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娘的散文
关于大娘的散文（精选7篇）
永驻心底的感念
文/刘孔伦
一件事，一个人，让我感念了三十多年，而且这种感念还会一直伴随着我。
一九七一年，在东北的四姐身患肾炎，回老家医治。四姐是因为尹府水库的修建全家移民东北的。那时候药品奇缺，连很平常的杜仲、黄芪都很难买到，更别说医生给开的那些天麻、鹿角胶、龟板胶了。为此，我经常要跑远路，到处去给四姐买药。
七月初七那天，我根据了解到的信息，决定到莱西的南墅、袁家、河里吴家和当时的掖县郭家店等地方去买药。那天夜里下了一场大雨，早上我动身时还没完全停下来。早饭前撵到小沽河边的罗头村，跟随赶集的人渡过水深没腰的小沽河到了南墅。南墅虽然是个不小的集镇，却一味药也没有买到。胡乱吃点干粮，又推着车子跋涉几十里到了袁家。还算运气，一下子买到了鹿角胶和天麻两种药。带着满心的欢喜，一路小跑赶到了河里吴家——我的大金鹿自行车本来有点“蹬空”，在满是泥水的路上根本跑不起来，它不能驮我，还得让我使劲推它。到了河里吴家，却大失所望，却连一点药没买着。买不着药的懊丧，远路跋涉累得筋疲力尽，因为早饭没喝上水，又一路出汗消耗了大量水分，口渴难耐，种种困扰一齐袭来。
口渴得越来越厉害，看到街边有个供销社的门市部，便走了进去，心想，正是秋天水果收获的季节，买几个梨或者苹果也可以解解渴。进去一问大失所望，什么水果也没有。没办法，只有开口向村里的老乡讨点开水喝了——我的胃对凉水过敏，一喝准肚子痛。正是人们刚吃过午饭的时辰，找点热水应该不成问题。大街南面背阴处几个老大娘在乘凉闲谈，我便告诉她们要找碗热水喝。出乎所料，都说家里没有热水。我以为人家不愿意搭理生人，便又告诉她们我是哪里人，来这里干什么，为什么还得喝热水。一个大娘说：“俺不糊弄你，俺这里初六过七月七，今天是闺女走娘家的日子，有闺女的人家才做饭烧水。”十里不同风，我明白了人家不是为难我。身在他乡，无助而又无奈。“在家处处好，出门事事难。”古语说得一点也不差。
正推车要走。其中一位大娘说你先别走，晌午我和闺女一家在他哥哥家吃的饭，兴许还有剩的热水，你跟我来吧。到了大娘家，她让我在她家等着，说：“你放心，俺儿家里有把穿心壶，没有热水就叫他给你现燎。”
不多会，大娘回来了，后面跟着一位大哥，手里提着一把暖瓶。大娘说：“就是这个青年人要找水喝。老远来给姐姐买药的，大半天没喝水了，怪不容易的。”大哥给我倒上一碗水，那水虽然很热，我却几口喝了。刚伸手要自己倒水，大哥早端起暖壶，却只有半碗水了。说：“你先喝着，我回家再燎一壶。”我连忙说：“够了，不用了，麻烦大娘大哥了。”放下碗，不停地表示感谢，离开了大娘家。
搁在平常，渴到这个程度，一暖瓶水也不一定解渴。可是这一碗半水，不仅解了渴，而且解了乏。回家把找水的事向母亲、姐姐一说，都说是遇上好人了，还说有机会一定要感谢人家。
此后，每当过七夕节，我都会想起“渴中送水”的大娘和她的儿子，想起他们拿外人当客人的善心。可是，三十多年过去了，再也没有走到河里吴家一带，也就没有机会答谢大娘和他的儿子。老话说：“饿了给一口，胜过有时给一斗”，“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而我，在极度干渴的时候，受人“涌泉之水”，却没滴水相报。每当想起这事、说起这事，我就感到无比愧疚。现在，我只能把这个感念藏在心里，让它永驻心底，时时鞭策我去做一个好人。
浮躁
文/梅如是
外 婆
外婆在世上的最后几年，我正旅居在广州的一个偏僻小镇，远离了城市抑或尘世的喧嚣，我对世上的许多人情世故都淡漠了，对亲人的牵挂只剩下父亲的病情和母亲的来信。那年春天的一个早上，我接到母亲的电话，说外婆已经去世一些日子了，怕我伤心，一直没有告诉我。那时父亲的病情正在加重，我听到外婆的噩耗，心里却无动于衷，依然只是记挂父亲。过了很久，我才在遥远的异乡恍然惊觉，母亲在那一年相继失去了两个至亲的亲人：我的外婆和我的父亲。
一直以来我都以为我骨子里流的血是冷的。当我听到外婆过世的消息时，毫不觉得突然，更不觉得难过，但这感觉不敢告诉母亲，总算良心还没有冷透。直到几个月后，我休假回家，不知是否天意，父亲在我回家的第三天平静而仓促的离世了。虽然知道父亲的病无药可治，但潜意识中全家人都以为应该还有一段日子。突如其来的变故又麻木了我的神经，以至在父亲的葬礼上我终是没有掉下一滴泪。邻居们都说我福气好，父亲走的时候我刚好回家了。
