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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年猪的文章

2022/12/12经典文章

关于年猪的文章(精选10篇)

杀年猪

文/臧公建

时光荏苒,进了腊月,又一个猪年即将登场。

生于70年代初期的我,总是不由自主地回忆着小时候家中杀猪过年的情形:幼时的记忆,浓郁的年味, 那肥得流油的肉片,一想到喉咙就会不自觉地蠕动着直想咽口水。

我生在皖北萧县一个偏僻的村子, 小的时候,每一户人家的日子都不好过,一年到头忙着农活,生活极其清淡,饭菜里难得有几点可怜的油星。记得有一年三大伯在春天给我们几个孩子用铁条做了几个叉子,说是可以插饺子,一直都没有用处,只等到过年才有机会试用。如果遇见有油水的汤菜,必然以最快的速度将碗里的菜一扫而空,用馒头将碗壁擦了又刮,砸吧着嘴,一副意犹未尽的样子。因此,宰杀年猪就成了幼时的我最盼望的日子,因为这天可以大快朵颐,让“草肚子”能有一次油荤满肚的机会。

我刚刚有记忆的时候,父母每年年初都会到集市上抓头小猪崽回来饲养。那时,猪在家庭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汉字“家”就是在屋檐下喂一只猪,足见其在家庭中的分量。

那时养猪不图赚多少钱,主要是能够积攒粪肥。平日里剩饭剩菜、刷锅的泔水甚至杂草都倒入猪圈里喂猪,再将那些庄稼叶子、麦秸、烂草和家中的生活垃圾倒入猪圈里堆上土,连同猪自身排出的粪便,混合到一起,借着猪的来回踩踏,将粪肥压实、发酵,一圈满了就清出来堆到一边,待到种麦子时,猪圈产生的粪肥撒到地里都是上等的有机肥料。“养猪不赚钱,回头看看田”就是这个道理。年底了,将已经养肥养大的猪宰杀掉,留下一小部分自用,剩余的全部拿到集市上或者村里卖掉,一家人可以解解馋,还能换点钱补贴家用。

记得那时如果出售一头整猪,得费力跑很远,到公社食品站,还不一定卖掉。所以每年腊月二十前后,家里的猪就会被杀掉。在杀年猪的前夜,母亲总是翻来覆去地不能安稳地入眠,仿佛有什么揪住自己的心似的,年年都如此。父亲是懂得母亲无法入眠的缘由,毕竟从小猪仔开始喂,每天都要与它说无数次的话,猪也甩动短而粗的尾巴通人性一样地哼哼着,仿佛在回答女主人的问题似的。有了感情不舍总是难免的。但现实很无奈,母亲只有在宰杀时候念念有词:“猪,猪,你别怪,你是人间的一道菜,愿你来世做人早投胎。”

在我们村里,我二大爷是个技术高超的屠夫,他有一整套杀猪用具:包括一把长长明晃晃的闪着光的尖刀,刀脊背处一道浅槽子,说是放血用的;一口烫猪用的大铁锅;拱形的刮刀;一根头弯成钩子的铁条;两根翻肠子的细竹棍;其他还有挂猪的钩子,捆猪的麻绳,一方磨成月牙的磨刀石。

等到杀猪的日子,母亲会早早起来给猪准备一顿好饭,不让它做饿死鬼,年幼的我基本上是在烧火,烧一大锅开水留着烫猪。收拾好的猪被抬着放到板子上,大伯会按乡亲们要求的大小把猪肉分割, 以略微低于市场的价格出售给大家。当天,左邻右舍都飘出了诱人的肉香,一个村子都洋溢着欢乐的年味。一些不能吃的杂碎留在地上,村里的狗跟着开了荤腥,提前过了个肥年。

冬日天短,一切收拾完毕,日已当午,二大爷擦拭好刀具,装进包里。父亲端来一盆热水,招呼着大家洗罢手,热情地请进屋里,都跟着辛辛苦苦忙活了大半天,自然要好好招待一番。此时,母亲已经做好了饭菜,那些留着过年待客用的“硬菜”是舍不得动的,不过炒几个青菜,再割点脖梗处的肉和冷却后的猪血炖锅杂烩菜。那时都喜欢脖颈处的肉,管这叫“槽头肉”,吃起来特别香。庄户人家平日里伙食清淡,母亲做的那些菜已经算是大荤了。几个人喝着酒,就着这些简单的菜肴,吃得有滋有味,喝得满脸放光。一边吃一边喝,一边还说说一年的收成、明年的打算。

当时在我们老家的传统是男人在屋里吃喝,女人和孩子们是上不得桌的。母亲会在锅屋的案板上给我们每人盛上一大碗带肉的杂烩菜让我们先吃着,母亲却不急于吃,而是盛上菜分头给爷爷奶奶及左邻右舍送去。

每逢年关杀猪,除了惦记吃肉外,最有意思的就是玩。二大爷将猪尿脬割下来,迫不及待的我们赶紧上前接过还有温度的尿脬,倒掉里边的猪尿,不管它那浓浓的臊味道,大家轮流对着入口处就是一通猛吹,一个个的脸涨得像猴屁股似的通红,腮帮子鼓得像青蛙。几个人换下来,猪尿泡逐渐膨胀,对着墙上揉揉,再吹,就变成个西瓜大的气球了。用线绳扎紧口,到门前的空地上和那些前来看热闹的小伙伴们踢着玩,尿脬上残留的猪油极易沾土,一会儿工夫就脏乎乎的,可我们全然不顾,依旧踢得兴高采烈,任其在自己的身上甚至脸上碰来碰去,或者拴到一根长棍上像个灯笼似的挑着。

