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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琐忆的文章

2023/01/27经典文章

关于琐忆的文章(精选7篇)

放牛琐忆

文/梁美琳

放牛,对于农村出来的人,应该不陌生。小时候,牛是我们的伙伴。春耕播种,犁田耙地,都少不了牛。村上一般两三户人家共一条牛,当然也有家庭条件优越的,一家人独享一条牛。那时候一头牛值两三千元,相当于普通人家一年的收成。

牛,极为重要的劳动力,无可替代地成了必须供养的成员,家家户户据人口与田地轮流放牛。于是,每逢周末或放假,放牛就成了我们这些农村孩子的光荣任务。

村子的西口,有一排排的樟树、柳树,每棵树下都圈着一条牛。清晨,还没睡醒,母亲就在窗前喊:“快起来,这半月,牛又轮到咱们家了。”于是,一骨碌赶紧爬起床,揉了揉眼睛,脸也不洗就径直跑到樟树底下去。看牛肚子扁扁的,于是解开了牛绳。牛嗷嗷地叫着跟着我们走。

小时候最喜欢春天。万物复苏,到处是绿油油的一片,村前屋后一大片青草,水嫩水嫩的。我们喜欢把牛牵在田埂上,牛低着头吃得津津有味,一条田埂盖过一条。有时候也很糟糕,冷不丁地碰见一条蛇从草丛里钻出来,没等我们缓过神来看清楚,它又钻到下一块田里。那时候,母亲总让我们穿着套靴去放牛,这样不容易被蛇咬。大约一个多小时的时间,牛肚子鼓胀胀的,我们又牵着牛回家,然后吃早饭。那时候的我,总喜欢放牛的时间长一点,也好和小伙伴们多闹腾一会儿。

夏天,正是农忙双抢的时候。村庄不远的地方,有一块湖滩,我们喜欢把牛赶到湖滩上,一边放牛,一边帮家人收割稻谷干农活。那个场景可是热闹,三五一群,有说有笑,田里被五颜六色的衣服点缀得分外好看。有时候忙着忙着,调皮的小牛突然跑得不见了,父母亲总有找牛的经历。看到自家放的牛跑到人家的地里去吃庄稼,母亲总是不好意思,丢下手里的活儿赔着笑脸去向人家道歉:“来年一定还上十几斤谷子。”那段时光可以说是我们最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了。如今想起来,我依然记得我家小水牛那双炯炯有神的眼。

夏天是用牛最多的时候,父亲很心疼牛,每次总要让牛休息小半天,或到下午才舍得继续开工,哪怕田里的水等着,要去整,秧苗等着要插。有的时候都中午了,母亲还不见父亲回来吃饭。他经常是犁完了田,就牵着牛去放一阵子再回家。父亲总说,没有了牛,就没有了地,一切都做不成了。这么多年,父亲从不吃牛肉,在他的心中,牛象征着祖祖辈辈的黄土农民,就像是他自己。

夏风如浪,鸣蝉低唱。快到晌午时分,太阳开始发威了,村里的炊烟袅袅升起,我们吆喝着往村里奔去。放牛娃们头戴草帽或者用树枝野草编成的圆圈,倒骑在牛背上,吹着口哨,哼着小曲,一双小脚或晃悠着,或拍打着牛肚,“啪嗒、啪嗒”地行进在乡间小路上,愉悦和幸福早写在了脸上。

冬天,父亲总把牛栏清理得干干净净,有时候,天很冷,外面飘着雪花,全家人都躲在屋里烤火。到点了,父亲不顾严寒,到屋外的草堆旁拉牛草、送牛草,牵牛喝水。即使过年的时候,也不忘了牵牛“出方”,把牛照顾得好好的。记忆中,我们家的牛很服顺,很卖力,我想这也是因为牛和父亲有着多年深厚的感情吧。

而我印象最深的放牛是深秋,草渐渐发黄了,赤湖坝内外的湖水渐渐退去,形成了洲坦,一望无垠。村子上一些大点放牛的孩子,会组织带上米、干菜、锅、盆子等简单的工具,带我们到赤湖边洲上去放牛。小的时候,没出过远门,赤湖边就是最远的天边。经常听大人们说在洲上打鱼、挖藕以及有人不小心掉到水里的事情。洲上就像藏着丰富的宝藏,神秘莫测。

我们一般早上骑着牛出门。骑牛的时候总会站在地里稍高的地方,让牛低角,脚踩上牛角,然后说高角,牛头上举,把我们送上牛背。每每此时,总有哥哥姐姐们帮着驯牛,让我们平稳地骑上牛背。