这般的纷纭，我又忘记了询问外婆过世的情况。只记得母亲跟我说过，外婆临死前谁都不念，独独念叨我，不知我在外面过得好不好。原来我也是外婆的心病，但冷血的我当时却没有丝毫触动，全然没有理会母亲的絮絮叨叨。我就这样没心没肺的忽略了外婆临终时的关怀与慈爱。
据母亲讲，外婆很年轻就守寡，独自把活下来的三个孩子养大。外公生前给国民党做事，国军撤退时外公原本要去台湾，临走得了痨病留下来，没过几年就去世了。年轻时的外婆精明过人，外公去世后她烧掉了外公的所有物件，片纸也不留下。这一举动使这一家孤儿寡母在文革期间安然无羔，外婆也因为成分好，能干，当上了公社干部。母亲是家中的老大，从小就承担起照顾弟妹的责任，后来考上师范学校，进城工作，认识了我父亲，把家安在了城里。据说舅舅功课也好，那个年代上大学除了分数还得经过公社推荐，公社替外婆着想，硬是不让舅舅上大学，把他留在了乡下照顾外婆，这样外婆家只有我母亲成了城里人。
我童年的时候，舅舅还没成亲，正是好玩的时候，去乡下看外婆是挺期盼又乐意的事。乡下的一切都是清新美好的，我特别喜欢外婆腌的大头菜，很得意城里人吃不到这样的美味。房子后面的高山也充满着蓬勃的生机，我又喜欢跟外婆到后山去放牛，采摘沿途的山花和野果。大概自小习惯了乡下外婆的勤劳和能干，换个环境就觉着不适应。
后来舅舅娶亲，舅妈进门，表弟出生，外婆也渐渐老了。不记得哪一年开始，母亲变得不愿回乡下，我也不盼望去乡下看外婆了，顶多过年的时候去一次，去了还是当天就要返城。倒是外婆进城看我们的时候越来越多，由多年来的只在我们家住一晚的习惯，慢慢变成住上一个星期，甚至更长，有时一个月要来住上两三次。日子久了，每次来都跟母亲诉说舅妈的不是，说舅妈虐待她。母亲只好说不行就来跟我们住吧，外婆又不肯，说农村才是她的家，地里活多等等，心里矛盾得很。这个时期我已经上高中了，正是叛逆的时候，很多事情都看着不顺。听外婆同样的话题多了，心里终于不耐烦，尤其不满意外婆在我们家总把自己当客人，这么多年了，每个月不间断地来看我们，却依然吃饭要人请，菜要给她夹，洗脸要人给她端水，改不了客气的姿态。我对外婆渐渐生出莫名的厌烦，每次她来，只感到心中隐隐的不愉快，我的浮燥不安的青春期啊！
又过了几年，外婆说她的眼睛越来越看不见，我的父亲叫她去医院做白内障手术，对她说，不用担心钱，我们都准备好了，外婆却不肯。这般的扭捏终于冷了全家人对她的热心，再后来，外婆大半年不来我们家，母亲去乡下看她才得知她的双眼已经瞎了，也走不动了。这年我已离开家乡，对外婆已是全然不关心，我以为我最后见到外婆的几年已经表现出对她的不喜欢，她也一定不再喜欢我，一定觉得我不孝，自然一定不会牵挂我的了。
近年我不时会回顾一些往事，或许我也开始老了。忽然想起父亲去世那年母亲讲的外婆临终唯独念我的话，事隔多年，我才终于为之心酸。外婆活到81岁，故于乙酉年正月十八，也算长寿，但她心上的遗憾难道仅仅因为我不能明了她的心意吗？
大娘
大娘是父亲的大姐，普通话叫大姑妈。父亲共有六姐妹三兄弟。大娘在九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大，父亲排行第五，但在三兄弟中排行第二，所以大娘叫父亲二弟。
大娘小时候是富家小姐，受过良好教育，出嫁也早，以至大表哥的年纪比父亲的弟弟（就是我幺爸）还大。大娘和父亲的爸爸，就是我爷爷，解放前当过国民党书记，解放后因为抗税的罪名被发配到新疆劳改，我的奶奶文革期间也被定为地主婆，在当地农场接受劳教。按照旧中国的传统，嫁出去的女便是外人了，但大娘做不到，因为娘家的长子，就是大娘的大弟、我父亲的大哥、我的大伯也被划为右派关进了牛棚。这样嫁出去的大娘就成了娘家的顶梁柱，既当大姐又当妈。到我父亲时，已是大娘和他上面的姐姐在供他读书了，所以父亲和大娘之间何止姐弟情深，所谓长兄如父，在父亲的兄弟姐妹心中，都视大姐如母。
