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琐忆的文章
关于琐忆的文章（精选7篇）
放牛琐忆
文/梁美琳
放牛，对于农村出来的人，应该不陌生。小时候，牛是我们的伙伴。春耕播种，犁田耙地，都少不了牛。村上一般两三户人家共一条牛，当然也有家庭条件优越的，一家人独享一条牛。那时候一头牛值两三千元，相当于普通人家一年的收成。
牛，极为重要的劳动力，无可替代地成了必须供养的成员，家家户户据人口与田地轮流放牛。于是，每逢周末或放假，放牛就成了我们这些农村孩子的光荣任务。
村子的西口，有一排排的樟树、柳树，每棵树下都圈着一条牛。清晨，还没睡醒，母亲就在窗前喊：“快起来，这半月，牛又轮到咱们家了。”于是，一骨碌赶紧爬起床，揉了揉眼睛，脸也不洗就径直跑到樟树底下去。看牛肚子扁扁的，于是解开了牛绳。牛嗷嗷地叫着跟着我们走。
小时候最喜欢春天。万物复苏，到处是绿油油的一片，村前屋后一大片青草，水嫩水嫩的。我们喜欢把牛牵在田埂上，牛低着头吃得津津有味，一条田埂盖过一条。有时候也很糟糕，冷不丁地碰见一条蛇从草丛里钻出来，没等我们缓过神来看清楚，它又钻到下一块田里。那时候，母亲总让我们穿着套靴去放牛，这样不容易被蛇咬。大约一个多小时的时间，牛肚子鼓胀胀的，我们又牵着牛回家，然后吃早饭。那时候的我，总喜欢放牛的时间长一点，也好和小伙伴们多闹腾一会儿。
夏天，正是农忙双抢的时候。村庄不远的地方，有一块湖滩，我们喜欢把牛赶到湖滩上，一边放牛，一边帮家人收割稻谷干农活。那个场景可是热闹，三五一群，有说有笑，田里被五颜六色的衣服点缀得分外好看。有时候忙着忙着，调皮的小牛突然跑得不见了，父母亲总有找牛的经历。看到自家放的牛跑到人家的地里去吃庄稼，母亲总是不好意思，丢下手里的活儿赔着笑脸去向人家道歉：“来年一定还上十几斤谷子。”那段时光可以说是我们最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了。如今想起来，我依然记得我家小水牛那双炯炯有神的眼。
夏天是用牛最多的时候，父亲很心疼牛，每次总要让牛休息小半天，或到下午才舍得继续开工，哪怕田里的水等着，要去整，秧苗等着要插。有的时候都中午了，母亲还不见父亲回来吃饭。他经常是犁完了田，就牵着牛去放一阵子再回家。父亲总说，没有了牛，就没有了地，一切都做不成了。这么多年，父亲从不吃牛肉，在他的心中，牛象征着祖祖辈辈的黄土农民，就像是他自己。
夏风如浪，鸣蝉低唱。快到晌午时分，太阳开始发威了，村里的炊烟袅袅升起，我们吆喝着往村里奔去。放牛娃们头戴草帽或者用树枝野草编成的圆圈，倒骑在牛背上，吹着口哨，哼着小曲，一双小脚或晃悠着，或拍打着牛肚，“啪嗒、啪嗒”地行进在乡间小路上，愉悦和幸福早写在了脸上。
冬天，父亲总把牛栏清理得干干净净，有时候，天很冷，外面飘着雪花，全家人都躲在屋里烤火。到点了，父亲不顾严寒，到屋外的草堆旁拉牛草、送牛草，牵牛喝水。即使过年的时候，也不忘了牵牛“出方”，把牛照顾得好好的。记忆中，我们家的牛很服顺，很卖力，我想这也是因为牛和父亲有着多年深厚的感情吧。
而我印象最深的放牛是深秋，草渐渐发黄了，赤湖坝内外的湖水渐渐退去，形成了洲坦，一望无垠。村子上一些大点放牛的孩子，会组织带上米、干菜、锅、盆子等简单的工具，带我们到赤湖边洲上去放牛。小的时候，没出过远门，赤湖边就是最远的天边。经常听大人们说在洲上打鱼、挖藕以及有人不小心掉到水里的事情。洲上就像藏着丰富的宝藏，神秘莫测。
我们一般早上骑着牛出门。骑牛的时候总会站在地里稍高的地方，让牛低角，脚踩上牛角，然后说高角，牛头上举，把我们送上牛背。每每此时，总有哥哥姐姐们帮着驯牛，让我们平稳地骑上牛背。
经过大约四华里的路程，沿着赤湖大坝，到了洲上。因为周围没有庄稼，放牛更轻松了，各自把牛绳挽在牛角上，一赶，牛各自散开了，就像回到属于它们的乐土。而我们可以尽情地玩耍，不用担心牛跑，也不担心牛吃庄稼了。
我们围坐成一个大圈，玩丟手帕、老鹰抓小鸡等游戏，每每手帕被扔到自己身后，或是被“老鹰”抓住的那一刻，是那样的兴奋激动。整个洲上只有我们的笑声，吆喝声。
