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老师的故事

关于老师的故事（精选11篇）

交往五十年

文/卢惠龙

算来，我与老苑相识相交也是五十多年了。

我与老苑在贵州大学同级不同系。那时，英语俄语课都开，在中学时学俄语的同学进俄语班，其他的同学进英语班。中文系和历史系一年级的英语是合并上的，因为人数不多。于是，我与老苑就成为英语课的同学了。老苑是山东齐河的人，我是山东济南的人，算是老乡了。老苑身坯高大，厚实，话音间夹有山东味。老苑在众多同学中，并没有特别引人注意的地方，上英语的廖老师，几次课堂提问时，把“苑”读成“皖”，引起过几次笑声，老苑于是引起注意。

老苑的英语水平和我差不多，我们年纪在同学中是偏大的，记忆力弱了，课堂提问，常常答不上来，或者单词记不住，或者发音不准。

交往中，我知道老苑小时候是在齐河长大的，他给我说起过他越过结了冰的黄河的情形。他父亲是革命干部，随军南下贵州，在黔东南的剑河县做了县委书记。

一年的时光很快过去。我们都去遵义搞“四清”去了。回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老苑很自然地保卫红色政权，我则分不清阵营和界限，摇摇摆摆。

文化革命从分歧到了武斗，居然弄枪弄炮。我和老苑同在一个“乌龟壳”里呆着。外面的高音喇叭天天发出各种抗议、声明……我发现老苑却在那里看《红楼梦》，还很专注呢。我们不时有些交谈。

大学毕业后，我们分别去了安顺的平田和镇宁的花山军垦农场锻炼。有一次，我去花山探亲，老苑在花山连队炊事班当火头军，他利用角色之便，对我照顾有加。我离开花山时，我们许多人坐在路边的草垛上等车，我第一次见识了老苑的夫人小杨。小杨是河北石家庄人，说话如同机关枪扫射，一串一串的，非常能说，还带幽默感。

从军垦农场出来，我们同时分配到兴义。这时候，我们的妻子都怀孕了。我们听说吃鹅肉可以去胎毒。于是，一个赶场天，我们去买了一只很大的鹅。我们都不会杀鹅，就在专署的大院里，借来把菜刀，把鹅置于泥巴地上，他压住鹅的头和身子，我挥刀，把鹅的脖颈砍断，鹅血四溅，我们手忙脚乱拿碗去接鹅血，鹅血起码丢失一半。然后，老苑找来许多粗粗细细的树枝，在我临时居住的专署大礼堂背面的小楼里，用一个铁炉子，生了火，把鹅炖上。一时间，烟雾缭绕，大礼堂里也烟雾弥漫。这是赶场天，若是平时，则犯忌了。

大学生的分配有了结果。我留在了地革委写作组，老苑分去下五屯的敬南供销社，负责发放布票之类的事。每每进城，都来我这里落脚。

那时，日子都很紧迫，物质严重匮乏。我们也不觉得苦。

我和老苑一起在兴义过了一个春节，我们放肆一回，买了瓶杨林肥酒，一来二往，把酒喝完。异乡自有异乡之乐。

记得1972年的春天，我去敬南老苑家玩。我从兴义开始步行，一路经过下五屯，纳灰，则戎……我手上甩着柳条，边走边唱，还打腹稿写诗。

终于到了敬南，老苑家住得很宽敞，小日子也有滋有味。他的女儿和我的女儿差不多大，快两岁了。他的夫人杨老师好像又有身孕。晚饭开始前，大约按北方习俗，先把一盆煮熟的鸡，至少是两只，端上桌子，大家就这么撕着吃。然后才是吃饭。

那晚，我和老苑聊了很久。话题也很广泛。老苑对他供销社的工作，一付勤勤恳恳，毫无怨言。

第二年春节前，老苑来到我所住的专署招待所旁边的小木楼，那天，正是地革委补台大会闭幕。我和老苑在二楼聊天。我父亲住在一楼。他老人家在洗脚，我给他烧了盆碳火。时间差不多了，我下楼，准备把火盆抬走。哪知道，他已摔倒在地上。我力气小，急急喊老苑。老苑闻声跑下楼来，将我父亲抱到床上。父亲头上，从额头那里流了血，短短的血迹，不足一寸长，就凝固了。我给地革委办公室去了电话，地革委派车接来了专区医院内科的万主任。万主任看了瞳孔，摸来脉搏，说，准备后事吧。我一时呆若木鸡。老苑说，他抱我父亲上床时，就发现断气了。

我一时处于慌乱中。老苑没有停留，说他回去一趟。我也没有多问。我知道，这时天气很冷，地面有霜了。而且从兴义到敬南少说也有20公里。老苑两腿一夹自行车，就走了。

第二天，我和同事们都在忙父亲后事。下午，我看见老苑骑着破旧的自行车来了，车后是四个半边猪。我很感动，这两百来斤的肉，他是这么弄来的呢？一路，他骑得动吗？老苑是按照办丧事的传统习惯弄来猪肉的。

接下来，老苑又和地革委的一些同事一起，挽起袖子，拉起大锯来。他们要为我父亲做一付简单的棺木，以便将遗体运到安顺火化。

老苑由于工作认真负责，成绩突出，不久，调到兴义县委党校，担任了校长。自己备课，上课，受到好评。

后来，他担任了下五屯区委书记。

人生的灾难，隐隐约约潜伏在他身上。

他唯一的儿子小岭岭，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杨老师调入兴义三中后，他们住的宿舍就在兴义体育场边上，老苑把母亲从山东接来兴义同住，奶奶小脚，人很硬朗，精神也好，常常包饺子给大家吃。那时，我住地委宿舍，离他们家近，有事无事都爱往他家跑。