我的父辈们兄弟姐妹之间彼此关爱，感情很好，我却自小寡情。大娘至今健在，今年多少岁，姐姐说了几次我都记不住，索性不问了。我最后一次见大娘是父亲去世那年，她来奔丧，听说送走父亲回去没多久就患上了老年痴呆症。又听说近年大娘的脑子越发糊涂，家里好多人都不认识了，唯独我姐姐回老家去看她，她却一眼便认得。我觉得自己寡情，还因为我回家一年多了，至今没有回父亲的老家去看过患上老年痴呆的大娘，那曾是我童年生活过的家啊，家里有如同父亲亲娘一般的大娘，我甚至不去设想她是否还认得我。
记得小时放寒暑假，母亲把姐姐带到外婆家，父亲则把我带到大娘家，大娘是教师，每年有两个假期。我小时候玩皮，大概是跟大娘的小儿子，就是我的小表哥一起长大有关。以大娘的精明能干，却是从未说过我一句重话，大娘严厉，只对我的表哥表姐们上纲上线。每年放假我都尾巴一样跟着小表哥郊外、大街上的到处乱跑，走很远路去农场看奶奶，一路上故意踩农田，还到河里捉鱼虾，打井水，疯玩。我那时年纪小，身体弱，玩一次井水就会生一次病，小表哥就会挨大娘一次打。
那时候大娘整天没有歇着的时候，她的手很巧，做得一手好菜，还会做鞋垫和布鞋。姐姐和我出生开始她就一直没有间断过地给我们织毛衣，做布鞋。据母亲说，因为大伯是右派，耽误了婚姻，所以姐姐和我就成了家族中的第一、二个亲孙女，是全家人的宝贝。我穿大娘的手工布鞋穿了多少年如今已不记得，此时想起很觉愧疚。
那年我小学还没毕业吧，大娘照例把她做的手工布鞋送来给我，我逐渐成长的虚荣心面对大娘的关怀开始变得不知所措了。我不敢告诉大娘，我的同学们都穿皮鞋了，穿布鞋很土气。慢慢地我开始把大娘的新布鞋收起来不穿，然后没穿过的新布鞋一年年的增多，终于大娘发现我不穿她做的布鞋了，心里有一些失落。大娘不再给我做布鞋是多久的事，流水年长，岁月难再，回首间仿佛隔着一片苍茫，到底我也记不真了。
春节给父亲扫墓，回来的路上，姐姐说，大娘今天这病，可能父亲的去世对她打击最大。这话突然引起我难言的伤感，脑中暗暗思量，大娘于父亲、于我们难道仅仅是大姐和姑妈么？童年、往昔，一幕幕的，有似父亲墓碑上的照片，模糊却又栩栩如生。我这一颗浮躁的心啊，几时才想得起毕恭毕敬地孝敬大娘一回呢？我多么盼望这支荒废的笔能填补许多同样荒废了的亲情。
堂弟
堂弟是大伯的儿子，足足小我十二岁，论排行却是我们这个家族的长孙。大伯年轻时被错划右派，进过牛棚，直到五十岁才娶了我大娘。大伯去世那年，堂弟小学尚未毕业。大伯去世后，父亲自觉接过大伯的担子，抚养堂弟是他心中义不容辞的责任。
堂弟自小功课就差，不肯好好读书，我总以为是大伯晚年得子，先天不足的缘故。每当我回顾往事，忆到学生时代的淘气，总会想起父亲和堂弟。为什么我功课不好，父亲的脸色就是阴沉沉、黑黝黝的，堂弟功课不好，他却一味包容。
大伯生前不看好堂弟的学业，愁他考不上初中，早早便把堂弟从老家带来我家，托父亲帮他联系我们居住这座城市的技工学校。后来堂弟出人意料的刚好上了这所技校的分数线，亲戚们说，是大伯在地下保佑他。
幼年的堂弟我还是喜欢的，我至今保留着和堂弟的一张合影，那年我十七岁，堂弟五岁。但是我没有想到后来我和堂弟、和大娘之间关系变得有些微妙，比外人更似外人，这大概和我的浮躁有关。那时年轻，对待堂弟的心态似乎有些刻薄，但我实在又是一个胸无城府的极其单纯、简单的大孩子，脸上藏不住事，所有的喜怒哀乐都写在脸上。
堂弟读技校是父亲给的学费和生活费，那时候我家经济并不宽裕。堂弟哪一年读的技校、读了几年我记不住，也记不起那年我是不是已经工作了，唯记得即便工作了，初出校门的学生拿的微薄的工资还不够自己花，父亲却逼着每个月上交伙食费给他，尤其郁闷的是，我从此再也得不到父亲一分钱零花钱。堂弟住校，星期天来我家吃饭，每次来父亲都给他钱，这是我读书的时候也没有享受过的待遇。年轻的我看问题多么简单啊，我以为堂弟来我家的目的就是拿钱，因为这时候他已经和堂姐们找不到话说了，他的眼里只有他的二爸，就是我的父亲，有时我甚至觉得他对我的母亲，他的二娘也叫得有些勉强。
我骨子里喜欢美好的事物，人也喜欢俊俏的，堂弟偏偏高高胖胖又有些笨笨的样子，成绩又不好，尤其让我介意的是后来感觉他来我们家似乎不当家里还有三个女人存在的样子。心里不爽，脸色渐渐不好看起来。父亲全然不理会我的感受，一如继往的供养着堂弟，我的大娘也心安理得地接受着父亲的无私奉献，只在春节的时候带些水果特产来聊表谢意。后来，堂弟14岁左右技校毕业，居然顺利的进了一家名企，这又是我没有想到的，大概大伯真的一直在保佑着他。但是我更没有想到的是父亲依然如故地继续给他钱花。我的心就快冒出火来了，我学会了刻薄地猜想，大娘不改嫁一定是怕改了嫁父亲不帮她养儿子。我的心思瞒不过母亲，母亲安慰我说，可能因为堂弟是家里的长孙吧，独生男孩，父亲自然要用心爱护的。原来父亲重男亲女！我“醒悟”而且伤心，后来才知，当年我对父亲对堂弟的过分关爱并不是真的释然。父亲乙酉年七月初七去世，除了和母亲共有的一套房改房，没有给我和姐姐留下任何物质遗产。
