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教授的文章
关于教授的文章（精选10篇）
看不透的风景
文/谷微黄
一位风度翩翩的大学教授，曾在下乡时娶了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为妻，在物欲横流的世界里，这很自然被一些人视为“软肋”。
议论多了，他开始感到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来，对妻子也厌烦起来。某天晚上，他起草了一份厚厚的离婚协议书，讲了许多的大道理，准备和妻子来个好聚好散。
第二天起来晚了，他便匆匆忙忙赶着上课，没有收拾书桌上的东西。妻子从外面买菜回来，习惯性的来到书房打扫卫生，一只猫也溜了进来，跳到书桌上，把离婚协议书碰落在水盆里，浸湿了。
这下妻子慌了，以为是丈夫昨晚熬夜的心血，肯定又是什么重要的文件，便小心的捞起来，一张张地揭开，用熨斗熨平熨干。还没有完全做好，教授下课回来了，看见她那么用心地在熨烫一张张离婚协议书，像是在做一件神圣的事情。他的心仿佛被掏空了，这才感觉到，离开了她，他会失去什么。
教授感慨：“婚姻这东西呀，就像穿鞋一样，鞋是否合适，只有脚知道。”
年轻时你想砍哪棵树
文/苔丽
上大学时，有一次我们去一位老教授家做客，那时正年轻，豪情无限高谈阔论，仿佛世间之事无所不能。老教授一直微笑着倾听，不参与我们的种种话题。
待大家热情一过，老教授提出要做个测试，我们顿时都来了兴致。老教授问：“如果你去山上砍树，正好面前有两棵树，一棵粗，另一棵较细，你会砍哪一棵？”问题一出，大家都说：“当然砍那棵粗的了！”老教授一笑，说：“那棵粗的不过是一棵普通的杨树，而那棵细的却是红松，现在你们会砍哪一棵”我们一想，红松比较珍贵，就说：“当然砍红松了，杨树又不值钱！”
老教授带着不变的微笑看着我们，问“那如果杨树是笔直的，而红松却七歪八扭，你们会砍哪一棵”我们觉得有些疑惑，就说：“如果这样的话，还是砍杨树，红松弯弯曲曲的，什么都做不了！”老教授目光闪烁着，我们猜想他又要加条件了，果然，他说：“杨树虽然笔直，可由于年头太多，中间大多空了，这时，你们会砍哪一棵？”
虽然搞不懂老教授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们还是从他所给的条件出发，说：“那还是砍红松，杨树都中空了，更没有用！”老教授紧接着问：“可是红松虽然不是中空的，但它扭曲得太厉害，砍起来非常困难，你们会砍哪一棵？”我们索性也不去考虑他到底想得出什么结论，就说：“那就砍杨树，同样没啥大用，当然挑容易砍的砍了！”老教授不容喘息地又问：“可是杨树之上有个鸟巢，几只幼鸟正躲在巢中，你会砍哪一棵？”
终于，有人问：“教授，您问来问去的，导致我们一会儿砍杨树，一会儿砍红松，选择总是随着您的条件增多而变化，您到底想告诉我们什么、测试些什么呢？”老教授收起笑容，说：“你们怎么就没人问问自己，到底为什么砍树呢？虽然我的条件不断变化，可是最终结果取决于你们最初的动机。如果想要取柴，你就砍杨树，想做工艺品，就砍红松。你们当然不会无缘无故提着斧头上山砍树了！”
听了这番话，我们心中似都有所感悟，可一时又抓不住什么。老教授看着我们说：“刚才听你们纵论天下之事，似乎无所不在话下。可是，当你们踏上社会之后，当许多事摆在眼前，你们便只顾着去做那些事，往往于各种变数中淡忘了初衷，所以也就常常会做些没有意义的事。一个人，只有在心中先有了目标，先有了目的，做事的时候才不会被各种条件和现象所迷惑，才不会偏离正轨。这就是我的测试，也是我想要告诉你们的！”
在美国吃烤鸭
文/慕宁
去年四月，我应哈佛燕京学社之邀，去美国开会。会议结束当晚，燕京学社于哈佛大学左近一家叫做“常熟”的餐厅设宴送别与会学者。店面很大，据说是哈佛附近最具规模的中华料理，老板是台湾人。我的同桌有卫斯理学院的魏爱莲教授、美国西北大学的曾佩琳教授、密歇根大学的林萃青教授、哈佛的田晓菲教授等，美国人听说有烤鸭，个个喜形于色。及至端上来，却令我错愕不已。每人一个大卷，半尺多长，很像山东煎饼，鸭肉已经卷在里面，葱酱也已替你夹入，你握着大口咬嚼即可。尤其不可思议的是，每人还有一只烤好的鸭腿，也只能用手拿着啃。这和北京的全聚德、天津的正阳春烤鸭真是南辕北辙，但我看美国人吃得津津有味，大快朵颐。