还有一种玩法。杀猪的废水里面还会残存一些油脂,我们这些孩子捞上收集一起,放到猪蹄甲外壳里,做成一个小灯,用火点着,四处走动,就这样我们在外面玩得昏天黑地,其乐无穷。

多年后参加工作,偶然听说,槽头肉居然致癌,不免惊出一身冷汗。回家和父母与乡亲们谈起,他们都笑了,说现在的猪跟那时候的猪一样吗?那时候的猪都是本地土猪,喂那么长时间吃得是粮食,菜哪里有毒去?现在的猪喂的都是猪饲料,几个月出栏,上哪再找那三指膘的土猪肉去,都薄薄的一层膘跟纸似的,哪还有猪肉味啊?

就是,除了记忆中,我还能去哪里再寻到那喷香的猪肉,欢乐的猪尿脬以及那浓郁的年味!

年猪

从老院子搬到新居已有四十多年,但我的记忆中还保留着当时杀年猪的热闹场面。

出了正月,年味儿渐渐淡了。为了准备来年的年猪,一过农历二月初二,母亲便打发父亲走村串户,购买仔猪。那个年代仔猪价格很低,三五十元就能买回一头。父亲根据母亲的建议精挑细选,买回两头黑猪,母亲高兴极了。

两头小猪仿佛到了福地,母亲像呵护我们一样精心地照顾它们。农历二月份正是天气乍暖还寒的季节,把这两头小猪放在猪圈里害怕冻坏,于是母亲便把这两个小家伙放在外屋厨房喂养。经过一个月的精心喂养,两头小猪渐渐长大,天气也逐渐转暖,母亲便把猪圈清理一番,垫上谷草,才放心地把这两头小猪赶进猪圈。

母亲利用在生产队劳动之余,在田间地头割灰菜、苋菜,傍晚拿回家切碎,放在锅里烀熟,再掺点玉米面和谷糠搅拌,待猪食不烫手时才倒进猪食槽里。小猪一听到母亲“嘎啦啦、嘎啦啦……”这熟悉的呼唤声,便“扑棱棱”地抖抖身,奔向猪食槽,起劲地吃起来。那时的我年纪还很小,无力帮母亲分担家务,母亲每天十分辛苦。两头小猪就在母亲的辛苦劳碌之中渐渐长大。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也是家家户户交猪的季节。这天一大早,我随同父亲赶着一头大黑猪去了收购站,将这头猪卖给国家,而另一头猪留做年猪。

刚进腊月,家家户户都准备着杀年猪。一大早,父亲找来邢大伯和左邻右舍的壮汉,将剩下的那头黑猪按倒在地,用麻绳将四蹄捆绑结实。邢大伯拿出杀猪刀,口里念叨一番便开始杀猪,动作干净利落。

母亲和婶子们在屋里忙着烧水、切酸菜。我用眼睛的余光看到,母亲脸色阴沉,眼泪在眼圈里直打转。虽然我那时还小,但也读懂了母亲的心思。年猪是母亲一点点喂养大的,近一年的时光,已建立起深厚的感情,如今杀掉它不免有一丝辛酸。

母亲把一大块五花肉和酸菜一起放进锅里,不一会儿,外屋就飘来阵阵香气,那味道香极了,恨不能一下吃到嘴里。

饭终于做好了,我和老叔、哥哥,还有其他小伙伴坐在北炕上,开始细细品味年猪的味道。而那些喝酒的长辈们则坐在一起,兴致勃勃地聊天、畅饮。

杀年猪,是儿时过年的头等大事,其中蕴含着母亲的辛苦操劳,也充满着浓浓的年味儿。

杀年猪

文/桂烈兵

父亲昨晚打来电话,说今天家里杀年猪,问我可有空回去?言语中的惴惴让我很是惶恐,于是连忙应承下来。

村里现在只有几户人家了,房顶上,堆着积前两天的落雪,几只麻雀叽叽喳喳地从残壁中飞向树梢,让故园更显得颓败而荒凉。我早已在国庆节前装修好了新宅,可爸妈放不下老宅里的那十几只鸡鸭,更放不下哪口养了一年多的猪,其实,我知道,如果允许,爸妈就想一直在老宅里住着。老宅里,装满了他们这一辈子的温情和记忆,这个有些破败的老房子才是他们心中真正的家。

这几年,发现老了的母亲越来越象奶奶,哪个曾经的风风火火快言快语却总是有些生硬鲁莽的母亲,好像让时光磨平了所有的棱角,渐渐圆润平和,并无端的生长出对儿女的依恋来。父亲更显得沉默了,每次回来,他总是无言地坐在我身边听着我与母亲的交谈,再无声地准备好让我带回去的疏菜鸡蛋之类的,且一定要送我上车,待我登车而去的时候,总能看见他在路边伫立好久。

看见母亲就想起奶奶,现在的母亲就是奶奶的翻版,母亲年轻时一直忙着农活,好像没怎么照顾过我们,我们兄妹感受到的母爱是奶奶给予的,以至于奶奶有一次说母亲要学着怎么当一个母亲和长辈,母亲只是笑笑,却无改她一如既往的大大咧咧的性格。那时候的父母,更像是我的兄长和姐姐。