胆大的男孩结伴去试水，看哪里的水深、水浅，当然还可以看见一些破旧的小船只、划胎，都是打渔的人们留下的。
快到中午的时候，我们在洲上捡柴草、树枝等，当然还有人搬砖做灶、洗米、洗菜。开始烧饭煮菜了，大家各就各位，不一会儿，一顿饭就熟了。可能饭有些生，菜或许有些淡，但是大家都可尝尝自己亲手做出的“风味佳肴”。
下午，我们不会忘了在赤湖边捡着被浪淘打得光滑的小石头，大小差不多的螺丝、小贝壳，带回家，做成一串串手链、项链，当成珍宝一样收藏。
傍晚夕阳西下，落日、晚霞泛在湖面上，金光灿灿，我们找回各自的牛，一个个骑在牛背，走在大坝上排成长长的队伍，在水中形成一个个倒影。我们在天水之间，和大自然融为一体，是那样的和谐美丽。就这样结束了快乐的一天。此时，母亲也正在村西头盼着放牛的孩子回家。
放牛的日子，就这样伴着我纯真的童年，留在记忆中的是难以抹去的快乐与无忧无虑。放牛的日子，宛如岁月中的万涓溪水，留在记忆深处，有时汇成一条思念的河，不时流淌在现实的角落里。如此，童年的每个周末和假日，我和我家的那条小水牛便像军棋盘上的两个兵，在家乡那张大棋盘上被挪来移去。最后，水牛挪老了，我也移出了家乡……
拜年琐忆
文/张敦田
人年过古稀，就爱回忆旧事，偏是对那孩提时经历的事儿，记得极为清楚。新年已至，脑海中于是忆起小时候拜年贺岁的情景。
小时候，我记得有这样一句民谚：“老子回头，不觉重添一岁；孩童拍手，喜得又遇新年”。过年不仅老人喜欢，儿童们更为喜欢。我们小时候，把公历1月1日称为“新年”（俗称阳历年）。而把夏历正月初一则称为“阴历年”。直到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上做出规定：公历1月1日为“新年”，夏历正月初一为“春节”。从此就有了“春节”这个称谓。
春节是我国民间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春节不仅是我国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民间习俗的大展现，而且也是我国传统文化最集中，最完美地一次展示。我国的春节，历经千载，传承延续。虽然社会在发展，岁月在更迭，至今春节依然保持着特有的韵味和无穷的魅力。春节期间多种多样的年俗，更是丰富多彩。
年，是一年生活新的起点。人们总是把未来一年的理想和欲望，通过各种年俗，把它表达出来。在过年的众多习俗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拜年。据有关史料记载：“京师元日后，上自朝官，下至庶人，往来交错道路者连日，谓之拜年”。由此可见，明清时期，北京元日朝野拜年的盛况。
按照老兰州人的习俗，大年初一天明之后，就要打开大门，喜迎来拜年贺岁的客人。开门前，先要放三声炮仗，这叫“开门炮仗”。以炮声辞旧迎新，开门迎年。大年初一早晨，不能睡懒觉。平常瞌睡再大，这天都要早早起床。初一早起床，就意味着这一年“早起”，这是个口彩。起床后，男女老少都要着新衣冠，穿新鞋袜，个个打扮光鲜。
迎来新年之后，由家中的长者率家人晚辈，出门拜谒邻里亲友。即使是平日里少有往来的邻里人等，这时见面也要贺年问好，互拜于门。我们这些小孩子，只是跟在大人们身后，到各家去拜年施礼。每到一家，都要给长辈们磕头作揖行礼，嘴里还念念有词地说上几句拜年祝福的吉祥话语。拜完年后，主人还给小孩们象征性的给点年钱。
有些富裕人家，还在门首设一记事簿，这种记事簿，也叫做“门簿”。是专门用来记录那些登门拜年施礼贺客名单的。就是不设“门簿”的寻常人家，对登门前来拜年的新朋旧友，内亲外戚，也会铭记在心。那时候，邻里之间，亲朋好友之间拜年贺节，多是真心实意的，很少有什么功利色彩。
旧时代人们拜年的规矩是：“先家内，后家外”。拜年时间的安排顺序是：初一拜本家和邻里。初二、初三拜舅父母，姑丈，岳父岳母。初四、初五拜亲朋好友。兰州人还有正月初二，上坟给祖先拜年的习俗。按照旧俗，拜年最迟不得超过正月初十，超过初十就有慢待之意了。人们把年前拜年称为“拜早年”。初十以后拜年则称为“拜晚年”。丧家拜年要迟五天开始，否则就是不懂礼数。
