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理发的文章
关于理发的文章（精选11篇）
母亲的手
文/KJ
常常想起母亲的手，那是一双普通而又勤劳的手。
记得我小时，母亲为支撑起一个六口之家，风里雨里，家里家外，年复一年地任劳任怨，奔波操劳。她的脸上时常写满艰辛与刚毅、焦虑与盼望、痛苦与温馨，一如许多平凡而普通的乡下女人。
在那个贫困的年代，父亲长年在外工作，母亲一人用瘦弱的身躯扛起了一切。在生产队，母亲可是把干农活的行家里手，十八般“兵器”样样精通。那时，正劳力一天挣十个工分，妇女一般五分或六分，而我母亲被评为七分。在家里，为了补贴家用，母亲还养了头猪和一群鸡。她不怕脏，不怕累，细心喂养以便有个好收益。一年下来，加上父亲的工资，勉强维持全家的生活。到年底若能略有结余，过年时我们姐弟四人还能添件新衣或新鞋。
记忆中，母亲总是起的很早，每天先给水缸挑满水，然后打扫院子、收拾屋子，再给我们姐弟四人做早饭，等到我们吃完饭了，上工的铃声也响了，母亲又急匆匆去上工。午饭后，别人还在休息，她却拎着担笼去离我家不远处的河边，或者拔猪草，或者捡柴火。到了晚上，当劳作了一天的人们进入梦乡的时候，母亲却在煤油灯下一针一线为我们精心地纳着“千层底”。由于长期在煤油灯下熬夜，致使母亲的眼睛过早地近视而不得不佩戴了眼镜。
常常想起母亲的手，那又是一双粗糙而能干的手。
母亲慧心巧思，长满老茧的手干啥像啥。无论织毛衣、裁剪还是理发样样在行。那会儿，去镇上理发交通不便，母亲就自己买了把手动推子，为我们兄弟几个和邻居家孩子理发。时间长了，母亲的“顶上功夫”已经非常精湛，还义务当起了村上的“理发员”，使我常常在小伙伴面前感到骄傲。
同时，母亲还买回一本裁剪书，边学边剪，又当上了村里的义务“裁缝”。每逢农闲时节或下雨天，母亲常常帮助左邻右舍裁剪衣服。特别是春节前夕，我家门庭如市，不是来找她理发的，就是找她做衣服的，有走路蹒跚的小脚老奶奶，有拉着孙子的大叔大婶，母亲总是热情地招呼着他们，让他们满意而归。
常常想起母亲的手，那可又是一双善良而温馨的手呵！
我小时候，村上有个五保户刘奶奶，生活过的非常拮据。每逢过春节，或者换季时，母亲都会为她买块布料，为她量身定做件新衣服，然后送过去。
孩童的我特别崇拜解放军，也经常喜欢穿军装。于是母亲就买来了军绿色的布料，为我缝制了一身军装，还用红布嵌上“红领章”和“肩章”。穿上“军装”的我，那时神气而威武，着实让村里的小朋友羡慕的不得了。
离我家不远处，有个陡坡，村里人出行都必须从那经过。在我的记忆里，母亲从那儿过的时候，遇见推车的，不管是相识或不相识的，总会帮忙推上一把。即使架子车上拉的是土粪，母亲也不嫌弃那刺鼻的臭味，依然吃力地帮着推着上坡……后来，经过几次修路，那个陡坡早已成了平路，但母亲推车的身影与善良却铭刻进了我记忆的最深处。
常常想起母亲的手，那么温暖，那么慈爱。如今，深爱我的母亲真的是老了！每每望着残缺的远山和夕阳下母亲瘦弱的背影，我不由觉得心疼。母亲那双曾收获过沉甸甸喜悦和沉甸甸忧伤的双手，也更加的枯干，没有了往日的灵巧。抚今追昔，触景神伤，此刻我禁不住捧起母亲的小手握紧，泪如雨下，泪如泉涌……
理发那点事
文/蒋忠民
去北京过春节，赶上疫情，为了防控需要，憋在家差不多两个月，头发疯长，都快能梳辫子了。回到桂林第一件事，便是戴着口罩去理发店，减掉盖耳长发，顿觉一身轻松。
与同事小金说起理发这事，他笑着说你看我的头发剪得如何。别说，他的小平头还有模有样挺精神的。问他在哪个理发店剪的，他得意地笑了，自己剪的。他从办公桌抽屉拿出一套工具，喏，就用它，网上买的，100多元，挺好用的，配了固定头发长短的齿状小梳子，想留几厘米就用几厘米的固定小梳子，对着镜子在头发上推过去，一次成型。