贫寒的农家,养猪是一份最重要的收入,但也是一件耗心劳力的辛苦活儿。奶奶一直养猪,多的时候,一年得养四五口。到了年关,卖一口,就有了我们的新衣服和年货,杀一口,就有了过年的肉食和我们来年的学费,“万瓢水千瓢糠”,奶奶一直念叨着这一句,万瓢水容易,千瓢糠可难,喂几口猪,猪食就成了难事,我打小就跟着奶奶到处打猪草,挖野菜,用一根小小的竹扁担挑着回来,奶奶烧起大锅,把猪草煮了,再放进一口大缸里,春天的油菜叶,夏天的鱼腥草,秋天的红薯藤以及冬天的萝卜叶,都是最好的,奶奶带着我一点一点的拾掇,几口猪也在这样的辛苦里长大。

其实奶奶怕养猪,我知道,并不是因为怕累怕脏。每每卖猪的时候,看着养了那么久的猪被牵走,她拿着哪根空荡荡的绳子,就像是呆了一样,一天甚至一连几天,都不说话,偶尔会流着泪叹息一声。等到杀年猪的那天,更是早早地躲开,去姑姑家呆上几天,她受不了这样的场景,尽管,在乡村,杀年猪有着节日一样的喜庆。回来以后,她总是说以后不养了,不能养了!

如今母亲也是一样,养猪的时候各种细心,堪比奶奶照料儿时的我们一样,今天杀年猪的时候躲了开去。我和妹妹们一直让她别养了,现在的日子不缺这点,何况,养猪算起来比买猪肉还要费钱,她总是笑着摇摇头,说得多了,蹦出一句,你们都不在家……

这一句让我脸红,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确实,这么多年,给过钱,买过吃的穿的喝的,似乎我也一直心安理得的自以为是孝顺,爸妈也一直康健,平时一个月能回来一趟,呆上一会说说话就不错了,往往是坐上半小时就急着走,从来没有认真地和二老聊聊天,在妈的眼中,养一口猪比几个儿女更能排谴心里的孤独了。劝不了,我只有苦笑着由她。

今天不错,妹妹一家子都来了,一家子在这个入冬以来最寒冷的冬日里提前团圆了,等屠夫把杀好的猪收拾停当,我们打扫完卫生,妈妈就回来了,看着空空的猪栏,望着一块块猪肉,她背着人抹抹泪开始做饭,我拿起手机招呼爸妈一家人拍了张全家福,那一刻,他俩的笑容最为灿烂。

下午,爸会去邻村的董叔家捉来一口猪仔,妈说,快过年了,那猪圈里不能空着,她还得养猪,生活还会继续。

年味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农村,腊月一到,年味就出来了,家家户户都在欢天喜地准备着过年。这是一年辛劳之后,大人、孩子们最惬意和享受的一段幸福时光。

在我们老家,年味主要来自三件很重要的事情,完成这三件事情,过年也就基本准备妥当。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杀年猪。杀年猪可以说是我国流传久远的一种迎新年的方式,当然我的家乡也不例外。有童谣唱道:小孩小孩你别哭,进了腊月就杀猪;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月就是年。这反映了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人们盼望杀年猪吃肉的迫切心情。杀的年猪是一家人辛苦一年养的猪,是吃孩子们打来的猪草长大的,极其生态环保,肉质鲜嫩。不像现在的猪,三四个月就被催肥了,这样的猪肉吃在嘴里,如同嚼蜡。杀年猪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头两三百斤的猪,至少四五个“壮汉”才能“制服”。捆好猪,就要抬到场地上,烧上一大锅滚烫的开水。猪之将死,其鸣也哀,惨叫声让看的人心生怜悯,但主刀的“壮汉”却毫不留情,朝猪肥嘟嘟的脖颈处,猛地一刀下去,猪顷刻间毙命,放出一大盆猪血。剩下的事就是吹气、拔毛、开膛破肚。猪肉切割好后,左邻右舍你十斤,我二十斤,一会儿功夫,一头几百斤的肥猪就被大家“瓜分”了。买到猪肉的人家欢欢喜喜拎着猪肉回家过年。帮忙杀猪的人也开心地拎着“免费”的“猪下水”和数斤猪肉回家犒劳自己和老婆孩子。

第二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做新衣。腊月里裁缝是最受欢迎的人,再不济的家庭,过年的时候也会给每个孩子做一身新衣服。做母亲的先到集市上选好心仪的布料,然后去跟裁缝约好到家里做新衣的时间,一般只要一两天全家过年的新衣就大功告成了。新衣服拿回家,试过后立刻就被收起来了,要等到过年才给穿。于是企盼过年,等待穿新衣的心情成为那个年代孩子们重要的年味记忆。

还有一件事情也是要做的,就是做豆腐,我们那里称之为“打豆腐”,一般是在腊月中旬进行。在农村,豆子是很容易找到的食材,前场后院、开荒地种出的豆子足够一家老小做豆腐吃的了。先把上好的豆子放在木桶里用清水浸泡发涨,一两天之后,送到磨房里进行磨浆,接下来的工序就是摇浆过滤、煮浆、点卤、压榨成型。只需半天功夫,一板板热气腾腾的豆腐就新鲜“出炉”了,即便是剩下的豆腐渣,也可以被人们拌上蒜苗当作美食炒着吃了。

转眼三十多年过去了,如今,商品已经极大的丰富,不再缺吃少穿,只要手中有钱,即使足不出户,人们也能买到心仪的年货。杀年猪、做新衣、“打豆腐”自然也不再是腊月里必不可少的年俗活动。只不过没了这些年俗活动,就少了很多儿时的“年味”,或许年味就是一种心情吧!