再后来，我离开家乡，一走就是近十年。这些年我完全断了和堂弟母子的联系，一些零星的消息都是从姐姐那里听来。姐姐说堂弟现在完全懂事了，工作也稳定，20多岁就自己买了房子，把大娘接去跟他一起住。父亲去世后的每年清明，堂弟都会来给父亲扫墓，对母亲、姐姐也很敬重，还特别迁就我姐的女儿。倒是我，再见堂弟，心里却生出另一种莫名的不安，我的剪不断、越理越乱的亲情和浮躁焦虑的心啊！
桑葚，是一份难忘的记忆
文/刘县生
我的老家并没有桑葚树。
但麦收前的街巷里却总会响起“桑葚-----桑葚-----”的叫卖声。
奶奶就寻着声音、踮着小脚赶过去。先是问多少钱一斤，然后就跟小贩讨价还价，比如“你看，你这桑葚里还有绿树叶子呢！”奶奶把“绿树叶子”说得很重，表现出她讨价还价的正确与决心。而往往这个时候，小贩的眼睛会偷偷地往四下里一溜，陪着笑脸说：“您老人家还在乎这几个钱啊？嘚，多给您半瓢！您可甭告诉别人哇！”奶奶就庄重地点点头，意思是一定替小贩保守这“商业秘密”。
奶奶有六房儿媳妇，她买回桑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商业秘密”告诉她的儿媳妇们，然后再怂恿着她们集体去买“便宜货”。而奶奶就在小贩目之能及的地方远远地溜着，意思是说，商业秘密我都告诉她们了，不卖，我立马就过去揭穿你。小贩就苦笑着给围着他的女人们一个个地“贱卖桑葚”。
五大娘是最会洗桑葚的。她买回桑葚以后，总要先歇息一会儿，然后再去后院砖井里用小木桶打一些水，倒在盛着桑葚的白瓷盆里。五大娘说，桑葚甜份大，属热性，与清凉的井水一兑，人吃了才不受伤。那时候，我感觉五大娘特别有文化，有知识。五大娘的手很白、很嫩，她一边用笊篱把浮在水面的杂质捞出去，一边说：“在水中沉底的桑葚都是熟透的；浮着的，尤其是白颜色的，都是生的，味道不好。”她会把白色的桑葚捞到一个小红盆里；再把沉底的的桑葚，仔细地捞到竹篦子上，然后用井水冲两遍，才说：“行了，没沙子了，吃吧。”
而我那时总要盯着那个白瓷盆看，看那些浅红浅红的水，心想，一定也很甜吧。五大娘说“那是你五大爷的，小孩子不能喝。”
我奶奶说，我姐姐吃桑葚的样子最好看。那时，姐姐十七岁，村里的女人们都说她长得好看。
如今想来，我们家集体吃桑葚的时候，好像总是姐姐到得最晚，仿佛她根本就不知道吃桑葚这件事一样。她微笑着，手里拎着一个木质的小板凳，坐在奶奶身边，轻轻地捏起一颗桑葚，先把果蒂去掉，再慢慢地放在唇边，似乎不是在吃，而是在吮吸。那时，我与哥哥们已经抢吃得满脸都红呼呼一片了！姐姐看我们一眼，就抿着嘴笑。如今想来，姐姐吃桑葚的样子仿佛依然历历在目！但姐姐因早年患病去世，我永远也见不到她了！
我母亲曾给我说，你姐姐不是不爱吃桑葚，她是要省给你们吃！
唉，内疚啊内疚，当时怎么就那么不懂事，只知道抢着吃，怎么就没有想到姐姐的苦心？怎么就没有给姐姐多留一颗？！如今，懊悔不迭、追悔莫及又能向谁诉说呢？
前天，在以色列留学的小侄子来了电话，我们聊着聊着就说到了桑葚。小侄子说“老家是不是又有卖桑葚的了？”我说，是啊，咱这里正是桑葚上市的时候，乡村里、集市上、县城里到处都有卖的。小侄子听了，叹息了一声，说：“叔啊，真想念老家啊，想念在老家吃桑葚的时候啊！”
我情不自禁地流了泪，老家与以色列隔了不知道有多少个十万八千里，我也不能给孩子把桑葚送过去啊！
我听到了小侄子的哭声！他哽咽着说，想念老家了！
桑树，中国古时候曾经被广泛地种植在住宅的周围，后来成了家乡故土的一种象征；而桑葚是桑树的果实，她的甜蜜与无穷的回味，不知给人们带来了多少永远寄托无尽的思念与情怀，这，恐怕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了。
不谢花
文/刘湘如