小岭岭在体育场玩的时候，总爱蹲在地上，嘴唇、指甲常常发乌。

病情随年龄增大，表征越发突出。

儿子年幼，当然不会明白，浸濡爸爸妈妈的悲痛有多深重，他的每一次喘息，振颤，都是向父母的求救。

医生说，室间隔缺损、动脉导管未闭。老苑是中文系毕业的，没法弄懂这些术语。医生说，已经出现心力衰竭症状，稳定后要抓紧时间手术。几经打听，老苑带着小岭岭来到了北京安贞医院，这里是国内名列前茅的心脏外科、小儿心脏科医院。

老苑在安贞医院办了陪护，终日在病房守护儿子。老苑有一种感受：尊敬的医生啊，我选择了你们，就是信任你们，就是把生命托付给了你们。出院时，一个病人的父亲说，你去了，还会回来的。老苑一时被巨大的悲痛擒住，阴云几乎把他压垮。因为他害怕，幼小的儿子实在经不起第二次折腾了，他弱小的生命不可能承受如此重负。

老苑竭力把自己变成一把硕大的伞，为儿子遮风避雨。

一个人的病痛带来一家人的祸，一家人的体验。

终于，又重返医院。

旅途的奔波，劳累，已经无从说起。

老苑蜷在椅子里，不时望着心脏监测器上波动的光谱。奔波、守护、焦灼，他身上的元气在慢慢地消蚀，原来，他隆起的胸大肌像两块对峙着的高地，古铜色的皮肤也绷得紧紧的，而今，那遒劲，那阳刚，荡然无存，他的动作有了一种迟缓、老态，这和他的年龄很不相称。

小岭岭终于有了好转，在兴义有了一份工作，有了自己的家，有了妻子、儿子。

于亲情而言，这对老苑和杨老师都是一份补偿。

他们享受了不长的天伦之乐。

人世，不只有一种幸和不幸。

小岭岭于五年前不幸因病离开了人世。

这对老苑一家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

严重的问题跟随而来。

有次，我去老苑家，那时，老苑家住在州民管校，他在民管校做校长许多年了，才退下来了。我第二次看见了他的孙子。他孙子和我外孙差不多大，可身高差了许多。我有些诧异，也不便多问。杨老师为了让老苑和我聊天，哄孙子早睡，说都9点钟了。大大的时钟就挂在墙上，指针明显指明还不到8点。孙子睡后，我问杨老师，你怎么说9点钟了？杨老师说，他不认得钟。老苑坐定。说他的孙子有智障，思维不清晰。说他常常会一个人跑上街。你想，这是不是很危险？老苑一旦发现孙子不见了，就漫无目的地跑上街去找。找回来，老苑常常筋疲力尽，大汗淋漓。问题是这种事经常出现，就弄得家里人很紧张。现今，15岁了，无法进学校读书。未来完全是个未知数。

老苑的儿媳妇，看见自己儿子的病情，也不愿改嫁，不忍离开。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人生的遭遇，无法预期。山东人老苑是条汉子，以一个硬朗的男性角色，坚强地过了大半辈子，品尝了人生百味。

海明威说过，“事情来了就要勇敢接受”，“人不是为挫败而生的”，“人可以毁灭，却不能被挫败。”。

我们有必要记住海明威蓝色的眼球。他全身都苍老了，眼神却是坚定的，深邃的，透露出生命的力度。

这是一种强大！

老苑有理由获得我和大家的尊重和支持。

降措的新学校

文/bxj1984

“阿妈，我不去学校了。”王伍金降措进了门，把书包往沙发上一丢，气呼呼的说。

“那怎么行，又发生什么事情了？”

“他们拿我的名字取笑，说我藏不藏，汉不汉。我也不喜欢这里的同学。”

这不是降措第一次发脾气了。自从搬家到这里以后，他便常常发牢骚，一会说学校饭吃不惯，一会说空气不好。晚上外边的车子太多，吵的他睡不着觉。是啊，别说是孩子，就是自己，也有很多的不适应呢。每次出门坐车，看见自己穿着藏族，有的人会下意识的挪远一些，虽然他们嘴上不说什么，但是看自己的眼神已经表现出了陌生和不友好；走在小区内，甚而有人会指指点点。小区虽然大，但自己连个想去的地方都没有。

遇到这些，自己倒还罢了。但降措是个十多岁的大孩子了，自尊心强，心里自然敏感，受不得半点委屈。

降措也知道不读书是不行的，但在学校就是无法融入到其他人的圈子里。就说今天早上吧，后排的张浩又探着尖尖的脑袋过来问自己，“王伍金降措，这是你的名字还是姓啊？”他知道同学并无恶意，但就是受不了那问话的语气。当给他们解释，王是姓，伍金降措是名时，他们又会问其他一堆问题。比如伍金什么意思，降措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取这样的名字。甚至有的同学在阴阳怪气的学自己的口音。

在学校降措感到深深的孤独。学校很大，有很多老师和学生，有很多的教学楼，有好几个运动场。光篮球场自己绕着走完都要半个小时，但就是找不到可以玩耍的地方。他觉得到任何地方，其他人看自己的眼神都带着异样的色彩。路过人多点的地方，他都会匆匆而过，并不想有过多的接触。上课时候他总会魂不守舍，因为老师讲课他听的似懂非懂。他总会望着窗外的花草，与自己家乡草原的花草作比较。偶尔飞过几只麻雀，他也会心底嘲笑一声，那有家乡的秃鹫威猛。下课看着同学们三三两两的一起，他并不去加入，都是坐在自己位置上自娱自乐。他们的话题自己始终无法参与，没有交流的共通点。