北川袍膛会

文/陈吉林

我的居住地虽然离北川羌族自治县只有不到30公里的距离,但对于羌族这个少数民族的习俗,尤其是羌民族的节日我真是了解甚少。

据说,在每年冬至节前后,北川的一些羌寨都要举行袍膛会。袍膛会究竟有些什么羌族风情,我早就想去见识一下。于是,挑了一个周末,我和同学一行前往。

当天上午9时,我们顶着薄薄的晨雾,迎着有些料峭的寒风向着目的地进发。不知不觉中,一个多小时车程就到达了西羌神木寨。寨子的公路两旁整洁、卫生,一派新农村的面貌。这天,我们没有看到想象中的那种热闹场面,路上只见稀稀拉拉的行人。同学说:“走,我们先去看杀年猪。”

杀年猪是袍膛会的重要活动之一。在一个宽敞的院坝里,一群穿着汉服和羌族服装的男女正围成一圈看杀年猪。可惜我们来得晚,没有看到杀年猪的全过程。看了杀年猪,我们走进了一个慢摇吧院子,一些客人和一群穿着节日盛装的羌族姑娘正围着篝火,随着音乐的节拍跳着“萨朗”“锅庄”。舞蹈结束,客人们意犹未尽,又兴致蓬勃地拿起话筒,自娱自乐地唱起了卡拉ok。你唱完后我登台,不亦乐乎。

午饭时间到了,我们登上二楼的餐厅,里面放着10多张木质四方桌和木质条凳。羌族服务员热情地招呼着。“今天的客人好像不多呢?”我问。“是的。今天也就五六十人。所以今天只杀了一头猪。往年客人多,我们当天要杀10多头猪,有1000多人同时就餐。”“为什么今天人少?”“由于疫情的原因,我们今年没怎么宣传。虽然说每年的冬至节前后我们都要举行袍膛会,但不固定在哪一天,主要根据天气情况而定,客人就不知道究竟在哪一天举办。”快人快语的部门经理蒋运蓉介绍道。“哦,原来是这样。”“今天中午吃的是不是今天上午宰杀的那头猪?”我继续问。“那肯定是哦。”蒋经理笑着回答。她接着说:“你们一会儿吃的猪肉完全是原生态的。平时我们这儿农民喂猪的食料都是芋头、玉米、红苕和菜叶等,不掺一点饲料,是真正的原生态。”说话间,回锅肉、猪血旺、炖猪脚、爆炒猪肝等一个个菜品端上桌,久违的儿时的那种香香的土猪肉味儿扑面而来。吃着肥而不腻、瘦而不柴的猪肉和色味俱佳、特别爽口的爆炒猪肝等菜品,感觉这便是世间最美味的佳肴。

一天时间很快就过去了。遗憾的是,我们稍微来晚了一点,没有看到美丽的羌族阿妹们敲起鼓儿,打着锣,跳起羌舞欢迎客人的热情场面,也没有看到年轻力壮的羌族阿哥将戴着大红花的农家黑猪抬着游街和抬上主会场等有趣的开幕式。

有人说,人生总是难免有遗憾。但我认为,有时遗憾并非坏事。由于来晚了一点,这次北川西羌神木寨袍膛会之行,虽然给我们留下了些许遗憾观摩体验,但却给我们下次再到西羌神木寨游玩留下了可能。

忙年

文/吴亚芹

过去在东北乡下,一进腊月,就要忙年了。忙年不仅是要给孩子大人换件新衣服,更主要的是忙三件事:蒸黏豆包、做豆腐、杀年猪。

那时,不是用黏玉米粉蒸豆包,而是用大黄米或小黄米再加点玉米,约七份黄米三份玉米,用水淘洗干净,捞出来放到席篓子里控干水分,然后用碾子碾成面粉,放到大瓦盆里和面,和好后放在炕头发面,另一边同时烀着豆馅。经过一天一夜,面发好了,呈酸甜味,就招呼前后院的大姑娘小媳妇和婶子大娘来帮忙包“饽饽”(满语指黏豆包),大家围坐在火炕上,中间放一大盆黄面和一盆豆馅,人们嘻嘻哈哈说着笑话,唱着小曲,讲着“瞎话”,把包好的饽饽摆在盖帘上,摆满了再放到灶间的大铁锅里蒸熟。灶堂里燃烧着木柈子,红亮亮的,大铁锅里烧着开水,雾腾腾的。男人在灶间看着烧火,一小时后揭开锅盖,一大锅金黄油亮的粘豆包散发着特有的香甜味儿就呈现在人们眼前。这时需要有力气的男人拉着蒸帘的绳套,才能把这一大帘黏豆包端下来。先端一帘到屋里,大家就着自家酱缸里的什锦咸菜开始品尝“香饽饽”。有时还会给邻居家送去一碗,并说,尝尝我家的黏饽饽。

由于豆包太黏,大家用小木板蘸水把剩下的黏豆包一个个分别起出来,摆放在用高粱秆穿成的1米多长、2尺宽的大帘子上,由两个人抬着放到院子里的长凳上,一帘又一帘金黄色的热豆包在冰天雪地里冒着袅袅热气,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冻透之后的黏豆包存储在大缸里,是当年冬天以及明年开春的主食。