颍州东北，有个插花村，又名花墩。村名的由来颇有些意思：传说岳家军当年进驻颍州时，遇到这片荒墩，便在此安营扎寨。不料是旱灾太重，寸禾不收，人马饮水都很困难。他们正想撤离的那夜，忽见营寨门口有了清泉和鲜花，将士兵们欣喜若狂……以后，每当夜静更深，细心人便会见到一位美丽的村姑，从遥远的坡地那边，担着清泉，满身插着鲜花，向营地这边走来……为了纪念那位不知名的姑娘，年年三月初三，这儿的鲜花便插满了村头……
传说自然不是信史。然而在历史的传统上，这村子确实是以种花出名的。后来不知什么原因，种花的风气湮灭了，这里再度沦为荒村。
花开花落，世事变迁。这几年荒村变富了，许多人家又养起了花来。乡下人种花不像城里，精心地栽培在盆里，他们在屋前屋后，锄锄耨耨，很快就有个象样的花圃，反倒使考究养花的城里人望尘莫及了。若论其花势，虽不比南国的花城名苑，但比起历史上的花墩，却是另一番景象了。
我在花墩生活了一段时间，那房东大娘的后院，有一块新辟的园地。春天里，海棠红开得艳满枝头；夏日，蓝茸茸的带紫纹的马兰花开了，那么生机蓬勃。眼下秋风送爽，又是一番景象：菊花开，千头百簇，满地铺金。
都说菊花不谢，确是如此，这几天西风渐紧，天旱草枯，而菊花，仍是那样精神抖擞，欣然怒放着。到了傍晚，晚风瑟瑟地吹来，花儿好像倦了，没精打采的。我踱进园子，见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正在给菊花浇水。稚嫩的小脸庞上，像溢出甜水儿似的。我问：“这块地是你家的吗？”她瞥了我一眼，不屑地回答道：“这还用问？”
这孩子很机灵，说得我气笑不得。正愣着，耳边却传来了一阵委婉的乡歌：
九月里赛似小阳春，
秋花开来黄橙橙。
家家飞来金雀子，
吱呀呀！唱一声，一片情……
歌声落处，竹篱外风刮似的，走进个二十出头的姑娘，细眉挑眼，朴素衣饰间，透出一丝丝秀气。她一手拿花锄子，一手拎花篓子，利利落落地走过来，接过小孩的舀子，一边浇水，一边教孩子培土。花丛中穿来走去，像两只忙碌的蝶儿。我闲着，知趣地自己走开了。
“怎么就走呢？”年长的姑娘忽然搭腔了：“连名字也不通报一下么？她叫谢菊，我叫菊媛，你呢？”说着，莞尔一笑，自去收拾她的一片花圃去了。
我想，这家人怎么这样喜欢菊花呢？连起名字也都是菊呀菊的。归来，为此沉思，俄而想起《红楼梦》中的菊花诗来：“携锄秋圃自移来，篱畔庭前处处栽”、“毫端蕴秀临霜写，口角噙香对月吟”……菊花诗风格各异，各有各的含义，那么，这位大娘家里养的这些秋菊，是不是也有着自已的“诗魂”呢？
大娘似乎看出我的心思，她向我讲起花事，一个令人动情的故事——
原来这儿从前虽然兴花，却很少有人家种菊花。有一年酷夏炎热，大娘两岁的小孙女中暑了。在危急当儿，从附近小村镇医院来了位年轻姑娘。她带来些金黄的花瓣儿，用水泡开，让小孩喝下，病就渐渐缓解了。后来才知道，那药不过是一种菊花呢！自此，菊花在这儿种下了，繁兴了。每至秋天，家家屋前屋后，团团簇簇，黄的，红的，白的，紫的，各色花姿，争艳枝头，傲霜怒放，在冷风中娇慵地垂着头，逗人喜爱。种的多了，城里头便派人下乡来收购，种花人得了钞票，进而明白了菊花的许多好处：可以美化生活，还可以药用，还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呢！
世界上有些事，平平常常地开头，却又有轰轰烈烈地结尾。这村子开始种花，继而兴种其他药草，许多人家因此富裕起来了，盖了瓦房，修了园子，买了车子。经营花草之风愈来愈盛，房东大娘为此事常常笑得合不拢嘴，她成天要感谢这感谢那的，还给自己的小孙女起了个“谢菊”的名字。
初冬，那个叫菊媛的姑娘又来了。她穿了件淡绿色的滑雪衫，红润的脸蛋上露出了两枚笑靥，真像朵刚出水的荷花。她给大娘送来了一叠现金，还带来刚买的彩色电视机。“大娘，你要的东西，我全都给你带来了。这都是卖菊花得的哩！”她说着，笑意便填进了两枚酒窝。大娘却拍手打巴掌地，沉声漫语地数落她了：“你这丫头呀，总是这样，尽想着大娘……”转而又对我说道：“我老了，承包的一点地却让这丫头变成金子了。你这记者怎么不替我宣传宣传呢？”
看着眼前的动人的一幕，我心潮翻动，不禁也捧起了一朵花。哦，大娘、菊媛、谢菊……这一组人与人之间编织的乡村故事，是一爿多么富丽美好的心灵的花呀。不知为什么，我忽然又想起了当年那个花墩，那位满身挂着鲜花的村姑仙女的传说……
