为我们的学习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还有当时没有给我们上过课的青年才俊史学家谢本书，史学家李埏、江应樑。都是我们十分尊敬的专家教授。在此不一一叙述了。
云南大学源自1922年创办的东陆大学，至今传承已有近百年。20世纪初，全国各地开设大学之风渐盛，在云南督军兼省长的唐继尧极力推动下，东陆大学于1922年12月8日正式成立。云南首批留美学生董泽被任命为东陆大学校长，当时东陆大学的办学宗旨是“发展东亚文化，研究西欧学术，造就专才”。这也是中国西南地区第一所也是唯一的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1930年改为省立东陆大学，1934年更名为省立云南大学，1938年改为国立云南大学，是我国西部边疆最早建立的综合性大学之一。
1937年夏天，熊庆来辞去清华大学理学院代理院长并算术系主任之职，就任云南大学校长。
龙云治滇，重视教育，熊校长坚守人才兴校之道，慎选师资，延揽名家，吴文藻、费孝通、许烺光、陶云逵、姜亮夫、李长之、吴晗、林同济、施蛰存、吕叔湘、刘文典、冯友兰、冯景兰、钱穆、林徽因、白寿彝、顾颉刚、方树梅、瞿同祖、陈复光、纳忠、林耀华、梅远谋、尚钺、王赣愚、闻宥、何鲁、赵忠尧、华岗、楚图南、刘尧民、方国瑜、徐嘉瑞、华罗庚、陈省身、彭桓武、严楚江、崔之兰、秦仁昌、王士魁、赵雁来、胡小石、伍纯武、江应樑、杨堃、张若名、李埏……，这一串名字，闪耀着学术之光，照亮了东陆古园；这样的师资阵容堪称“豪华”，让后学羡慕不已。令人仰慕！如果只从历史学的角度看，这里是名家的沃土、史学的摇篮 、求知的滥觞。
最后想说的话，写完这篇回忆大学老师的短文，又回过头去想了想，总觉得在哪些方面有些不妥。由此文产生了隐隐的心理压力和惶恐。心里总是想，写一下小学老师、中学老师的回忆文章本人觉得尚且可以。毕竟自己也与他们一样，做了几十年的教书匠，有同样的经历、同样的工作环境、同样的结局，无可厚非，但要去写大学的良师益友，如同一个学生坐在教室里上课去妄加评论讲台上自己的老师一样，总显的不妥，乱了“辈份”，不合常理。更何况像方国瑜、李埏等这些名流大家，在云南乃至全国均是知识的大鳄、滇史的巨擘，尤其是方老这样的大家，就连伟人毛主席、周总理都知晓的社会名流，任命全国人大委员的公文函都是他们亲手签发的，岂是我等妄加评论的对象；再从知识的层面上看，他们中的有些人，有的虽然已经做古，有的已是当今的学者大师了，又岂是一个知识浅薄的学生所能堪比和评价的。他们身上的学术之光，照亮了云南的山川沟壑，森林草原，学生只能是仰望高山，期盼光芒四射的学术之光照亮自己的心扉，并不停地品味儿着学术之光洒下的甘露，滋养着自己贫脊的大脑。限于这种诚惶诚恐的心理压力。左思右想，迟迟不敢动笔。干脆，这样吧！撇开威望和知识的层面不谈，毕尽他们是对我影响较大的人，是领着我在知识殿堂门口的人。且作为一个普通的人；作为一个曾经交往过的良师益友；作为一个每天在课堂上亲口传授知识的老师和益友；作为一个和我们朝夕相处了几年的大学良师，怎么不值得学生的回忆和怀念、尊敬呢？仅此而已吧！带着这种自信，去除那种心理，冒冒失失，跌跌撞撞，斗胆写下了这篇欠妥的文字，只望老师见凉、批评、斧正了。
2021年2月22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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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伴风情
文/可以空了
家人从西双版纳回来，带回几罐云南咖啡，尝尝鲜先！打开塑盖，拉开听封，剪开锡袋，一股熟悉的香气扑面而来，待到冲泡瞬间，那股熟悉的香气更加可以确认了：椰子的味道。