这是疫情逼出来的产物，工具是，小金自己动手理发也是。其实，在没有理发店之前，除了流动的剃头挑子之外，农村男人都是彼此帮忙解决头发问题。在我们老家一带，理发不叫理发，叫飞头，或者干脆叫剃头。剃头行当自古就有，而且不分南北，不然何来“剃头挑子一头热”的歇后语？当然，农村不乏牛人，自己动手，拿着剃刀，贴着头皮，左一刀右一刀上一刀下一刀，不大工夫，长发剃尽，露出青白的头皮。
剃头需要刀利，也需要手稳，不然有可能剃伤头皮。即便剃伤也无妨，农村男子哪个手脚不经常带点伤呢？甚至穿着草鞋砍柴割草，有时会踢着路上石头而伤及大脚趾，血流不止，痛得钻心，因此被剃刀伤到头皮真的是小菜一碟。万一不小心剃伤，暂且不理，待全部头发剃完，在屋角找点蛛网贴上，伤口便算“补”上了。
有一年新年，一个人去贵州从江的岜沙苗寨跨年，看了一场原生态演出，镰刀剃头的表演让游客大呼新奇。我觉得没啥，小时候在老家，经常见到村里大人在村头小水沟边，用锋利的割草镰刀帮人剃头。弯月般的镰刀在大人手里灵巧地舞动，没几下，一个头就剃好了。
当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生产力落后年代的好些“功夫”渐渐退出生活舞台，走进记忆，有的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的消失在人们生活中，久而久之，连记忆也不复存在。镰刀剃头便是如此，毕竟那不是享受，而如今的人理发也要弄成享受过程，于是，理发不叫剃头甚至也不叫理发，而是叫个人形象设计。当然，这费用也是多少倍见涨。涨也无妨其生意红火，对有钱人来说，理发这点事还谈不上任性呢。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能潇洒地进行“个人形象设计”，传统的理发在现代都市还是有着广泛的市场。当年那些理发店的师傅多半老去，那些理发店也随风飘散，但是，理发师傅的徒弟或者徒弟的后人，依然有承袭父业者，他们合伙继续开起了面向大众的理发店。而街边树荫下，也偶有一面镜子、一张凳子、一块围布、一把理发剪子的快捷理发摊。摊子的小椅子上，从来都坐着顾客，多半是上点年纪的大爷大妈，也有匆匆的务工者。近年来，一些大型超市出现了“快剪”，好像是一个公司，分布在各个点，就在超市人来人往的过道，几把椅子，几面镜子，几个年轻的“师傅”，生意还挺不错的。他们打出“每月10号免费为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理发”的广告，但凡见过者都会议论，而这议论便是传播。于是，“快剪”的生意大有久盛不衰的势头。
不管是“个人形象设计”也好，也不管是“快剪”也罢，都是给人理发，让人们保持清洁精神的仪容风貌。讲究一个耐心，讲究一份专心，都马虎不得，不然，哪来的回头客？如今提倡做事要有工匠精神，要有匠心，理发那点事也不能例外。老祖宗传下来的那句“虽为毫末技艺，却是顶上功夫”早就道出了真谛，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
二哥
文/段早红
二哥从小有张麻子脸，还患有日光性皮炎，只要在太阳下一晒，浑身就火烧火燎地痛，无法干农活。因为这，没有女人愿意嫁给他。年岁一大，他便成了穷困孤独的鳏夫。但这并不影响他在我心中的地位，2015年10月22日，他永远离开了我们兄弟姐妹，留给我太多的不舍与思念……
二哥长我20岁，对我们弟妹几人，沉默寡言的他既有父亲般的慈祥，又有兄长般的关爱。因为身体不适合户外劳动，他义不容辞地承担了在家照顾弟妹及侄子侄女的任务。上世纪80年代我考上了大学，尽管那时大学不用交学费，可每个月需三四十元的生活费，除去我每月领取的一二十元奖学金，还差一半的缺口。二哥便主动帮助我筹集生活费，加上其他亲友零星接济，我总算顺利念完大学。
我很小就被过继给一个膝下无子女的亲戚做女儿。1991年，我的养父病故，留下养母独居乡下。我因工作繁忙，不能常回家尽孝，二哥就时不时去看望。听说养母家的泥瓦房一下雨就漏，二哥惦记着，找人去翻盖检修。由于保护得好，那栋伴我长大的泥瓦屋历经五六十年风霜雨雪依然完好。
