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师傅的故事
关于师傅的故事（精选11篇）
泸沽湖 有个赵师傅
文/殷琴
周末两天的时间，飞去泸沽湖，而且是自由行，这在以前我是从没想过的。
是的，就这样，看了行走天下的涛哥同学在朋友圈发了招募同行者的“英雄帖”，我报了名，成为泸沽湖自由行的一员。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就这样开启了。
从南京到丽江，三小时左右的飞机行程；到了丽江，接机的师傅已经在停车场等着了。上了车，涛哥同学介绍，这位师傅姓赵，泸沽湖人，他将陪伴我们两天的时间，从景点接送到食宿安排——他是涛哥从新浪微博上认识的，应该相当于旅行团里的地导吧。
六点的飞机到丽江已经是九点多，路灯下的赵师傅，看不清模样，就记得他戴着顶帽子，外套一件夹克。丽江早晚凉，需要这么穿着。
赵师傅车技好。上了车，车速并不慢，在盘山公路上蜿蜒向上，很平稳。行程中赵师傅话语不多，问什么才答什么，应是刚接到我们还不熟悉吧。四小时后，我们方抵达泸沽湖一家民宿。师傅帮我们拿下行李，告知我们第二天来接，就回去了。
第二天清晨，师傅准时来接，他五十岁的样子，还穿着昨天的夹克，戴着一样的帽子，皮肤黑红黑红的，眼睛不大，笑起来憨憨的，眼睛就显得更小。赵师傅把我们送到泸沽湖有名的“草海”，谁知天公不作美，居然下起雨来。师傅笑着打趣说我们的运气真好，泸沽湖一年都没下雨，我们一到，下起雨来了。雨天的泸沽湖阴冷有风，湖水天空也都是灰冷灰冷的，看不到泸沽湖令人心动的美。我们几个抖抖索索地提出，第二天再来坐船游草海。赵师傅已经替我们买了票了，听了我们的提议，二话没说，表示同意，买好的票第二天也一样可以使用。
赵师傅开车载着我们在山路上，指着远山说：“明天一定是个好天气，你们看那些云雾都飘在山的半腰。‘雨天云戴帽，晴天半山腰’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实践出真知，没错。最后一天，天气果然爆晴，兴奋的我们起了个大早，迫不及待地要去欣赏揭开面纱的泸沽湖。在“情人滩”“女神湾”“草海”，碧蓝的湖水与蓝天一色，洁白的云朵倒映湖中，清风徐来，水波不兴。洁白纯净的“水性杨花”在湖底向我们招手；几艘彩色狭窄的木质小船在湖面随着微风上下起伏，使静谧的泸沽湖增添几分动感。我们几个激动得不行，不停地拍照。也许是看我们的拍照过于老套，也可能是被我们的情绪感染，赵师傅走到我们身边，掏出手机给我们看他给游客拍的一些照片。哇，真的是太赞了！他学到了那些专门拍照收费的一些小技巧，一个镜子，一条纱巾……都是道具。赵师傅热心地说：“我来帮你们拍跳起来的照片。”我们一致叫好，站在泸沽湖边排队，一个个跑到赵师傅的镜头前，跳，再跳，带上衣服跳，裹上纱巾跳！赵师傅从来不快摁很多张，每次他都一按一个准，一次性成功。
我们拍完围在赵师傅身边，争着看自己镜头里的形象，对赵师傅的拍照技术夸个不停，赵师傅憨憨地笑着，眼睛眯得更小了。
再美的行程也有结束的时候，返回丽江机场的途中，赵师傅还不忘在路上停下，给我们看几处观景台，为的就是不让我们错过任何一个美景。在车里，我们议论着购买的银器、特产，赵师傅一直没有什么言语，就只是听。后来，他告诉我们一件事，他载过一个游客，这个游客在一个景点买了一万六千多元的药材，当时他还问赵师傅，这个药材真不真，赵师傅说，卖家就在场，他也是本地人，不好开口，只能说，真是真，就是贵了点。后来，这个游客还是买下了药材。在准备回程的时候，这名游客觉得自己可能上当了，就去找赵师傅。赵师傅跟我们说，游客买了药材走后，那个卖家跟赵师傅要了电话，事后打电话说要给赵师傅回扣，而且回扣居然有七千元。我们当时都听呆了，这也太坑人了吧！
这名游客找到赵师傅询问怎么办，赵师傅就给他出了个主意，让他报警。这名游客不确定能不能行，赵师傅说：“最多，就是钱要不回吧，但你可以试试。”这名游客报警后，警察处理了，卖家退了游客一万元。
就这样，心心念念的泸沽湖，终究成行，了却心愿。两天，不匆忙，不急慌，随意行走慢慢悠悠；两天，我们结识了一个赵师傅，不张扬，不轻狂，技能全面服务周到。
如果，你也念着这片静谧的湖；如果你也迷恋摩梭文化；如果你正准备去泸沽湖，那么，记得泸沽湖有个司机师傅，这个师傅他姓赵。
修伞记
文/周玲
那日撑伞时，估计折叠的伞骨相互卡住，强行用力后，只听“噗”的一声，心里顿觉不妙。果然，伞虽张开了，伞骨却断了一根。凸起的伞骨顶住伞面，我仿佛听见伞下，我的小王子在隐隐喊痛。
太多的自责懊恼都是于事无补。太阳伞已随身一年多，当属心爱之物。伞面双层，外层涂着黑胶，行走在人群里瞬间会淹没，而伞面内层带来的欢喜大概只有自己才知道，举伞时偶尔会忘形，微微抬头，忍不住浅笑，好心情总是来得莫名其妙。湛蓝色的星空里，小王子永远在仰着头，或许他依旧站在属于他一个人的星球上看落日，而我撑伞时，总会无意识地看看他，仿佛仰望我最爱的星空，小王子就是星空里最闪亮的那一颗。像是来自另一个星球的慰藉，小王子从童话里跃出，一把伞隔开烈日，隔开人群，我们在尘世并肩而行，相同的孤独深邃辽远，美好又绝望。
友人说：坏了就再买一把呗，又不是金贵之物。
我暗暗思忖，伞是必须要修的，能否修好就看我与它之间的缘分了。
坐公交去步行街。步行街是小城最热闹繁华的地方。街口有一个中心花园，花园的旁侧有一排锁匠师傅，除了锁饰之类，他们还顺带替人补鞋修伞，三五块钱的小生意固定好自己的摊位，几十年的守候既养家糊口，也方便了小城居民一些琐碎的应求。