经过大约四华里的路程,沿着赤湖大坝,到了洲上。因为周围没有庄稼,放牛更轻松了,各自把牛绳挽在牛角上,一赶,牛各自散开了,就像回到属于它们的乐土。而我们可以尽情地玩耍,不用担心牛跑,也不担心牛吃庄稼了。

我们围坐成一个大圈,玩丟手帕、老鹰抓小鸡等游戏,每每手帕被扔到自己身后,或是被“老鹰”抓住的那一刻,是那样的兴奋激动。整个洲上只有我们的笑声,吆喝声。

胆大的男孩结伴去试水,看哪里的水深、水浅,当然还可以看见一些破旧的小船只、划胎,都是打渔的人们留下的。

快到中午的时候,我们在洲上捡柴草、树枝等,当然还有人搬砖做灶、洗米、洗菜。开始烧饭煮菜了,大家各就各位,不一会儿,一顿饭就熟了。可能饭有些生,菜或许有些淡,但是大家都可尝尝自己亲手做出的“风味佳肴”。

下午,我们不会忘了在赤湖边捡着被浪淘打得光滑的小石头,大小差不多的螺丝、小贝壳,带回家,做成一串串手链、项链,当成珍宝一样收藏。

傍晚夕阳西下,落日、晚霞泛在湖面上,金光灿灿,我们找回各自的牛,一个个骑在牛背,走在大坝上排成长长的队伍,在水中形成一个个倒影。我们在天水之间,和大自然融为一体,是那样的和谐美丽。就这样结束了快乐的一天。此时,母亲也正在村西头盼着放牛的孩子回家。

放牛的日子,就这样伴着我纯真的童年,留在记忆中的是难以抹去的快乐与无忧无虑。放牛的日子,宛如岁月中的万涓溪水,留在记忆深处,有时汇成一条思念的河,不时流淌在现实的角落里。如此,童年的每个周末和假日,我和我家的那条小水牛便像军棋盘上的两个兵,在家乡那张大棋盘上被挪来移去。最后,水牛挪老了,我也移出了家乡……

拜年琐忆

文/张敦田

人年过古稀,就爱回忆旧事,偏是对那孩提时经历的事儿,记得极为清楚。新年已至,脑海中于是忆起小时候拜年贺岁的情景。

小时候,我记得有这样一句民谚:“老子回头,不觉重添一岁;孩童拍手,喜得又遇新年”。过年不仅老人喜欢,儿童们更为喜欢。我们小时候,把公历1月1日称为“新年”(俗称阳历年)。而把夏历正月初一则称为“阴历年”。直到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上做出规定:公历1月1日为“新年”,夏历正月初一为“春节”。从此就有了“春节”这个称谓。

春节是我国民间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春节不仅是我国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民间习俗的大展现,而且也是我国传统文化最集中,最完美地一次展示。我国的春节,历经千载,传承延续。虽然社会在发展,岁月在更迭,至今春节依然保持着特有的韵味和无穷的魅力。春节期间多种多样的年俗,更是丰富多彩。

年,是一年生活新的起点。人们总是把未来一年的理想和欲望,通过各种年俗,把它表达出来。在过年的众多习俗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拜年。据有关史料记载:“京师元日后,上自朝官,下至庶人,往来交错道路者连日,谓之拜年”。由此可见,明清时期,北京元日朝野拜年的盛况。

按照老兰州人的习俗,大年初一天明之后,就要打开大门,喜迎来拜年贺岁的客人。开门前,先要放三声炮仗,这叫“开门炮仗”。以炮声辞旧迎新,开门迎年。大年初一早晨,不能睡懒觉。平常瞌睡再大,这天都要早早起床。初一早起床,就意味着这一年“早起”,这是个口彩。起床后,男女老少都要着新衣冠,穿新鞋袜,个个打扮光鲜。

迎来新年之后,由家中的长者率家人晚辈,出门拜谒邻里亲友。即使是平日里少有往来的邻里人等,这时见面也要贺年问好,互拜于门。我们这些小孩子,只是跟在大人们身后,到各家去拜年施礼。每到一家,都要给长辈们磕头作揖行礼,嘴里还念念有词地说上几句拜年祝福的吉祥话语。拜完年后,主人还给小孩们象征性的给点年钱。

有些富裕人家,还在门首设一记事簿,这种记事簿,也叫做“门簿”。是专门用来记录那些登门拜年施礼贺客名单的。就是不设“门簿”的寻常人家,对登门前来拜年的新朋旧友,内亲外戚,也会铭记在心。那时候,邻里之间,亲朋好友之间拜年贺节,多是真心实意的,很少有什么功利色彩。