偶尔他心里很怨恨自己的父亲，为什么要到这个地方来工作，以前草原上过的挺好挺开心的，说什么这里的教育质量好，完全感觉不到。

不同的文化差异让降措感到很痛苦。他要重新学习汉语文，放弃自己以前学习的藏语文。那些汉字真难啊，弯弯曲曲，四四方方，一个字还有很多个读音，意思也不一样，完全无法理解。藏文就好学多了，什么音就是发什么音，书写也简单。他偷偷把这个想法给阿妈说了，阿妈却说即使具有渊博的学问，仍要吸取别人的长处；如果能这样坚持下去，就会通晓所有的知识。他相信阿妈永远是正确的。

时间就这样慢慢的流淌着。 过了一段时间，周围的环境似乎在悄悄的改变。张浩不再问东问西，而是常常约他去打球。学自己口音的同学也没有了，就连老师点名，也在念到自己名字时直接喊降措，似乎了解了自己名字的含义。老师讲课的语速似乎慢下来了了，自己听起来来也并不吃力。但是汉字写起来始终别扭，这让语文老师也无计可施。

在蓝天下晒黑的脸渐渐白了，在草原上奔跑的双腿习惯了去篮球场转悠。

我的教师梦

文/黎大杰

从村小，乃至到乡小，我都是理所当然的“学霸”。

这事让父母很骄傲和欣慰。

父亲是庄稼人，不会一点儿手艺，人瘦削，沉默，板着个苦瓜脸，但他看我的目光是真实的，慈祥的，这不仅仅我是家里唯一男丁，而还在于我的成绩总好。

母亲溺爱我，甚于爱她自己，逢人便夸我长得细皮嫩肉的，肩不能担挑，手不能提拿，天生一副当工人命。

那时，农村人最推崇当工人，但我对当工人没任何概念。

不过，读书可当工人，这话在我心里扎下根。

黎家大湾有两户是工人家属，逢年过节到他们家，能出其不意得到一颗糖吃。为此，我知道当工人是件很甜蜜的事儿。

在父母眼里，农民之外的人均称工人，他们说工人就是穿皮鞋，就是打钟吃饭、盖章拿钱的吃商品粮的人。

由此，我坚定了长大后一定要穿皮鞋的信心。

夏夜，繁星点点，我们几姊妹与母亲躺在竹篾斗筐中，憧憬着去城里当工人的情景。

1985年，初中毕业报志愿。

班主任邓德明问我：“是报中专还是中师？”我说：“中师是啥？”

邓老师说：“中师就像我，将来到乡村当老师。”“那中专呢？”我问。

邓老师说：“中专就是毕业后是进城当工人。”

我说：“那我要当工人！报中专！”

邓老师没吱声，遂了我愿。

预选发榜那天，大约在7月，天热得在地上放一枚鸡蛋都会烫熟。我兴冲冲地跑到乡小看分数。天，我分数过中师线，离中专线却要差十多分。中专中师不兼报，阴差阳错，我落榜了。

小小一条看不见的分数线，就如夏夜里天空中那条巨大银河，我没跨过，它阻挡了我进城之路，我的工人梦，破了。

那应该是我人生中最灰色的一段日子，雾霾漫天。

当不了工人，就作农民！我当农民也要做一个有知识的农民！

最终我没舍得烧掉我的课本，我把课本藏在篾席下面，然后去跟着邻居黎俊学篾匠，当篾匠也好，比种庄稼好，不晒，不淋雨。砍竹，下料，起篾，晒篾，斗筐、蚕簸、撮箕、蒸笼等篾货比课本上的文字好排列多了。学几天，我就回家单独立户了。

我没去街上兜售我的篾货，篾货全让母亲扛去卖了，换回一把零钞毛票。

我心平静下来，虽不至于如止水，但也真的平静了。

乡小校长何新春来我家了。

我从飞舞的篾条中立起身来，让何校长在长条木凳上落座。

何校长劝我复读，说考不上中专，就考中师。

我没吱声，低着头。何校长说他还不是老师？其实当老师挺好！

我小声说，我想进城当工人。

何校长说，老师也是工人，城里也有老师。

那就试试！

1986年，又到报志愿时。高中不考虑，家境摆在那儿，不允许。何校长说，读中师全免费，每月还有粮油补贴。正好，去年报中专的阴影还让我心有余悸，就是何校长不劝，我也必报中师。

度过一个多月的难捱期，预选发榜日到了。天意弄人，这一年，中师线反超中专二十多分。但好歹我上了。母亲说，命，这是命中注定你只能当一个老师。

正式考试，我也顺利通过。

我正式成为一名中师生，也就是将来的老师了。

秋季开学，我拖一口破旧木箱去岳池师范学校报到。

三年后，我分配回到一所村小当老师。

从乡村到城市求学，再从城市回到乡村教书，这巨大的落差刺激了我，让我惊惶不已。

从内心里，我本来就不满意当老师，更何况这还是最底层的村小老师。

然而，村里人却羡慕我，在他们眼中我是真正的工人，端上铁饭碗，再不用担心旱涝欠收、脸朝黄土背朝天了。

在村小，我住青瓦房，睡木板床，用柴禾煮饭，用煤油点灯。村小有两位民转公老师，有三位代课老师，只有我一人是正规军。

1990年，村小又分来一位女老师。

女老师都分来村小工作了，我凭啥不能在村小待呢？心里平衡许多。

没想到，后来我俩居然恋爱了。有人说，我是癞哈蟆想吃天鹅肉，有人说我恰巧遇到了天上掉馅饼。是的，她拍死众多追求者而选择我，怎能不令我爱她三生三世。然而，剧情反转，家人绝情反对，世俗偏见和压力最终让她退却了。