说不清为什么，我一直觉得纯椰汁是一种享受，抱个大椰子吸也罢，拉开易拉罐喝也好，都不错；一旦混合到其他的食品中，椰子的味道就不是很受用。去过一次新加坡，吃饭的时候各类菜饭中都会和椰子味道不期而遇；记住了鱼尾狮、莱佛士酒店，还记住了加了椰汁的汤面条；景忘得差不多了，椰子面条的味道还挥之不去。这云南咖啡让我想起那椰子面条的味道。
可能是椰子伴咖啡太香了吧，压住了咖啡的味道。马来西亚的白咖啡也很香，但香气衬托得咖啡味道更浓，嘴里嚼一块饼干，喝一口咖啡，那混合的滋味是咖啡应有的标准感觉。
云南咖啡的感觉就不那么标准，对于吃惯标准餐（比如麦当劳、KFC等等）的人，调和了植物末的云南咖啡比较有个色。有个色的就当展品了，放在橱柜里点染气氛。确实也有气氛，看一眼一股椰子味就飘进心里。偶尔没有咖啡存货了，勉强替代喝一点，剩下的就受了潮，干结在一起，睡在罐里。
待到我自己去丽江的时候，看到不少卖云南小粒咖啡的，我既没有在咖啡馆里要一杯，也没有在摊店里买一袋，看到"云南咖啡"这几个字，我就想起自家橱柜上那些在罐里板结的咖啡，椰子味一瞬间也从深圳飘到了丽江。
从丽江回到深圳后，再试试云南咖啡来，倒也觉得有些风情了，大约是丽江的景致成了咖啡伴侣了吧。丽江、西双版纳，都是云南，这咖啡就是云南的味道了。这样一想，喝得也顺畅些了，想像是坐在丽江的咖啡屋里喝着，那板结的咖啡渐渐地消耗了下去。
忆那兄
文/飞林
回忆那兄，先得从中可乐说起。
40多年前，一群伙伴都才七八岁，生活在滇东南一家大型省属国有森工企业机关“十排房子”里。
那兄，小名“熊猫”，长我两岁，个子不高但精干，双眼皮，彝族，昆明人。他口才出众，思维敏捷，生性乐观，谈笑风生，属“帅哥”那一类。是“小兵们”公认的“娃娃头”。他家住在靠东边第三排3号，我家在第四排6号，前后位置，隔窗相见。
那时森工企业职工集中精力“抓革命、促生产”。小孩们集中智慧侃大山，下河逮鱼。午饭，晚饭相聚“十排房子”中央区，互相品尝百家菜。周末，“娃娃头”率“小兵们”上崴者山、大黑山采山珍野菜，一声“鬼来啦”吓得“小兵们”四处乱窜。
十二三岁时，一同在父母供职的一家大型省属森工企业子弟学校上初中，高中。少年时期，学校常常停课，高年级同学学做拖挂车货厢，卖到开远汽车总站。低年级同学上山捡狗头石，学生利用假期用锤子碎石后建盖学校教学楼。闻名云南的“反潮流战士”是他初中班主任，学校几乎没有一点学习氛围。但爱读史书，爱下围棋，爱思考，爱善辩，爱书法（行书）的习惯，那兄倒是没有受到过多影响，随时间的推移反而越来越根深蒂固。
“文革”结束，和他先后到滇东南一家省属森工企业最远的林场上班，算是锻炼。两个月后，他调林区派出所（对内称“保卫科”，对外叫林区派出所），成为正式警察。半年后，借调林业公安处，主要负责上级首长的警卫。
恢复高考制度第三年，他考上云南民族学院，在法律系政法专业干部班学习。两年后，回局保卫科林区派出所，我由学校调到局党委宣传部任宣传干事。
周末，一壶热呼呼上等“水扑龙”云雾茶，一包“大春城”，一坛陈酿十年蛤蚧酒能陪我们一整天。论道最多是他在民院读书时的奇闻。在林业公安处履职的趣事。收获颇丰。那兄回机关第二年，我也考上云南大学，在党政干部班学习。
80年代后期，国有林区发生规模空前的毁林开荒，乱砍盗伐事件。那兄被派往林区一线，负责实地处置棘手案件。期间我们见过两次面：一次陪同新华社、人民日报社、中国青年报社记者到毁林开荒，乱砍盗伐现场采访，法宝箐偶遇，他嘱咐道：“避开正面冲突，注意你和记者安全”。另一次在鲁地，犯罪嫌疑人冲卡后，他带护林骨干前来增援。由于时间紧，彼此顾不得讲一句话。事件平息之后，那兄和他的同伴的传奇故事上了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显着位置，英雄事迹，载入史册，流芳千古。