随后到纽约观光。纽约的唐人街街口是孔夫子的塑像，里面餐馆错落，满目的汉字，恍若置身国内随便一个城市的商业街。在这儿可以吃到极纯正的中国菜，有一天到金麒麟吃粤式早茶，华人服务员推着餐车徜徉于大厅内，叉烧包、虾饺、榴莲酥、肠粉、豉汁凤爪、萝卜糕，味道均十分正宗。就连掀起茶壶盖，要求添水的习惯也同广州毫无二致。举目四顾，十几张桌子，除我旁边坐了一位美国人（我的表侄女婿），竟全是华人。
我的表侄女毕业于天津大学，十八年前赴美读硕士，就职于纽约高盛公司。她带我去了一家上海菜馆，不在唐人街，而在曼哈顿下城很隐蔽的一个街角。推开厚重的大门，一派民国老上海的公馆风范，大厅顶上十几盏古色古香的吊灯，笼着昏黄的光束，深色的屏风，深色的餐桌，一台古铜色的留声机似仍沉湎于当年上海租界的颓靡浪漫。菜是本帮加一点淮阳的味道，响油鳝糊、蟹粉豆腐、清蒸鲈鱼、炒年糕、烤麸，饮澳洲红酒。加上小费，每人三十多美金。
后来又到费城和华盛顿，对美国的饮食总的感觉是如海纳百川，无所不有，而且各善其能，各安其业，正如这个国家文化的开放兼容。
又见教授
文/曾建明
近日，受朋友之邀，聆听了西南政法大学严文强教授关于“国学经典的教育智慧”讲座。严教授瘦瘦的个子，深度近视的眼镜遮住了大半个脸庞，坐在那里显得有些弱不禁风，不禁让人为他担心，担心他小小的个子是不是能够镇得住，是不是能够让密密匝匝的教育精英们少些私语、少些屏聊。
担心似乎有些多余。一天的讲座，让蜗居乡村的教育管理者感到了不一样的气息、不一样的追求。他说：“教师一定要做文化的使者，没有文化的濡养，身心何处安放，灵魂何处是皈依。”
“父亲的忧伤、家族的忧患、民族的忧思，那是因为生命没有文化的滋养、没有道德的涵养、没有精神的濡养。夏雨雨人，春风风人，最高级的教育是风化、是感化、是融化，文而化之……”声音很低，但能让人感受到他细若游丝的气息、内心的哀伤、灵魂的哭泣、生命的吟哦。“现在的大学生看不懂古书，不想读古文——古文、古文、古文，那是祖先生命的痕迹、灵魂的皈依，那是父亲的父亲的话语，祖先的祖先的沉思。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严教授娓娓道来，还不忘解释出处和语义。呐喊时时都在，呼号随口而出，演讲和激情住在他的生命里、灵魂里。“每个人只有点亮自己的灯，整个民族才会灯火通明。父亲的气质成就孩子的素质，母亲的修养成就孩子的素养，老师的榜样成就孩子的模样。”讲座在教授的谆谆教诲里戛然而止。
提前结束的报告，让我有些意犹未尽。“幸好我们读了大半年的经典，教授读出的句子我们还跟得上。”“教授说上句，他们在下边跟着背下句呢……”同事的闲谈引起了我的兴趣。教授这次的主题是国学文化，其中引用了很多《论语》《大学》还有《道德经》《礼记》的段落。而这些是需要呼应的，是需要默契的。
我想起了教授在讲座中的一个小故事：“江油一所学校的主任去县城领试卷，回来遇到了劫匪，身上的现金和值钱的东西都被洗劫一空。案破后，发现这个劫匪一共做了六次案，前五个受害人都被杀害，只有这个主任得以幸免，那是因为他在遭遇绑匪时说了一句话——一句保命的话。”教授拿起手中的矿泉水顿了顿，“大家记住：保命的话。”所有人都在等下文，等教授说出这句惊世骇俗的保命箴言。“‘快点哟，钱、东西你都拿走，娃儿四点还要考试哦。’这句话，送给大家。”
茫然走在灯火辉煌的街头，讲座的点点滴滴涌上心头。很短的讲座，却引起了大家的共鸣。也许是因为沉浸在经典诵读中的缘故，我在想，是什么保住了那位主任的性命？是对于工作的敬业与认真？是面对生死和财产的淡定和淡薄？是文化引发了劫匪埋藏心底的良知？还是娃娃的考试引发了劫匪的恻隐之心？
我没有去问教授，也不用去问。“经，常道也。其在于天，谓之命，其赋予人，谓之性，其主于身，谓之心。心也，性也，命也……”《尊经阁记》的话语又浮上了我心头。
对一粒米饭的尊重
文/龚本庭
我在学校的操场跑步时经常遇到一个中年人。他的身材太引人注目了，长得圆滚滚的，像个皮球。他跑步，也仅是一个跑步的姿势而已，那速度可能还赶不上一般人走路。