另有一种“望门投帖”的拜年形式。在旧社会那些官宦人家，有钱人家，常常自诩清高，不肯亲自登门拜贺，便派人送去贺帖，这种贺帖也叫“红单”，类似现在的贺年卡。有四大才子之称的诗人文征明在《拜年诗》中写道：“不求见面帷通谒，各纸朝来满敝庐。我也随人投数纸，世间嫌简不嫌虚”。这种投笔拜年的方式，多为有钱人家，官宦人家所使用，寻常百姓鲜少采用。我说的这些，都是些六七十年前，拜年贺岁的古风旧俗，都是些老话了！
其实，人际交往，也是春节期间的主要内容之一。拜年活动，就是在节日里为人际交往架起的良好桥梁。人们通过拜年贺岁的方式，走亲访友，相互来往。邻里之间，亲友之间小小的矛盾或隔阂，许多不开心，不愉快的事儿，通过相互拜年即可烟消云散，一扫而光，亲密如初。
“拜年”这种习俗，自汉代产生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会出现一些新的拜年方式。近年来，每到春节期间，国家都要举行大型的团拜会，国家领导人向全国人民拜年问好。这种新兴的团拜方式，既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人民的关怀与祝福，也增加了人民的幸福感。这种团拜会，也是对千百年流传下来的拜年礼俗的传承和创新。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春节期间，人们拜年贺岁的方式也在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如今，电话拜年，手机拜年，网络拜年等等，已成为了与现代社会相适应、与当代文明相协调的新兴的拜年方式，这也是对我国传统拜年方式的一种创新和发展，并成为了一种新的时尚。从古至今，拜年的习俗一直在渐进式地变化着。历史上，周秦时代以及后世那些繁文缛节的拜年习俗和礼仪，而今已所存无几。然而，无论拜年方式如何变化，拜年传递友情，促进家庭团结和睦，增进友谊，和谐亲情，促进社会人际关系和谐的本义，却始终未变。拜年是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仪式和环节，也是培育民族精神不可或缺的形式。
拜年还是人们寄托乡愁感情的一种载体。现在，我们中的许多人，走出了乡村，来到了现代化的大城市，住进了高楼大厦，成为了“小楼一统唯寡人”的城里人。不过，无论他们在外面如何风光，也无论他们在异地他乡是贫是富，只要条件允许，他们都要带着儿女，回到自己的家乡，给自己的祖先拜个年，向家乡的父老乡亲们问个好。这种思乡念土的桑梓之情是割舍不断的。
往事琐忆
文/高桂琴
童年的生活是多么的快乐，我似乎觉得生活中没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对未来的生活更是充满了憧憬与期冀！小学五年级的时候，父亲给我买了一件红色花纹裙子，别提有多高兴了。我穿着这条裙子在太阳底下转圆圈，只觉得满眼都是幸福的祥云，还以为自己是天下最幸福的人。那种快乐的感觉，现在回想起来还是乐滋滋的。
上小学的时候，山里的孩子要走很远的山路，天不亮就要起床。那时还没有电灯，家里点的是如豆的煤油灯，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抱怨生活的贫穷和物质的贫乏，对未来的人生充满了无限的热情与向往。白天大人小孩各干各的事，到了晚上全家人在一起听听广播，聊聊天，甭提有多么的开心和有趣。家里若有事了，全家人常常晚上聚在一块，共同商讨解决问题的方案。那个时候我年幼，常常是在旁边静静地聆听，偶尔地插一句也算是在建言献策呢，每一个建议和意见提出之前，都会在心里掂量几下，酝酿一番，想想是否合理。也许从那个时候起，我养成了善于思索独立思考的习惯，一种昂扬前行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始终支撑着我奋勇向前。