后来，经国家公安部批准，省公安厅在该林区组建第一支武装经济民警中队及5个木材检查站。上级点将，那兄出任常务副中队长。这个时期我们见面的机会更少，他更多时候在林区转，在木材检查站轮流转。轮训期间，邀请驻州武警支队警官组训经济民警军事技能。他亲自主讲法制课、行政执法课、政策理论课……作为主要决策者，那兄亲自参与处置多起轰动神州的大案要案，后期到中国政法大学进修。
14年公安工作结束，那兄出任局办公室副主任兼局长法律顾问；我也离开宣传干事岗位，调任局办公室副主任兼局长秘书、新闻中心主任、企业报主编。此时来往、配合更多更密切。
记忆中，接待省经委、省厅老领导老红军的印象最深。到企业调研之余，组织有关人士进行射击比赛，缓解、消除考察调研疲劳。晚饭前老红军喜欢喝老白干烧酒，安排食堂炖，老红军对提高企业报办报质量，提出了许多独到的意见和建议。
作为被告方企业代表，陪他多次奔走于丘北、文山、开远、个旧县、州（市）人民法院。凭借与常人不同的思维习惯，那兄胜果多多。企业实行内部银行管理前，和那兄又一同参加企业与云南财贸学院合办的中高层管理干部进修班学习。考试成绩属优秀的那一类。
国企公司化改革的第五年，上级主管部门更换了企业的原主要领导，随即与继任者的所谓“纠结”也被继任者主动公开化。毫无准备之下我被动选择下海。他因孩子还小，无奈选择待岗。那是一段煎熬的日子，“杨林肥酒”、“金贵特曲”、“小红河”陪伴着他和我，消磨无聊时光，对饮中神侃过去、未来。
三年后，原继任者调离，新上任的领导又安排他回局办公室工作，还任副主任，还负责法律事务。后来听其他朋友说，局机关搬县城前，领导给他安排了一个养老闲位，劳动服务公司经理。
那兄在企业的后10年，工作事业上、家庭生活上，常有不顺，一波三折。
他曾有多次调离企业的机会，当地州县公安局、滇中地市公安局多次向他抛出橄榄枝，对方意见：先调他，再调他妻子。他最终没答应还有一个缘由，在云南民族学院上学的全部费用是企业垫支的，调走要交回这笔钱。他没有这个实力，自然想走也走不了。
假设还有如果，他离开企业，到地方政法部门，加入公务员队伍也许他的仕途会一帆风顺，波澜不惊。他的家庭也会稳定。然而这个世间啥都不缺，就缺“假设”更缺“如果”。儿子上学问题、儿子工作问题……家庭中的“疑难杂症”一直困扰着他。
去年五月小长假，回原单位一打听，他已请假回昆看病。在昆见到他时，左眼已被扩散的癌细胞压迫得睁不开，但穿着依旧得体，思维敏捷，谈笑风生，没有丝毫变化。我们甚至约好退休后一起爬昆明西山，一起驾车游全国……
“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经历了那么多大风大浪您都安然无恙，这点小事对您算啥”我安慰道。
去年9月初，和他又一次通电话，一个多小时通话时间，他思维依然敏捷……然而，3个月后，饱受癌细胞蚕食的煎熬，那兄还是倒下了。
那兄是死于心情，不是病情。奉献完了，退居三线。交心交谈者少了，便不免自我封闭。封闭久了，幽闭。幽闭之后，早年豪情万丈的他，精神支柱也就垮了……
那兄走了，他留下的精神财富对我来说极其宝贵。面对惊涛骇浪，他把识见、灵慧、才气、情彩几乎发挥到了极致；他处置突发事件时的过人胆识、果断的判断力、正确的决策力、对企业、对朋友的真知灼见，起到了“主心骨”、扭转乾坤的作用，体现出他较高的理论水平、政策水平、学识水平，在同龄人中极为罕见，不可多得，是可遇不可求人才；他“既不崇拜权威，也不重复自己”的品性，影响着我和周围的同事朋友。
我想，这也许就是他生前大家喜欢他的主要原因吧！
秀山 香柏 对联
文/王南昌
日前，我整理书信材料时，发现老朋友、老同事唐光杰给我的信。由于老唐已去世两年，我把他来信又仔细重读一遍。在来信中，他说近日去秀山旅游，好高兴，并说，你喜好写文章，怎么不写写秀山、香柏、对联呢！一语提醒我，便写下此文。