从路口下车要穿过广场花园才能到达另一侧。而广场花园是我平日最不愿经过的地方。只要不是雨天，这里永远都是人头攒动，永远都是人声喧哗。在这里闲坐的差不多都是老人，相似的灰白皮肤，相似的满脸褶皱，相似的鬓发花白，相似的步履蹒跚。密密麻麻，老人们占据公园的每个地方，这情景常常让我有强烈的窒息感。没有人知道，疾病与死亡会在哪天造访他们，而广场的每一天，或许都是其中某个人的最后一天。
我并没有丝毫嫌弃老人的想法。其实，我的父母也有这么老了，他们刚刚年过七十，想起来就令我觉得惊慌无措，无所适从，我还远远没有做好让他们衰老的准备。
穿过花园，穿过一群在玩扑克牌的老人们，穿过高一阵低一阵的声浪，一眼就看见我要找的那些背影，小小的摊位有着自己的秩序与规则。锁匠们都是年过半百的男人，每个人面前都有一个被杂物包围的大木箱，木箱上钉着木框架子，上面挂满大小各异的钥匙，锃亮醒目，有的已染上锈迹。木箱的旁侧插了几把雨伞，座椅旁零乱地堆着一些旧鞋子，这些都是他们揽客的招牌。
我不知道谁的技术高明些，现在就以小王子来佐证一切了。
第一位师傅接过伞，看了几眼便还给我：“这伞修不了，没这样的伞骨换”。
听他答得如此干脆，我忽然有种不好的预感。
问到第三位师傅时，他看了看伞，摇摇头，又指了指最左边：“你去问问他。”
他指给我的人是位六十多的老头，也是最后一个我还没开口问的师傅。师傅正在和两个男人闲聊，他随手接过伞，撑开看了看，淡淡一句：“伞骨断了，修不了。”
话音刚落，旁边两颗人头也凑了过来。年青人说：“这伞真好看，怎么外面是黑色的，应该里外换一下才对！”
年长的大爷说：“断骨就换一根，这有什么难的。”
仿佛自己的手艺被人质疑，修伞的师傅拉开木箱抽屉，用手在零碎的杂物间翻了翻，有点无奈：“伞骨太细，没有这样的伞骨换啊”。他把伞收拢后递还我。
忽然觉得满心透凉，失望开始涌动每个细胞，我把伞撑开收拢又撑开，小王子依旧站在星空里，他仰头的样子寂清孤单。
“真的没办法吗？”我不死心地又问了一句。
师傅说：“没法修了，你换一把新伞吧。”旁边的大爷把伞接了过去，看了看，又摸了摸，忽然赞许起来：“布料很好，这么好的伞是舍不得”。他转头对师傅说：“能修好的。你可以找根伞骨接起来，再固定好。试试看嘛！”
大爷的热心让我又充满期待。能够一试总比被人一口回绝的感觉要好很多吧，尽管结局未知。
伞重新回到了师傅手中。他拉开木抽屉，找出一根伞骨仔细比划着。这一次，修伞人仿佛是旁边的大爷，他只是遵照大爷口述做工的工匠。
听了一会，我仿佛有些明白，大爷说的接伞骨类似于移花接木。看来几十年前，费尽各种心事修理伞具，也属常见之事。现在一般伞坏了能用就用，说丢就丢了，伞不过是陪你走了几段路的旧物具而已。或许不是他们修不了，而是没人再愿意为了三五块费尽心事给自己添麻烦。
师傅用剪刀把骨线拆开，骨线上的矮骨被他顺手扔掉，又将一节完好的伞骨在断骨上重新比划，量出准确的尺寸后，便拿起剪刀“咔”的一声，断骨又被剪去一部分。他熟练的手势无法不让我想到医生。此刻他就是一个拿着手术刀的人，他在帮我留住我的小王子。
接骨之痛。脑海里忽然蹦出一些零碎的画面。去年八月，芬儿在告别禅修营之际，为拍几张寻常照片，在天井边脚滑青苔，脚骨竟有三处骨裂。整个八月，她横卧病床日日喊痛。盘足而上的那些伤疤细密整齐，触目惊心，始终让人无法正视。接骨之痛痊愈的过程慢长无助，它需要脆弱的人交出足够的耐心与承受力，让疼痛一点点成为身上存在的一部分。时隔一年，那些支撑脚骨急需取出的钢板又成了芬儿心头的隐患。我们常常暗自感叹：如果疼痛能够一次用尽该多好，如果疼痛能够分流该多好。
看我目不转睛杵在那里，旁边的大爷指了指身侧的木箱说：“坐会吧。马上就能修好。”
修理的过程只用了十多分钟，一根窄窄的黑伞骨包住了断骨末端，敞起的边缘已被钳子按压得严实无缝，像新生的细骨，它再次延伸到了雨伞的折叠处，那里有一个接口，一枚长着倒钩的细铁钉取代了微型小螺丝。
师傅将伞收拢张开，如此反复几次。没错。伞被修好了，我的小王子挺着身板站在伞里揽尽我眼底所有欢欣。
大爷喜形于色：“压根看不出来嘛”。其实，我们都知道，只有他才是这把伞的大功臣。
若以伤口论，这伤口藏得非常隐蔽。如果不在伞下细细打量，还真发觉不了。只是铁钳在黑骨上留下了一排小小印记，像缝补后留下的针脚，像零星的黑漆正在驳落。
修理费真的很便宜，师傅说：“五块”。给了十块钱他，他又找回了七块。
和友人说起修伞之事，他玩笑道：“一把伞看得这么重，肯定是别人送的。”
我义正言辞强调：“是自己买的，淘宝网买的。可遇不可求！”
“恋人间送包送伞是大忌。”他继续发挥想象，抛出金玉良言。
我问为什么。“包伞包伞，你听听这谐音，不散才怪呢！”几句话被他顺理成章说得振振有词。
“那送什么？”虽然对此一派胡言我完全可以嗤之以鼻，但还是按不住好奇问了下去。
“要送桶，桶音拢，拢是聚嘛！送桶才能长相聚！”
我再也忍不住轰然大笑。以送桶来讨好彩头真的有用么？
其实说起这世间所有的情深缘浅，不过是身患顽疾，不过是心如伞骨。
荒诞岁月里的劳动课
文/红河谷
我出生在农村，小学、初中、高中正赶上了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那个农业学大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年代，农村的孩子与其说是上学读书，还不如说是给学校义务打工。
记得初中那三年，大部分时间是劳动课，就是白干活，难得坐在教室学文化，学校有时把教室的窗户挂上黑布，给学生看《决裂》这类的电影，提倡劳动光荣。那时没有高考，上大学靠推荐，除了根正苗红外，干活磨练出一手老茧，就是上大学的资本。