昙花一现的爱情，让我的心在村小的天地间碎落一地。

我重新审视了自己，我重新评估了自己。

我潜心教书，我努力读书，我努力写字。

试用期结束，各项考核优秀，我转正了，我正式成为一名老师。

我的字陆续变成铅字，散发墨香的铅字，让我长出了翅膀。

两年后，我从村小调乡小了。校长仍是何新春。亦师亦友。

我分到人生第一间寝室，八平米，仅一床、一桌、一箱、一凳、一碗、一筷而已。我终于像个老师了。

好的环境，同样给了我奋斗的源泉。

学校让我教文科，没问题，拿手好戏。理科缺老师，我顶上去，文理兼来。

寝室小，床头、桌上搁满书，什么书我都读，什么文章都写。

后来，一所中学调我去，我去了。教两个班的语文，没问题。书照教，文照写。不到一年，镇教办要调我去，我又去了。搞教研，做文字工作。工作照做，业余写作不丢。

五年后，区教育局机关要调我去，我又去了。专门从事文秘工作，机关应用文没有让我的笔头变秃，我左手一只枪，右手一只枪。

不到一年时间，政府机关要调我去，我拒绝了。

我明白，我首先是一名老师，然后才是我自己。这不是命，命我早看透了，命都掌握在自己手中。

这么多年的工作经历告诉我，我最适合做一名老师。

真正的，我知道，我的根已深深地扎在教育系统，血脉相连着。

我永远都是一名老师。光荣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元旦礼物

文/张少刚

我正在办公室批改作业。忽然听到一声“报告”，抬头一看，原来是班上的浩博和静怡，他俩一个是班长，一个是学习委员。

我笑着说：“进来吧，找老师有什么事？”他俩相视一笑，然后像变魔术似的从身后拿出一个盒子，不约而同地说：“张老师，元旦快要到了，这是全班同学送给您的礼物，祝您元旦快乐！”我还没有来得及说声“谢谢”，他俩把盒子往桌子上一放，转身就跑出去了。

这是一个长方形的盒子，盒子的外面贴了一层红色的纸，并且用黄色的丝带捆着。盒盖上四周画着许多小星星，数了数，一共40个，班上刚好有40个学生。中间画了一个心形的图案，图案下面写着四个字“元旦快乐”。

我小心翼翼地把丝带解开，轻轻地打开盒子，定睛一看，里面装了满满一盒用彩纸折成的纸鹤，五颜六色、漂亮极了！再仔细一看，每个纸鹤的头上都写着名字，翅膀上还写着几句话。我拿起纸鹤，读了起来：“老师，您不仅教给我们知识，还教我们做人、做事的道理，您为我们付出了太多太多！祝您幸福！”

“老师，我是小辉，我总是给您惹‘麻烦’，您一定很‘讨厌’我吧！不过，您放心，我一定改掉身上的缺点，您就看我的行动吧！”

“老师，我是一名留守儿童，是您给了我温暖和鼓励，忘不了生病时您带我去看病，忘不了您利用星期天给我补课……新的一年就要到了，我想大声说‘老师，我爱您！’”

…………

看着一个个折叠精美的纸鹤，读着一句句真诚、质朴的话语，我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我的眼睛湿润了，眼前浮现出孩子们那一张张可爱、纯真的笑脸，耳边回响着孩子们银铃般悦耳的笑声。我深深地感受到：做一名孩子们喜欢的老师是多么幸福啊！

这份元旦的礼物太珍贵了，我一定要珍藏着……

给我爱的“大兔子”

文/郭爱川

那天，一个小学同学打来电话说：“我碰上咱们郭宝莲老师了，她问你的情况，惦记着你呢。”

哦，郭老师。我小学毕业已45年，不见她也许多年了。老师还记得我，惦记着我。想想，不禁有些惭愧。

我念小学时是在太钢十校。一进校园有个高高的影壁。那时，学校的张献春老师坐在高高的脚手架上画毛主席画像，我们上下学路过天天看，画像两边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毛草汪洋恣肆大气磅礴。全校师生佩服极了张老师，他画得好，唱得也好，扮杨子荣唱“穿林海”，一张口就迷倒了全校。

那天，学校突然来了一批年轻美丽的女老师，校园顿时鲜亮起来。郭老师是其中最漂亮的那个，笑靥如花，温婉柔和，她是我们班主任，代语文课，上她的课轻松快乐，大家都很喜欢她。

后来听说，张老师和郭老师谈恋爱了，真好。

转眼上了五年级。有天大清早，学校里贴出大字报，是我班一个同学的爸爸写的，批评郭老师，整整六张纸。那时正“学习黄帅反潮流”，但还是把我们吓坏了。郭老师来上课，平静自如，看不出有什么异常……

郭老师教我们时才20岁，我们10岁。她那么年轻，怎么扛过来的？成年后思量这个事，觉得郭老师真了不起，淡定从容，也很坚强。她无声地教给我们如何对待生活的磨难。

今年盛夏的一天，去拜访郭老师。电梯门开了，两位老人站在电梯门口迎我。“啊，郭老师，张老师。”我有些激动。

郭老师老了，头发白了许多，笑起来眼睛仍是弯弯的，美美的，张老师似乎比年轻时矮了一点，眼里流露着温和慈祥。

老师家是普通老年人家里的陈设，墙上的全家福是孙子小时候照的，说孙子现在高一，个头1米9。

我努力从记忆里挣脱，接受眼前的这一切。两位老师不再年轻。哦，我不也57岁了嘛。郭老师问工作，聊家庭，把我当孩子一样，还惦记着其他同学。

这是40多年后的相见，激动温馨从那时延续至今。老师当天给我发来微信，是从不同角度拍的照片：一束鲜花，我的两本拙著，一块美丽的丝巾。那是我送她的小礼物，也是向老师的汇报。以后又连着几天给我拍来照片，是百合花逐日盛开的样子，还有她配的小诗。再以后，便是好多的微信文章，关于教育、历史、健康、养生、旅游。