老唐，叫唐光杰，1959年毕业于重庆地质学校测量专业，四川南充人，是我的师父。我分配至云南工作时，进入他当组长的作业组，参加当时大三线建设的成昆铁路测绘勘察工作，在金沙江畔经历了艰苦卓绝的野外工作。老唐是个“烟鬼”，每天要抽两盒“金象牌”香烟。“金象牌”是当年云南特产的中档烟，每盒三角钱，当时云南最贵的烟是红塔山和红山茶，每包五角一分，还有名烟“大重九”和“翡翠”，每包三角九分。当时我劝他最好戒烟。他则说：“不要命可以，不抽烟不行。”我拿他没法。
老唐走了，我失去了一位挚友。因而他给我的信，似成了绝笔。老唐在信中说：“明代杰出的地理学家、旅行家徐霞客游云南时因交通闭塞，曾作诗叹曰：江山枉自秀，人物不风流。但在改革开放后的今天，已是江山秀丽人风流，云南无处不飞花。特别是秀山、秀柏对联成为历史文脉的传承史，更成为旅游热点。”
秀山，位于通海县城南的麓湖畔，出城数百米即是秀山公园。秀山距人民音乐家聂耳的故乡45公里，至古代航海家郑和的故乡晋宁95公里。秀山自古以来享有“文献之邦”的美称，秀山螺峰顶上有一寺，名为“涌金寺”。寺内之“古柏阁”建筑稳固，柱石遍布楼底。其檐下所悬“秀山轻雨青山秀，香柏鼓风古柏香”为千古闻名的秀山第一回文对联。仔细品味对联，正反读，音韵完全一致，文理都通顺，而且抓住了秀山的自然特征，表达了双层含义，作者不仅深知秀山与香柏，而且文字引用也达到了巧妙绝伦的地步。古庙门前的那棵参天大树古柏种植于唐代，距今已1300多年，人称古柏。每当杨花结籽的时节，风动树枝就像鼓动香囊一样，发出扑鼻清香，沁人心脾。古往今来，有识之士到此瞻仰古柏，都有不同感受，得到不同启发。站在秀山上，脚下是40多平方公里的杞麓湖，四周波光潋滟，所见群峰列翠，湖上白帆点点，水天一色。
秀山青，雨轻山秀；香柏古，风鼓柏香。秀山青，令人流连忘返；香柏古，使人回味无穷。
一个人的万水千山
文/结庐人境
走走停停，不觉间，离职了两月多。不期意，经过一个人的万水千山。
云南之行
第一次真正的旅行是上月的云南之行，一时兴起，第一时间买火车票，第一时间联系旅行团，背着简单的行李，从云南北部行至南部，真正明白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妙处。人生就是在文字中行走，在山水中行走，在心灵上行走的过程。
将要离开昆明的前一晚，一个人在旅社，全然不顾简陋的设施，只是一遍一遍温习这些天来这些鲜活的记忆。昆明怡人的天气，大理的纯净，丽江的多姿，西双版纳的友情。意想不到的是，在旅行中结识的王姐竟然打电话给我，盛情邀请我去她家。王姐为人四海、慷慨大气，年近五十的她，看起来只有三十多，她着空就会出门行走，有着老练的眼和年轻的心。无论在旅行上，还是职业上，她都热情地指点我。第二天我要离开昆明的时候，她又打电话给我，祝我一路顺风。这种萍水相逢的友情，却让我铭心记忆。
在云南第一次真正了解少数民族，近距离感受他们的善良，他们的可爱，而某些好习惯被我们自诩聪明的汉族人丢掉了。大理白族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对大自然的爱护，让我记忆深刻。丽江纳西族的奔放和直接，让我瞠目结舌。傣族对养生的讲究和对佛学的态度，让我大开眼界。忘不了那些秀美的风景，忘不了那些独特的美食，忘不了那个迷离的酒吧，忘不了那场尽兴的篝火晚会，忘不了和小郑随意坐上一趟公交车，无边无际地游玩，捕捉心仪的风景到相机上，嚷嚷着打赌猜测前面那是一头驴子还是马，结果牧民告诉我们是骡子！！这成了我们那天的笑料，捧腹至今。
云南之行，我看到了一个七彩之地，梦幻之地，相信人间还是有天堂，相信世上还有那么多美好的地方等着我去挖掘，对生活的热爱和向往更加浓郁。归来之后，心情久久未能平静，只好一遍又一遍地酝酿三五年来要践行的旅行计划。其中还有丽江。