转眼就到了旧历年底，大娘在城里工作的儿子媳妇回来了，却不见了菊媛。咦，她到哪里去了呢？大娘却瞅空悄声地对我说：“菊媛回城里结婚去了，人家是城里的读书人，分配到这儿当医生，已经好几年了哩！”听大娘这么说，我忽而若有所失似地感到了什么，哦，为什么呢？是为了这个村子里正在延伸的故事么……
然而，当我拾回往事的记忆，这藏在心间的一缕惆怅，竟又烟消云散了。这是次年秋天，我再次来到菊香村，走进大娘的后院，见那个熟悉的倩影竟又闪动在花丛中了。只是没见到谢菊，她已到城里读书去了。这时刻，重阳刚刚过去了，秋花仍在开着，在一片黄艳艳的，无语的幽魂中，隐隐露出了杞菊、滁菊、白菊、胎菊等各各不同的影子，还有又蓝又红的矢车菊，芬芳郁郁的三叶梗，间以蓬蓬紫苏、簇簇羌活、片片虫草，都在那一舀舀清水的滋润下，呈现出丝丝生命的颜色。溶溶的水光花容中，它们沾着水珠，迎着秋风，坚韧地微微地抖动着，好似在为它们的生命力，表示出最大的欣悦……
梦回月光下的小村庄
文/尹增淮 李庆伟
窗外皎洁的月光投在我的枕边，不知咋了我辗转反侧、久久难眠，突然莫名地想起了乡下的沈周氏。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从南京下放到苏北农村——天岗湖畔一个叫沈行大队的半岛上。多事之秋，父亲因“反动”学术权威被打倒含冤去世，母亲与小妹几年后移居南京，只有我一个人留守乡下。经历多年的农村生活磨练，我也逐步适应了农村艰苦的生活环境。由于我很快地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被王集公社革委会领导们视为“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大队根据生产队群众高度一致的推荐意见，本着“不唯成分论”的原则，破格让我担任沈前生产队的小队长职务。为了解决我的生活问题，队委会把我安排在五保户大娘沈周氏家里搭伙，烧草问题由生产队集体解决；定量的粮食不够，生产队里也会接济一些。这样的安排，社员们也都没啥反对意见，从而让我可以一心扑在生产队的工作上。
当时沈周氏已经七十多岁了，身材瘦小，但走路说话都特有精神。据村里的社员说，她年轻时十分俊俏，曾随丈夫在上海生活过近十年，但她一生命厄，三十多岁就守了寡。她有三个女儿先后远嫁他乡，由于她个性倔犟，不愿与女儿们一起生活，于是只得独自一人孤守在沈行大队的婆家，一晃就是几十年。沈周氏守寡后变得沉默寡言，也不喜欢串门，抽旱烟是她孤单一人时的唯一爱好。队里照顾她，在村西头给她盖了一间低矮的草庵子，土墙土灶，每次进屋都得躬着身子。一张窄小的木凉床占居了大半个屋子，床前放着一张仿佛用了几十年的小方桌，几乎再没有插脚的地方了。沈周氏喜欢蹲在灶门边抽烟，特别是在她默默地做饭烧火的时候，每次必须抽烟。只见她低头瞅着灶堂里的火焰，斜叼着一根旱烟袋，嘴里不时地“吧嗒吧嗒”，烟气便从她的口鼻中飘出，与锅灶的烟火味、烹饪的饭香味交织在一起。虽然在那个年代里做饭缺油少盐，但沈大娘做出来的饭菜还真的特好吃。我每次收工回来，她总会按时把饭菜端到小方桌上让我先吃，她又蹲回到锅灶边去抽烟了。
刚到农村时，母亲和小妹住村里的最东头，村里的环境尤其是生活条件特别艰苦，但是社员们的友善和纯朴让我们一家人的心里都得到了慰藉。读小学的小妹邓嘉嵋没事就喜欢到村西头沈周氏大娘这间低矮窄小的茅草屋附近玩耍，每次进屋时小妹的小个头也得猫着腰。大娘在村里也算是一个在大都市见过世面的女人，她特别爱干净，那件补了又补的蓝色外衣，总是洗得干干净净；家里虽然只有巴掌大的一点儿地方，却被她整理得清清爽爽。我们都喜欢吃沈大娘烧得饭，虽然只是用玉米面搂的山芋稀饭，外加一碟小葱拌萝卜丝，偶尔变更成萝卜干加豆豉，也是周围乡亲们羡慕的美食，特别是在青黄不接的季节里，能吃上这样可口的饭菜，简直就是一种奢望。每次吃饭时间，沈大娘总是蹲在炉灶旁，用她那长长的烟嘴凑着草木灰的余火点着旱烟，边抽烟边静静地看着我们这对从城里过来的兄妹俩吃饭，但是她从不愿上桌。当年农村妇女的勤劳、坚韧、克己、善良几乎全集中体现在了她的身上，甚至她一生都没有自己的名字。