初中是大队办的，学校有很多农田，还搞养殖。劳动课大致分两类，大部分学生种田，我和另外两个同学跟着师傅养鸭。
那是一个闷热的午后，我和一个姓桂、一个姓邹的同学背着简单的行李从学校出发，走了很远的路，来到景色美丽的湖中央一个不大的小岛上。茅草搭建的棚子里走出一个中年农民，他就是养鸭的王师傅，一脸严肃地把我们引进了四面透风的棚子里。从此我们吃住都在鸭棚里，跟着王师傅养鸭，早上把鸭子赶到湖里区，野外放养，晚上把鸭子赶回鸭棚。
一天，王师傅突发奇想，叫来我们三个学生，以命令的口吻说：“你们三个今晚去摘几个菜瓜来。” 他说的很轻巧。“离我们四里地的山脚下，有一块瓜地，我看过了，不少瓜。”
那时小学五年制，刚上初中那会，我们也就十一二岁，还是个孩子，但都明白那是偷窃，心里很不情愿，但也不敢当面反抗，只能怯怯地相互看了看，谁也没吱声。
师傅转身从鸭棚后边找来两个邹巴巴的蛇皮袋，丢在地上，说道：“摘两袋菜瓜就回来。”他还说是摘，不是偷。
我们还是没说话，也没有捡起地下的袋子，以示抗拒。
“不去，明天你们谁也别想吃饭。”师傅态度非常强硬。
三个没见过世面的孩子屈服了，谁也不敢得罪师傅，劳动课的成绩还捏在他手里呢。见我们妥协了，师傅好像更有了底气：“晚饭后，我带你们一道，在瓜地附近的山上等着，天黑了，趁着月光下去摘几个瓜。”
吃罢晚饭，我们很顺从地跟着师傅来到预定的山坡上，等着月亮升起。这时，师傅开始现场布置，他用手指向前面的一片开阔地说：“就是那片瓜地，你们几个摘瓜一定要快，装满两袋就赶紧撤离。”
“要是有人发现了怎么办？”我们三人异口同声地担心起来。
“不用怕，我留在山上，高处看得清楚，一有动静我立马用手电灯光照射，你们就赶紧跑。”
可是，事情比我们预想的要糟糕。就在我们摘满两袋菜瓜，准备撤离的时候，突然一大批村民就好像从天而降似的，落到了瓜地不远的地方，有的打着火把，有的拿着手电筒，至此也没看到师傅的手电光。
顾不得多想，我们丢下蛇皮袋，作鸟兽散。不知道那两位同学是怎么逃离的，我奋不顾身地趟过一条水沟，钻进稻田里，在稻田的深处隐蔽起来。
田埂上到处是火把，手电筒像探照灯一样在稻田里四处照射。
“抓偷瓜贼呀！”“出来！”“打死他们！”喊声此起彼伏，随后响起了“砰！砰！砰！”的枪声。那时枪支管的不严，山区农民有打猎的习惯，家里基本都藏有自制的散弹枪，枪一响铁砂就喷出一大片。
我静静地趴在稻田里，像邱少云一样纹丝不动，任凭蚊虫叮咬，每分每秒都是煎熬，当时只有一个念想，再痛再痒也不能暴露目标，心里不停地祈祷不要中枪。
不一会，听到有人喊：“偷瓜贼跑啦！追呀！”顿时村民们一窝蜂地追了过去。
过了好一会，四周彻底地安静了，我小心翼翼地抬起头，朦胧的月光下，没有了人影。在确认安全后，我像侦察兵似的，悄悄地从稻田里爬到了山脚下，再爬上山坡，藏在杂树丛中，思考着是回十几里外的家，还是就近返回鸭棚，不管怎么走，都有一段白天也不敢独自行走的山路，因为山路穿过一片令人生畏的坟场。
我决定还是回到鸭棚。
幽蓝的月光下，坟场格外地阴森，不时地冒出一团一团的红色火焰，树林里还传来几声不知是什么动物发出的怪叫，我的头发顿时竖立起来，我告诉自己必须从坟场穿过，没有别的选择，于是加快了脚步，拼命地跑了起来。
闯过了最可怕的地段，还必须沿着河埂，才能走到鸭棚。夏天河里的荷叶高高地窜出水面，非常茂盛，我的心又收紧了，总担心荷叶下边藏着水鬼，跳上岸把我拖到水里，解决了小命，这样我心有不甘，我还小，怎么也不能死，于是我沿着河埂一路狂奔。
茅草棚里，亮着昏暗的灯光。当我冲进去的时候，师傅坐在凳子上抽烟，桂同学浑身是泥地蹲在地上，惊魂未定，双手捂着脸哭得稀里哗啦。
原来师傅太大意了，直到村民亮起火把、手电，他才发现，于是不管我们死活，乘机留了，毫发无损。桂同学和我一样的经历，只是比我早回来一会。
我瘫坐在地上，眼泪大坨大坨地滚了下来。
师傅轻描淡写地说：“洗洗吧。”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似的，也好像是在自责。
我们在湖边洗了个凉水澡，静静地等邹同学回来，师傅也在等，他不停地抽着劣质的香烟，一声不吭。
夜渐深，我们开始担心起来，生怕邹同学被村民乱放的散弹枪打死在稻田里。大家一夜没睡，一直等到天亮，邹同学还没回来。师傅彻底慌了，这个可恶的家伙应该是六神无主，早饭都没吃，脸色铁青，估计他也没想到后果这么严重。
我们想去稻田找找，又觉得很渺茫，还是放弃了。
大家在恐惧和不安的气氛中度日如年，期盼奇迹的出现。
太阳高高升起的时候，远远看见一个人影从河埂走来，是邹同学，他没死。原来他潜伏稻田没多久，忽然发现身边一条蛇高高地抬起头，吓得他连夜跑回了家，引开了群情激奋的村民，为我们从稻田撤离创造了大好的时机。
那时候，农村的孩子糙养，心理承受能力强，经受这堂劳动课，身心视乎没有受到实质性的伤害，每个人都健康地活着。这么多年过去了，每每想起那荒诞岁月恐怖的经历，仍心有余悸。
后来我们三个养鸭的同学，因为劳动积极，表现好都上了高中。那时候上高中主要是推荐，考试只是个形式，表现不好，家庭成分高，休想上。高中是公社办的，依然有劳动课，挑黄砂，种地。
幸运的是，我们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参加了高考，我上了一所中专，桂同学上了本科，邹同学没考上，在家务农。
钥匙放在消防箱
文/冯海鹏