上初中的时候，我有幸遇到一位好班主任。记得一个冬天大雪纷飞，操场上堆积着厚厚的积雪，天气异常寒冷，我们全班同学的学习没有受到丝毫的影响。晚自习时，教室里照旧是座无虚席，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在静悄悄地看书做作业。整个教室鸦雀无声，似乎落下一根针都能听到它的声响。教室里没有一个同学捣乱或闲聊，那种良好的氛围，深刻地影响着班上的每一位同学。当然，这种良好的氛围要归功于我们的班主任屈善志老师了，他严于律己擅长管理，把班级治理得井井有条，给我们创造了浓厚的学习氛围。他是“全国优秀教师”，也是我们一生都很感激的好老师。尽管那时教室里挂着的不是明亮的日光灯，而是四个45瓦的灯泡所发出昏暗的光，但是整个教室里却是一种你追我赶拼搏不息的学习景象，不管严寒酷暑还是风霜雨露，都动摇不了那种追求与奋斗的精神。那四个灯泡后来被学校换成日光灯，简直就是为我们竖起理想的灯塔，成为照耀着我们奋勇向前的指航灯。我记得，学校里三名高中学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们每天会起早背书，疲劳了就到操场上去跑步，玩玩吊环来调节一下，然后再回到教室继续发奋读书。真不知道他们现在被生活所迫，还有没有那时的学习热情？
假期里，我们要帮助父母做家务。小的时候学做饭，是因为父母要做农活，就让我在家里边学习边给他们做饭。因为母亲爱吃黄酒泡馍，父亲爱喝茶，我每次在做饭之前，都要给他们分别泡茶、煮上黄酒，以便于父母回家了在吃饭之前，都能吃上他们喜欢的东西。我越听话他们越开心，我想这样也能够缓解他们的疲劳，也能够让父母更加开心。父母亲也因为有这样懂事的孩子感到高兴，无论他们多么累，家里总是弥漫着一片欢声笑语。
记得有一个秋天，父母在院子里边收豆子边说：“老了不行了，我们这么累，收入不高，让女娃儿受苦了。”“就是呀，年龄不饶人呀，再年轻几年都会好一些哟！”说完，他们都深深地叹口气。我在屋子里听到了父亲和母亲这样对话，心里颇感欣慰，心里暗暗地想着，快快长大好给父母减轻负担。那时候，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好好学习，赶快有出息些。
现在，父亲早已谢世，母亲依然独自在乡下生活，我并没有给母亲回报多少，也许古人说得好，儿女永远还不了父母的恩情！但是母亲的生活态度和处事风格，依然是我们儿女的榜样，她乐观的生活态度至今仍然鼓舞着我，不管什么时候打电话给妈妈，问她身体怎么样？她总是乐呵呵地说道都好，电话里听她的爽朗笑声、对话声和劝慰声，从来听不出母亲有丝毫的心事，或身体不舒服之类的话。心情再不好，给母亲打电话后，所有的烦恼瞬间都会雨过天霁，烟消云散。
终于走出社会了，带着美好的憧憬，我依然前行着，慢慢地什么都好起来了，房子大了电话小了，幸福的笑容真的天天挂上眉梢。曾经，我们的期望和欲望总是太多，总是过多的横向对比纵向对比，攀比生活，向往奢华，不能用平常心对待生活，所以总认为生活褪色了。以致于生活并不像童年想象的那么有情趣，这原来是太多的欲望在心里作祟哟。
父亲琐忆
文/紫苇
我的父亲李福生，出生在一个世代贫穷的家庭，姊妹五个，自打民校毕业，便开始下田下地劳动。
父亲年轻时，因家庭贫穷，婚姻一度受到挫折，直到二十大几才与离了婚的我的母亲结合。父亲脾气柔和，待人宽厚，母亲脾气刚烈，争强好胜，两人婚后倒也相爱无间，只是，我的母亲往往要使个性子，或在父亲面前指手画脚，父亲总是以兄长的姿态，宽容地包容一切。
母亲应该感谢父亲。在母亲的心目中，父亲理应是座风雨剥蚀的
纪念塔，记载着他们那段刻骨铭心
的相爱而又相间的人生历程。
一九五八年，为实现“赶英超美”的宏伟目标，各地建起许多小铁矿，小土窑，大炼钢铁。当时的邯郸地区也响应国家号召，从城市和农村征集大批民工进驻邯钢，一呆就是两三个年头。后来随着形势发展，邯钢从乡下征召的一部分民工要“南下”支援南方的经济建设。在当时的乡下，人们的生活极端贫困，瓜菜代、指标粮只能勉强维持生活，不能解决温饱。我的母亲已有我的姐姐和我两个年幼的孩子拖累，又要白天黑夜地参加社里的深翻土地等繁重的体力劳动，在母亲的一再请求下，父亲放弃了“南下”的想法。