我不常发朋友圈，有几次，却禁不住将郭老师发来的文章郑重地发上去，与更多的人分享，因为都是极有价值有品位的东西。

我很少给老师发东西，只在节日时问候，老师发来的文章，偶尔回复一下。老师从不在意。她体谅你，关心你，默默地呵护你。

不由得想起绘本故事《猜猜我有多爱你》，小兔子回馈给大兔子的，远远不及大兔子给小兔子的。我的郭老师，便是那个给我许多爱的“大兔子”。

爱心不毕业

文/邵茹波

教学楼前，白发苍苍、退休的张老师坐在轮椅上，班长、我和另外3位同学围在她的身旁。

张老师转过头来问大家：“是不是少了一个人？我记得你们一共6个人。”我试探性地问：“是老大吧？”班长马上插口：“他不是爱心小组的。”张老师“噢”了一声不言语了。不远处是一架支着三角架的摄影机。站在后面的摄影师问道：“准备好了吗？”张老师说：“准备好了。”大家齐声喊道：“茄——子。”“咔”地一声定格。

这是我们爱心小组的全家福。在渝求学四年，快毕业了，我们的接力棒传到了下一届同学手中。每届爱心小组的成员都要在毕业时与张老师合影的，这已经成了惯例。

我的思绪飞逸开来，忆起4年前爱心小组第一次到张老师家的情景。

其实，张老师没有记错，那时的爱心小组真的有6个人。那天，包括老大、班长和我在内的6位同学忙忙碌碌：扫地，擦玻璃，整理书架。

坐在床上的张老师说：“今天就干到这里吧。大家过来吃点水果，聊聊天。”

大家陆续围了过来。张老师讲起了她在1949年以前上大学时的往事。但是不知怎的，我总觉得她所讲的故事离我们很远很远，听起来轻飘飘的。

故事讲完了，张老师接着说：“我家的保姆需要回家几天，这几天要麻烦你们几个了。你们只需要每天来一个人帮我买买菜、做做饭就可以了。这是买菜用的100块钱，你们谁来掌管？”大家说：“老大年龄最大，给老大吧。”出了张老师家，我们在老大的带领下径直走进了一家饭店。

老大举起饮料杯：“来，先干一杯。”我迟疑着端起杯子站起来，小心翼翼地说：“这样不妥吧，这100块是买菜的钱。”

老大说：“今天把钱用完了，以后哪天轮到谁，谁就自己掏钱给张老师买菜，把这几天应付过去算了。张老师总不至于和咱们一分钱一分钱地算细账吧？干！”6只杯子碰到了一起。

身为学生会主席的老大没有想到，张老师后来真的和我们一分钱一分钱地算了细账。虽然我们把剩余的钱全部垫了出来，但老大觉得自己做错了事情，无颜再面对张老师，主动退出了。爱心小组由6个人变成了5个人，班长取代了老大的“领导”地位。

此时，教学楼前，我想，张老师刚才突然提到了爱心小组的第六个人，应该是她早就忘了我们之间曾经发生过的不愉快，早就以宽容之心原谅了曾经“挪用公款”的老大。原本是我们去向张老师奉献爱心的，没想到到了最后，她却用她的爱心给我们这些晚辈上了生动的一课。

摄影师又喊道：“不要动，再来一张。一、二、三。”大家齐声喊道：“茄——子。”“咔”地一声定格。

回忆杨茂源老师

文/安淑媛

刚上初中的学生十四五岁，说懂事又不懂事，说不懂事还懂点事，自制力差，调皮捣蛋，爱给老师起外号，“茂源哥”就是学生给教导处的教导员杨茂源老师起的外号。

那是上世纪50年代的事。1953年我考上了太原第一中学读初中，一中是刚刚成立的新学校，那年招初一新生有十几个班，而且绝大部分都住校，吃饭在大灶，睡觉是大通铺，十几个人住在一起。早上要上早自习，午饭后要睡午觉，下午两节课后是课外活动，晚饭后要上晚自习。一整天的作息全靠传达室的校工——老辛师傅手摇铜铃指挥，再有就是体育老师和杨茂源老师的哨子了。

学校规定，下了晚自习学生各自洗漱，晚上9点50熄灯睡觉。初一学生不听话，熄灯后还嘻嘻哈哈，打打闹闹，杨茂源老师来检查了，他听见哪个屋子有说话声，就吹一声哨子，敲几下窗户，厉声批评：“谁在说话？赶快睡觉！”学生们闭起嘴，缩着脑袋，悄悄地听着杨老师的脚步远去了，又开始说笑起来。突然，一声哨音，几下窗响：“怎么又说话？哪个班的？是谁？”里面的人赶紧用被子蒙住头，小声嘀咕：“坏了！茂源哥返回来了！”悄悄钻在被窝里，于是再也没人敢说话了，安安静静睡着了。

学生上课间操，杨老师在操场上边转边看，看谁做操不认真；课外活动，杨老师也要四处查看，是否有人吵嘴打架。学生们老远看见杨老师来了，就赶紧传告：“茂源哥来了！”学生对教导员杨老师又敬又怕，尽管他没有给我们上过一节课。我在太原一中读了三年书，不知道教导主任姓甚名谁，连他长什么样也想不起来，但是对教导员杨茂源老师却印象深刻：杨老师一脸严肃，体型偏瘦，说话是盂县口音，1954年被评为我们学校的“优秀青年教师”。