再说说做豆腐,每户人家把泡好的15公斤左右的黄豆,用水桶装着拎到生产队豆腐坊,由专职豆腐倌给各家各户做好之后,主人把大豆腐、干豆腐取回家冻上储存。每当豆腐坊的豆浆开锅时,人们抵挡不住浓浓豆浆的香味诱惑,往往会盛上一碗趁热喝了,暖暖的全身舒畅。

杀年猪更热闹,孩子们欢呼雀跃,大人们“磨刀霍霍”,一听到抓猪的吱吱叫声,就感觉到一种过年的喜庆气氛。其实,头一天人们就把腌制了一个月的酸菜切了满满一大盆酸菜丝,准备做东北有名的白肉血肠烩酸菜。杀年猪是要把屯子里的亲朋好友请来一起品尝的,家家如此,互相吃请。东北人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豪爽劲儿,显示了浓浓的乡情和淳朴的民风。

猪肉往往卖半个,换点零花钱,把余下的切成块用塑料膜包好,然后在院子里挖个雪坑放里面,上面用雪盖严实,再浇上凉水封冻,在没有冰箱的年代,那就是天然的冷冻室。

农家小院房顶飘着炊烟,门口冒着热气,人们忙里忙外迎接新的一年,东北浓烈的年味感染着屯子里的男女老少,让人至今回味无穷……

烤猪肝,喷喷香

文/卢兆盛

在各色荤菜中,本人素来喜吃家畜家禽内脏,尤爱吃猪肝,爆炒,打汤,卤制,熏腊,烧烤……样样都好,来者不拒。但吃来吃去,吃了大半辈子,我还是总觉得比不过老家的烤猪肝。每每想起小时候家里杀年猪、烤猪肝的情景,我就会忍不住流口水。

其实,老家的烤猪肝还算不上一道菜,只是杀年猪时大人们“赏给”贪吃小孩儿的一种临时“小吃”而已。但,就是这不起眼的“小吃”,温暖了我童年的每一个冬天。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老家家家户户可以养猪了,大多数人家每年可以养两头猪,卖一头,杀一头。什么时候杀呢,当然是在过年前杀了,所以叫杀年猪。我们这些小把戏盼着过年,除了穿新衣、放鞭炮、图闹热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好吃。而过年时好吃的东西自然比平日丰富多了,但我们这些小馋猫更看重的是杀年猪。一年到头,只有杀年猪那天才是神仙过的日子,萝卜炖猪脑壳、糯米饭猪血灌肠,大盆大碗,放开肚子猛吃猛喝,那才真正的过瘾解馋。但,这些午餐的美味佳肴要端上饭桌还得等几个时辰,因为年猪一般是清早杀的,单是制作灌肠这道菜就颇费些时间和工夫。各家的父母好像都晓得自家的小馋猫等得不耐烦,在去毛开膛取出猪“下水”(内脏)后,赶紧切下巴掌大一块猪肝(不能多切,大部分还要留作他用),再按人头分成若干小块(来做客的亲戚家小孩也有一份),每小块两面都用刀划痕,抹上盐,余下的事情就是让小馋猫们自己动手解决了。

我们拈着猪肝,飞快地跑到火塘边,用火钳拔出一些燃烧得红光熠熠的柴火炭,再把火钳微微张开,放上猪肝,开始烘烤。烤好一面后,再翻过来烤另一面。望着烤得冒着滋滋热气的猪肝,嗅着阵阵扑鼻而来的猪肝香,烤的人和看的人口水都直往外流。往往等不及烤到八分熟,一只只小手便伸过来,抓着烫手的猪肝就往嘴里送,烫了嘴巴也没听到有人喊疼……因为分量少,平时更难吃到,所以总觉得不过瘾,总盼着过年,盼着杀年猪……

长大后外出读书参加工作,只要家里杀年猪,我都要重温儿时的梦——烤猪肝,感觉味道没变。母亲看着我的馋像,总笑着说我还没长大。后来在城里自己家里,冬天烧木炭烤火,我也曾几次试着从菜场买回猪肝,照着小时候的做法烘烤,但总感觉味道差多了;也多次吃过烧烤店的烤猪肝,尽管配料多了、烘烤水平高多了,但还是吃不出过去那种味道。也许烘烤的地方和时节变了,也许是当下生活水平高了,也许是现在的猪肝多来自饲料猪身上……也许,这所有的也许,都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因为远离了故土,所以才失去了原味。

如今,父母已年逾七旬,体弱多病,好些年没再养猪了,我也多年不再吃到儿时那种烤猪肝了。但在记忆深处,儿时的烤猪肝,永远散发着温馨诱人的芳香,任凭岁月流逝,印象历久弥新……