父亲高小毕业，有点文化，他的毛笔字我见过，写得清秀，间架很好。从邯钢回来后，正值我们这一带农村兴起建土窑烧砖，父亲很快学会并当了技术员，在本村和邻村一干就是几年。父亲去世后，我们因缺钱买砖建房，母亲曾经慨叹说：“要是你爹在，甭说咱盖三间房，就是盖座楼砖也不缺！”可惜，物是人非，两境茫茫，只留下了喟叹和惆怅！
早些年，在我们这一带农村兴捣坯打墙，民间就流传着“捣坯打墙活见阎王”一说。父亲会一手捣坯的手艺，他的人缘好，因之，谁家有了“见阎王”的活儿，往往想到我的父亲，而父亲，总是爽快应承。有次，父亲刚刚应邀给村支书家捣了几天土坯，尚未来得及休息，便有邻居上门来请，说是让帮他的一个亲戚捣几天土坯。父亲心中不悦，但仍慨然应允。来人走后，母亲埋怨父亲：“看把你累的！你就不会说个‘不’字吗？”父亲无可奈何地说：“累就累吧，只能这样，咱才给支书家帮了忙，人家来，不答应，人家会说咱看不起人，溜添当官的。”几天下来，胳膊都肿了，腰也直立不起，只能用轻微的呻吟驱除疲劳酸疼。
早些年，农户用煤都是徒步或赶着牲口到煤矿去拉，要往返300多里的路。早起晚睡，风餐露宿，极其辛苦。年少时，我就亲眼目睹父亲从煤矿拉煤回来，坐靠在圈椅上，龇牙咧嘴那副痛楚万分的神情。那是一种艰苦的跋涉，是体力和意志相互配合的一个艰难的过程。一次父亲和本村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给生产队拉煤回来，对母亲说：“××儿媳妇，咳，够老家伙呛！拉煤，这么重的活，你猜她给老家伙带了啥吃的？高粱面窝头，硬得没法下嘴，老家伙累得不想吃，光喝水，我就把咱的玉米饼子泡了给他吃。”当时的玉米饼子已属奢侈品了，逢年过节时才能吃到。直到后来我上高中，我的母亲和我的几个姊妹在家吃高粱掺面窝头，而网开一面地让我带净面玉米饼子到学校，至今想起，仍使我对母亲感念不已。
作为长子，父亲孝敬父母，对兄弟们迁就照顾。前些年，我们与叔父分家时，因四叔尚未成家，父亲便与我的两个叔叔商量，尽四叔先挑房屋。本来说好放在我家的一块木板归四叔所有，但四叔来取时，我的母亲一时小心眼儿，死活抱着木板不放，父亲看在眼里，心中恼火，猛地将木板从母亲的怀抱中抽出，大喝一声：“滚开！”将木板递到四叔手中。后来，祖父病重，因做手术需要输血，日夜守候在祖父床侧的父亲毅然把他这个儿子的O型血液与父亲的血液融二为一！
父亲离开我已二十多个年头了，他没有留下多少产业，只是留给我们母子一些不菲的债务，但时过境迁，他的音容笑貌仍历历如在眼前。
父亲，我永远的忆念！
山七镇琐忆
文/合肥韦法明
从老家舒城的一个微信公众号上，看到一段山七镇的宣传视频，不禁勾起了我的一些回忆。
山七是一座百年老镇，坐落于大别山东麓。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的大规模三线建设，使这个寂静的山区小镇，成为舒城境内晓天、河棚、燕春、大河沿等地十来家兵工厂和配套单位相互往来的必经之地。与其毗邻的，就是我出生、生活和曾经读书的那个更小的名叫五桥的山镇。两座小镇之间，只隔着一道山岭——扬旗岭。战旗飞扬？听起来这里就像某个战略要地。
相对于五桥，当年的山七镇算是繁华的了，商铺较多，老街中间还有一家新华书店——那是我曾经心仪的地方。记得刚上初中时，我一度迷恋画画，碳铅笔、水彩颜料和作为绘画摹本的《安徽儿童》，需要步行5公里左右到这里来买。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按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方式，来购买这些东西。通常是一枚鸡蛋可以换回一本薄薄的《安徽儿童》彩色画刊——其实，那时我已经跨入少年行列。