一天中午，我们宿舍的女同学不睡觉，趴在被窝里偷着打扑克，居然连老辛摇起床铃、上课铃都没听见，一下午两节课都没上，这下闯大祸了！班主任把我们宿舍的同学狠狠批评了一顿。事后我们好后悔，要是杨老师也检查午睡该有多好！我们就不至于一中午打扑克，误了睡觉又误上课。

1956年我初中毕业，离开了太原一中，到太原六中读高中。六中的教导员是谁，我一点印象也没有，跟别的同学聊天，对他们学校的教导员也毫无印象。我才意识到，像杨茂源老师这样的教导员，简直就是凤毛麟角。

后来我参加了工作，渐渐地明白了一个道理：任何一个工作岗位，无论多么普通，只要你全心全意投入去做，就可以做出不平常的业绩。我庆幸自己在人生的道路上，能遇到杨茂源老师，他是学生做人的标杆，是学生的榜样。

双喜临门

文/王秋英

我是上世纪70年代的高中生。1975年毕业后，我想接着上大学，但只能歇在家里当待业青年。其实也没闲着，在太原照顾双目失明的姥姥，照看幼小的侄儿侄女，还要回汾阳照顾患心脑血管病的奶奶。1977年，传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中断多年的高考制度恢复了，同学们纷纷奔走相告。大家相互联系，结伴回母校拜访老师，想请老师给我们辅导功课。老师们很理解我们的心情，毅然牺牲休息和做家务的时间，找空教室为我们补习，那时感觉当学生真幸福啊。1980年5月份，太原师范学校除招应届生外，开始面向民办和代课教师招生。但是得参加当年的大学预考，按分数排队，择优录取。通知转发到我正服务的海子边小学，当时我带一学生团队，刚刚代表学校参加了南城区的比赛，荣摘第一名桂冠，得到区里的通报表扬。校领导让我准备功课，说考上就走，考不上就回来安心教学。

炎热的七月，我怀着九个月的身孕，不能骑车，只得拖着沉重的脚步，每天提前40分钟出门，赴考场参加考试。我参加考试的地方是我曾经就读过的桥头街小学，教室里有三位挂着胸牌的监考老师，满脸严肃。这三天，我挥汗如雨，坚持完成了这次决定我前途命运的考试。

当年八月，我正在家坐月子，收到了太原师范学校的录取通知书，我丈夫手握通知书，看着襁褓中的儿子，高兴地说：“咱家这可是双喜临门啊。咱儿子长大肯定聪明，因为他在妈妈腹中就参加过高考。”

跟老师学摄影

文/冯喜玲

老年大学的课程中，有一门摄影后期制作课。一张普通的照片经过后期制作，能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在老年大学，我遇到了专业知识丰富，责任心强的王建华老师，让我在三年的学习中受益匪浅。

老年大学的学员都是两鬓斑白的老人，学习积极性很高，但接受能力较差，而且水平良莠不齐。所以，在老年大学当老师需要有耐心、细心和恒心。这些方面王老师都做得很好，他自编的教材通俗易懂，理论实践结合，既教摄影知识，又教后期处理，一步步地循序渐进，让每个学员都能够理解、吸收并应用。

为了让大家得到满意的照片，王老师带我们外出采风，在实践中指导学员拍出好照片。去年秋天，我们跟着王老师到汾河湿地拍芦苇。老师现场讲拍摄要领，并给我们调整相机的焦距、光圈和速度。秋风吹来，芦苇摇曳，我们各自找好位置按老师的要求开始拍摄。我们拿着自己的作品聚在一起品头论足，王老师也翻出他的照片，摇曳的芦苇中，阳光从缝隙中透过，明暗相衬，不同寻常。同学们纷纷赞叹着。就这样，我们春拍牡丹夏拍荷，秋拍芦苇冬拍雪，王老师会在课堂一一点评，指出优点及不足之处，便于我们改进。

一次，老师在课堂上点评一张我去额济纳所拍的骆驼图片。那张照片我感到角度、景色都不错，可是拍出来却总觉得不美。老师说，这张照片确实不错，但是灰色太多，需要做后期处理。他先将照片提高亮度，用下载的图片换天空，再用渐变工具进行微调。只见蓝天白云下，金色的胡杨林中，一只悠闲自得的骆驼正在休息。两张图片对比，后期制作的效果显而易见。通过这次讲评，我收获很大，经常用这种方法给我的照片增色。

课上课下，理论加实践，这样的教学方法让我们很容易就掌握了摄影和制作的知识。我们用手中的相机，发现美，拍摄美，做美的传播者。

感怀十二盘

文/赵莉渭

十二盘是天王镇南去秦岭深处的一个小村庄。四面有高耸的大山环抱，中间有一条伐鱼河清清流淌，孕育出姜子牙钓鱼台的故事，又吟唱着老三届知青们的传说。车在山顶走时，盘亘弯曲的山区公路让你似乎凌驾于连绵不断的山峦之上。走在山腰，零星的村落，让你从天宫仙境下到人间，偶见的村民怀疑是不是董永？春夏，漫山翠绿，开着各色的花儿；秋冬，层林尽染，或黄或白，是收获了的季节。

这里多少年鲜有人知，自从来了知青，很少走出大山的村民眼睛忽然被提亮了。十二盘的田野上，因为走出了像莫伸、魏玉祥、杨岳中等一大批老三届知青的优秀人物而名声大噪，又因它的名声大噪而吸引了不少人到这里造访。可对于当时只有十六七岁的知青娃娃来说，这里曾经是他们的劳动锻炼之地，应该更是人生课堂。他们在这里经受过艰苦生活的历练，从一个个懵懵懂懂的少男少女，涅槃重生，蜕变为对家庭和社会的有用之人。