长沙之行
云南归来，静静地呆了几天，去了长沙。说起来汗颜，身为湖南人，到那时才好好逛一回长沙。
长沙是食辣者的天堂。辣椒种类多样，做法各异，颜色纷呈。自记忆起，乡人们就喜欢烹饪，喜欢用辣椒把弄一道道菜，做出各式特色。无论是置身于步行街琳琅满目的小吃摊边，还是在家守着垂涎欲滴的一桌丰盛食物，都是无辣不欢，但食物的美味早已盖住了辣椒的辣味，怎么吃也不会上火，吃多少也吃不够。
在长沙随处听到的是熟悉的乡音，见到的是相似的乡貌，没有店家会问你加不加辣椒，只问你小辣，中辣还是猛辣，我试着点一份小辣，但那厚厚的一层辣椒还是把我结实地辣了一顿。在长沙减肥药想必销路不好，放眼望去，几乎个个都是苗条身材，莫非与常年累月吃辣椒有关系。长沙的教育氛围很是不错，故而我来长沙的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感受大学氛围，考虑是否要继续求学。
在长沙联系了一些老同学，不少高初中同学毕业后仍留在湖南发展，大家在一起聊着往事，聊着近况，哪怕长时间没有联系，依然亲切。学生时代我是一个很文静的人，与男生说话会很不自然，这几年工作上的历练，自然而然地开朗了。同学见到我的第一面几乎都是惊呼--“终于找到一个变化最大的同学了。”这个说我头发长了，不再是比男生还短的短发了。那个说我性格开朗、阳光了，不再是以前那么个性、独特。
很意外地，在长沙，遇见了你，我的初恋。我们总是这么断断续续地相遇。灿烂的烟花，一如童话般的青春。你说，那是我们在天空的表演。可瞧见，苍穹下分别有人握着我们的烟筒。不同的是，我把我的烟筒交给了我最爱的人来点燃，而你随波逐流，任由路人横行你的人生。一样的是，我们的眼神一如当初的清澈，你一样的才情横溢，哪怕那是从生活的缝隙中发出的光芒。幸运的是，我们都能平静而温暖地回忆过去，那些只有在小说和电影中才能找到的故事，那么遥远而飘渺，不知怎地，我想到了的德普饰演的那部《剪刀手爱德华》，感觉我也拥有一个那样的没有结局的童话。你对我说，我会幸福一辈子，因为我找到了真爱，他会给我一辈子的幸福。我想起，数年前，我们还在一起时，他也对我说过，你是这世上待我最好的男生，错过你，也许再也找不到第二人。我却从没执着地要去爱一个人，只是跟着心走，爱上了就爱上了，不爱就不爱了。与你在一起，心里只有你。与他在一起，心里只有他。但我要嫁的人，一定会是我最爱的人。
在长沙游玩数日之后，我对妹妹说，该回家了。所谓的家，就是我在东莞的小窝。突然发现，一直把他乡当故乡，把故乡反说成他乡。不禁想起贺知章的诗句：“儿童相见不相识， 笑问客从何处来。”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奶奶虽然突然而去，我仍然感觉她在身边，注视着我们。
丧礼很是隆重，但那些无孔不入的心计，那些例事惯性的行为，那些敷衍虚情的吊丧，这些都与仙游而去的奶奶无关。
我一遍又一遍地回想奶奶生前的孤独，生前的状况。孑然一身守着两套空洞洞的房子，她不识字，不懂普通话，但她爱看电视，不为别的，因为电视是她唯一的伴侣。想起那么多人对她的嫌弃，嫌弃一个老年人的自私，一个老年人的语无伦次，而忘记了一个老年人的需求和无奈。想起奶奶生前费尽心思地存钱，但猝然而去，连正式的遗言都没有，存下来的钱，有些自然留在了世间，有些不得而知，人活着，享受和拥有，哪个更重要，一目了然。想起奶奶对生死的执着，她对死亡有着恐惧，直到今年才敢提起死亡，提前身后事，所以我们努力追寻的那些遗言，都存在今年她和别人聊天时的只言片语。她说要埋在哪块地，要怎么办丧事，我们都依了她。她说我的文章作得好，要我为她写祭文，我写了，也念了，也烧给了她。