腊月往事

文/方卿

在农村,人们秋收冬藏已毕,就开始筹备过年的年货;伴随着腊月的袅袅炊烟,年味开始蔓延起来。每逢这年味浓浓的腊月,我的大脑总是跳跃着一些记忆深刻的腊月往事。  

时光飞回到1978年。那时,大集体已经把群众拖到了饥寒交迫的地步。人们日子非常简单,家家都差不多。  

进入腊月,母亲叫我跟她到外公家去借粮食。家中的粮食已经所剩无几了,平时都是母亲东借一点西借一点,伴与野菜过日子。母亲说,再去外公家借100斤,便可过完这个年了。  

外公家住在普安新店,没有田,是“喀斯特”地区,称为“高山”;那里土地很广,队长管得不严,所以群众都私自开得有生荒地,撒些荞麦,吃粮一般没有问题。

我们这里水源好,一色的水田,是晴隆有名的“粮仓”,称“田坝地方”。虽然后山有不少青冈林,但是集体用来养蚕;加上队长管得紧,没人敢去开荒。  

记得那些年由于接二连三搞“大跃进”、“大炼钢铁”、“浮夸风”等一些不着边际的运动,生产上“人哄地皮”,结果“地皮哄肚皮”。生产队生产的粮食,交完公余粮便所剩无几了;“田坝地方”的人“干部扛红旗,群众饿肚皮”。  

为了生存,“田坝地方”只好到“高山”去借粮食。秋收后集体分的稻谷加上利息还了“高山”后,家家户户又所剩无几了;不够吃又去借……如此恶性循环,“田坝地方”也就越来越贫穷!  

由于体力不支,50里山路,我和母亲竟然足足走了一天。太阳落山才到了外公家。  

我和母亲在外公家住了3天,我们也就吃了3天饱饭。虽然都是些包谷饭、“荞疙瘩”,但是吃起来格外香甜,我都有些“乐不思蜀”。  

第四天,外公借给了母亲1斗(40斤)包谷2斗荞子,并用马匹帮母亲送回来。而我,却赖在外公家不走,只等开学了母亲才去接我……  

1983年,对我来说也有跨时代的记忆。

这年,土地下放两年了。田里的稻谷还是老品种,栽的是“大窝稀”;虽然上了很重的公余粮,但是家中口粮比起大集体时强多了。  

自从土地下放后,允许开荒,我家在后山开垦了8亩荒地。母亲又到外公家借得1斗荞种和1斗麦种种上,结果大丰收。从那以后,我家逐年还清了粮食债,而且还有了节余。  

那年,我家喂养了一头过年猪。为了买这头过年猪,父母拼死拼活,白天黑夜连续编织了10多天茅草席,共60床,卖给土产公司包药材,得钱30元。父亲到猪市上审了又审不敢下盘,最后快散场了才相中一头别人选剩了的杂色花毛猪。父亲说,28元的价格值!花色丑一些没事,照样长肉。  

那年头养猪,没有哪家舍得用粮食,再说也的确没有;家家都是用光猪菜煮成水猪食“吊架子”。接近年边的腊月,才会在猪食里加上一星半点荞麦面作“搅头”。人们对猪的重量要求也不是很大;“劁猪匠”当时的“封赠”语就是“肯吃肯长,长120斤好过年”!  

进入腊月,我们全家就把过年的希望寄托在年猪身上,格外重视。母亲抱着大侄儿去喂猪,教他的儿歌就是“过年猪,长大大,长胖拿你杀嘎嘎(肉)”。  

这一年,我家养了1头牛,20只鸡,10只鸭,2只鹅,基本是放养和散养,不用喂粮食;瓜儿小菜长势也不错,算是土地下放后第一个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年头。于是进入腊月就有了浓浓的年味。

首先,是母亲为我缝制了一身“灯草绒”的新棉衣,我心里非常高兴。接着父亲卖了他盘的叶子烟,买回了3饼挂鞭,3幅对联,3张“门神”,4张年画。我和哥哥则到大河沟去钓鱼,钓回11条养在水缸里。母亲用粑粑盆打了年糕,用木碓舂了搭耳粑,全家都处在辞旧迎新的欢乐气氛中。年货简单备齐,就等着杀年猪了。  父亲说,杀年猪不能赶先,也不能落后,在人中间最好。于是我们就盼望村子里的年猪叫。张大爷家杀得最早,腊月二十一年猪就叫了。父亲开始拿来历书看日子。他说除开家里所有人的属相,确定二十六杀年猪。于是我们就盼望这一天的到来。  

杀年猪,我们小孩子别提有多兴奋了!因为这一天,我们小孩子都能够美美地吃一顿火烧瘦肉。一年就只能吃这么一次。那味道,简直让人久久不能忘记。

去年的三十夜也让我百感交集。

不管好坏,年终结算还是赚了一些钱。因此,年夜饭亦比较丰盛。我们全家三代同堂,其乐融融。面对鸡鸭鱼肉,美味佳肴,小儿子把各种饮料、酒类、果类、糖类搬出来。

按照惯例,全家人每样东西都要尝一下。但不贪多,以饱为止。

席间,少不了各种话题。母亲总结她一年来的身体状况;妻子总结她一年来的理财经验;儿子总结他们在大学的学习情况;我嘛,自然是总结生意场上的得失。全家侃至深夜,酒足饭饱。我突然心血来潮,提议大家回忆多年来一些值得回忆的大年夜情景。

对年夜饭我的记忆很模糊,但对爸妈发压岁钱的印象却挺深。大儿子说。小儿子喝了一口饮料说,记得小学时父亲发给我们的压岁钱是5到10元钱,中学时是50到100元,现在我们上大学了——他想发给我们,我们也不要了,因为转眼一上学,父亲都要为我们每人交上万元的学费!