旧时代人们拜年的规矩是:“先家内,后家外”。拜年时间的安排顺序是:初一拜本家和邻里。初二、初三拜舅父母,姑丈,岳父岳母。初四、初五拜亲朋好友。兰州人还有正月初二,上坟给祖先拜年的习俗。按照旧俗,拜年最迟不得超过正月初十,超过初十就有慢待之意了。人们把年前拜年称为“拜早年”。初十以后拜年则称为“拜晚年”。丧家拜年要迟五天开始,否则就是不懂礼数。

另有一种“望门投帖”的拜年形式。在旧社会那些官宦人家,有钱人家,常常自诩清高,不肯亲自登门拜贺,便派人送去贺帖,这种贺帖也叫“红单”,类似现在的贺年卡。有四大才子之称的诗人文征明在《拜年诗》中写道:“不求见面帷通谒,各纸朝来满敝庐。我也随人投数纸,世间嫌简不嫌虚”。这种投笔拜年的方式,多为有钱人家,官宦人家所使用,寻常百姓鲜少采用。我说的这些,都是些六七十年前,拜年贺岁的古风旧俗,都是些老话了!

其实,人际交往,也是春节期间的主要内容之一。拜年活动,就是在节日里为人际交往架起的良好桥梁。人们通过拜年贺岁的方式,走亲访友,相互来往。邻里之间,亲友之间小小的矛盾或隔阂,许多不开心,不愉快的事儿,通过相互拜年即可烟消云散,一扫而光,亲密如初。

“拜年”这种习俗,自汉代产生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会出现一些新的拜年方式。近年来,每到春节期间,国家都要举行大型的团拜会,国家领导人向全国人民拜年问好。这种新兴的团拜方式,既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人民的关怀与祝福,也增加了人民的幸福感。这种团拜会,也是对千百年流传下来的拜年礼俗的传承和创新。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春节期间,人们拜年贺岁的方式也在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如今,电话拜年,手机拜年,网络拜年等等,已成为了与现代社会相适应、与当代文明相协调的新兴的拜年方式,这也是对我国传统拜年方式的一种创新和发展,并成为了一种新的时尚。从古至今,拜年的习俗一直在渐进式地变化着。历史上,周秦时代以及后世那些繁文缛节的拜年习俗和礼仪,而今已所存无几。然而,无论拜年方式如何变化,拜年传递友情,促进家庭团结和睦,增进友谊,和谐亲情,促进社会人际关系和谐的本义,却始终未变。拜年是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仪式和环节,也是培育民族精神不可或缺的形式。

拜年还是人们寄托乡愁感情的一种载体。现在,我们中的许多人,走出了乡村,来到了现代化的大城市,住进了高楼大厦,成为了“小楼一统唯寡人”的城里人。不过,无论他们在外面如何风光,也无论他们在异地他乡是贫是富,只要条件允许,他们都要带着儿女,回到自己的家乡,给自己的祖先拜个年,向家乡的父老乡亲们问个好。这种思乡念土的桑梓之情是割舍不断的。

往事琐忆

文/高桂琴

童年的生活是多么的快乐,我似乎觉得生活中没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对未来的生活更是充满了憧憬与期冀!小学五年级的时候,父亲给我买了一件红色花纹裙子,别提有多高兴了。我穿着这条裙子在太阳底下转圆圈,只觉得满眼都是幸福的祥云,还以为自己是天下最幸福的人。那种快乐的感觉,现在回想起来还是乐滋滋的。

上小学的时候,山里的孩子要走很远的山路,天不亮就要起床。那时还没有电灯,家里点的是如豆的煤油灯,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抱怨生活的贫穷和物质的贫乏,对未来的人生充满了无限的热情与向往。白天大人小孩各干各的事,到了晚上全家人在一起听听广播,聊聊天,甭提有多么的开心和有趣。家里若有事了,全家人常常晚上聚在一块,共同商讨解决问题的方案。那个时候我年幼,常常是在旁边静静地聆听,偶尔地插一句也算是在建言献策呢,每一个建议和意见提出之前,都会在心里掂量几下,酝酿一番,想想是否合理。也许从那个时候起,我养成了善于思索独立思考的习惯,一种昂扬前行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始终支撑着我奋勇向前。

上初中的时候,我有幸遇到一位好班主任。记得一个冬天大雪纷飞,操场上堆积着厚厚的积雪,天气异常寒冷,我们全班同学的学习没有受到丝毫的影响。晚自习时,教室里照旧是座无虚席,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在静悄悄地看书做作业。整个教室鸦雀无声,似乎落下一根针都能听到它的声响。教室里没有一个同学捣乱或闲聊,那种良好的氛围,深刻地影响着班上的每一位同学。当然,这种良好的氛围要归功于我们的班主任屈善志老师了,他严于律己擅长管理,把班级治理得井井有条,给我们创造了浓厚的学习氛围。他是“全国优秀教师”,也是我们一生都很感激的好老师。尽管那时教室里挂着的不是明亮的日光灯,而是四个45瓦的灯泡所发出昏暗的光,但是整个教室里却是一种你追我赶拼搏不息的学习景象,不管严寒酷暑还是风霜雨露,都动摇不了那种追求与奋斗的精神。那四个灯泡后来被学校换成日光灯,简直就是为我们竖起理想的灯塔,成为照耀着我们奋勇向前的指航灯。我记得,学校里三名高中学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们每天会起早背书,疲劳了就到操场上去跑步,玩玩吊环来调节一下,然后再回到教室继续发奋读书。真不知道他们现在被生活所迫,还有没有那时的学习热情?