奶奶出殡那天，我哭得很伤心。家里的老人都没了，走在最后的奶奶，其实也是最让我们放心的，她没有受折磨，走得孤独，也走得安详。虽然我们都以为她还有多长的时间可以在，至少可以看到我结婚，看到表妹找到男朋友，表弟懂事，堂妹工作安稳，妹妹毕业，堂弟考上理想的高中。至少可以过明年的八十大寿，至少可以今年的春节一起过。至少可以……可以见最后一面。我们的想法多么地可爱，多么地天真，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不得不低头，不得不承认生命无常。
奶奶一走，给了我很深的启示，对珍惜二字理解更深，珍惜那些爱我的人。莫与时间竞争亲情。
云南彝族山寨有感
文/野渡无痕
好一派田园风光！全都是自然绿色的食物，何谓山里人家，食的是良田米，饮的是山清泉，下榻的是松木床！更为爽心的是，房前屋后皆被苍松翠竹环绕，大青山相对而立，村寨也是错落有致，平均海拔在1500米，气候年变化不大，但由于海拔较高因此河谷地带气候湿热，大多人家都依地势住在山半腰，不仅气候适宜，而且环境更是愉悦深心，可谓休身养性之最佳！峰会路转，每当东方放出些许光亮时，这里的人们便带着农具去田地里耕耘，洒下今天的汗水，等待明天的收获，而此时的山顶之上则是另一番景象，向远处眺望，一个泛红的日头，正在一跳一跳的向对面的山峰攀登，这便是清晨的日出，随这时间的推移，东方的万丈光芒早已照耀这大山的各处，一切的一切看起来都是那样的生机勃勃！再回首向下边的梯田看去好一派田园耕耘图，农民头戴竹帽手拿锄头，不时的擦汗，偶尔抬起头看看远方，看到满脸欣慰的笑，好像早已望记疲惫，没有丝毫的劳累，看到此不知不觉的内心一汩暖泉便涌入我的心田，直到全身！一切都在持续，直到日落西山，人们起身回家，不经意间抬起头看离山顶不远的高空一轮明月悬空而照，看起来很是舒心，这时便想起我古代隐士阿陶的两句诗晨光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待回到家中，一家人便围做而食，还不停的谈论，时而一阵欢笑，随然我听不懂这的方言，确心意神会了，主任还不时的夹菜夹饭，朴实无华的心意让我很是感动，晚饭过后主人家拿出了点心等看这电视，很是惬意！不知不觉已到深夜，便散去入睡，回味这一切，仿佛听到了远处山涧泉水叮铃清翠之声，之后伴随着寂静祥和的夜进入了梦乡，则看到了另一个世界！
我的花灯情结
文/杨玉藩
草木逢春绿汪汪，
人逢喜事精神爽。
轻轻地唱，慢慢地崴，
元宵佳节好欢畅……
清晨，我打开电视机，云南电视台正播放着云南花灯歌舞《喜迎春》。花灯演员轻盈曼妙的崴步舞姿，和谐动人、亲切熟悉的歌声、器乐声，令我赏心悦目，如痴如醉。
云南花灯是云南各族人民喜闻乐见、雅俗共赏的地方剧种，浓郁的乡土气息中蕴含着独特的艺术魅力。我对云南花灯情有独钟。
还在中学时代，我就已经迷上花灯了。课余时喜欢“哼”花灯曲调，学校的文艺晚会上，也曾经和同班同学上台崴花灯。1963年5月，洱源中学组织全体师生员工下乡“支农”。返校后，学校指定我们高八班以“支农”为题材编排一个节目，参加全州中学生文艺汇演。班主任张卓声知道我们班有好几个学生喜欢唱花灯，喜欢用二胡、笛子、三弦等乐器吹奏传统花灯曲调，就让我们编排一个小花灯剧，他还指定我执笔写出初稿……
这个花灯小戏演出后，大受欢迎。张卓声老师自然喜上眉梢，笑在心头。他欣然写道：“下乡劳动是1963年5月的事。1964年举行文艺汇演，同学们由此生发，自编自导自演了花灯剧，特别成功，获大理州中学生文艺汇演二等奖。时为盛事也。与有力者有杨振华、周曾弟、杨玉藩等。”
1965年，我就读于云南大学中文系后，还几次到昆明郊区农村观赏花灯。有一年，我们在昆明郊区富民参加“三秋”，我们班的花灯爱好者还与农村青年同台崴花灯。
走上中学教学岗位后，有时于教学工作余暇，和同事们来个花灯曲调器乐小合奏。有时还通过电视机、收音机，观赏收听云南花灯歌舞和花灯曲调。