前段时间，买了新房要装修。已装修过的邻居大哥告诉我：“装修的活儿千头万绪，能忙得人焦头烂额，不过，你不要害怕，一步一步来，我给你推荐工人，保证你满意。”
听他这么一说，我放心多了，于是，装修工程正式开始。因为要赶在孩子开学前装完，我决定各个项目齐头并进，一起施工。邻居大哥笑说：“当然可以，每一个项目的工人都有呢！”于是，在他的推荐下，来了一拨又一拨工人，先是穿线走电、做防水的，接着是铺地板砖、做木工的，大家忙得热火朝天。
不过，问题马上就来了。我忙着去买材料，可是刚出门，就有工人师傅打电话要门钥匙，我只好返身回去，给他打开门。再出去一会儿，另一拨工人师傅又打电话说，装修钥匙被上一拨工人拿走了，让我赶紧回来开门！我只得颠颠地赶紧又回去。如此三番，我被折腾得身心疲惫。
给邻居大哥诉苦，邻居大哥哈哈大笑：“这好解决啊，钥匙放在消防箱里，谁来了谁拿，不就省事了！”我一听，愣了，马上想到了安全问题，万一装修材料丢了我找谁去啊！邻居大哥看出了我的疑虑，说：“其实，我们这个小区，大部分都是这些工人师傅给装修的，钥匙放在门口的消防箱里已经成了我们和工人师傅之间心照不宣的秘密。你放心，绝对没问题，这是对工人师傅的一份信任，他们一定会珍惜这份信任，不仅从没出过事儿，而且因为信任，工人师傅们会格外用心，施工质量好得不得了呢！”
听了邻居大哥的话，我心中的疑虑顿时消失，悄悄地把钥匙放进消防箱，并且告诉工人师傅，我也要加入这个心照不宣的队伍，请师傅们放心取用。
果然，我再也不用为送钥匙开门而遭受往返之苦了，装修工程也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将近两个月，房子已经基本装修完毕，那天，我刚走到门口，就发现门大开着，心里咯噔一下：工人师傅已经走完了呀，这是怎么回事？快步进门，在墙角发现了曾经的刷墙师傅。那个中年大哥见我进来，回头一笑：“不好意思，消防箱里有钥匙，这不，我就进来了。昨天我想起来，你这个墙角没刷好，怕影响你放柜子，今早赶过来给你修修！”
看着憨厚朴实、满脸笑容的工人大哥，忽然间，我很感动。邻居说的没错，信任是相互的，钥匙放在消防箱里，是个秘密，更是信任，我信任了工人师傅，工人师傅也把细致和满意还给我。
这真是个温情的秘密！一把钥匙，打开了人与人之间信任的大门！
烫发
文/查日友
心血来潮的我打算去烫头发，给过大年一个交代。
走进理发店，耐心等待。
见一中年妇女，头发被一机器高高吊起，一束一束的，不时地叫着头昏。我问：“你有高血压么？”答曰：“没有，血压很正常。”师傅走过来，试了试机器的温度，重新调了调，又把吊着的头发重新往下松了松，想来是吊得太紧了，头皮疼导致头昏！
这么痛苦？我问师傅：“我会不会也这样？”师傅回答：“不会的。”于是，我安心地继续等下去。
终于轮到我了，师傅拿来一样品和价格表，我看了一下，价格从100多元到500多元都有。我说：“最便宜的吧，118的。”师傅建议我选168元的，我没同意，并问道：“还有更便宜的吗？”那个喊头昏的女人听了笑了起来。师傅没有理我，按118元的水准给我操作。
洗头、剪发，然后把头发一束一束挑起，涂上药水，用小棍卷起来，再用橡皮筋固定，最后戴上一个帽子，师傅给帽子通上电，让我别动，我又进入了新一轮等待。
我盯着那个中年女人吊着的头发看，心思倒飞回数十年前。儿时的小镇，一个老人挑着剃头挑子，一头担着一大铜壶热水和一个短条板凳，一头是剃头的工具，有剃刀、推子、围脖、幛布，还有一块不大不小的长方形大镜子。挂着工具的这一头是一个小箱柜模样，立起来就是一个极简易的梳妆台。谁要理发，靠在一个避风的墙角立时开始操作——剃刀、手推子，还有一个荡剃刀的荡布，剃刀刮胡子不快了，就在那块不知道什么材料做的荡布上来回荡一荡；铜壶里倒点热水，把一块半新不旧的毛巾沾湿，捂在胡须部位，等毛孔松开，就可以擦上肥皂沫刮胡子了。有时还有老手艺匠人为人掏耳朵，那舒服享受的样子，我每每觉得奇怪，颇想感受一下。只是，在那个年代这是不可能的。我小时候，我们那儿的女人大多是不理发的，我的妈妈和奶奶都绕着一个粑粑头——把头发绕了，在脑勺后面圆圆的固定，像贴粑粑一样贴在那儿。我们小女孩则是两根叉叉辫。
因为我花的钱少，时间不长，没容我想完童年的桩桩件件，师傅就来帮我拆头发了。拿下帽子，在头发上加了定型水，又戴上帽子捂了一会儿，便ok了。冲洗、吹风，付账。可怜那个喊头昏的中年妇女还没折腾完。
回到家，媳妇说：“哦，妈年轻了。”孙女说：“奶奶，你变好看了。”孙子说：“奶奶，你让我看一看。”我有点害羞。最不好意思的是儿子回来后，孙女说：“爸爸，你去看看奶奶的头发，可好看了！”
我一想，118块，值！
师傅老丁
文/戈声
师傅老丁
老丁其实并不老，那年只有二十六七岁，但比我那时大了很多（六四年我刚进疆时才十七岁），当然就该叫他老丁。其实我也没叫过他师傅，只是我在写这篇回忆他文章的时候，我想我该叫他师傅，因为刚到兵团农场第一个真正教我点手艺的就是他了。
老丁名什么我已记不得了，只记得他是甘肃人，60年甘肃自然灾害时，逃荒到新疆的“盲流”。注 老丁看上去确实比较老，好像有三十多的样子了，脸黑红黑红的，有点络腮胡子，可能因为是农村娃子出生，田间活干的比较多，受的苦难比较多，脸上过早地写下了苍霜的历史。他个子挺高，长的其实还挺俊，不过那时还是个钻石王老五（那时农场姑娘较少，打单干的小伙多）。他做我师父时正是六四年的冬天，他头戴一顶黄狗皮的帽子，身上那黑色棉衣外套了一件白羊皮的背心，腰间系了一根绳子，就仿佛电影里见过的陕甘农民，只不过没有头上的白羊肚毛巾，他留给我很深的印象。老丁人很和气，话语不多，见我们总是笑嘻嘻的，第一次与他打交道我就挺喜欢他。