为了谋生，二哥学会了理发的手艺，在家里帮人理发，自食其力。记得最初他理一个发只收5毛钱，过了几十年，也只收2块钱。近年来，二哥得了帕金森病，理发时手会抖动，担心伤着理发者，他便不再干理发的活计。
看到孤单的二哥一天天老去，我特意为他开了一个银行存折，每月存入100元钱，作为他的养老金。谁知，给他存折时，他死活不肯接，说他有钱用。
中秋节那天，本是一个月圆人团圆的日子，二哥却住院了。我接他到医院，他递给我一个红色塑料袋小包裹，要我保管。我随手放入背包里，便忙着帮二哥办理住院手续。忙完，已是子夜时分，二哥多次催促我回家休息，以免影响第二天上班。我为二哥煮饭送饭，看着二哥那小得可怜的食量，我好心疼。后来，我要出差，便嘱他自己买饭吃。可是，当我出差返回时，同病房的病友说，这几天他都没去买吃的。二哥说，他吃不进。我却固执地以为他是舍不得花钱。我一边责怪他，一边给他买来水果八宝粥等等。然而，主治医师的一番话让我沉痛不已。医生说我二哥已病危无治了，且发了几次病危通知，医生已竭尽全力，救治的希望渺茫。
在二哥住院期间，有两个药品供应商获悉情况后，也许是出于对我处的工作岗位有所求，也许是出于对一个五保老人的怜悯同情，先后去病房看他，他都委婉地拒绝了“看礼”。药商提去的水果饮料，他原封不动地让人家提了回去。他说：“谢谢你，我吃不进。”有一个药商去看他，问他是不是药剂科段主任的哥哥。他干脆说：“你搞错了，我不认识她。”二哥坚决地否认了与我的兄妹关系，商人只好提着慰问果品失意而去。事后听他说起这事，我由衷敬佩我的二哥！
哪曾想，二哥住院十天半月后，因大出血永远离开了我们。在病房放弃抢救前，他说想理个发，帮他洗个澡，如有不测，就葬在伯父的墓旁陪伴伯父（伯父是位烈士，未留下子嗣）。二哥生前唯一的这点要求，我们兄妹悲伤地帮他实现了。
忙完二哥的丧事，我想起他嘱我保管的小包裹，打开发现里面尽是五角、一元的零钞！可想而知是理发挣的。一数，不到两百元。数着那一把零钱，我的眼泪又来了，一滴一滴将钞票打湿。
小巷理发匠
文/杨春云
我居住的小区周围有好几个理发店，装潢得都很漂亮，做头发的花样五花八门，美发师一个比一个时尚，但这些对每月理两次发的老公来讲都没有用。那些帅小伙子理发，没有一个让他满意的，不是嫌人家理得太洋气了，就是太另类，和自己的年纪、身份不符。
一天，我看老公头发又长了，于是就建议：“晚上我们出去散步，去看看以前的理发店还在不在，还是请李师傅帮你理理。”“我们都搬走好多年了，那个小理发店说不定早拆了。”
还是刚结婚那会儿，我们住在老城区的小巷子里，附近有个小理发店，老公常年在那理发。理发店只有二十几平米，还隔成两间，外面的理发室只有7、8平米，只有一张椅子、桌子，还有一面镜子，里面是理发匠一家的生活区。卧室门都敞开，常常看到理发匠老婆在洗衣、做饭，两个女儿一个趴桌上、一个趴床上写作业。
李师傅的理发技术很娴熟，并且速度很快，发型自然又不张扬，价格只有大理发店的一半，附近的男性居民和50岁以上的女性居民都在他家理发。有一次我带儿子去理发，看见小小的店面里挤满了人，有人开玩笑对他说：“老李，店面能扩大了，生意这么好！”还有人说：“新开的理发店又是染发、又是烫发，你还是理发一种，应该跟上时代呀。”“有多大能耐做多大事，我开好这个小理发店，供两个闺女上大学就行了。”李师傅一边麻利地挥动剪刀，一边笑呵呵地应答。
后来我们换新房，搬离了那里，从此就没来这里理过发。
我们进入小巷，发现变化还挺大，路面拓宽了，路两边的平房变成了楼房。老公说：“都变样了，估计理发店早没了。”正说着，远远看见拐角一个不起眼的小店面，门前亮着红白蓝灯箱，还在旋转，门头上“云天理发”四个大字——还是那个店名！透过玻璃门看见一位花白头发的中年人正给人理发呢，依旧是一张椅子、一张桌子、一面镜子，那不就是李师傅嘛！