有一年在洱源一中举办的元旦文艺晚会上，我任班主任的高三毕业班演出的传统花灯歌舞《游春》，荣获了一等奖。几位中老年教师在观看演出后动情地对我说：“学校的舞台上，多年不见花灯了。应该给中学生补补云南花灯课！”。
也就是这一年元旦过去不久，当我通过《云南广播电视报》获悉省电视台举办“南风杯云南花灯演唱大奖赛”时，心花怒放，兴致勃勃地观看了这次大奖赛的实况转播。我一边观看，一边还试着给十名决赛者打分。想不到我“试打”的分数和“试评”的名次，居然和评委们评选的结果“大同小异”，心中更是欢愉和欣慰。2010年，首届云南花灯艺术周，在有着“千年知府、梅葛故地、花灯之乡”楚雄姚安成功举办。我至今还记得，有一天通过电视机收看花灯节目时，由于自家的电视机出了故障，我就跑到邻居家 “借机”收看的情景……
云南电视三台的“俏花灯”栏目，更是令我越看越爱看，总是看不够。不论是花灯剧团的专业演员，还是普通的花灯爱好者，用自己对花灯艺术的执着追求，用自己的才华技艺，让观众尽情享受花灯艺术带来的快乐，真是：
花灯越唱越喜欢，
红拂彩袖团团转。
男男女女喜迎春，
台上台下乐开怀！
岁月如流，岁月如歌。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如今，我虽然已经是七老八十的白发老翁了，但我的花灯情结，一如既往，不改初衷。
成都的冬天
文/王栩
我作为云南高原上出生的人，对冬天是没有概念的，即便是北方已经零下几十度的时候，我在云南也就穿二件衣服，一件衬衣一件外套，关于秋裤我是很少穿的。所有人都知道云南是个好地方，四季如春，省外的许多人一听说云南，就投来羡慕的眼光，因为云南没有纯正意义上的冬天，也不需要怕过冬天。
今天得知云南下雪了，而我不在云南。整个微信朋友圈下的雪是最大的，许多云南的朋友、同事都在同一时间不约而同的发下雪的图片，然后还有一部份人开车到云南的高山看雪景。雪对云南方人来说起码是比较珍贵的，因为不是每年都能见到。有时候几年都看不到下雪，所以对于下雪许多人欣喜若狂也就在情理之中。
多年前我居于北京，才真正的感受到什么是冬天，零下七八度的北京，半夜或者拂晓飞雪，第二天早上出门外面白皑皑一片，那场面才叫真正的冬天。另外一出门刺骨的寒风吹着，冷飕飕的风迎面而过，如同被刀刮过脸，瞬间就想起徐志摩说的一句话：北方的冬天才叫做冬天。
成都，又叫“蓉城”在这里当北方天寒地冻的时候，成都基本保持在7-10度左右。我外出时只比在云南多添加了一件毛衣，这儿没有刺骨的寒风，也没有冷入骨髓的冬夜，很晚的夜间成都观音桥依旧人来人往，热闹非凡。
关于成都的气候，我曾查阅过相关的资料，据说成都是四川盆地的底，因为地势的原因，北方的寒流均不能进入，秦岭山脉为成都挡了寒流。没有寒流来袭的成都，冬天的气温最冷时一般都在5度以上，冬天依旧有明媚的阳光，照在人身上懒洋洋的温暖。
有人说：成都的冬天不像冬天，既没有北方冬天的萧瑟，也没有南方冬天温和。成都的冬天乍暖还寒，非秋非冬有些暖昧不清。我游历过许多地方，其实每一个地方的冬天都是不一样的，云南的冬天俗称有雨便是冬，成都的冬天非秋非冬、北京的冬天才是真正的冬天，区域跨度太大后冬天是不一样的。
虽说成都的冬天非秋非冬，但是每当我步行时依旧还是能感受到一些关于冬天的气息。路边行道树的叶子也会时不时的随风掉落几片，抬头看树，叶子变的黄绿黄绿的，有着与春天和夏天不一样的颜色，树叶与秋天相比更黄。出了城区在看成都，毕竟是冬季，已经不是秋天草长瓜熟的季节，路边田野上的草有少部份还是萎缩了。
成都的冬天有些阴冷，这和云南有几分相似之处。早上起床出门，一股子冷空气拂来，得稍微适应一下。虽说冷，但是和北京比起来不会有那种全身连骨髓都能感觉到寒意来袭的不舒服感，成都的冷只是淡淡一丝凉，不会冷到直打哆嗦。
据说成都是很少刮风的，成都四面环山，寒流吹不到成都，就如同夏天的炎热也无法散出一样。当然，成都也会有雾，这种雾不像华北平原的雾霾，雾霾是有毒的。成都的雾，是地表温度上升形成的水蒸汽，无毒无害。成都一但形成雾气，因为无风，雾气吹散不开，整个城市上空就阴沉着，放眼望去尽是灰茫茫的一片。