但他性格很好，每次见到我时，都会很热情地与我打招呼。其实我连他姓什么都不知道，当听别人喊他教授，我还以为是开玩笑呢！他的形象与我心目中的教授形象还真是有落差。
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问他：“教授，您这么有学问的一个人，又天天坚持运动，怎么还这么胖呢？”教授告诉我，他出生在农村，小的时候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天天饿肚子，并且眼睁睁地看见自己的妹妹饿死了。为填饱肚子，那时天上的飞鸟、河里的游鱼，他是逮什么吃什么，好歹是挺过来了，从此以后就特别节约。现在条件好了，他与儿子媳妇一起生活，可儿子媳妇没受过苦，总是要将剩饭菜倒掉，每次媳妇收碗时，他就忍不住把那些剩菜端过来吃掉。每次倒的时候，都会想到自己那饿死了的妹妹。“我也知道吃了对身体不好，可人就是控制不住啊。如果当时有这么一碗饭，也许就会救活一家人的命啊！你们是体会不到我们那个时代的艰辛的。”教授说完就感叹，眼里有泪花在闪动。“现在世界上每6秒钟有一个儿童饿死，有10亿人依旧在挨饿，还有多少人依旧填不饱肚子，想想这些，你说我们又怎么舍得去浪费一粒粮食？”教授最后对我说。
教授的话，让我想起我的伯母，她老人家几年前已经仙逝。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她就不允许泔水缸里有一粒米饭。那时，她常说，饭碗里不吃干净，倒在泔水缸中，是会遭雷劈的。我们整个童年，都不敢浪费一粒米饭。后来，有一次，伯母家来了几个小亲戚。那时家里条件都已经不错了，伯母就煮荷包蛋给他们吃。可能鸡蛋烫，孩子们又有急事要走，没吃完的鸡蛋就偷偷倒在泔水缸中。伯母发现后，很是生气了一阵子。她从泔水缸中捞出鸡蛋，用清水洗净后，自己吃了下去。我想起伯母时，这一幕就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在我脑海里。
一粒米饭是如何得来的？恐怕农村长大的孩子也说不全。它们要经过选种、整地、育苗、插秧、除草、杀虫、灌排水、施肥、收割、打谷、晒谷、筛选后才能过仓。一粒谷要经过近百日的风吹雨淋，农人的殷殷盼望，然后是稻谷经清理、砻谷、碾米，然后刷米、去糠、去碎、晾米等程序才能变为米，再然后还要淘洗、蒸煮，才会有一粒米饭。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对一粒米饭的尊重，也是对劳动的尊重，对今天的人们来说，更是对社会资源的尊重。
有一种境界
文/王斌
近来，我两个肩胛痛得厉害，就去了上海第一人民医院针灸科，挂的就是张教授的号。去之前，朋友介绍说，如果时间与上班有冲突，可以在七点钟之前去，这样八点钟之前就可以做完针灸，不影响上班。据我了解，除了急诊外，上海第一人民医院法定每天八点钟才开始接诊，针灸是对慢性病的中医疗法，不可能有急诊，七点钟怎么可能找到医生，而且是专家教授级大牌医生？然而，张教授确实七点钟就到了医院，每天义务加班一小时，没有加班费，没有任何补助，近十年来，心甘情愿起大早加班，分文不取。他认为非这样做不可，原因有三：一是方便上班族，让患者诊疗和上班两不误；二是每天多诊疗十多个人，一年就可以多诊疗几千人，满足不断增长的患者就诊需求；三是提前分流，减少患者就诊排队时间和缓解焦虑心情，增强良好的就诊体验。
其实，我肩胛疼痛已有好久，迟迟不去医院，一个重要原因是上班脱不开身，既然张教授解决了这个后顾之优，那便毫不犹豫地去医院接受治疗。那天早晨，我六点五十五分赶到张教授所主管的针灸科，虽然我是第一拨，但不是第一个，已经五六个患者了，有的已经扎上了十几根银针，有的正在让张教授扎针。诊室里七张病床，只空一张，张教授便让我在这张空
床上躺下。