看到我们，李师傅也很热情，他一边为我老公理发，一边和我们聊天，我问：“两个女儿都大学毕业了吧？”“是啊，老大上的211、老二上的985，现在一个是公务员，一个在外企工作。”李师傅自豪地回答我。我老公问：“这么多年了，你还开着一间小理发店，也没扩大经营？”“我只会理发，别的也不会。虽然这里翻盖了楼房，这个犄角旮旯小门面没人租，对我来说刚好，附近的老居民还是认我招牌的。”“你不想挣大钱？”“我两女儿都出息了，也不需要我挣大钱。我挣的钱够夫妻俩养老，不给社会和孩子添麻烦就行了。”
说话间头发已经理好，老公对着镜子左照右看，满意得竖起大拇指：“还是李师傅手艺合我心意！”理发才花了15元钱。回来的路上，看见一家装修得富丽堂皇的理发店开业了，门口广告牌上书“开业大酬宾，洗剪吹80元”，我向老公吐了吐舌头。
我感慨良多，小巷理发匠，也许就是天下所有平凡手艺人的缩影。他们没有远大的理想，也没有大富大贵的贪念；但他们恪守本分，不忘初心，凭手艺吃饭，为儿女尽心尽责，为社会减轻负担，他们身上体现了真正的匠人精神。
朋友不在远近，只看真心
文/渡兰君
一路走来，很多曾经相谈甚欢的人，都在半路选择分道扬镳，再也没有联系过。庆幸的是，总有那么几位朋友，在风雨中并肩同行，一路不离不弃，默默陪伴着我们。
人生中最可贵的，莫过于能有一位朋友一生一起走。
看过一个寓言故事：一天夜里，一个人很着急地赶去他朋友的家里。他的朋友被吵醒后，非常惊慌地穿好衣服，对他说：“你半夜造访，一定是有急事相告，要是缺钱，我这里有钱，你尽管拿去；要是遇到其他什么困难，我可以帮你想办法。”
“不。”那个人回答，“我只是在睡梦里看到你有些悲伤，担心你出了事，所以连夜赶了过来。”
当年龄渐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朋友之间很难常常联系，但真正的友谊不会因此而褪色，即使平日里各自忙碌，也互相牵挂着彼此，从未远离。
真正的朋友，在我们顺境时不一定会锦上添花，但在我们失意时总会及时地出现在我们的身边，选择与我们一起并肩渡过生活的难关。
一家博物馆里珍藏着一个“理发盒子”，它背后有一段温馨的故事。理发盒子的主人是一名普通的理发师，靠给人理发谋生。他经常上门为一位画家理发、刮胡子，两个人无话不谈，渐渐成了朋友。
在理发师理发工具的盒子里，画家烙上了一幅画作，并写上“赠我的朋友”的亲笔词。
画家去世后，有人想买这个盒子，他交给理发师一张空白支票，数目随他写。理发师说：“无论多少钱，你都买不走我对画家的尊敬。”后来，他把那个珍贵的理发盒，捐赠给家乡的博物馆，也保存起这份可贵的友谊。
友谊是个很奇妙的东西，缔结友谊的双方无关乎阶级、职业，是用真诚交往，在时间的土壤里开出的纯净花朵。
这样的友谊，无法用金钱衡量，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这份真情注定在岁月的流淌中越发醇香。
有句话讲得贴切：“很多显得像朋友的人，其实不是朋友；而很多是朋友的，倒不显得像朋友。”
很多人只看到我们飞得高不高，很少人会关心我们过得好不好，比起成功时的喜悦，能看到我们背后艰辛与不易的人，才是发自内心的关心。
有一天我加班到深夜，发了个朋友圈：“今天加班辛苦了，吃顿好的犒劳自己！”
评论里清一色都是在问：“吃了什么呀？”“好吃吗？”“给你推荐道菜！”……
一条不显眼的评论出现在热闹评论区下面，“这么晚才下班，早点回家，注意安全。”来自一位许久没有联系的旧友。
最好的朋友，他懂我们的欢笑，更懂我们的沉默。他不一定是朋友圈里点赞最多、评论最勤的人，却是在我们经历那些难熬的日子，愿意听我们倾诉、陪我们一起走出阴霾的人。
走过一段路才发现，真正的朋友，一生的感动，比什么都值钱。朋友不在远近，只看真心。若想念，就多见面；若牵挂，就告诉他们。
理发
文/孙建平
两个多月来长长了的头发，终于理好了。这次理发，地点不在美发店，而是在我家里。理发师不是美发小帅哥，而是我的爱人。念及此，就有了深深的感激。