老丁并不是我进疆时的班长，他当我师父，只是连长派我跟他学编筐子（还有另一位上海知青），这才与他打上了交道。
我们农场当时每年冬天一个主要工作就是开荒，开荒需要大量挑土的柳编筐子，那筐子主要靠我们自己动手编。
编筐子之前先要打很多柳条，于是跟了师傅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柳条。我们农场各个连队的农渠渠埂上有不少的柳树，都长有一抱粗了。我们三人就赶了马车到渠上去砍柳条。临行前老丁嘱咐我们腰上系根绳子，于是我们两个徒弟也学师傅一样，在那草绿色的新棉衣的腰上也系了根麻绳。腰上系根绳有好处：一是在腰上可以插上把镰刀，用来砍柳条方便；其次，绳子可以用来捆绑柳条，收拾起来方便；其三，腰扎紧了，人变得利落些，方便上树打柳条。
编筐子的柳条要分几种。最粗的要大拇指那么粗的，那是用作筐子的边和匡攀用的。其次一种要小拇指那么粗细的，用作筐子的经，最后一种就是再细一点用作编筐子的纬条了。
连队共有六条农渠，每条农渠上早年栽有有不少柳树，但真真正能用作编筐子的柳条并不是很多，好在编挑土筐子的柳条不是太讲究，那些细一些的能编进去的都行，可那用作筐边和匡攀的较粗的柳条就较少了，太粗了不适用，细了又不结实。所以打柳条也费了一番功夫。
我们打柳条的工具也不对手，除了老丁有把砍刀外，我们就只有镰刀和坎土曼了。镰刀打细柳条到挺方便，往下勾就行，那柳条和柳枝的分叉初很脆，轻轻一勾就下来了。那粗的柳枝就不好砍了。镰刀不太好用，只能爬到树上去慢慢砍，那就没有老丁的砍刀方便了。如果树不太高，在树底下用坎土曼有时也可以砍粗的树枝。在新疆坎土曼就是一个万能工具，能挖土，也能砍柴，还有人拿它当盛饭的家伙。
我们大约打了半个月的柳条，连队几个农渠上的柳条砍得也差不多了，大概够用了，接着就是编筐子了。
师傅老丁其实并不是编筐子专业出身，他的手艺也是到农场后向别人学的。那时农场职工很多是多面手，样样都要学一点儿：除农活外，还得学会打土坯、垒墙、抹墙、打火墙、垒炉灶等等活。因为农场当时基本是自力更生，样样都要自己动手，那些活后来我也都干过，但我手笨，干什么也只是三脚猫，干的都不漂亮。
师傅他也只是会编，在我看来他编的并不是太漂亮，但比起我们这些刚学的“上海鸭
子”（老职工对我们上海知青的称呼，开始有点轻视的贬义，但后来有点打趣似的亲热感）当然要强多了。
编筐子首先要给筐子的边和匡攀定型。作筐子边用的柳条先要放在火上烘烤，使柳枝变软变得更有韧性，这样在弯曲柳枝时不至于断裂。我们把柳枝烘烤到一定程度，就趁热根据一定的尺寸弯曲成U形，随后把柳枝的两端用细柳条拉紧，使它冷却定型；匡攀就更复杂些，除了先趁热按一定的尺寸弯成U形外，还要把匡攀两边约10厘米的地方长发削去一半，然后也是烘烤后趁热向上弯折（这样可以吧匡攀挂在筐边上），最后还是用细柳条捆绑定型。他开始示范给我们看，我们就在边上看着，然后就按照他做的样子把烘烤好的柳枝弯曲成形，开始做的并不好，不是弯大了，就是弯时折断了，那就报废了。他并不怪我们，只是在边上笑笑，把报废的筐边扔了。老丁想了个办法，他用两根粗木棍打在地上，两根木桩之间的距离正好是筐子底边的距离，这样按木桩来弯曲加工筐边，筐边的大小就基本一致了。这样我们加工了几个，心里也有了点经验，报废的少了。
筐边和匡攀全部加工完成后，就开始编筐子了。他又手把手地教我们如何编筐子：用稍细的柳条作经，一只筐子八根经，分别弯成对折，弯的地方要用火烘烤变软后再用劲把柳条拧成麻花状得才能对折，否则就要折断。然后用最细的柳条作纬，横着把八根经穿起来，一根柳条编完了，就再接着加一根，就这样一根接一根编上去，编到约二十五公分左右就要把经向前折，那就要编筐子的底了。筐子的四边编好后最后就是收边，就是把柳条多余的头留一段，其余的剪掉，然后把留下的那一段拧弯后插入上面的边缝里，一段一段向上插上去，至全部插完，一只筐子就基本完了，然后，上面加上匡攀，大功告成！当然我编成的第一只筐子样子很难看，比起师傅编的筐子就差了一截。
什么都是熟能生巧，在师傅的帮助下，我慢慢也进步了，筐子的样子也好看了很多，与我一起编筐子的另一位知青他比我编的更好。
我们编筐子的任务结束了，但我同师傅在编筐子的过程中结下了友谊却加深了，我从他那儿了解了许多他家乡的事，了解了他六零年从家乡甘肃逃荒来新疆的故事，因此我对他了解了更多；他也了解了我的过去，了解了中国的大都市——上海。
我对他最感兴趣的是他会用兔夹逮兔子。我们农场那时农田里野兔很多，可要逮兔子不容易。俗话说：狡兔三窟，你没有点真功夫，即使你有兔夹子也不一定能逮到野兔。连里能打兔子就他一人了。
一天我央求他带我一起去下兔夹，他爽快地答应了。那天我们还在开荒，他对我说下了班跟他走。一下班，我委托其他人帮我打好晚饭，就跟老丁走了。
他还是那身打扮，只是腰间的绳子上挂了五六个兔夹子，那是他以前从老乡那里买来的，每天到农田干活他都带着兔夹。
我们沿着农田向西走，冬季的农田，空荡荡的，只留下少量的稀疏的棉杆（大部分都被职工砍了当柴火了）。天阴沉沉的，快黑了，他弯下腰对我说，你看看地下。我弯下腰看地下，那里有很多动物的脚印。他说，“那就是兔子的脚印，兔子很精明，它平时只走一条路，一旦路上发现可疑的情况，这条路他就不走了“。我问：“就在这里下兔夹？”老丁摇摇头说，“这些都是老脚印了，没用”。我问，“你怎么知道这是老脚印？”，他指给我看：“老脚印看上去模糊，不清晰，新脚印新鲜、清晰，有时边上还有新鲜的兔粪，你仔细观察就会明白。