我不由得感叹，这么早就开始忙啊！后来我才知道，张教授自2008 年至今近十年，除双休日之外，每天都是五点半起床，六点钟出门，开车要么去医院本部，要么去松江南部，一天不落。张教授居住的小区停车位十分紧张，经常是后停的车横在先停的车前面。为了第二天早晨能够按时出发，每晚临睡前，他都先检查一下自已车前的情况。有一次，有辆车挡在了他的车前，他就找到保安，说次日清晨六点钟出门，麻烦请协调一下，到时让车主出来动一下车，让个道。保安找到了车主，车主把车钥匙给了保安，称其好睡懒觉，早晨会关手机。第二天早晨，张教授拿到挡住自已车的车钥匙，坐上去却怎么都发动不了，因为车型不一样，且此车太先进，他不会弄。眼看上班时间来不及了，他急得一身汗，保安也不会弄，打车主电话，果然关了。张教授只好坐地铁赶到松江的一医南部，勿勿忙忙，连早饭都没有吃。还有一次，是个周末，他去广州参加研讨会，周日回来已到深夜，洗漱后东方已经放白了。这一夜张教授几乎没休息，早晨他担心疲劳驾车难以保证安全，便坐地铁赶到松江，因而晚了五六分钟，见七八个患者已经等在针灸科门口，他很愧疚，连声致歉。患者们很感动，有位患者动情地说：“你提前上班为我们，也没有任何好处，我们给您添麻烦了，感到不好意思的应该是我们，而您做出牺牲却还致歉，这个境界高啊！”
有句话是这么说的，一个人对奉献与辛劳坚持一段时间并不难，难的是数年如一地长期坚持。而张教授已经坚持了近十年，是多么不容易啊！
夕阳晚景当此时
文/皇甫倾城
我们站在楼梯上，轻轻敲了门，里面就传来清亮的一句：进来。
在去章教授家里拜访的前一天晚上，我是做了许多的工作的。譬如我必须将话题主要限制在文学、书法以及篆刻上，还要处处表现章教授的知识渊博和自己的崇敬之情。然后罗列了满满的一纸，强逼着自己去默记——那一夜，未曾谋面只闻美名的章教授在我心里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学术泰斗。
进门以后，是一张竹藤椅，正对着窗外。窗外的天，明媚晴朗，一如既往的好。章教授坐在椅子上，正回头看着进门的我们，我们也就一眼看到这个老人慈祥的面目：微微的笑，透明澄澈的眼神。
教授动着身子想要站起来，我们知道他的身体早已不如往时硬朗，便跑过去扶住他。他拉住我们的手，然后招呼我们往沙发里坐下。简单的自我介绍以后，他开始询问起我们的家乡家庭、兴趣爱好来，我们就一一的答复，没曾想我们的回答，在教授眼里，都一一成为回忆的契机。
他说，那时，他还年轻，在老校区中文系，负责编辑《达县师专报》。某一年中央新闻署的干事来开一个讨论会，先至达州，后去乐山，因苦于途程的无聊和路线的不明，便邀请他一同前往乐山去。他说那是他第一次去往乐山，观了大佛，回来是从乐山去了宜宾，从长江坐船到了泸州，转程到了重庆，最后回了达州。教授的谈吐动了情，目光遥望窗外的风景，许久都还是沉稳悠长的语气。他说那一次他很高兴，他得以在旅途之中，收获了生活的乐趣，收获了艺术的灵感。
他便谈到自己几十年的艺术生涯来，作为仰慕教授的后生小辈，我们早已准备了惊叹和赞美的词句。然而，自始至终，未曾听得教授一字半句的自夸和自道。他只是说：“我也只是一个迂老夫子而已”。当我们问及如何掌握书法的艺术要领时，他也没有我们想象中似的“滔滔不绝”，而是语重心长的说：“人就是一个同自己斗争的过程，你们要努力去克服心中的懒惰，任何的事情，只要你刻苦去做，总是会成功的。”我们都不敢发一言，尽管窗外有风，风里的树左右的晃荡，然而，在这屋子里，却是一种安静——穿透心灵的安静。
我们无话而应，却在心里装满了信笃和虔诚。章教授接着就说：“学书法，基础就在握笔的姿势上，我年轻时，笔都拿不好，只是费尽手力，死死抓住笔杆，写的字就很难看，后来见别人写，仔细的观摩了那拿笔的姿势，才懂得轻松握笔，心才会游刃有余的道理。”
他一边说，一边挪动着手，想做示范，我们便看见他手上的血管在泛白的手上，清晰可见。他坦言，以前对于书法，他是热情的，而今由于身体的缘故，连行动都几显困难，端起笔杆子来颤颤巍巍。心情也就不同于往时，这是他很惋惜的。
我们怕教授干坐着嫌烦，便扶着他在屋子里走步锻炼。他很累，来回两次就要休息。他说，走起路来虽然很累，但是如此锻炼，却恢复得极好，这是一个广东来的医生告诉他的，他自我也是这样的感觉。
临走时，又有一群同校的学生来看望教授，在屋子里又掀开一片欢笑。我们怕吵到他，就自发商量小声一些，何想教授的听力很好，笑着说：“没事儿，我就是喜欢热闹。”只是这一句，竟让我感慨万分。教授已经九十二岁高龄，人到暮年，任何东西，都走向衰落。他因身体的缘故，长日在椅子上孤坐，不能涉足年轻时的风景，无计泼墨挥毫重对昔时纸砚，想来，不是老去英雄似等闲，而是，一种种愁苦和压力在无限纠缠，以至于，他对热闹，竟如此的稀罕，而热闹对他而言，却是如此的奢侈。