我喜欢成都这座城市，并不是因为这儿得天独厚的火锅文化，也不是这儿盛产美女妹儿。其实说到美女，只不过因为成都盆地气候湿润女孩的皮肤相对其它紫外线强的城市白净些罢了。喜欢成都，是因为成都人的性格和心态，我接交过许多成都本地人，感觉他们做人和做事的心态比较淡乐而知天命。刚还在骂骂咧咧的成都妇女，一转脸会告诉你昨天晚上打麻将赢了多少钱，且打的是几块钱的小麻将，他们会欣喜在这些偶尔赢钱的小事上。成都男人更不像西北男人大嗓门，成都男人有成都男人的味儿，他们含蓄不张扬，冷静且心藏智慧。
成都的冬天，太阳出来的时候你会看到街上人相对较多，老老小小的成都人一派欢天喜地，偶尔擦肩而过的路人还能听到他们用地道的成都方言打电话邀人喝茶打牌晒太阳。成都这座城市很和谐，没有喧嚣到让你觉得呆不下去的感觉，也没有凌乱到让你看不下去的街道，作为一个外地人，我走过许多条成都的街，即便我操着一口普通话购物和消费，也没有人刻意的鄙视过我不是一个地道的成都人。
莙荙菜的云南味
文/陈梦云
说起莙荙菜，很多云南人咋一听估计如我刚开始一样，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提起它的另外一个名字估计又会大拍脑壳——知道。莙荙菜者，牛皮菜也。
莙荙菜在云南，可能就是那种土得不能再土的蔬菜。在我的印象里，在滇西家乡那些山岭平坝广袤的土地上，农户们大量种植牛皮菜，主要是把它当作喂猪的饲料的。
虽然它很土，却来历不凡。据传，牛皮菜是公元五世纪时，从欧洲南部传入中国的农作物。这样说起来，时间概念还是有些模糊。换言之，五世纪其实就是中国历史上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在这前承两汉、后启隋唐，政权更迭频仍的动荡时期，细小入微的牛皮菜与宏大的佛教一道传入中国，共为中国古代历史上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它的传入，是继两汉时期葡萄、胡萝卜等传入中国之后的作物，不仅为中国饲养猪豕等家禽提供了口粮，也为舌尖上的中国和民众味蕾提供了一种平实却又特殊的食材。当然，莙荙菜究竟由何人带入，其历史的种植概况如何等等这些历史的细节，估计殊与难考。
在云南明代医药文化典籍《滇南本草》第二卷里，滇贤兰茂先生是这样记载这味可以入药的蔬菜的：“甜菜，红菜头，一名牛皮菜，味甘，性平。入阳明经。治中膈冷痰，胸中食积。不宜多食，发胃，动痰，走经络。 疾者，吃之发病。”从一个切口，道出牛皮菜明代时期在云南栽种、食用、药用的简况。
尽管很土，人们发挥聪明才智，用两种手法让它变成了美味佳肴。其一、将鲜嫩的牛皮菜叶、茎切成条状或块状，烩炒豆食（即豆豉）。豆食特有的酱香、咸辣，伴着牛皮菜的鲜甜，可口、开胃，下饭。其二、伴着少许时鲜的绿蚕豆米，汤煮牛皮菜。若要汤可口、宜人。汤汁必选火腿肉汤和腊肉汤。这样吃起来，不独有火腿、腊肉汤的香气，还有蚕豆牛皮菜的淳甜。若无肉汤，单煮牛皮菜，出锅时，必用熟油辣子做蘸水，用牛皮菜下蘸水吃，也是另一种惬意和风味。
虽然牛皮菜富含粗蛋白、粗脂肪和粗纤维，具有一定的营养价值，但牛皮菜爱剐膘，多食气虚，也就是《滇南本草》所云“发胃，动痰，走经络。疾者，吃之发病”。在过去，人们并不经常吃，但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改善，吃惯了大鱼大肉的城里人，逐渐返璞归真，青睐和看好牛皮菜这一类的山茅小菜。于是，不登大雅之堂的牛皮菜，也逐渐登上滇西人家的餐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