我们继续向西走到农田的边缘，穿过由穿天杨和沙枣树混合的防风林带进入沙漠。这里的沙漠靠近农田，地下水分充足，所以这里有较多的沙生植物，如：红柳、白柳、芦苇、骆驼刺、胖姑娘草、芨芨草、甘草等等，是野兔居住的好去处。
老丁蹲下来，仔细分辨地上的脚印，然后抬起头对我说，“你看，这是一条新鲜的脚印”。我也蹲下来，仔细看看，果然地上的脚印非常新鲜清晰，可以看出不久前兔子还走过里。老丁站了起来，向四周看了看，沿着兔路向前走了一段，选了一个红柳丛的边上准备埋兔夹。我也跟了过去，看他如何埋兔夹。
他从身上取下一个兔夹，然后在兔子的路上挖坑。趁他挖坑的时候，我仔细地看看那兔夹：兔夹的下面是用熟铁打的一个铁圈，有二十来公分的直径，铁圈的下面缝了一块布，布中间缝了一根小小的布条，布条中间不缝死，可以插根小木棍；铁圈的看两端有两个半圆形的钢圈，钢圈的下端有弹簧，与铁圈相连。由于弹簧的作用，平时两个钢圈是紧紧合在一起的，这样才可以紧紧底夹住兔子。铁圈上还有一根细细的铁链，那是埋兔夹时栓在木桩或树丛上用的，防止兔子或其它动物带了夹子逃走。
老丁的坑挖好了，不大，就比兔夹略大些。他把兔夹拿过去，用力把兔夹的两根钢圈掰开来，用脚踩住，铁圈边上还有一根细绳，绳子的一头有一根短小木棍，他把细绳压在半根钢圈上，把小棍穿过小布条，这样两个钢圈就被细绳压住，分成两半，与铁圈相平。老丁
小心翼翼地把兔夹放入坑中，铁圈的下面要留点空，这样兔子经过夹子上面时，铁圈下面的布下垂，小木棍弹起，于是弹簧收起钢圈，夹住兔子的脚。老丁边埋边对我讲，“兔夹放在坑里后，要在布上轻轻地撒上沙土，把兔夹盖住，再在这沙土上，用他带来的兔脚，轻轻地在沙土上盖上几个脚印，迷惑兔子，这一步千万要轻，否则很可能触动兔夹，钢圈会弹起来，不但前功尽弃，还可能夹伤自己的手。”最后他把小铁链栓在边上的红柳根上。这样大功告成。
天已经黑了，老丁早有准备，拿出手电继续向前寻找兔子的脚印，直到把另外四只兔夹埋好后，我们才回去。
第二天，连队休息，我起床较晚。刚吃完早饭。老丁来到我的宿舍，手里还提了一只兔子。他把兔子丢到地上，笑着说：“就打了一只，还有一只只剩了一只脚，不知是给兔子挣脱了还是给狐狸给叼了。这只你吃吧！”我连忙回绝，把兔子捡起来还给老丁，我怎么可以拿老丁辛苦打来的兔子呢？老丁把兔子又丢在地上，说，“那算个啥，我吃得多了，你尝尝吧！”说完，人就走了。当然，兔子最后成了班里大家的佳肴。
以后，我曾经向老丁借过兔夹，同朋友一起去逮过野兔，照着老丁教的方法去做。结果是空手而回，还弄丢了一只兔夹，不知是忘记了地方还是被人捡走了。不过老丁没责怪我。以后我也不好意思再向老丁借了。但后来老丁还给我拿过两只兔子。
没过多久，就是六五的二月，团里要把三连建成上海知青的连队，就从其他连队调了些上海知青过来，而把连里原来的老职工除了连排干部，还有后勤上的部分老职工外，其他老职工都调到离三连队很远远的连队去了。从此我再也没见过老丁。
注：那时政府和兵团的老职工（部队就地转业军人和五十年代兵团到河南等地招收的职工）都习惯叫把那些非正式招工进疆的人称都为“盲流”。
2011.6.4于上海奉贤南桥 2012.10修改
充气太足易扎胎
文/赵向辉
一天，到小区附近的修车摊儿补胎，补好后师傅给打好气，我捏了捏车胎问：“师傅，是不是不太足啊？”师傅说：“正好，太足了容易扎。”我不解：“为什么呀？”师傅说：“太足了就没弹性了，遇到硬的、尖锐的物体没有缓冲，所以就容易破喽！”我忽然明白了我的自行车经常扎胎的原因。
单位一位男同事，年轻气盛，遇事容易冲动，一点小事也会让他暴跳如雷，每天就像一根充足了气体的车胎，邦邦硬，经常和来办事的客人发生争执，所以就经常挨领导的批评，多次无效后，终于有一次给了他一个记过处分，这才有所收敛。
有些人工作起来也是这样，每天把日程排得满满的，把神经绷得紧紧的，把脚步放得快快的，整个人就像上足劲儿的发条，天长日久必会崩断，职场上的过劳死就是一个例证。
这两年，日本国内和台湾地区正在流行“0.8生活学”，这个从医学健康衍生出来的生活观告诉我们，不必每件事都做到十成满，尽80%的力气就好了，剩下20%的力气权当回旋的余地和养精蓄锐的本钱。
确实，工作做到十分满就没有发展的空间，也没有回旋的余地；凡事追求完美、力争第一的人，身心俱疲不说，还容易患强迫症；业余时间都交给了朋友，不是帮朋友忙这忙那，就是参加朋友的应酬，势必会招来家人的埋怨；把心思都放在了自己的兴趣爱好上，不惜一切，奋勇向前，不顾及家人的感受和意见，只能让别人给自己贴上自私的标签。
所以啊，一定要记住，自行车的车胎充气太足容易扎胎，人也一样。
刘师傅
文/马丹
大学毕业那年，我考进了公路局，被分配到316国道西乡苦竹坝公路养护道班。那是一个远离繁华的小院落，十几个人养管着几十公里山路。道班班长姓刘，是一个四十多岁的老公路人。每天一大早，他“轰”的一声发动那辆老旧的赣江车，道班师傅们拿起各自的家伙，相互招呼着“上路喽！”一天工作便从此开始。
“上路！”这是我学会的第一句行话，听起来有点奇怪，却恰恰是道班工作的日常。笤帚、铁锨，镰刀、剪刀，扫路面、清水沟，修苗木、补坑槽，每天在自己包干的2公里“自留地”来回往返。同行的师傅们几十年如一日也不觉乏味，可刚走出象牙塔的我，没几天就憋了一肚子大材小用、壮志难酬的抱怨。
情绪上脸，师傅一看就明白：“咋，学生娃委屈了？”我忙说没有，嘴角却扯不出一丝笑容。刘师傅那黝黑的脸忽然变得严肃了：“这路啊，跟人一样，每天都得拾掇拾掇，干净齐整了，谁看着都舒心哪！更何况，咱这公路四通八敞、盘山走岭的，每天给来来往往的人呀车呀，守着安全，保着通畅，可不是小事儿啊！”