我们挥手作别，那在竹藤椅上的慈祥老人。关门走下楼梯时，太阳已偏西，晚幕在山野中徘徊。而归校时的景色，却是极好的一程。
注：文中的章教授，即章继肃教授，着名书法家和撰章家，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达州市书协名誉主席，德艺双馨，现年九十二岁。
老的领悟
文/琦君
老友多年不见，重逢时常会欣慰地说：“你跟几年前差不多嘛，没有老啊！”于是兴奋地谈着，渐渐地彼此就会问：“你的牙齿拔了几颗？”“你的头发是真的还是染的？”“你的老花眼镜是多少度啦？”彼此比来比去，然后拊掌大笑说：“老喽，到底老喽！”
老，原是极自然的事，但求能顺应自然，健健康康地老，快快乐乐地老，就是福了。
年轻时我最爱纳兰成德感伤的词，他有名句云：“一种蛾眉，下弦不似初弦好。庾郎未老，何事伤心早？”他是感慨岁月不居，人生苦短。那时我也学着感伤的词：“不记秋归早晚，但觉愁添两鬓，此恨几人同？”大学老师就告诫我说：“不要无病呻吟，年事长大有何可悲？只要保持愉快、进取的心情，就可永葆青春。”如今真的也入老境，明知去日苦多，反觉有限来日，弥足珍贵，也益知加倍自励。
最近接奉八十余高龄教授来书说：“愈是忙碌，反觉精神愈佳，习画兴趣亦愈高，心情亦愈益愉快，相信自己还可以做很多事。”捧读之余，至为欣慰。此教授是我最敬佩的前辈，她六十余年来教授人才，对教育的贡献是尽人皆知的。她的谦冲和蔼、诲人不倦，和着她白发皤然的风范，给予每一位接触过她的人以无限温暖。我每于心情低落之时，就取出她充满关怀存问的信来重读，顿觉豁然开朗，人也年轻起来了。足见友情是多么重要，真的是“陈酒最好喝，旧衣服最好穿，老朋友最好说”。
白居易有诗云：“镜中莫叹鬓毛斑，鬓到斑时也自难。多少风流年少客，被风吹上北邙山。”劝世人勿悲老迈，能入老境便是福。西哲阿米尔说：“懂得怎么老下去，是智慧中的重要课题，也是伟大生活艺术中最难的一事。”这最难的一事，是需要潜心体认，而于其中获得无穷乐趣的。
有四句流行的打油诗云：“七十不稀奇，八十多来兮。六十小弟弟，五十睡在摇篮里。”比起另一首：“人生七十古来少，前除幼年后除老。是间已是不多时，还有一半睡着了。”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心境，一喜一悲，全在个人的领悟了。
杯子与水
文/佚名
许多同学去拜会大学教授，起初大家相谈甚欢，然而说着说着，学生们的话题便转向了抱怨，他们抱怨生活的压力和功课的负荷。
这时，教授不动声色地从厨房里取出了许多个不同质地、不同形状的杯子，其中有陶质的、有瓷质的、有木质的、有玻璃的、也有塑胶的。教授让同学们自己取杯子倒水喝。杯子被取得七七八八后，托盘上只剩下一些粗陋的杯子。
教授这时微笑着说：“你们瞧，所有细致、古朴、玲珑、美丽的杯子都被拿走了，剩下的，全是让人瞧不上眼的塑胶杯。现在，我想问的是：你们选杯子的目的是什么？”
学生们异口同声地说：“喝水呀。”教授又问：“既然是喝水，那为什么你们在意盛水的器皿呢，随手拿一个不就可以了吗？为什么还要刻意选好的、美的、精致的？”学生们被问得哑口无言。
这时，教授正色说道：“主副不分而又什么都想一手抓的心态，正是造成压力的主因，你们喝的是水，执意要选美的杯子，甚至在选不上好的杯子时，心生怨意。”
这就和生活一样，生活就是水，而名誉与地位，仅仅只是盛水得杯子罢了。如果我们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杯子上，那么我们便没有时间和心情去品尝和享受杯中水的美好滋味了。
那些年，他们还不是教授
文/读史老张
前一阵子整理书房，翻箱倒柜，找出了我的“复旦日记（1978-1982）”。这些日记本，一共四册，是我自1978年10月起在复旦大学历史系读书生涯的“流水账”。
仔细翻阅，我被其中记述的中年教师片段又一次吸引。当年在历史系，中年教师是“顶梁柱”，我们曾亲承謦咳，甚至与之朝夕相处。那些年，他们大概四五十岁，因时代耽搁，职称仍为讲师或助教，但有的人早已名声在外，是没有“教授”头衔的著名学者；有的人在社会上没名气，却在学术圈享有盛誉；还有的人一辈子默默无闻，但同学们忆起他们，至今两眼放光……