假期里,我们要帮助父母做家务。小的时候学做饭,是因为父母要做农活,就让我在家里边学习边给他们做饭。因为母亲爱吃黄酒泡馍,父亲爱喝茶,我每次在做饭之前,都要给他们分别泡茶、煮上黄酒,以便于父母回家了在吃饭之前,都能吃上他们喜欢的东西。我越听话他们越开心,我想这样也能够缓解他们的疲劳,也能够让父母更加开心。父母亲也因为有这样懂事的孩子感到高兴,无论他们多么累,家里总是弥漫着一片欢声笑语。

记得有一个秋天,父母在院子里边收豆子边说:“老了不行了,我们这么累,收入不高,让女娃儿受苦了。”“就是呀,年龄不饶人呀,再年轻几年都会好一些哟!”说完,他们都深深地叹口气。我在屋子里听到了父亲和母亲这样对话,心里颇感欣慰,心里暗暗地想着,快快长大好给父母减轻负担。那时候,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好好学习,赶快有出息些。

现在,父亲早已谢世,母亲依然独自在乡下生活,我并没有给母亲回报多少,也许古人说得好,儿女永远还不了父母的恩情!但是母亲的生活态度和处事风格,依然是我们儿女的榜样,她乐观的生活态度至今仍然鼓舞着我,不管什么时候打电话给妈妈,问她身体怎么样?她总是乐呵呵地说道都好,电话里听她的爽朗笑声、对话声和劝慰声,从来听不出母亲有丝毫的心事,或身体不舒服之类的话。心情再不好,给母亲打电话后,所有的烦恼瞬间都会雨过天霁,烟消云散。

终于走出社会了,带着美好的憧憬,我依然前行着,慢慢地什么都好起来了,房子大了电话小了,幸福的笑容真的天天挂上眉梢。曾经,我们的期望和欲望总是太多,总是过多的横向对比纵向对比,攀比生活,向往奢华,不能用平常心对待生活,所以总认为生活褪色了。以致于生活并不像童年想象的那么有情趣,这原来是太多的欲望在心里作祟哟。

父亲琐忆

文/紫苇

我的父亲李福生,出生在一个世代贫穷的家庭,姊妹五个,自打民校毕业,便开始下田下地劳动。

父亲年轻时,因家庭贫穷,婚姻一度受到挫折,直到二十大几才与离了婚的我的母亲结合。父亲脾气柔和,待人宽厚,母亲脾气刚烈,争强好胜,两人婚后倒也相爱无间,只是,我的母亲往往要使个性子,或在父亲面前指手画脚,父亲总是以兄长的姿态,宽容地包容一切。

母亲应该感谢父亲。在母亲的心目中,父亲理应是座风雨剥蚀的

纪念塔,记载着他们那段刻骨铭心

的相爱而又相间的人生历程。

一九五八年,为实现“赶英超美”的宏伟目标,各地建起许多小铁矿,小土窑,大炼钢铁。当时的邯郸地区也响应国家号召,从城市和农村征集大批民工进驻邯钢,一呆就是两三个年头。后来随着形势发展,邯钢从乡下征召的一部分民工要“南下”支援南方的经济建设。在当时的乡下,人们的生活极端贫困,瓜菜代、指标粮只能勉强维持生活,不能解决温饱。我的母亲已有我的姐姐和我两个年幼的孩子拖累,又要白天黑夜地参加社里的深翻土地等繁重的体力劳动,在母亲的一再请求下,父亲放弃了“南下”的想法。

父亲高小毕业,有点文化,他的毛笔字我见过,写得清秀,间架很好。从邯钢回来后,正值我们这一带农村兴起建土窑烧砖,父亲很快学会并当了技术员,在本村和邻村一干就是几年。父亲去世后,我们因缺钱买砖建房,母亲曾经慨叹说:“要是你爹在,甭说咱盖三间房,就是盖座楼砖也不缺!”可惜,物是人非,两境茫茫,只留下了喟叹和惆怅!