我与山七镇还有更深一层的机缘。1979年，我们上完高二，各个学校又延长了半年的学习时间。那年春天，脑膜炎在我们那一带蔓延。一天早晨，刚捧起课本开始早读，我突然发烧并伴着剧烈的头痛。班主任见状走过来，揉揉我的额头后，神情凝重地说，赶紧回家请医生看病。他叮嘱我多吃生大蒜，别染上脑膜炎。
回到家里，高烧中的我感到寒意袭人，浑身发抖。奶奶慌忙把爷爷从外面叫回来，要他把医生请回家。那时我已出现喷射状呕吐。第一瓶加药的生理盐水是在自家的床上吊的，睁开眼睛后，发现自己躺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守在身边的，是我爷爷。他差不多用一种近似感恩的口吻连连说道，醒了醒了，终于醒了。好像眼前这个他一直有些溺爱的长孙，现在能睁开眼睛，是上天对他莫大的恩赐。他说，我已经昏迷了两天。我染上了急性脑膜炎。昏迷之后，被邻居也是我同学的父亲，用板车送到了医院。这里就是山七医院。
山七医院，比我们所在的五桥医院医疗设施和其它条件都要好得多。我醒来时，外面正下着雨。医院的院子显得有些空寂，屋檐下雨水滴落的声音，至今清越在耳。爷爷说，多亏我们来得及时，医生说再晚点就没救了。我愣愣地看着窗外的院落，地面铺着的青砖上和稀疏的草丛里，被细密的雨脚溅起一层迷蒙的水雾。就在那时，一种人生无常的滋味，第一次在我内心油然而生。
小时候，喜欢和镇上的小伙伴们打仗，弄得头破血流好像也没在乎过。可我却一直惧怕打针。好在那位面部扁平的护士，有着难得的耐心，她总是轻声细语地骗我说，嫑怕嫑怕，就像小蚂蚁蜇一下，就好了。说到底，自己还是个胆小鬼，这让我在好长时间里都感到羞愧难当。
我两岁开始就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父母离得较远。父亲得到消息赶来看我，我已经出院十多天了。他见到我也不稍作安慰，只是说人还在就好，脑子烧坏了，以后就不要多动脑子读什么书啦，你还是跟我下去吧。所谓下去，是指回到父母他们所在的丘陵地带，爷爷家所在的五桥，属于山区。我当然不答应。我问父亲，和爷爷商量过吗？他说，我这就和爷爷奶奶说去。你这样大学是考不上了，何苦还费那个脑子？我说，大学考不上，至少这学期我就可以高中毕业啊！再说，我念书你们也不用负担什么！后面这句话，击中了父亲的要害。那时我们兄弟姐妹多，一家人生活压力很大，我的生活费和学费，都是爷爷奶奶扛着的。在上学的这件事上，我没有丝毫的妥协。就这样，出院半个月不到，我又回到了那个叫五桥中学的“戴帽子”高中的教室里。
几个月后的7月初，我和同学们一道去县城参加高考。本来完全是抱着一种凑数的心态去的，没想到很快就接到学校通知，让我去县医院体检——我居然达线了！9月中旬，一起去体检的五六个同学，都陆续去了录取他们的高校。就在我已不抱希望的时候，一纸录取通知书终于还是来了：六安师专中文科。当时的感受，可以借用几年前的一句流行语：我很满意，我已经用上了蛮荒之力。
接到通知书的第二天，我一早就动身前往父母家去报喜——那时通信困难，只有到镇子上的邮政所，才有电话可打。从五桥到父母所在的阙店，经过龙河口水库——也就是现在的万佛湖，需要两次搭乘一种柴油机作动力的木船。我第二次上船的时候，刚到船边，就看到父亲挑着担子从船上下来。父亲挑着的担子，一头是两床棉被，另一头应该是编织袋装着的粮食。我喊了他一声，问这是去哪？父亲把我拉到一边，说：送你去复读吧！我一听乐了，连忙从背在身上的半旧的军绿色帆布书包里，找出装有录取通知书的信封。我说，不用了，我已被录取了！父亲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片刻之后，终于恍然大悟地笑出声来，连说：那就好，那就好，我们回家！
在返回阙店父母家的路上，父亲想起了我生病后要我休学的事。他说，多亏了当时把你送到山七医院，救得及时啊，捡了一条命，还没耽误你念书。