一
邓廷爵老师曾担任过我们78级的班主任。邓廷爵（1922-1991），四川璧山（今属重庆）人。1950年毕业于复旦历史系，教我们先秦史。邓老师瘦弱、矮小，说一口四川普通话，性格沉稳，话不多。因已谢顶，看上去很苍老，在我们眼里，邓老师是一位“年迈的老先生”——有一次，他坐在别人自行车的后座上到校上课，一位同学还担心：老先生年纪大了，万一摔倒可怎么得了？其实，谁也没猜到，邓老师当年不过五十多岁。
邓老师虽然只是讲师，资格却很老。前几年我读《顾颉刚日记》，才知道他师从过曾在历史系任教的顾颉刚先生。据《顾颉刚日记》记载，1946年10月30日，“复旦学生来上课，自一时半至四时，为讲地理沿革史大概及《山海经》”。11月18日，“为复旦学生十一人讲《禹贡》三小时”。顾颉刚记下的为数不多的学生名字中，均有“邓廷爵”。不过，邓老师很谦虚，他从未对我们说过自己是“顾颉刚弟子”。
我们班级51个同学，绝大部分是历届生，应届中学毕业生只有10人，历届生与应届生最大的年龄差距达十三四岁。历届生大多来自工厂、农村，阅历丰富、知识面广，班里的干部职位均由他们“承包”。和他们比起来，我们应届生就显得既天真、愚钝，又势单力薄。但邓老师对应届生很呵护。1978年10月28日，我在日记里写道：“上午，从长春开完古代史分期学术讨论会回来的邓廷爵老师召集我们应届生开会，征集我们学习上遇到的问题……这是多么令人鼓舞的呀！”
1981年初，邓老师卸任班主任，由许道勋老师接替。许道勋（1939-2000），浙江平阳人。1965年毕业于复旦历史系，主要从事隋唐史的教学与研究，曾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许老师个子不高，戴一副棕色圆框眼镜。那时眼镜质量差，镜片厚，那一圈圈的镜片边缘，显示他近视度数很深。与邓老师不同，许老师个性开朗。 “许老师给我的印象是：和气而健谈，而且总是笑呵呵的。” （1981-2-19）这里的“总是笑呵呵的”，其实还有下文：在后几届某班的课堂上，只要许老师一来，就会有一位调皮学生学着他那有个性的“咯咯咯”笑声，先笑起来……许老师不明所以，也被逗笑了，于是，全班同学跟着他一起大笑起来。
许老师为人和善，学问也好。上世纪70年代初，毛主席做出指示，请一些专家注释部分古籍，印成大字本，供中央领导人阅读，许老师就是大字本的注释者之一。他与赵克尧老师合著的《唐太宗传》 《唐玄宗传》，至今仍是唐史研究的重要范本。据说一位台湾大学教授在读了《唐玄宗传》后，对于书中的翔实考证尤为叹服。
许老师曾与彭神保老师一起，为我们开设过隋唐史课。他们一谐一庄，各有所长。记得在课堂上，有一位中文系77级的学生曾来旁听，她叫颜海平。颜海平在学校排演的话剧《于无声处》中扮演主角，也算是“校园明星”。那时，她一头齐耳短发，听课非常认真。谁也没料到，隋唐史课程结束后不久，颜海平就发表了十幕话剧剧本《秦王李世民》，引起轰动。该剧后被拍成电视剧，红遍大江南北。后来，颜海平赴美留学，成为著名教授。不知她今天是否还会想起，她创作《秦王李世民》时，曾旁听过历史系的隋唐史课，而两位任课老师，当年还仅仅是讲师！
二
在我们寝室，常有任课老师前来，他们或辅导功课，或讲述系里的奇闻轶事，大家听得津津有味。1979年2月15日，我的日记里有夏义民老师前来寝室的记录： “历代文选教师夏义民到我们寝室来聊了一个晚上的天，内容广泛，仅就就学一例，言及学科、上课、借书、毕业分配、选修及教师等，几乎无所不包。”
夏义民（1937-2019），浙江镇海人。1963年毕业于复旦历史系，后到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工作，曾参加过《现代汉语词典》 《新华字典》的编写和修订。夏老师教我们中国历代文选和古代汉语课，在课堂上，他喜欢讲北京那些著名语言大家王力、吕叔湘等先生的故事，有时还自嘲： “我嘛，至今仍然是个助教！”有一次，在讲到“文史不分家”时，他忽然话锋一转，说：“过去呢，文学家看不起历史学家；历史学家呢，也未必看得起文学家……有人说过， ‘文’者嘛， ‘文过饰非’也！”