距离我上一次理发，还是两个多月前的事，在申城的一家美发店。头发理好后，就想等节后在镇江找个师傅再理一次，然后回申城。谁知世事不尽如人意，一场没有料到的疫情改变了我的生活计划，其中就包含理发一项。我在2月9日返回申城，考虑到防疫隔离的需要，一个月里，我都没有出小区门一步。宅家的这段时间，各项生活用品就通过网购解决，由快递小哥送到小区门口。但是，理发成了难事。日子天天过，头发天天长，疫情还没有结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走出小区。每天，我站在镜子前，看着日渐长长的头发，就有点慌，心想，头发千万不要长得像刘欢或者腾格尔那样。
有一日，在朋友圈看到朋友发的图片和文字，大意是疫情期间不能带孩子出门理发，就找出家里过去买的一套理发工具，自己动手给孩子理发。看后我就想，自己能不能也在网上买套理发工具，在家理发呢？有了这个念头，我很是兴奋，和爱人商量要在网上买理发工具。爱人听了，自是赞成，立刻在网上搜索、下单、付款。那几日，我天天在手机淘宝上关注物流信息，对理发工具的到来满怀期待。
千盼万盼，理发工具终于如期到来。爱人说：“我可以拿这套工具练练手，但从来没有理过发，剪不好你不要怪我啊。”我说：“没事的，你的能力我知道，绝对相信你。”实话说，我有这样的感觉，自是有很厚实的底气作支撑。爱人教师出身，聪明能干，动手能力很强。我直觉，理发推子在她手里，一定会运用得娴熟自如。那天下午，我在家里椅子上坐下，爱人给我脖子系上围裙。她打开理发推子，在我的头发上操作了起来。那一刻，我关心的不是爱人的理发技艺，也不是最终的理发效果，而是这份家常生活的温暖。理发推子工作时发出的沙沙声，传入我的耳朵里，一时成了这个世界上最美妙的旋律。
没花多长时间，我的头发就理好了。站在镜子前，看到刚才还盖耳的长发一下子变短了，发型也是我喜欢的样子，内心一阵欢愉。我赶紧又给自己剃了个须，顿觉神清气爽。眼前仿佛浮现出好多年前看过的某部电影里的情节：男主角受动荡岁月影响，在外面漂泊流浪，时间长了，蓬头垢面。后来，在女主角的帮助下回到城里。进城后女主角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男主角去了一家理发店，经过理发、修面、吹风、上油，转眼之间，蓬头垢面的男主角像换了个人一样，变得容光焕发，英俊潇洒。想到这里，我忽然自顾笑了。我没有这个男主角的坎坷经历，也没有他的英俊潇洒，但我对于爱人的感激，应该和电影里男主角的心思一样。我对爱人说：“从今天开始，我就不去理发店了，下次头发长长了，还请你来理。”
忽又想到一副为理发店写的对联：“虽然毫末技艺，却是顶上功夫。”爱人在家为我理发，技艺不是最高要求，这份寻常家庭的温馨，才最为珍贵。
到老店理发
文/周伟兵
性别区分的特征之一是女人头发长男人头发短。为了维护汉子形象的尊严，男人们不得不经常理发。
我年轻时走南闯北，进过理发店无数，及至中年安定下来，才相对固定地去一家店子理发。这家理发店位于我以前居住的小区旁，三个卡座两个师傅一间小房，属于那种不时髦却很实惠的街坊小店。这两个师傅实际上是一对夫妻，看上去女大男小，事实上也是女人当家并且技艺更好。他们来自省内一个并不富裕的地区，租下铺子上宅下工，很知足于这吃手艺饭平平淡淡又简简朴朴的生活，这种知足常乐态度反映到他们的生计里，就是对客人格外地贴心，对技艺十分地讲究，价格上也很公道，所以小区里的人们会时常光顾这里，去帮衬他们的生意。
我在这家小店理发一晃有二十年了。二十年来我由中年向老年迈进，两个师傅也不再年轻。但那店子还屹立在那儿，虽面积不曾扩大，里面的装备却日新月异，添了很多为女人们洗发、烫发和护法、染发的设备，来店子的客人也不再是清一色的男子汉，女人孩子们在不断增多。其实喜欢这家店子并无什么特别的故事，对两位师傅也无特别的交情，但就是喜欢。我搬进新家也有十年了，新家与旧家不在一个小区，距离也不算近，开始我在新家这边的理发店也理过发，这家不行去那家，那家不喜欢又挑一家，最终都不满意。