早些年,在我们这一带农村兴捣坯打墙,民间就流传着“捣坯打墙活见阎王”一说。父亲会一手捣坯的手艺,他的人缘好,因之,谁家有了“见阎王”的活儿,往往想到我的父亲,而父亲,总是爽快应承。有次,父亲刚刚应邀给村支书家捣了几天土坯,尚未来得及休息,便有邻居上门来请,说是让帮他的一个亲戚捣几天土坯。父亲心中不悦,但仍慨然应允。来人走后,母亲埋怨父亲:“看把你累的!你就不会说个‘不’字吗?”父亲无可奈何地说:“累就累吧,只能这样,咱才给支书家帮了忙,人家来,不答应,人家会说咱看不起人,溜添当官的。”几天下来,胳膊都肿了,腰也直立不起,只能用轻微的呻吟驱除疲劳酸疼。

早些年,农户用煤都是徒步或赶着牲口到煤矿去拉,要往返300多里的路。早起晚睡,风餐露宿,极其辛苦。年少时,我就亲眼目睹父亲从煤矿拉煤回来,坐靠在圈椅上,龇牙咧嘴那副痛楚万分的神情。那是一种艰苦的跋涉,是体力和意志相互配合的一个艰难的过程。一次父亲和本村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给生产队拉煤回来,对母亲说:“××儿媳妇,咳,够老家伙呛!拉煤,这么重的活,你猜她给老家伙带了啥吃的?高粱面窝头,硬得没法下嘴,老家伙累得不想吃,光喝水,我就把咱的玉米饼子泡了给他吃。”当时的玉米饼子已属奢侈品了,逢年过节时才能吃到。直到后来我上高中,我的母亲和我的几个姊妹在家吃高粱掺面窝头,而网开一面地让我带净面玉米饼子到学校,至今想起,仍使我对母亲感念不已。

作为长子,父亲孝敬父母,对兄弟们迁就照顾。前些年,我们与叔父分家时,因四叔尚未成家,父亲便与我的两个叔叔商量,尽四叔先挑房屋。本来说好放在我家的一块木板归四叔所有,但四叔来取时,我的母亲一时小心眼儿,死活抱着木板不放,父亲看在眼里,心中恼火,猛地将木板从母亲的怀抱中抽出,大喝一声:“滚开!”将木板递到四叔手中。后来,祖父病重,因做手术需要输血,日夜守候在祖父床侧的父亲毅然把他这个儿子的O型血液与父亲的血液融二为一!

父亲离开我已二十多个年头了,他没有留下多少产业,只是留给我们母子一些不菲的债务,但时过境迁,他的音容笑貌仍历历如在眼前。

父亲,我永远的忆念!

山七镇琐忆

文/合肥韦法明

从老家舒城的一个微信公众号上,看到一段山七镇的宣传视频,不禁勾起了我的一些回忆。

山七是一座百年老镇,坐落于大别山东麓。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的大规模三线建设,使这个寂静的山区小镇,成为舒城境内晓天、河棚、燕春、大河沿等地十来家兵工厂和配套单位相互往来的必经之地。与其毗邻的,就是我出生、生活和曾经读书的那个更小的名叫五桥的山镇。两座小镇之间,只隔着一道山岭——扬旗岭。战旗飞扬?听起来这里就像某个战略要地。

相对于五桥,当年的山七镇算是繁华的了,商铺较多,老街中间还有一家新华书店——那是我曾经心仪的地方。记得刚上初中时,我一度迷恋画画,碳铅笔、水彩颜料和作为绘画摹本的《安徽儿童》,需要步行5公里左右到这里来买。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按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方式,来购买这些东西。通常是一枚鸡蛋可以换回一本薄薄的《安徽儿童》彩色画刊——其实,那时我已经跨入少年行列。

我与山七镇还有更深一层的机缘。1979年,我们上完高二,各个学校又延长了半年的学习时间。那年春天,脑膜炎在我们那一带蔓延。一天早晨,刚捧起课本开始早读,我突然发烧并伴着剧烈的头痛。班主任见状走过来,揉揉我的额头后,神情凝重地说,赶紧回家请医生看病。他叮嘱我多吃生大蒜,别染上脑膜炎。

回到家里,高烧中的我感到寒意袭人,浑身发抖。奶奶慌忙把爷爷从外面叫回来,要他把医生请回家。那时我已出现喷射状呕吐。第一瓶加药的生理盐水是在自家的床上吊的,睁开眼睛后,发现自己躺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守在身边的,是我爷爷。他差不多用一种近似感恩的口吻连连说道,醒了醒了,终于醒了。好像眼前这个他一直有些溺爱的长孙,现在能睁开眼睛,是上天对他莫大的恩赐。他说,我已经昏迷了两天。我染上了急性脑膜炎。昏迷之后,被邻居也是我同学的父亲,用板车送到了医院。这里就是山七医院。