烧饭的水她从没让我挑过，她宁愿自己用四个小陶罐从大河里分几趟提来再倒入小水缸中。遇到了插秧的季节，社员们中午没时间回家吃饭，各家就得把饭菜打包好由生产队安排其他社员送到田间。沈周氏不放心别人送饭，每次都是亲自用小砂罐给我送来，砂罐口用塑料布封扎好，外面还包裹着旧衣服，待我蹲在地头吃饭时仍是热乎乎的。记得有一天在插秧中途淅淅沥沥地下起了小雨，天气十分阴冷，为了不误秧期，社员们都主动地在秧田里披着塑料布坚持继续干活。我这个小队长被大家的觉悟深深地感染了，赤脚踩在冰冷的水田里，浑身冻得发抖。这时我老远就看见沈周氏冒着蒙蒙细雨匆忙赶来了，头发全湿了。她把自己的一件旧棉袄给我送来御寒，我吃惊她竟然惦记着我出门时穿得单薄。我穿上那件大襟右衽的女式棉衣，浑身暖和多了，社员们都笑我从尹队长秒变成了“尹老太”。
1976年底，泗洪县猿州水泥厂面向知青招工，我恋恋不舍地离开了生产队，告别了可亲可敬的乡亲们。以前与大娘共同生活的几件生活必需品是我从南京带去的，临走前我依然留给她继续使用。后来，我在南大读书期间，以及落实知青回城的政策后，只要我有空路过或接近苏北，我都会绕道回到沈行村去看望沈周氏，社员们都说我是她的“干儿子”，她也确实待我如亲儿子一般。1980年3月8日妇女节那天，噩耗传来，说大娘因食道癌病逝了，我风雨兼程连夜赶了回去。低头钻进低矮的茅草庵，只见她静静地躺在凉床上，瘦弱的面庞仿佛一个骷髅，眼睛深深地凹陷进去，嘴巴微张着，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泪水，歇斯底里地喊着“大娘……”队里的同志告诉我，沈周氏临终前留下遗嘱，反复叮嘱队里的负责同志把我留给她的生活家具还给“小尹”，那也几乎是她唯一的家当。第二天沈周氏要下棺了，按照农村的习俗，必须由她生前惦记着的亲人在死者的嘴里放一块冰糖后才会合嘴。我主动拿一块大的冰糖放进她的嘴里，因尸体已经僵硬，我就只能把她微张的嘴巴扒开一点，冰糖放入后，我又把她的下颌向上推一下，尽量让沈周氏的嘴抿合起来，让逝者尊严。我又亲手把沈周氏的旱烟袋装满烟丝，放进棺材里，这是她清贫的一生唯一的爱好。送丧的唢呐响了，我泪如泉涌，头扎孝布，腰系苘麻，手扶灵柩，缓步随着送葬的队伍一道，一直把她送上了后山坡……
那年那月，那人那事，刻骨铭心！我如今虽然生活在都市中，但是依旧怀念从前半岛上的人情世故，尤其是沈行村，特别是待我如子的沈周氏大娘……今天，中国高速腾飞的经济社会发展速度让人鼓舞，不可能更没必要倒退回到落后的计划经济年代，但是曾经的历史尤其是那个积贫积弱的年代里人与人之间的纯朴关系让我今生永难忘记！窗外皎洁的月光让我突然想起今天恰巧又是三八妇女节，正是大娘去世四十周年的忌日，她没有赶上祖国伟大的新时代，一生没能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我衷心地祝福大娘在那边能够安宁、安心！祝她一切安好！
2020年3月8日尹增淮泣撰
那一张喜气的脸
文/李小米
人到中年以后，我喜欢结交一些面带喜色的人，我信奉一句话，心灵的温度决定人生的冷暖。我和一个人最初的一眼，往往是看到那人的脸，投射到我心里来，我在第一时间，大概就明白这个人和我个人历史上的交融了。
比如我喜欢楼下徐大爷的一张脸，他笑起来更像一个弥勒佛了，感觉给人带来一团吉祥的光晕。还有赵大娘，也是这样喜庆的面容。赵大娘八十多岁了，有天在墙根下晒太阳，向我回忆起她做新娘那天的情景。大娘说，那天她坐着马车，咿咿呀呀进了老城门，等大伙儿把轿子捞开，新娘笑靥如花，她头上还扎着一朵大红花。大娘这一生，艰难地讨生活，抚养几个孩子长大成人，但她遇到再大的事，也没见她哭丧着脸。大娘的面色，永远是头上扎着大红花的喜庆样子。大娘有一句口头禅：“啥事儿想开点，都会过去的。”
我对这样一些喜色面容的人，常常忍不住揽入生命港湾。我总感觉，他们让我生命缓流的大河，大水走泥，厚云积岸。以前，我也是一个急性子，像老刘那样，有天把高压锅下的火刚关掉，就急急泼一瓢冷水在锅上，猛地掀开锅盖，冲起的气浪，把老刘烫伤了。老刘永远是那么急匆匆的样子，据说，性格偏执的人大多勤奋，少懒惰，但干出的事，往往效果很差。老刘的眉毛，常那么纠结着，一脸苦相。有段时间，我和老刘缠在一起，不是借酒浇愁，就是悲叹人生。坏情绪就像病毒感染，也影响了我的面容，那段时间有人说我的面相黯淡无光。后来，我常结交一些喜庆面色的人，如在流水里浸泡，我的心宽大了许多，心理上的纠结少了，面容也不知不觉改变了一些。这如一座雾霾中的山峰，人在山中心事也重了起来，等雾散过后，屹立在阳光下的山峰，才是一个人舒展开来的面容。