简单的几句话，竟神奇地让我的浮躁沉寂了下来。我似乎一下子懂了这大山里的养路人，他们脸上朴实的笑纹，正是蜿蜒公路的印记，那印记经风历雨，纵横成网，沉甸甸兜着的，是责任。
一年后组织安排我离开道班，转入路政大队工作。负责带我的队长恰巧也姓刘，我也管他叫刘师傅。他带着我们每天往返130公里巡查，和沿线厂矿签订护路协议，挨家挨户宣传公路法律法规。我穿着笔挺的制服，跟在同事们身后，觉得既新鲜又神气，却依然是菜鸟一只。
能够很快进入角色，还是多亏了刘师傅。他的脑子就像永远能自动升级扩容的CPU，路上的大小事儿一问一个准。他叮嘱我工作要踏实用心，教我巧记典型路段、特殊桩号，抽查我对法律法规的熟悉程度，深入浅出分析典型案例，告诉我保护路产路权的重要性。我跟着师傅和同事们一起集中开展路域环境综合治理、排查整治各类道路安全隐患、长途跋涉监控大件运输安全通行……严格执法的过程中，常常会遭遇各种不理解，白眼、对峙、谩骂是家常便饭，有时甚至连生命也会受到威胁。可刘师傅，还有路政执法一线的公路卫士们，他们心中有法眼底无私，干净做事从不退缩，他们的汗水总和路徽一起闪着光，深深映入我的眼底心中。
前两年，我被借调到局编史办工作，在这里结识了第3位“刘师傅”。他是办公室的老主任，一个笔耕不辍的文字工作者，更是一部公路局的移动史书，指导起我们来毫不藏私。借着他的讲述和搜罗整理来的资料，我逐渐了解了汉中公路的前世今生。从践草为径到火烧水激，从上世纪30年代的公路始创到建国初期的晴通雨阻，从11个县通公路到二级路网拉开大幕，一个个巨变背后映射出千千万万激情超越的公路人，他们在养建一线吃灰流汗、两腿泥泞，他们离开温暖舒适的小家，在崇山峻岭架桥铺路、凿隧开道。
白改黑、同步碎、热铺筑，文明路、示范路、美丽路，悄然间，城固至褒河、汉台至勉县一级公路的的建成实现了城市出入快速干道的优化升级，红石梁、栓马岭隧道的贯通方便了镇巴山区28万人民的便捷出行；258公里美丽干线公路创建全面推进，408公里国省道在建项目日新月异；全市首条国省干道自行车专线已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全省首个可露营的公路驿站正在佛坪山间如火如荼的建立！在养护大中修建设工地、在芋家垭隧道加固现场、在地质灾害治理的危险路段、在扶贫项目建设战场、在秦岭巴山、在峡谷关隘，千余名“刘师傅”、“李师傅”、“王师傅”们正在各自的岗位上追逐梦想、激情超越！
现在的我是负责全局文件收发的办公室小刘。一年间，我经手的文件就有近2000份，我看着它们流转、跟进、落实，亲历它们从白纸变铅字、构想变现实。按照市委市政府追赶超越的战略总目标，不久的将来，汉中将全面实现秦巴深山环线、浅山丘陵环线、沿江平川环线和绕城高速环线的“四环红太阳”公路网建设；汉中境内国道将由3条增加为5条，省道由4条增加到12条，国省干线总里程将由现有的1000公里增加到近3000公里，越来越好的未来就要在我们手中实现。
我想，终有一天，我也会从“小刘”变成“刘师傅”。
开锁
文/赵翠莲
踏出门槛，顺手一带，门咔嗒关上，随即发现只有我一个立在长廊上，一应身外之物——手机、外套和外套口袋中的钥匙全部关了禁闭。已是晚上8点，办公楼寂静得听得见自己的呼吸；时值二九，一年中最冷的时节。
当务之急是寻求帮助。首先找门卫。我一边下楼一边脑子里过着搭设云梯之类天马行空的期冀。无功而返。然后爬疏楼层寻找如我一般的滞留人员，果然找到了一微信好友及其好友。三个脑袋远胜过一个脑袋，经过一番磋商我们达成共识，去附近找开锁师傅。
师傅带来全套家伙什。他先是用一铁片在锁孔里鼓捣一番，其间铁片反复抽出，添加一些锡条之类的配件，约摸二十分钟还是鼓捣不成。我这厢脑子里尽是些电影中溜门撬锁如入无锁之境的江洋大盗，开锁利器信手拈来，手到锁开。不得已，我提醒他有猫眼，门没反锁，而且内中有门把手。因为以前我请过一生猛的开锁师傅，人家问明后两个条件后便直接敲掉猫眼，一拐铁穿将进去，快刀斩乱麻，别开了门把手。我家的猫眼至今依然洞开，逢人敲门时常常内外两目对视。这位师傅解释说没带拐铁。不过人家鸟枪换炮，拿出一电动家伙替代手工鼓捣，揿动开关几个回合，锁孔终于有了反应，门打开了。师傅又嘱我试了试钥匙，门锁完好如初。结果好便一切好。过程不重要。
师傅临走又念叨说这把门锁高级，所以费了些周折。其实我也理解。开锁师傅与造锁师傅原本是一对冤家，当开锁师傅摸清了现有的锁“道”，造锁师傅已经推陈出新，研制出新的锁“道”。正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所以，现实中的开锁师傅并不像电影中的江洋大盗一般开锁开得易如反掌。
当然，我遇到的快手开锁师傅倒是有一位。多年前的寒假之后返家，一家人轮番转动锁匙均没打开家门，无奈只好打电话找开锁公司。开锁师傅问了问是否有钥匙，我忙不迭地回答有（心想着师傅要确认这门的主人，倒是蛮有法律意识）。
师傅来到门前，踹了踹门，钥匙一转，门开了。
在印度理发
文/丁庆霞
先生有一个特别的习惯，就是每到一个新的国家，一定要理个发，还要拍照留念，希望能在世界各地留下“发迹”。只是近年来他齿牙动摇，华发满鬓，想在旅途中找到一位满意的理发师傅，那机会可说是少之又少。没想到今年却让我们在印度旅行时遇上了。
我们一到印度圣城，住进千挑万选的旅馆以后，先生就四处找可以理发的地方。这天我们叫了一辆没有顶棚的三轮车，带着我们参观了网络上查出来的当地几个有名的庙宇。参观完了，我们就开始找理发的地方。