山七医院,比我们所在的五桥医院医疗设施和其它条件都要好得多。我醒来时,外面正下着雨。医院的院子显得有些空寂,屋檐下雨水滴落的声音,至今清越在耳。爷爷说,多亏我们来得及时,医生说再晚点就没救了。我愣愣地看着窗外的院落,地面铺着的青砖上和稀疏的草丛里,被细密的雨脚溅起一层迷蒙的水雾。就在那时,一种人生无常的滋味,第一次在我内心油然而生。

小时候,喜欢和镇上的小伙伴们打仗,弄得头破血流好像也没在乎过。可我却一直惧怕打针。好在那位面部扁平的护士,有着难得的耐心,她总是轻声细语地骗我说,嫑怕嫑怕,就像小蚂蚁蜇一下,就好了。说到底,自己还是个胆小鬼,这让我在好长时间里都感到羞愧难当。

我两岁开始就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父母离得较远。父亲得到消息赶来看我,我已经出院十多天了。他见到我也不稍作安慰,只是说人还在就好,脑子烧坏了,以后就不要多动脑子读什么书啦,你还是跟我下去吧。所谓下去,是指回到父母他们所在的丘陵地带,爷爷家所在的五桥,属于山区。我当然不答应。我问父亲,和爷爷商量过吗?他说,我这就和爷爷奶奶说去。你这样大学是考不上了,何苦还费那个脑子?我说,大学考不上,至少这学期我就可以高中毕业啊!再说,我念书你们也不用负担什么!后面这句话,击中了父亲的要害。那时我们兄弟姐妹多,一家人生活压力很大,我的生活费和学费,都是爷爷奶奶扛着的。在上学的这件事上,我没有丝毫的妥协。就这样,出院半个月不到,我又回到了那个叫五桥中学的“戴帽子”高中的教室里。

几个月后的7月初,我和同学们一道去县城参加高考。本来完全是抱着一种凑数的心态去的,没想到很快就接到学校通知,让我去县医院体检——我居然达线了!9月中旬,一起去体检的五六个同学,都陆续去了录取他们的高校。就在我已不抱希望的时候,一纸录取通知书终于还是来了:六安师专中文科。当时的感受,可以借用几年前的一句流行语:我很满意,我已经用上了蛮荒之力。

接到通知书的第二天,我一早就动身前往父母家去报喜——那时通信困难,只有到镇子上的邮政所,才有电话可打。从五桥到父母所在的阙店,经过龙河口水库——也就是现在的万佛湖,需要两次搭乘一种柴油机作动力的木船。我第二次上船的时候,刚到船边,就看到父亲挑着担子从船上下来。父亲挑着的担子,一头是两床棉被,另一头应该是编织袋装着的粮食。我喊了他一声,问这是去哪?父亲把我拉到一边,说:送你去复读吧!我一听乐了,连忙从背在身上的半旧的军绿色帆布书包里,找出装有录取通知书的信封。我说,不用了,我已被录取了!父亲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片刻之后,终于恍然大悟地笑出声来,连说:那就好,那就好,我们回家!

在返回阙店父母家的路上,父亲想起了我生病后要我休学的事。他说,多亏了当时把你送到山七医院,救得及时啊,捡了一条命,还没耽误你念书。

打那以后,无论是外出求学还是已经工作,每次回五桥经过山七,我都会去老街上看看。1981年,我毕业,就分配在离山七镇十多公里开外的三线企业皖江机械厂,两年后调往合肥。爷爷奶奶相继去世后,回五桥就渐渐地少了。好在五桥的同学和亲戚,后来有不少也在合肥工作。他们回老家经过山七时,总会带一些当地的干子、千张和地道的手工糕点,有时也没忘了跟我们一起分享。山七的干子、豆腐、千张等豆制品,其工艺和同属大别山区的霍山差不多,过去在我们那一带很有名,现在更是闻名遐迩了。显然,家乡的这些特产,对我们这些常年在外讨生活的人而言,不仅意味着难以忘怀的家乡味道,还深深地蕴藉着历久弥新的乡愁和绵延不绝的乡情。

更多的时候,我们是通过舌尖和味蕾,无数次地完成对家乡的确认。

琐忆:故乡的芦苇

文/青石印

老家的屋后,屋后的河边,依水而生的芦苇成了随处可见的风景。

芦苇属于多年生禾草植物,生命力极其旺盛,只要有水的地方,你都能见到它的身影。少则三两株,临风而立,卓尔不群;多则千千万,密密匝匝,蔚为壮观。

每当春天到来的时候,芦苇也像其它小草一样,感受到了春的气息,嫩绿的尖牙渐渐地从泥土里钻出来,呼吸着春天的空气。因为芦苇根味甜,儿时不经事的我们,经常三五成群,拿着铲刀,在泥土中挖根,洗干净后吃。芦苇生命力是顽强的,尽管我们恣意践踏,它们还是以不可阻挡之势蓬勃生长,二、三个月后,就能蹿到一人高以上,一株株像亭亭玉立的少女,秀丽端庄。