母亲今年八十一岁,她历经旧社会的磨难、解放初期的拘谨和大集体时的粮食关,可谓历尽沧桑。她的感慨自然比我们多得多,她说,儿们呀,解放前我们家基本不兴吃年夜饭,因为每年三十夜都要出去躲债。记得有一年三十夜杀了一只鸡,煮好后还未动筷子,就被上门逼债的地主端走了。我和你爹就着一锅白水煮青菜过了一个年。咱们家今年这种年夜饭,当年只有地主家才可以享受!

母亲喝了一口饮料继续说,刚解放时马马虎虎。没有人逼债嘛。不过还是穷,杀不起猪,最多杀只鸡过年。但是和旧社会相比,已经是天上地下了。五八年大练钢铁,六六年至六八年过粮食关,那时苦啊!集体分的粮食一年不够半年吃。三十夜怎么办?没有粮食,只好去“高山”借或挖野菜充饥。为了三十夜的节日气氛,上山去挖些野山药和白背蒿回来做成蒿子粑。你爸爸最爱吃了,但由于没运营,身体瘦得像根滕!母亲把面转向儿子们。

奶奶,您哄我们?你看我爸爸肚皮拱起这么高,怎么说瘦得像根藤?小儿子调皮地说。

傻孩子,我是说你爸爸小时候。你爸爸这大肚皮呀,是三十年来托改革开放的福,经济发展一年一个样,生活水平一年比一年高。你们看,这满桌子的鸡鸭鹅鱼,你爸爸那肚皮不高才怪呢?哈哈!母亲用筷子指着圆桌上丰盛的菜肴,笑着逗她的孙子们。

哈哈哈哈……

我们全家人哄堂大笑,把大年夜的节日氛围推向高潮。

年味记忆

文/何龙飞

小时候,我家穷得叮当响,过年吃猪肉是莫大的奢望。父母顶多能挤出点钱,在乡场或杀猪匠家里割十来斤肥肉过年用。当我见到较为富裕的农家杀年猪的场景后,便心里不平衡了,渴望着自家也能杀年猪,狠狠过上一把吃年猪肉的瘾。然而事与愿违,我家在艰苦中煎熬着。

父母与我一样,盼着能杀年猪。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户后的第三年,母亲买来猪仔饲喂。一年劳碌下来,那头猪长到260多斤。腊月里,我家终于宰杀了第一头年猪。父亲叫杀猪匠把猪肉分成了一块块,且骨、肥肉、瘦肉分离,肥肉作白板肉,瘦肉做瘦肉包或灌香肠。

随着左邻右舍及亲朋好友的陆续到来,母亲的炊事更忙碌了。好在,来帮忙的妇女们分工合作,把厨房的事办得有条不紊。我人小,做不来家务活,就看热闹,跟在父亲身后沾喜气。

是吃刨汤肉的时候了。有的安桌、摆筷、放碗、瓢羹,有的端菜、倒酒、舀饭、吆喝。大家围桌而坐,在父母“动筷”声响起后,纷纷下箸。咸菜回锅肉、酸萝卜炒肉丝、麻辣血旺汤、爆炒猪肝腰花……佐之以饭,越吃越香。俗话说:无酒不成席。杀年猪这天,还要喝点酒,让气氛更热闹喜庆。于是,父亲带头斟酒、拉家常、行酒令,亲情与友情变得更浓烈。

饭后,还要在热锅里烙白板肉皮,去掉黑黄皮层后码盐待炕;打理猪内脏,尤其是肠子,准备灌香肠。妇女们切肉、洗肠,备花椒、盐、菜油、白糖等作料,装肉,用麻丝系紧,一切有条不紊。

晚饭时,父母再邀大家来吃,还会喝些酒助兴,将杀年猪、吃刨汤肉的喜悦氛围营造到了极致。我格外珍惜这难得的打牙祭机会,吃得饱足,舒服、满意之情溢于言表。夜深了,父母送走客人们,疲倦至极,领着我倒头便睡。当晚的梦,分外香甜、美妙。

杀年猪不单是我家的盛事,还是乡亲们的乐事。邻居、亲朋杀年猪了,我也跟着享受欢乐与美味。这不同凡响的年味,成为我抹不去的记忆。

过了腊月闹正月

文/赵凌波

儿时故乡开鲁的腊月真像腊月。腊七、腊八,冻掉下巴,虽然没听说真有人冻掉了下巴,但是冷得出奇的天气是人人都领教过的。人们穿着家做的棉袄,纽扣是对襟上打着一排算盘疙瘩,男的戴着狗皮帽子,富裕些的戴羊剪绒的,女的脖子上围个毛线围巾,一双趟子绒棉鞋,脖子上吊着一副棉手闷子,来来往往的人们抄着手贴着避风的墙根行色匆匆。能穿上翻毛皮鞋或者大头鞋的,算是顶好的人家。有身份的人穿制服,老百姓叫“洋服”。“洋服”需要到成衣铺去量体裁衣,穿在身上确实比家做的棉袄显得精神。还有人在小棉袄外面穿一件大棉袄,当时有个时髦的名叫“棉猴”,那可不是一般人能穿得上的。