有一种店子师傅们时髦得不用推子只用剪子，剪出的发型是时髦的，却不适合我这样的老古董；有的店子活没干得有多好，叫价却胆壮心横，吃过一次亏，我还会去吃二回吗？想来想去，还是原来的老店好。开着车，一月一次回老店，这也不算奢侈。
记得搬新居后第一次回老店是在夜晚十点多，与朋友们吃过饭，我顺路去看老店还在不在，那对夫妻
已收工了，见到我来，一阵惊喜，连忙把我推上座重又操起家伙，亲人般地边理发边与我拉起家常。半年不见，他们如常，我亦如常，真有那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心里充满了温暖。其实，到老店理发不说什么话的次数更多。进门后，那师傅道一声“来了？坐”或“来了？请等一会，您先看看报”。之后，便各做各的了。落座后，师傅又会问声：“老规矩？”我点点头，紧接着洗剪吹一条龙，我就任其摆布，闭目养神。老店的好，在于自在、舒坦，将理发的时间当成了休息的闲暇，无需指点监督，无需操心劳神，一头乱蓬蓬进去，保准一表精气神出来。还在于不用询价，不用提醒，该说的话师傅会先说，该做的事师傅会做好，二十年来这里从没出现过争执、吵架与不和谐，诚信和宽容礼貌已在此蔚成风气。
前一段老店的又一个租铺合同期到了，租费要加，老店准备搬一个租费较低的区域去经营。知道这一消息后，许多老顾客去与物业管理部门谈判，还提出租金加理发费也加的倡议。那对师傅是老实人，见到老顾客舍不得就表示自己更舍不得，少赚一点也不走了。其结果皆大欢喜。租金涨了但压低很多，理发费用加了但只是象征性的。那管理处中也有这店子的老主顾，出于对师傅夫妻多年来的口碑与小区居民们的请求，三方就谈出了一个好结果。
最近一次去老店理发，师傅满面春风地悄悄告诉我，他们也买了一辆十万元左右的小车，以后回家和办事都方便了。我为他们高兴，更为他们自豪。在繁华的城市里，有许许多多像小店师傅这样的外来务工者，不少人也如小店师傅这样诚信、踏实，恒以匠心，持以热肠。
“到老店理发”是他们周到服务技艺精湛的成果，也是我们对他们表示的深深敬意。
父亲的头发
文/孙长乐
我有一个朋友理发技术很好，因为经常看他给别人剪头，时日一长，我也学会理发了，分头、背头、寸头都会剪。我给不少人理过发，有的是单位的同事，有的是邻居，可他们不是每次理发都找我，不知是他们不好意思总找我，还是觉得我的手艺太一般。只有父亲，我给他剪过一次头后，父亲便不再上理发店去理发了，都是我在家里给剪的。
我第一次给父亲理发，是在十年前。那时我刚学会理发，见父亲的头发该剪了，便想着试试手。父亲不肯，怕我剪得太难看。在我的一再坚持下，他才准许我在他的头上“动剪子”。父亲那时的头发又黑又密，会理发的人都知道，越是浓密的头发越好剪，即便有一两剪子没剪好，最终也能修好。我那次给父亲剪完头后，父亲对着镜子左照照、右照照，非常满意，笑着说，以后他的头就交给我剪了。
大约是在三年前，我给父亲理发时，见父亲的头发变得稀疏了，两鬓也如雪一样白。理发时，在后脑勺的位置，有一剪子没剪好，由于头发太稀疏了，尽管我仔细修剪，最终也没有修好。想到父亲先前那一头浓密的头发，我唏嘘不已。此后，再给父亲理发时，我凝神屏气，分外仔细。
去年，因为工作上的事，我在外地待了大半年时间。回家后，见父亲苍老了许多，满头的头发大都变白了，头顶上也露出了光亮的头皮。父亲说，我不在家的这段时间，他去理发店剪了几次头，觉得剪得不好，也不得劲，他已很久未理发了。
我便找出理发工具，给父亲理发。尽管我剪得很认真，很仔细，可因为父亲的头发实在是太少了，不一会儿，就剪完了。我蹲在地板上，把那些碎发扫在一起，望着那一小撮白花花的头发茬子，心里很不是滋味。
真的希望，天下的父亲永远不老。
正月为何不剃头
文/桂孝树
每年正月，大街小巷里各种店铺都放起鞭炮陆续开门营业，很快恢复了往日红红火火的景象。唯独让人难以理解的是街头各家大小理发店却是异常冷清，与节前排队做发型的情况有了天壤之别。这种现象来源于流传了三百多年的民间传说“正月里剃头死舅舅”。