盛夏季节,微风吹过,水里的芦苇随风荡漾。这个季节,偶尔有几只野鸭会冲天而起,“咯咯咯”叫着在空中盘旋几周后又俯冲下去,消失在芦苇荡深处。乘着小木船穿梭在荡子里,偶尔也会在芦苇丛中发现野鸭的巢窝,里面躺着几枚褐色的野鸭蛋。夏日傍晚,空气中弥漫着蒲公英和一些野花的混合气味。我和伙伴们时常赶着自家的小鸭小鹅来到河边,小鸭小鹅是最喜欢水的,河水深且清澈,晚风吹过,芦苇随风摇曳,偶尔,你还会在茂密的芦苇丛中发现一株野百合,小巧而娇嫩,洁白而无瑕,在夕阳照射下更显妩媚,空气中到处弥漫着野花的清香。

每当端午节来临之际,我都要随姐姐在苇丛中精选宽大的苇叶,放进竹篮,回家后,将苇叶洗刷干净,妈妈拿两片叶子窝成圆锥形,再把洗好的的糯米和红豆放入其中,裹成四角尖尖的形状,用上等的稻草系好,一个粽子就包好了。等粽子全部包好后,母亲把它们放进大锅中加水煮沸,不一会,一缕缕粽叶的清香飘入我们的鼻中。在物质匮乏的年代,我们这些嘴馋的孩子早已迫不及待,吃粽子,便成为我们能美美享受的一顿饕餮大餐。

秋天,芦苇花开,放眼望去,犹如蓝天上漂浮的成片白云,加上被阳光照射成万顷碧波的河面,一幅精美绝伦的画卷呈现眼前。时而有一两只白色的水鸟从苇层中飞出,如一朵流云,追着落日,滑向天际。深秋了,河边的芦苇也逐渐洗去了铅华,越发显出了雍容端庄,周身透出一股成熟的魅力。这时候芦苇由青转黄,芦花也变得异常洁白柔软,望去恰如连绵的白雪。

冬闲时分,便是收割芦苇的时候了。村中男女老幼一齐出动,挥舞着镰刀,去收割属于自家的那片芦苇。收割的场面热闹非凡,为寒冷的冬季平添了一些暖意。他们将芦苇仔细地割下、捆好、运到家里,将芦苇晒干以后堆放在场院中。然后,精选出粗且直的芦苇杆,用尼龙绳编成宽大的帘子。这芦苇帘子平时可用板凳搁起,晾晒衣物及腌制的瓜干,到了夏天更可以挂在门上挡住蚊虫。更有那心灵手巧的阿婶,将芦苇杆拿在手中,用小巧的篾刀熟练的剖开、压平,然后将它们编成席子,手艺突出的还能在席上编出精美的图案。这芦苇编成的凉席确实是夏季纳凉物件中的上品,比起现在各式各样的竹席、麻将席来说,绝对算得上是价廉物美了。

芦苇的一生是无私的,给了我们清新的空气、美的享受和物质财富,却从不向我们索取什么。

不知何时起,天空灰蒙了,不再有先前的湛蓝;河水浑浊了,少了往日的清澈。芦苇的面积也逐年萎缩,现在回家看时,只剩下了稀疏的一小片、一小片。

但愿,天蓝水清之时,家乡那美丽壮阔的芦苇能再次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只是,我们能等到那一天么?

养猪琐忆

文/丁基荣

猪年春节,喜庆之余,不禁想起过去农户养猪的那些点点滴滴,一切如同在昨,历历在目。

“种田不养猪,必定有一输”“猪是农家宝,种田不可少”这些早被人们淡忘的农谚,在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特别是“农业学大寨”的高潮中,却是扬中地区大力宣传的口号,养猪,那就是政治任务。

扬中,长江中的冲积平原,没有山坡,没有森林,人均可耕地很少,养猪方式有别于其它地区。

圈养。只能圈养,不能放牧。那时居住条件很差,大都是茅草屋。人们用土坯在屋外倚着房子的篱笆墙搭建猪舍,有人家将厨房用篱笆一隔,一边烧饭,一边养猪。队里收工后,刚进家门,饿极的猪看见了主人,条件反射,一纵,趴在猪栅栏上嗷嗷地叫。尽管你饥肠辘辘,筋疲力尽,不把它安顿好,那揪心的叫声总不会消停。尤其是夏天,蚊蝇扑面,臭气绕梁,这样的人居环境现在看来不可思议,但这一切就是那时实实在在的生活图景。