喝了腊八粥,腌了腊八蒜就该杀年猪了。农村人杀年猪,城里人也要杀年猪,不杀年猪好像不是过日子人家。一时间,杀猪匠成了香饽饽,这家请那家叫,到哪家都是坐上宾,而且工钱是不能少的。杀猪匠一般力气都很大,杀散养的猪时,他们用套子套,对付圈养的要跳进猪圈,趁其不备麻利地提起猪后腿,顺势一拧,将猪扑倒在地,用膝盖死死地压住猪脖子,然后拽出准备好的麻绳,打个猪蹄扣,把猪的四蹄结结实实地拴住,然后和帮忙的一起七手八脚地将嚎叫着的猪抬上桌,熟练地操刀、放血、“挺猪”。只见他先在猪的后腿处剌一个小口,将小拇指粗的铁棍伸进去“挺猪”,试图在猪皮与猪肉之间挺出更多的空隙来,估摸差不多了,拔出“挺子”沿着小口鼓起腮帮子向里吹气,不一会儿那猪就被吹得圆鼓鼓的,四肢僵直,再放进开水锅里褪毛,前后要折腾一个多小时,一头年猪才算收拾完毕。除了灌血肠,那时候还流行打猪胰子当香皂,将摘下来的猪胰腺,配上一定比例的碱面,再用秫秸棒捣成糊状,拍打成香皂的形状晾干,就成了平时洗手洗脸用的“胰子”了,既省钱又好用,这大概也是一些上了年纪的人将香皂叫成“胰子”的原因吧。除了杀年猪,还要蒸几锅豆包,撒几锅粘糕,放在室外的缸里冻起来,留着正月里熘着吃,以显示主人家的富足。

临近年,沿街大大小小的单位也要忙活一阵子,从北沼采来黄的红的褐色的蒿子,然后在门前搭几根木杆,再将彩色的蒿子搭配好,用彩带缠在杆子上,一座漂亮的彩虹门就搭好了。再裁好红纸,写上对联贴到大门两侧,挂上大红灯笼,过年的气氛就出来了。这时候农民也该进城了,当时物资匮乏,家家都要进城办年货。一时间大街小巷、商店、市场人欢马叫,好不热闹。特别是一些赶着大车进城的,把大车往大车店或亲戚家门口一支,几匹马卸下来拴在槽头一喂,一车人说笑着背着口袋到街里采购年货去了。年画、对联、挂钱和鞭炮,还有炖肉的粉条都要来上几捆……冻秋梨更是必不可少的,黑不溜秋、冻成冰蛋蛋的冻秋梨在商店的屋地上堆积如山,里面间或还有树叶和杂草,这些都无法阻挡人们购买的欲望。买到家,随便找个地方一冻,吃的时候放凉水里一缓,剥去冰壳,咬上一口清凉爽口,那叫一个沁人心脾!也有人进了城不急着办年货,而是先下顿馆子,酒足饭饱之后再去东门的澡堂子泡澡。跑堂的用长长的杆子把来客的衣服挑挂到房顶的铁丝上,再引来客到里间,两个大水泥池子热气腾腾,里面挤满了人,虽然水面上飘着一层浑浊的泥垢,人们依旧兴致勃勃,一烫二泡三搓,他们要把箍在身上一年的油泥和疲劳全部洗掉。泡澡被他们视为过新年最重要的仪式之一。

过了腊月闹正月。正月的庆祝活动最多,一拨又一拨的秧歌或踩着高跷,或划着旱船,或叼个大烟袋装成媒婆,或扮成个猪八戒背媳妇,或弄成个孙悟空拿着个金箍棒纵横挥舞……形形色色不一而足,从南街扭到北街,从东街扭到西街。看的人越多,那伴奏的喇叭吹得越欢,锣鼓敲得越响,秧歌扭得越起劲。喜庆的场面感染了看热闹的人们,有人情不自禁地加入到扭秧歌的队伍。最精彩的是耍狮子和舞龙灯,那是县里食品公司几位小伙子的绝活。只见那狮子一会儿跃上高台,后爪支撑腾空而起,一会儿又纵身跳到平地,就地翻滚生龙活虎。几十米长的龙灯舞得虎虎生威,人群里叫好声不断。十几个灯手腾挪跳跃各显神通,时而龙头高昂,如去九天衔月;时而龙身跳跃,如入五洋戏鳖;时而龙尾摆动,如揽江河奔流,交叉往复看得人们拍手叫绝……

还有更精彩的,那就是正月十五人民广场的烟花。那些年,雪特别大,人们事先把广场的雪清扫干净,然后在中间架上一棵高大的树木,树枝上绑上许多烟花,待燃放的人点着烟花,刹那间树枝上“噼里啪啦”响起,光芒四射,顺着树枝朝四面八方飞射出去,把夜空照耀得如同白昼,这叫“铁树开花”;还有一种玩法叫“葡萄架”,将烟花固定到几十米长的葡萄架上,烟花燃起,流光异彩,远远望去像一串串发光的葡萄垂挂其间,青翠欲滴,如临仙境。另有一些不知名的花,千姿百态,姹紫嫣红,看得人们眼花缭乱,乐不知返。燃放了烟花,小孩子们还没尽兴,又提着自制的灯笼,点着小蜡烛,你追我撵地满街跑,偶尔点燃一个鞭炮扔出去,“啪”的一声在空中炸响,如一颗流星划过夜空。也有胆大的孩子学着大人的样子放起了“二踢脚”,“乒”“乓”,先是就地炸响,然后是腾空而起,引来小伙伴们的一片欢呼。偶尔也会遇到正月十五下雪的情况 ,老人们念叨着:“老祖宗的话真准啊,八月十五云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灯!”

俗话说“耍正月,闹二月,离离拉拉到三月”。话虽这么说,实际上闹完了正月,到了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架上劈柴 ,烀了猪头,年就算过完了,人们该送粪下地准备春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