沿途找了半天，好不容易看到在一处街角有个理发的小摊子，我们立刻下了三轮车。只见理发师傅手上拿着一把剃刀，旁边是个卖水果的摊贩，他就站在人来人往的街上，一堵破旧的砖墙上挂着一面扁扁的长方形镜子，身前放着一张木头高椅子。
先生想问他价钱，沟通了半天却根本是鸡同鸭讲，他一直以为先生要刮胡子，先生因此没敢坐下来。我一看情形不妙，只好匆匆忙忙地照了相，急把他拉上三轮车逃走。
吃完饭后，我们阴差阳错找到一家之前错过的理发之家。从玻璃窗看进去非常豪华，只有两排黑皮椅子，被一面镶满了镜子的墙壁分开。一边各有三个座位，都是理发用的新式座椅。
可能是下午四五点钟，店里很空没什么客人，我们进去时才看到角落有一位老师傅正在给一位穿西装的客人理发。看到我们进来，师傅忙打手势要我们坐下。
先生对店里设备挺满意的，立刻就坐在理发椅上，我只好坐在靠门口的一张小得不能再小、又窄又低的沙发上，身旁就是塞在角落的收银台。老师傅搁下我们就到店门口去打电话，叽里咕噜地说了一大串印度话，时不时瞄一眼店内的我们，好像很怕我们突然起身要走。
为了来印度，先生那不太多的头发特意留长。师傅先是用剪刀剪短头发，接着又拿出推子仔仔细细地推出了一个非常好看的发型，然后又用小剪刀修齐了边。
我先生的头型特怪，小时候他外祖母特意把他睡成了个扁平头。他外祖母理发多年，据说扁平头对她来说，特别好看又好剪。但普通没经验的师傅经常抓不着诀窍，剪不出发型，常剪出一座半屏山来，从旁边看上去，真是难看极了。
这位印度师傅虽然不太老，手艺可真是好。看着他东抓抓，西剪剪，半个小时之内剪完了发，把先生的半屏山也剪得圆溜滑润，理完发还为先生头皮按摩了老半天。
理完了发，问了价钱以后，老师傅用笔写了出来，先生和我一看都大惊。在印度古城街上的理发店理发，只要五十卢比，半个小时的服务、经年累月的技术只值不到一美元，印度人工之便宜，真是物超所值，令人实在不敢相信。
后来我们在恒河边另外一条大街上走路时，还看见了这家理发店的连锁店，原来这家还有给女人剪发的美发店。可惜我没有在旅游地理发的习惯，不然可以多些特别的体验。
师傅
文/刘向东
春节师傅托人送来一盆君子兰。我小心翼翼放在桌上，那浓绿厚实的层层叶片时而幻化出师傅坦荡憨厚的音容笑貌，时而浮现出一幕幕带我办案的情景。
那时我二十出头，刚进机关时并无固定的师傅，只是老科长关照说只要虚心，跟谁都一样。而我也不分辈分和年龄，凡是比我早进机关的我都叫师傅。因为师傅的称呼是那个年代彼此照面的口头词，也是新同志对老同志的普遍尊称。也许这一称呼有着特殊的意义，我一叫师傅，不管是谁对我都会悉心指教。由此我不仅很快掌握了业务技能，而且也由衷感受到了同事们之间的真挚和温情。那些日子正是反贪肃贿打击经济犯罪的关键时期，经常要通宵加班，我们这些小青年也不分你我，谁缺人手就跟谁，谁就是师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办案的连续性，我便有了固定的师傅。
我的师傅有个闻名的绰号叫“阿发毛”。听科长说“阿发毛”可是上海滩响当当的人物。不论是与人打交道，还是办案抓罪犯，几乎无人可比。果然，有天去几家单位办案，让我大开眼界而佩服的是所到之处根本不用出示证件和介绍信，也不论对方是领导，还是职工，他们一见师傅就像见了久别重逢的朋友似的喜悦无比。那种热情和默契反而让我觉得对方不像是严肃地配合我们执行任务，倒像是朋友之间的帮忙了。有位保卫干部告诉我说，“严打”时，小流氓们一听说“阿发毛”来了，就会闻风而逃，但最终都逃不出我师傅之手。于是行业里有了“罪犯捉不到，就找‘阿发毛’”这一说。有次，跟师傅去外调在火车站候车，眼看要进站了，可师傅笃悠悠地朝旁边的小卖部走去。我以为他去买香烟，可定睛细看，只见一青年朝人家衣袋伸手的刹那被师傅一把抓住。师傅把他拉到一边横眉怒目地训斥道：“手痒，想吃铐子啦。”事后我纳闷，我们是抓贪官的，怎么也抓小偷呢？没等我开口，师傅说：“坏分子把手伸进人家袋袋里，哪能不管呢？”看着师傅一脸严肃，我无语之中顿感钦佩。
在我心目中，师傅的秉性和魅力就是疾恶如仇，伸张正义。尽管那时的执法环境不如今日，干扰办案的压力也错综复杂。可师傅一旦抓住线索就紧咬不放，如同“拼命三郎”，不查个水落石出决不罢休。记得在调查某要案中，师傅对某领导受外界干扰而犹豫不决的态度大发脾气予以争论，还瞪眼拍胸表示：“查错了，我负责。”当时我想，师傅还是编外的借用工人，竟敢拍胸担责也太有气魄了。而后来的调查证明师傅是对的。当我们拿到批准逮捕书的那一刻，师傅一边为我冲着咖啡，一边兴致勃勃地哼起了解放军进行曲······还说，咱当过兵的人不管是遇到困难，还是庆贺胜利，都该唱唱进行曲。
师傅双目犀利胡子浓密，看似粗犷，却也高雅有情调。尤其对花鸟鱼虫琴棋书画无所不通，还专门培植不同品种的君子兰，以送友人。但让我最愉悦的还是他带我去品咖啡看演出。而每次他都要打扮一番，或身着风衣像《追捕》里的矢村警长，或西装领带是个“老克勒”。趁着悠闲，偶尔也顺带抓个小偷小流氓。随后指教我说不同场所不同人群都是历练“火眼金睛”的好目标；不同行当不同知识都是丰富“侦查预审”的好材料。但这种教导的日子并不长，师傅被调任追捕大队长后就很难见到他，我几次想去求教，都因他在执行追捕任务而未能如愿。
今天，师傅退休了。相聚时，他拍拍我肩膀说：“你也成师傅了，严字当头就能出高徒呀。”此刻，静静地端详着生机勃勃的君子兰，耳边又响起了师傅的谆谆教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