时至今日，许多人依然坚守着正月不进理发店的习俗。一般人们早在春节前就理了发，即便节前太忙没有理发，也要等到二月初二这一天才去理发，这天被称为“龙抬头”，在这天理发是“剃龙头”，一年都会顺利，因此正月里自然也就不用剃头了，从而有了“二月二剃龙头”之说。
对正月不剃头的说法有多种，相传，很久以前有个穷理发匠，他和舅舅的关系非常好，给舅舅拜年时拿不出像样的礼物，于是，理发匠串亲戚时就带上理发工具，精心给舅舅剃头刮脸，也算是送上了一份礼物。舅舅非常理解外甥的一片孝心，每逢春节，专等外甥来拜年时让外甥给他理发。后来，舅舅去世了，理发匠一到春节就会想起死去的舅舅，给别人理发时，精力集中不起来，稍一分心，就在顾客脸上开个小口子，顾客不满意，就责怪理发匠并问其原因，理发匠说：思舅。于是，人们在正月里就不敢找这个理发匠理发了，因为“思”和“死”谐音，人们就把不理发的原因讹传为“死舅”。当然这只是一个传说罢了。
最有说服力的是源于1644年满清统治者多尔衮入关后颁布的《剃发令》，为了推行剃发令，特地组织了专业的剃发人员命名“待招”。清政府把全国的剃头匠召集起来，每人发给一个挂有圣旨的旗杆，打出“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口号。这些剃头匠在城市搭建席棚，走街串巷，奉旨把人们的头发一一拿下。
而汉族男儿自古就蓄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妄动，剃头简直就是剔命。”当时的江浙一带对于剃发这种制度非常的抵触，而且因明朝体制一变，民间以剃发之故思及旧君，人们用“正月不剃头‘思旧’”作为一种对清朝政府的抵抗，去咒骂清政府强行推广的“剃发令”。为了避免因“思旧”遭到政府的打击，就演变成了“正月不剃头，思舅（思旧的谐音）”。民间传来传去，后来，“思舅”被讹传为“死舅”，以讹传讹，也就有了后来“正月里剃头死舅舅”的说法。
当然也有人说头发是“发”的近义，而正月是一年的开始，人们不愿新年伊始就失去“发”的良好愿望，所以正月里才不剃头。人们从养生的角度来看正月里理发，对人的身体也非常不好，把头发理了，头就会冷，人体的经脉大多和头相通。头被冻着了，很容易生病。人们若出于孝心，怕伤舅舅，正月里倒也可以不去理发；如果头发已经很长了，该理就理，其实是谁也伤害不了的。
街边剃头摊
文/夏云
进入五十岁后，我的头发都是在路边小摊上理的。
街边剃头摊位于小区一条比较僻静的支马路，像过去的弄堂堂口，沿街一堵墙上挂一面镜子，很旧的一张靠背椅子上搭一块白布组成一个简陋的剃头摊，墙上还挂一张约莫A3纸大小的硬板纸，上面用记号笔手写两个大字“理发”，笔画特地描粗了些，下面还有两个比较小的字“5元”，字虽小，但还是很醒目。剃头摊还有几个左邻右舍：一个修皮鞋的，一个拷边剪裤管的，一个修伞配钥匙的，旁边还有一张矮桌子，老人们在斗地主，也吸引了不少老年观众，像一个闹市口，还挺有人气的。
在我发现这个剃头摊之前，一直在小区的理发店理发，这类理发店一般租用小区底楼人家的一个天井，租金肯定是便宜的，不用雇工，也不用刻意做招牌装修门面，干净利索就行。伙计就是掌柜的，晚上搭个铺，这睡觉的地方也有了。刚开始是十元，这几年，物价涨了，理发也跟着涨到了十五元。晚上和老婆一起散步经过理发店，我说进去理个发，老婆就陪在一边看着，掌柜的技艺娴熟，三下五除二，几分钟就搞定了。我一照镜子，头发理得很短，人一下子清爽起来，觉得蛮舒服。一路上，老婆就说了：“你这种头，头毛没有几根，几分钟，15元钱，除了房租，几乎没有什么本钱，如果一天理三四十个头……”说到这理，她停顿了一下感叹道：“真是小生意赚大钱啊。”回家后，老婆就说：“你头发理得勤，不如买一套理发工具，我帮你理发，年纪大了，也不要太讲究。”也怪网上购物太方便，当晚就上网买了一套理发工具，老婆补充说：“我帮你剃四五个头就回来了。”