打那以后，无论是外出求学还是已经工作，每次回五桥经过山七，我都会去老街上看看。1981年，我毕业，就分配在离山七镇十多公里开外的三线企业皖江机械厂，两年后调往合肥。爷爷奶奶相继去世后，回五桥就渐渐地少了。好在五桥的同学和亲戚，后来有不少也在合肥工作。他们回老家经过山七时，总会带一些当地的干子、千张和地道的手工糕点，有时也没忘了跟我们一起分享。山七的干子、豆腐、千张等豆制品，其工艺和同属大别山区的霍山差不多，过去在我们那一带很有名，现在更是闻名遐迩了。显然，家乡的这些特产，对我们这些常年在外讨生活的人而言，不仅意味着难以忘怀的家乡味道，还深深地蕴藉着历久弥新的乡愁和绵延不绝的乡情。
更多的时候，我们是通过舌尖和味蕾，无数次地完成对家乡的确认。
琐忆：故乡的芦苇
文/青石印
老家的屋后，屋后的河边，依水而生的芦苇成了随处可见的风景。
芦苇属于多年生禾草植物，生命力极其旺盛，只要有水的地方，你都能见到它的身影。少则三两株，临风而立，卓尔不群；多则千千万，密密匝匝，蔚为壮观。
每当春天到来的时候，芦苇也像其它小草一样，感受到了春的气息，嫩绿的尖牙渐渐地从泥土里钻出来，呼吸着春天的空气。因为芦苇根味甜，儿时不经事的我们，经常三五成群，拿着铲刀，在泥土中挖根，洗干净后吃。芦苇生命力是顽强的，尽管我们恣意践踏，它们还是以不可阻挡之势蓬勃生长，二、三个月后，就能蹿到一人高以上，一株株像亭亭玉立的少女，秀丽端庄。
盛夏季节，微风吹过，水里的芦苇随风荡漾。这个季节，偶尔有几只野鸭会冲天而起，“咯咯咯”叫着在空中盘旋几周后又俯冲下去，消失在芦苇荡深处。乘着小木船穿梭在荡子里，偶尔也会在芦苇丛中发现野鸭的巢窝，里面躺着几枚褐色的野鸭蛋。夏日傍晚，空气中弥漫着蒲公英和一些野花的混合气味。我和伙伴们时常赶着自家的小鸭小鹅来到河边，小鸭小鹅是最喜欢水的，河水深且清澈，晚风吹过，芦苇随风摇曳，偶尔，你还会在茂密的芦苇丛中发现一株野百合，小巧而娇嫩，洁白而无瑕，在夕阳照射下更显妩媚，空气中到处弥漫着野花的清香。
每当端午节来临之际，我都要随姐姐在苇丛中精选宽大的苇叶，放进竹篮，回家后，将苇叶洗刷干净，妈妈拿两片叶子窝成圆锥形，再把洗好的的糯米和红豆放入其中，裹成四角尖尖的形状，用上等的稻草系好，一个粽子就包好了。等粽子全部包好后，母亲把它们放进大锅中加水煮沸，不一会，一缕缕粽叶的清香飘入我们的鼻中。在物质匮乏的年代，我们这些嘴馋的孩子早已迫不及待，吃粽子，便成为我们能美美享受的一顿饕餮大餐。
秋天，芦苇花开，放眼望去，犹如蓝天上漂浮的成片白云，加上被阳光照射成万顷碧波的河面，一幅精美绝伦的画卷呈现眼前。时而有一两只白色的水鸟从苇层中飞出，如一朵流云，追着落日，滑向天际。深秋了，河边的芦苇也逐渐洗去了铅华，越发显出了雍容端庄，周身透出一股成熟的魅力。这时候芦苇由青转黄，芦花也变得异常洁白柔软，望去恰如连绵的白雪。
冬闲时分，便是收割芦苇的时候了。村中男女老幼一齐出动，挥舞着镰刀，去收割属于自家的那片芦苇。收割的场面热闹非凡，为寒冷的冬季平添了一些暖意。他们将芦苇仔细地割下、捆好、运到家里，将芦苇晒干以后堆放在场院中。然后，精选出粗且直的芦苇杆，用尼龙绳编成宽大的帘子。这芦苇帘子平时可用板凳搁起，晾晒衣物及腌制的瓜干，到了夏天更可以挂在门上挡住蚊虫。更有那心灵手巧的阿婶，将芦苇杆拿在手中，用小巧的篾刀熟练的剖开、压平，然后将它们编成席子，手艺突出的还能在席上编出精美的图案。这芦苇编成的凉席确实是夏季纳凉物件中的上品，比起现在各式各样的竹席、麻将席来说，绝对算得上是价廉物美了。
芦苇的一生是无私的，给了我们清新的空气、美的享受和物质财富，却从不向我们索取什么。
不知何时起，天空灰蒙了，不再有先前的湛蓝；河水浑浊了，少了往日的清澈。芦苇的面积也逐年萎缩，现在回家看时，只剩下了稀疏的一小片、一小片。
但愿，天蓝水清之时，家乡那美丽壮阔的芦苇能再次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只是，我们能等到那一天么？
养猪琐忆
文/丁基荣
猪年春节，喜庆之余，不禁想起过去农户养猪的那些点点滴滴，一切如同在昨，历历在目。
“种田不养猪，必定有一输”“猪是农家宝，种田不可少”这些早被人们淡忘的农谚，在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特别是“农业学大寨”的高潮中，却是扬中地区大力宣传的口号，养猪，那就是政治任务。