那时，各类教科书都非常紧张，我们上课基本没有教材。夏老师的课程也如此，大概一直到学期结束时，我才陆陆续续凑齐过一套王力的《古代汉语》（四册）。但是，在日记里，我却意外发现一件小事：
夏义民老师很热心，今天请他代买《Kernal Lesson》，夏老师欣然答应且立刻为我们买来了。 （1979-6-5）
夏老师是古汉语老师，为什么会帮我们“代购”英语教科书呢？他又是从哪里买来的呢？我搜索记忆，怎么也记不清前因后果。不过，这倒令我想起另一则“代购”故事：在复旦校门东侧，原来有一家校内书店（今邯郸校区中国银行营业所原址），店堂虽小，但柜台后却有一个“密室”，专供内部图书或紧俏图书，不对学生开放，教师可凭工作证限量购买。那时，罗素的《西方哲学史》 （商务印书馆“汉译学术名著”之一）刚出版，属于紧俏商品，顾嘉福同学特别想买，却因为进不了“密室”，只能望洋兴叹。教我们世界史的张广智老师知道后，立刻答应代购。 “那天，外面下着大雨，我正在寝室里午休，忽听外面敲门，原来是张老师来了，他浑身被雨淋湿，从包里取出《西方哲学史》交给我，这真让我又惊又喜……”不久前，顾嘉福向我讲起这温馨一幕，依然有点激动。
上述回忆，与夏老师的“代购”两相对照，足证当年亲密的师生情谊，也部分解答了我的疑问。
三
在我的日记里，还记有不少中年教师的上课风采。如，朱维铮老师教我们中国史学史， “讲课时抑扬顿挫”（1981-2-25）；姜义华老师上的中国现代思想史， “是我这学期以来所上的课中收获最大的课程之一” （1981-6-19）；张广智老师在上外国史学史时，“总是不厌其烦地道出一些警句和格言，给人的印象极为深刻” （1982-3-5）；回母校兼课、开设辛亥革命史的金冲及老师“几乎不用讲稿，讲得很流畅。他对史料的熟悉是令人佩服的” （1981-4-21）……
另外，我还记下过一位政治经济学老师与我们的班长曹景行同学的对话：
政治经济学老师在课上问： “哪位同学能否讲讲，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与价值规律的关系如何？”老曹回答说： “它们的关系就像我们学校的夏征农和苏步青一样！”一阵哄笑……（1979-10-26）
还有一位老师，给我印象特别深：“他是一位口才很好的先生，以致听他的演讲，时常忘掉记笔记，甚至忘掉了时间的流逝。” （1980-9-8）——他就是金重远老师。
金重远（1934-2012），江苏江阴人。1952年考入复旦外文系，后赴苏联留学。1959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今圣彼得堡大学）历史系。他是世界史研究专家，曾获普京总统授予的“圣彼得堡300周年荣誉勋章”和法国政府授予的“棕榈教育骑士勋章”。不过，他直到1978年才晋升为讲师。1980年9月，金老师为我们开设了法国近现代史选修课。
我记得很清楚，每次上课铃响，金老师就会掐准时间走进教室。他个子不高， “咚”的一声跨上讲台前的木制台阶，身手敏捷。别的老师上课，总是带着讲义和书，他却两手空空。但一旦开讲，恰似行云流水、滔滔不绝，讲到关键处，他会从中山装口袋里掏出几张卡片，念几段史料，显得潇洒自如。有一次，金老师突然说了一个英语单词“audacity”，说这个词既是“大胆无畏”，也是“鲁莽无礼”，我已忘了这是用来评价罗伯斯庇尔还是在说拿破仑，但“audacity”这个词，却让我铭记至今。
非常巧的是，法国近现代史开课不久（10月21日），复旦就迎来了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的来访。这是外国元首第一次到访复旦，我曾写过《亲历德斯坦总统复旦演讲》 （刊于《档案春秋》2018年第3期）一文，详述过大礼堂（今相辉堂）里的热烈和无序：总统演讲时，后几排学生都站在了座位上；演讲结束后，大家又拼命往前挤……一位校友读了以后补充说，他当时也在现场，亲眼看见一位中国高级官员被挤掉了皮鞋。不过，后来金老师在上课时，并没有责怪学生：
金重远老师上法国史课时说，法国总统来校演讲时，我们一反拘谨的态度，代之以法国式的热烈欢迎。礼宾司的人一再打招呼说，今天的秩序不太好。法总统说，没关系。（1980-10-27）