记得第一次来时，莫伸老师花了两年多心血写的《一号文件》刚刚脱稿，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写到十二盘的人和事，他把书稿带来，希望当事人自己看看，哪些地方有出入，哪些地方不真实，我突然想到，以如此负责的态度对待写作，现今有几人？

那次我们是从虢镇坐班车去的十二盘。天气热，开车时间还没到，我对莫伸老师说：“我去给大家买点水吧，还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呢。”他说不用，各人都带着水。这倒是实话，我们确实都带着水。不一会儿，他说有点儿事下车了，吕伟臣大哥也紧跟着下去。我一想，坏了，他该不会去买水了吧？

果然，他和吕大哥提了一大捆饮料上来了，上车后给车上的每位乘客发了一瓶，我心里好懊悔，怎么光说没做，莫老师说：“你别客气，我之所以买水，主要是觉得你说的有道理。”吕大哥则告诉我，这确实不算什么。据他所知，莫老师有一回坐车，恰好满车都是十二盘的农民，于是他替全车人买了票。

来到村里，一个村民坐在伐鱼河边的水泥桥栏上，指着四周的大山对我说，这里从前没有路，去天王镇要步行翻过几座大山，一走就得一天。所有的山他们这些知青娃娃都跑遍了，把苦也吃扎了。而知青们则跟我说，那时候没有电，夜晚天黑得像口大锅扣住了脑顶，我望着这山和天空，穷极了想象也无法想象每天负重爬山是怎么个感受，夜晚一口黑锅盖在头上又有多压抑和苦闷。

后来我跟着他们这些知青又来过三次还是四次记不清了，文忠、文忠母亲、巧彦、蛮巧、双禄——还有很多他书中的原型人物都真实地出现在我眼前，连同那弯弯的山间小路都勾起我无尽的遐思，我也因此和十二盘的很多知青成了朋友。

去年，在他们下乡五十年之际，我又来到了这里。国庆刚过，潋滟的秋刚刚爬上十二盘的树梢，山顶有些树的叶子开始缀黄，群山环抱的村庄静静地被绿的树、黄的田包裹着，一条干净的公路敞开胸怀迎接着我们。村民们正忙着割豆子、晒包谷、犁地、种麦子、摘豆角，家家都忙得不亦乐乎。走进熟悉的文忠家，文忠的母亲已经去世，干瘦的文忠父亲静静地坐在屋檐下做着手里的活儿，微笑着听大家说话，又是三五年的光景了，文忠比以前黑了，巧彦比以前胖了，他们真诚如故，热情如故，我们像又回到了自己家里。

我注意到，伐鱼河上那个半截水泥桥栏被不锈钢管的桥栏代替，通往一队的村路装上了亮眼的路灯，路上铺满了晾晒的金黄的玉米粒，再就是连秆的豆子。从前知青住的旧屋没有了，杨岳中大哥不无遗憾地指给我们看着，似乎拆掉的是他那份浓浓的乡愁。原本的村长银儿正推着手扶机犁地，知青们忍不住都上前去比划。斜阳暖照，鸟雀啁啾，一切都很祥和安逸。

我们和村干部们座谈，说起十二盘未来的愿景，他们觉得其他方面的发展似乎困难，将来或可办起乡村旅游，大家把美好的希望寄托在新一代的村干部身上，同时也有了一种责任，很想为十二盘做点什么。

莫伸老师来这里有多少次，真的说不清了，我只知道，他已经为十二盘做了不少事，但总觉得不够，想再做些，正像远在上海的十二盘的知青魏玉祥大哥撰文所说：

现在回想起来，在十二盘的岁月中，当属孙树淦（莫伸原名）承受的磨难和焦虑最多，而他又与同学们和十二盘乡亲们的情谊最为深切，即便招工回城后，也频繁与十二盘保持联系，给十二盘的乡亲们办了不少善事、好事……尽管他当今业绩卓著，功成名就，却始终以最普通的身份和同学们保持着最诚挚的情谊。所以，当同学们兴高采烈地完成十二盘之行时，我们由衷的、最应当感谢的就是孙树淦同学。

而吕大哥给魏玉祥大哥的回信上则对他们这个知青群体予以了由衷的赞扬：你们勤劳善良持重，又很懂得感恩，别人或者社会给你们一点好处，你们就用十倍百倍奉还。玉祥，你和莫伸、岳中这样的人，不管在任何单位，任何地方都是杰出的、出众的，因为我深信，社会一直欢迎能吃苦又向善向上的人。

这真的是代表了大家的心声。熟悉莫伸老师的人都知道他最喜欢的歌是那首《多情的土地》，这首歌的歌词在他最看重的著作《一号文件》的封底赫然印着：

“我深深地爱着你，

这片多情的土地。

……”

另一首他最喜欢的歌是《在希望的田野上》。

透过这两首歌，我多少窥见了他对这片土地的情感。

我们又来到了李新景姐姐曾待过的生产队。

当年，在所有知青都被招走，只剩她一个女孩子时，忧怕交加的她整夜睡不成觉。“……时任队上团支部书记的王家敖，看到我每天早上迟迟不起，就关切地到窗前来叫我：‘他姨，起来了吗？’一旦发现我醒着，立刻返身回去，叫他儿子端上一碗臊子荷包蛋，送到我的炕边来（当时他的媳妇正坐月子，我也享受了月子婆娘的待遇）。” （摘自知青文集《一路悠长》中李姐写的《在我眼里、心里的陕西人》）