有人说，一个人三十岁前的面相，是父母所赐。三十岁后，就得对自己的面容负责了。命运留在你面容上的痕迹，其实在于你承担和面对的胸怀，因为命运终究是河水，你的胸怀才是两岸。面露喜色的人，你不就是开放在我面前的向日葵么。
四月梨花桥
文/吴振海
暖春四月，宁陵县梨花桥。
越过一树又一树如雪的梨花，我在低矮的梨树枝头上，看到一个个大大小小的鸟窝。
梨乡人爱梨树，更爱鸟。听梨花桥的老乡讲，就是大风把幼鸟刮落下来，孩子们看到了也要双手捧起，再把它稳稳地放入鸟窝。这不，趁鸟儿还没有归巢，我竟然孩子般地攀上一棵老梨树，近距离地接触了一个鸟巢。这是多么别样的感受啊！我甚至清晰地闻到了鸟粪的气味，它和着春雨的温馨，和着梨花的芬芳，和着高一声低一声或远或近的鸟鸣声，飘散在这个湿润的季节里。
听梨花桥的老乡讲，梨树花期很短，好天气里也只有十来天。若是在盛花期错过了授粉，将大大地影响秋天的收成。
于是，清明节前后几天，全县没有外出打工的剩闲劳动力，甚至还有周围县乡的民工们，在一群群蜜蜂的引领下，开着各式各样的车子，从四面八方一起飞奔到梨花桥。梨花桥不是很宽敞的乡间油道上，人来人往，车水马龙。院里院外，树上树下，男人女人，老少壮弱，都手掂一根短竹竿，攀梯爬树，忙忙碌碌，对梨树进行人工授粉。有一位大姐，今年已经五十六岁了。她很麻利地爬到了梨树梢头，像只鸟儿一样迅速地闪转腾挪。我问她为何有如此绝技？她说，年年来干这个，都熟练得很了，差不多每一个树杈长得啥样子心里都清清楚楚。
趁着老乡们吃中午饭的闲暇之际，我和他们聊起了家常。他们说：“俺这不叫打工，叫帮忙，乡里乡亲，都是来帮忙的。”不错，自古以来，在豫东乡下，谁家有了自己忙不过来的事情，四邻亲朋只要是听说了，不用主人打招呼，都齐刷刷地跑过来，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同克困局，共享收成。现在的情景当然和过去有所不同了，梨主人会给每个人每天差不多一百元的路费，中午还有一顿招待饭。我瞥了一眼他们的碗里，芹菜炖粉条，还有肉。这样一个花季下来，也能挣个千把元的辛苦费，比窝在家里天天打麻将强得太多了。
呵呵呵、哈哈哈……授粉大姐的欢笑声，一拨又一拨游人的啧啧称赞声，蜜蜂躲在花蕊间不停歇的歌唱声，这是一台春天的大合唱，是一部丰收的交响乐。
梨乡人爱梨树。在梨花桥村，无论房前屋后，墙角旮旯，及至蜿蜒无序的小河沟边上，都栽满了梨树。后来周边村落都纷纷学习，现在的梨树园，方圆已有十几万亩，最大的一棵梨树王已经有二百多年的树龄了。
我登上梨园中心高高的观花台，放眼四方，那是怎样的一种景象啊！茫茫大平原，似铺上了一匹宽大的白绸，小南风轻轻一吹，犹如千千万万个白鸽正曼舞，又酷似万万千千匹白驹在驰骋。梨花桥，这个被花海淹没了的豫东古村落，像是一条花船，漂移在如梦似幻的仙境里。
村道边，一位老大娘正在守着梨摊叫卖。我问大娘种梨收成可好？她说价格好时一亩梨树能净收一万多元，不好时也有七八千块，反正梨花桥的梨名声响，不愁卖，一到收梨季节，都是外地的大车过来拉，车子一排好几里地。
我又问大娘，梨都是怎么个卖法呢？她说大小分开卖划算。郑州来的车光要大的，每个都在八两以上；平顶山的车大多要中号的，半斤上下，他们那里一个梨不能分开吃，说是不离不弃；而湖南来的车只要小的，三两以下最好，湖南人爱吃辣，吃过饭弄个小梨儿嚼嚼，爽口又去火。
我还问大娘，梨树好管理吗？管理的成本高不高？大娘说，现在种啥都不容易啊！点完了花粉就得马上施肥，把梨树下的土深犁起来，厚施一遍农家肥；到了六月膨果期，再撒一遍复合肥……
漫步梨花桥，行走在梨花编织的乡径上，我激动不已：梨花桥，你为什么能够养育出这么多又高又粗的大梨树？为什么祖祖辈辈都视梨树为亲人？随手抓一把梨花桥的泥土，都能攥一缕盘根错节的梨树根，举瓢饮一口梨花桥的水，都能尝到皇家酥梨的甜香味。
梨花尽染的梨花桥，梨香熏透的梨花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