垫圈。扬中人养猪大都用干土垫圈,这样所积的肥料多。每当稻子收割后,种麦之前,人们就要准备一年所用的养猪垫圈的土了。每户分得几块田取土,用铁锹挖成长七八寸,宽五六寸,厚四五寸的土块,扬中方言称“块头”(方言读为guàtóu)。晾晒几日,趁天晴突击把“块头”挑回家堆好,这是十分沉重的累活,人们舍不得白天落下队里挣工分的活,大多是开夜工干。孤儿寡母有困难的,左邻右舍总是心连着心,一召唤,七八个相帮的小伙子就到齐了,大家一块干。这时,主户人家日子过得再紧,也要搞一顿丰盛的夜宵款待大家。

打猪草。那时饲料粮极少,养猪多半靠瓜叶薯藤麸皮米糠泔水,春夏季节再打些猪爱吃的野草凑合着。那时老师很少布置课外作业,放晚学也早,根本没有什么补习班晚读班,学校一年还放两次忙假。放了晚学,孩子们书包一搁,就是打猪草割羊草。女孩子有耐心,总能装满一筐回家,调皮的男孩贪玩,往往筐里都装不到一半。一两次家长不问,次数多了,可不行了,严厉的父亲像老鹰抓小鸡一样,拎着兔崽子往大腿上一按,一把扯下裤子,“啪啪”两下,“没出息的东西,这样贪玩!”当娘的最有护犊之心,既恨小家伙贪玩又舍不得孩子挨打,辛酸的眼泪簌簌滚下。其实,父亲打在孩子的身上,痛却在自己的心头,不愿为又不得不为,真是人生无奈啊!

出售。那时肉猪一般只能长到百斤左右,可出售了。收购员将猪一称,分量还要打个折,扣除几斤,说是吃得太足。然后松开捆绑的绳索,让猪站立起来,在脊背上从前到后一抹,使劲一按,再瞧瞧毛色的亮度,“二等!”脱口而出,通常只有二三等,很少有一等的。按等级论价,百十斤的猪可卖到四十多块钱,还奖励几尺布票几斤肉票二十几斤饲料粮票。这是全家大半年辛劳所得,喜不自禁,举家庆贺。当家的凭肉票买来一二斤肉,烧上一碗,一家老小美美地打一次牙祭,当然还要奖励打猪草的孩子,扯上一段花布给闺女做件褂子,买两尺蓝布给儿郎做条短裤衩,或买个铅笔盒一支水笔什么的。猪娃肯定还要买来饲养,上学的孩子又做起了他们永远做不完的“课外作业”——打猪草。

“牵脚猪”。这是扬中方言,所谓“脚猪”,就是种猪。牵脚猪,就是给母猪配种的手艺人。谁家饲养的母猪发情了,就请他上门,用绳子拴着,一手牵着,一手拿根藤条吆喝着,公猪边跑边哼咕边拱着地,不时撒尿拉屎。

“你骑呀,骑上它呀!怎么不骑呀?”常有一伙淘气的小孩拥上来取笑。

“看我抽死你们!没教养!”牵公猪的人挥起藤条,调皮鬼们一溜烟地跑了,边跑边笑边嚷,“有马不骑,傻子!傻子!”

这明明是一门不可或缺的职业,世俗的偏见,却认为这行当低下没有颜面,多受歧视,社会上得不到应有的尊重。直到各乡镇设立了兽医站,有了人工授精的配种服务,这些人也改行了。

祭圈。过年时或母猪下崽了,祭圈是件要事。人们在猪圈里摆上供品,点上香烛,一拜,再拜,又拜,期待,憧憬,梦想,尽在这深沉而虔诚的叩拜中。那时连人都缺医少药,何谈牲畜防疫?求神庇佑的美好愿望,结果常是失望,沮丧,怨恨,交织心头,痛不堪言。死猪死羊,时有发生,人们把它埋进土里(猪崽见多,较大点的肉猪一般舍不得埋掉),又往往被野狗刨出,荒郊野外常是腐烂发臭的猪羊尸骨,而环境的污染又加剧了病疫的蔓延扩散。

历史,以巨人的步伐跨进了新时代。当今,散户养猪早已画上了句号,集养殖、防疫、科研、销售、环保于一体的现代化大型养猪场正在逐步取代小规模养殖。让老百姓吃上放心肉是国家层面关注的大事,各级政府都不可等闲视之。

养猪,那些往事成了永久的记忆,记住它,珍惜当今,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