四
我的日记还写过两位老师对我作业的评价。
一位是沈渭滨老师。沈渭滨（1937-2015），上海七宝人。1961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学院历史系，1975年调任复旦历史系。沈老师是我们中国近代史课的任课老师，他去世后，我曾写过一篇《速写沈渭滨》 （刊于2015年5月2日《解放日报》），其中有一段写到了他对我读书报告的批语。没想到，这次翻阅日记，竟找到了那段批语的原文：
从文章中看出，你对洋务运动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认为其作用，消极面多于积极面。这当然并无不可。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就行。但在表述中，我个人看来似有前后矛盾之处。若是，今后写作时务必注意。一篇文章，论点必须前后一致，切不可自相违背。不知你以为如何？ （1980-6-17）
沈老师批语的核心，是批评我引用史料的“前后矛盾”，对我似击一猛掌，让我有“顿悟”之感。批语中，“我个人看来” “不知你以为如何”是沈老师一贯的谦词，他从不强加于人，这让我更羞愧难当。就是从那时起，我对沈老师萌生了敬意和好感。毕业以后，我与他一直保持着交往。每年大年初五，沈老师府上常常高朋满座，在一片欢声笑语中，我混迹其间，感到特别轻松、惬意。
另一位是李华兴老师。李华兴（1933-2011），湖北武汉人，1956年入读复旦历史系，1966年研究生毕业。李老师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任课老师，也是我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当年，他和朱维铮、姜义华老师被我们同学并称为中国思想文化史教研室的“三剑客”。李老师上课时激情澎湃、用词华丽，记得他形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用了“雷奔电驰”一词，同学间有过热烈议论。除了激情，李老师也特别较真。有一次课上，一位同学与同桌窃窃私语，声音大了点，他立刻终止讲课： “哎哎，这位同学……”
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学期结束时，有同学对我说，我的考查文章《〈大同书〉浅析》得到了李老师的好评，并说我们班得到他表扬的只有两位同学（另一位是历届生），“我起初不相信”，“后来，课代表老顾也转达了李老师的意思，我才相信了”。 （1981-1-22）不久，我选择李老师作为我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他家住广灵四路建机新村，我写论文期间曾多次上门请教。因为接触多了，我日记里对他的描述也比较详细：
我一面与他交谈，一面细细地端详着他。他很魁梧，要不是他的鼻梁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人们也许会认为他是一个力大无比的锻工。他说话时很富于感情色彩，并审慎地注意着遣词造句的功用，说到激动处，他会忽然站起来，在小小的屋子里踱几步，然后机械地用手理一下桌椅上的书籍。（1981-12-27）
在李老师悉心指导下，我的毕业论文得了“优”。由此，李老师提升了对我的期望值，希望我将来成为康有为、梁启超的研究者。他曾多次提议我报考他的研究生，但我那时急于闯荡社会（摆脱“应届生”的尴尬），并未应考。我想，李老师对我一定很失望。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离开了复旦。从此，我就像一片脱离大树的叶子，漫无目标、随风飘荡，翠绿渐成枯黄。多少次，梦见我的老师们，感觉自己又坐在第一教学楼的课桌旁……
蓦然回首，一个时代远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