有一天早上起来，李姐发现自己的塑料窗户被人掏了一个小小的洞，她吓坏了，她赶紧跑到一个姓孙的大姐家，哭着向她说起这事，大姐说：“这村里有瞎人（坏人）哩，不行住到我屋来。”李姐赶紧住到她家，尽管染了一身的虱子，但却放松了心灵。后来，家敖就和队长商量让她回宝鸡的家中休养，有了招工的消息再立即通知她。

让我感动的是，这么多年了，李姐从未忘记这一切，她常回来看望他们，家敖孙子在宝鸡上学时，还会去李姐家住住。这次她给家敖媳妇带来一件崭新的紫红抓绒背心，一个很漂亮的大披肩围巾，一个崭新的后背包，一大包暖宝宝，还有治腿的膏药以及茶叶、香蕉等等。家敖媳妇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家敖同样说不出话，只是频频地和我们握手、握手。

见到孙大姐时，李姐开心地把一条天蓝色的披肩围巾围到她身上，并和她深情地拥抱在一起，孙大姐脸上美得就跟开了花一样，那种幸福的场景，使我这个泪点并不低的人，竟然眼里一团湿。

从几个村民家出来，已是夕阳西下，家敖媳妇穿着新景姐姐送的紫红马甲，坐着轮椅等在风中的路边，而文忠那边，却派人频频来催我们吃饭去。

一路上，不断地碰见村民，这些村民有年纪大的，有年纪小的，但无论大小，似乎都和大家很熟悉、很亲热，大家打着招呼，或者干脆就在路上停下说话，一说就止不住，尤其是双禄，专门等在路口，要我们去他家走在这样的道路上，我心里突然暖暖的。路上，莫老师告诉我：其实杨岳中为村里做了不少事，只是他不愿意张扬。在很大意义上，他对十二盘村乡亲两位孩子的关照，超过了关照他自己的孩子……这让我吃惊。

遗憾的是，时间太短，要讲的话却太多太长。我很想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却已经只能等下一回了。下一回，我已经跟随着他们来过了好几回，却仍然期待着下一回。

春天里的花儿

文/李莉

第一次踏进盲哑学校是个晴朗的春日。天，风清云淡，暖暖的阳光跳跃在柳芽枝条间，有绿色从步道的缝隙中固执的探出头来。

操场上孩子们各自拥抱着属于自己的一份阳光，步履欢快的来回跳跃奔跑，他们被太阳赋予的明快线条与常人无异。在这快乐、生动又静谧的校园中，偶尔有风传送着器械的碰撞声，那声音代替了天真的嘻笑，穿透整个校园，也穿透了我的心，沉闷而遥远。

再次来，这里已更名为特殊教育学校。孩子们结束了今年开课以来的第一次晨跑，老师想给他们来张集体合影。72个孩子中有“星星孩子”，更多的则是智力欠缺的“傻”孩子。排好的队伍七歪八扭，有哇哇乱叫的，目光呆滞的，也有的自顾摆弄着自己的衣角，完全无视老师一次又一次的呼喊。年轻时尚的李老师面对孩子高举摇铃：

“孩子们，看老师，跟老师说qie——zi——”。

这时，有麻雀从旗杆旁“叽叽喳喳”扑过，簌簌的旋落一根羽毛，后排顶着一头刺猬般浓密头发的男孩仰着头追寻着翅膀的轨迹嗷嗷大叫，鼻涕口水顺着扭曲的下巴扯出了长长的线，刘老师从她蓝色工装口袋里掏出纸巾，两脚向上一掂，攀着男孩的肩膀，吃力地给不停扭动高出她一头的孩子擦拭干净，随即示意：

“可以了，继续——”

“孩子们，看老师，看老师手中的铃铛，说qie—zi—”

二排有小朋友突然挥着手臂冲向后面的队伍，三排年龄稍大的孩子抡起拳头就向他挥来，年轻的男老师一个箭步上去抱起孩子，抚着他的头：

“毛毛看咔嚓，好好站这，听李老师手中的铃铛啊！”

两分钟后，张毛毛终于伏在老师的臂弯里安静下来，铃铛声又一次响起：

“孩子们，看老师，真乖，说qiezi——说qie—zi—”

……

如此反反复复，一遍又一遍，我们只要半秒的一声“咔嚓”在这里用去整整十二分钟，没有焦躁，没有呵斥，这场景对老师们来说稀松平常。

每个残疾的孩子都是被上帝咬过一口的苹果，大概上帝是在嫉妒他们的芬芳，他们的世界或没有光明，或没有声音，但他们有着更为澄澈的心灵。

这里，每个孩子身后都站着一个沉重的家庭，每个孩子都是一则心酸的故事。他们是上天遗落的不知人间烟火的天使，他们是开在老师手心里的花朵，老师们最大的希望是每个孩子能在这里成长为一个普通人。

课程教室里，老师哑着嗓子一遍一遍的教孩子念着“你好、你好、你好……”;家庭教室里，老师指导孩子叠被子，叠了拆、拆了叠，一遍又一遍……操作间里，情况好转的孩子，老师正手把手教他洗菜炒菜。宣传栏上，“大爱无疆，善行天下”几个红字醒目突出，学校细心记录了每个爱心人士的捐赠，大到孩子们的启智教室、小床，小到日用、零食。

室外，一垄一垄的菜地里，老师和孩子们种的油麦菜绿汪汪一片。栏栅旁有不知名的小花正在盛开，太阳给它撒上了一层绒绒的柔光，它们细细弱弱、摇摇曳曳努力的向上挺着身子。在春天里，每朵花儿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