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看人挑担不吃力。”又到了理发时间了，她一一拿出理发工具，像模像样地给我理发，我吩咐说，我不求美观，只求剃短。结果，她像绣花一样，一个头给她弄了近一个小时，碎头发弄得到处都是，抖也抖不掉，头发呢，还是没有弄短，她站着不累，我坐着还嫌累呢。我的头就这样被折腾了好几回，一直不满意，直到我发现这街边的剃头摊为止。
理发大爷60多岁，从学徒开始，从事头剃头匠这个活儿，将近四十年了。大爷一边给我理发，一边说，退休后，一天不摸头，就坐立不安，想来想去，还是离不开老本行，于是，就出来设摊了。他规定只做上午，下午午休，接着要买菜接孙女，所以下午就打烊了。没说上几句话，我的头就差不多理好了，还剪了鼻毛，修了面。我一摸头，自然相当满意，赶紧摸出十元说不用找了，结果，大爷拉着我，死活要找零，他对我说，如果我一分钱不收，就没有老客户了，如果我收多了，也没有老客户了，所以收五块钱，意思意思，我就很知足很满意了，这又让我不淡定了：他退休工资三千多，这外快是两千多，比我写文章省力多了，真是令人羡慕的退休生活。
改革开放后，一些老的理发店退出了历史舞台，美容美发接踵而至，到了今天，不少美发店门面越开越大，装修越装越豪华，价格也从平民价跃升为贵宾价。老年人节约惯了，花几十元进剃个头，花几千元买个充值卡，肯定不乐意。我们更乐意在街边剃头摊，冬天晒着太阳，夏天坐在树荫下，一边谈着山海经，一边理着发，度过我们幸福的晚年时光。
春节前理发忆旧
文/祁建
过年都要理发，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过年也要讲究个新气象，置办一身新衣服要费点劲，头发理个利索点还是可以办到的。过年前把头发理好是一件大事。俗话说，有钱没钱，不连毛过年，其实就是要甩掉旧的东西，迎接新气象。
那时理发店不像今天这么普及，除了每个区的国营的几家理发店，还有集体的理发店，一般都是门帘不大，几把椅子，两三个理发员，而且年龄都很年长，估计是解放前背着剃头挑子走街串户，公私合营进的“国营单位”。小店一般都是生个炉子烧热水，一个大铁壶兑上温水，从头上浇下来……国营点则是新式的理发座椅，可以起落、躺着，洗头发的热水是锅炉烧的，冷热水可以自己调节，费用也分甲级和乙级，级别越高收费就越高，一分钱一分货。平时理发本来没有多少人，赶上过年则排上几十人也是常事，这么多人一时间出来理发，当然也难为这些理发师傅了。店里的人真多，休息椅上坐满了排队理发的人。理发店前，透过玻璃门，看到里边满满当当的全是人，最少也有二十几个，一看这架势，这理发最少也要等个把小时。
那时，经常是理发店还没开门，就有人在门口排起长长的队，尤其那些比较大的店，基本都是人满为患。
人们平时舍不得花大钱理发，但过年，一年才一回，怎么也得舍得一次花钱伺候自己一下。而理发师傅这几天基本天天连轴转，每天都是理不完。师傅们上班忙，下班也是忙，领导，亲朋好友，街坊邻里……上门找来理发的也是一拨挨着一拨。
当你坐下，理发员总会亲切问“您想留个啥发型”，当刺啦刺啦的修剪声在你的耳际响起，你闭上眼睛感受那从头皮蹭过的震动，一下两下三下，随着理发员的要求转换着头的位置……
萝卜快了不洗泥，为了节约时间，理发也简化手续，许多男同胞理发完了就走，不洗头，有洗头的时间可以多理一个了，大家都能够理解，有的理发完了，就赶紧去澡堂子，可谓是一举两得。
要是遇到怕理发的小孩子，小孩子的屁股只要一沾到理发店的凳子，就会情不自禁地哇哇大叫起来。又是打拳，又是踢脚，最后还来了个“无影旋风腿加无敌双拳”……可是几个大人还是无动于衷，硬是把他按在凳子上。最后，小孩子使出了吃奶的力气，跳下了凳子。理发店的叔叔也是无可奈何，任由孩子自己跑出去了。现在想起来那些往事，觉得那时的孩子还是真是天真无瑕。
理发师傅一般都要忙到年三十傍晚，伴着鞭炮声才能够急匆匆赶回家，也是挺辛苦的活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