扬中，长江中的冲积平原，没有山坡，没有森林，人均可耕地很少，养猪方式有别于其它地区。
圈养。只能圈养，不能放牧。那时居住条件很差，大都是茅草屋。人们用土坯在屋外倚着房子的篱笆墙搭建猪舍，有人家将厨房用篱笆一隔，一边烧饭，一边养猪。队里收工后，刚进家门，饿极的猪看见了主人，条件反射，一纵，趴在猪栅栏上嗷嗷地叫。尽管你饥肠辘辘，筋疲力尽，不把它安顿好，那揪心的叫声总不会消停。尤其是夏天，蚊蝇扑面，臭气绕梁，这样的人居环境现在看来不可思议，但这一切就是那时实实在在的生活图景。
垫圈。扬中人养猪大都用干土垫圈，这样所积的肥料多。每当稻子收割后，种麦之前，人们就要准备一年所用的养猪垫圈的土了。每户分得几块田取土，用铁锹挖成长七八寸，宽五六寸，厚四五寸的土块，扬中方言称“块头”（方言读为guàtóu）。晾晒几日，趁天晴突击把“块头”挑回家堆好，这是十分沉重的累活，人们舍不得白天落下队里挣工分的活，大多是开夜工干。孤儿寡母有困难的，左邻右舍总是心连着心，一召唤，七八个相帮的小伙子就到齐了，大家一块干。这时，主户人家日子过得再紧，也要搞一顿丰盛的夜宵款待大家。
打猪草。那时饲料粮极少，养猪多半靠瓜叶薯藤麸皮米糠泔水，春夏季节再打些猪爱吃的野草凑合着。那时老师很少布置课外作业，放晚学也早，根本没有什么补习班晚读班，学校一年还放两次忙假。放了晚学，孩子们书包一搁，就是打猪草割羊草。女孩子有耐心，总能装满一筐回家，调皮的男孩贪玩，往往筐里都装不到一半。一两次家长不问，次数多了，可不行了，严厉的父亲像老鹰抓小鸡一样，拎着兔崽子往大腿上一按，一把扯下裤子，“啪啪”两下，“没出息的东西，这样贪玩！”当娘的最有护犊之心，既恨小家伙贪玩又舍不得孩子挨打，辛酸的眼泪簌簌滚下。其实，父亲打在孩子的身上，痛却在自己的心头，不愿为又不得不为，真是人生无奈啊！
出售。那时肉猪一般只能长到百斤左右，可出售了。收购员将猪一称，分量还要打个折，扣除几斤，说是吃得太足。然后松开捆绑的绳索，让猪站立起来，在脊背上从前到后一抹，使劲一按，再瞧瞧毛色的亮度，“二等！”脱口而出，通常只有二三等，很少有一等的。按等级论价，百十斤的猪可卖到四十多块钱，还奖励几尺布票几斤肉票二十几斤饲料粮票。这是全家大半年辛劳所得，喜不自禁，举家庆贺。当家的凭肉票买来一二斤肉，烧上一碗，一家老小美美地打一次牙祭，当然还要奖励打猪草的孩子，扯上一段花布给闺女做件褂子，买两尺蓝布给儿郎做条短裤衩，或买个铅笔盒一支水笔什么的。猪娃肯定还要买来饲养，上学的孩子又做起了他们永远做不完的“课外作业”——打猪草。
“牵脚猪”。这是扬中方言，所谓“脚猪”，就是种猪。牵脚猪，就是给母猪配种的手艺人。谁家饲养的母猪发情了，就请他上门，用绳子拴着，一手牵着，一手拿根藤条吆喝着，公猪边跑边哼咕边拱着地，不时撒尿拉屎。
“你骑呀，骑上它呀！怎么不骑呀？”常有一伙淘气的小孩拥上来取笑。
“看我抽死你们！没教养！”牵公猪的人挥起藤条，调皮鬼们一溜烟地跑了，边跑边笑边嚷，“有马不骑，傻子！傻子！”
这明明是一门不可或缺的职业，世俗的偏见，却认为这行当低下没有颜面，多受歧视，社会上得不到应有的尊重。直到各乡镇设立了兽医站，有了人工授精的配种服务，这些人也改行了。
祭圈。过年时或母猪下崽了，祭圈是件要事。人们在猪圈里摆上供品，点上香烛，一拜，再拜，又拜，期待，憧憬，梦想，尽在这深沉而虔诚的叩拜中。那时连人都缺医少药，何谈牲畜防疫？求神庇佑的美好愿望，结果常是失望，沮丧，怨恨，交织心头，痛不堪言。死猪死羊，时有发生，人们把它埋进土里（猪崽见多，较大点的肉猪一般舍不得埋掉），又往往被野狗刨出，荒郊野外常是腐烂发臭的猪羊尸骨，而环境的污染又加剧了病疫的蔓延扩散。
历史，以巨人的步伐跨进了新时代。当今，散户养猪早已画上了句号，集养殖、防疫、科研、销售、环保于一体的现代化大型养猪场正在逐步取代小规模养殖。让老百姓吃上放心肉是国家层面关注的大事，各级政府都不可等闲视之。
养猪，那些往事成了永久的记忆，记住它，珍惜当今，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