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画文章
年画文章（精选10篇）
年画，渐行渐远的记忆
文/fsjcegly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年画是一个家庭过年的必备之品。那时东北农村常见的年画除胖娃娃、老寿星、连年有鱼等外，就是古典名着和样板戏。当时我们能看到的年画分为两种，一种是一张年画上只有一幅画面的，我们称为单幅，另一种是一张年画上有六幅到八幅画的，我们称为连张。小时候，每到快过年的时候大部分孩子们就盼着四件事，一是穿新衣服，二是吃好吃的，三是放鞭炮，四是换新年画。记得我小时候最盼的还是看新年画，在年画中，我不喜欢财神和胖娃娃，最喜欢看古典名着和样板戏年画。因为年画的下面有文字说明，可以了解很多事情。可父亲每年买年画的时候，还是要买一张连年有鱼的年画张贴在正对着屋门的地方，就为了讨个吉利。
小时候，我是比较内向的孩子，不喜欢到别人家里串门。但到快过年的时候，我总是忍不住到各家去转一转。不为别的，只为看看别人家年画的内容。遇到连张的，便一幅一幅看下去。那时刚上小学，认识的字还不多。遇到不认识的字，便记下来回家问父亲。渐渐地，认得的字越来越多。有时候，邻居家的大人便让我一幅画一幅画地念给他们听，然后称赞我几句，甚至以我为例教育家里比我大的孩子们。每次当这时候，就是我最兴奋的时候。那时候，印象比较深的有红楼梦里的十二金钗、方腊起义、三国演义、三打白骨精等，样板戏年画种类比较多，八大样板戏全部都看过，还有《海港》、《龙江颂》、《杜鹃山》、《平原作战》等，除此之外，学工学农、拥军优属、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还有学大庆、学大寨，对儿童进行集体主义教育的草原英雄小姐妹等。那时候我们能看到的基本是胶印年画，还不知道年画分木板年画、水彩年画，胶印年画等。只知道色彩鲜艳、看着好看的就是好年画。
可在看年画过程中出现了一个问题，年前一般家家户户都在做好吃的，遇到我去，关系好的婶子大娘们便要给我拿点吃的。小时候，母亲对我的家教很严，严禁吃别人家的东西，因为家家都很困难。在我很小的时候，因为这样的事还挨过母亲的打，所以每当遇到这样的事儿特别令我为难。有时送我东西的婶子大娘承诺亲自向母亲解释，可只要拿了还是免不了一顿训斥。逼得没办法，我只得等小朋友家里没有大人的时候去。
那时候，我们那里经济落后，工分分值低。年底分完口粮，能不欠生产队的钱就不错了，所以还是有一些人家买不起年画的。常一起玩的小朋友中有一个小四特别喜欢画画，只要是他看到的年画，基本能照猫画虎地画下来。所以每到快过年的时候，也是他最忙的时候。有的人家买不起年画又要面子，不好明说，便和小四说：“过年给画张年画吧，摆着喜庆”。每当遇到这样的事情，小四基本都是满口答应。他画的多事花鸟、寿星、神仙和古代英雄。买的年华年年要换新的，而他画的年画一般可以挂三四年，所以小时候很多家庭都有他画的年画。但小四有一个弱项，他写的字不好看，我又从小喜欢练字，字写得比他强多了，所以一般他画完一幅画后，都由我为画题字。人们都说，我们俩是最好的搭档。
小四从小的愿望就是将来考美术学校，当专业画家，但他学习成绩不好，大部分时间又都花在画画上了，所以只混到了初中毕业。家里没有更多的钱给他请专业老师指导，他便一直停留在描摹别人画的水平上。
进入七十年代末，人们的生活水平慢慢提高了，电视机开始走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村里也办起了图书室，农民的文化生活丰富了，年画便也慢慢走出了人们的视线。人们过年除了贴财神、寿星外，很少贴年画了。年画变成了那个特殊年代的产物。
近年来，年画成了收藏品，价值慢慢升温。我爱逛旧物市场。每当看到中意的年画的时候，都要买下来，不为升值，只为了留住少年时代那些难忘的记忆。
年画
文/曹淑风
集市上，卖年画的总是占住巷子里某户人家的一堵墙，在墙上钉钉子，钉子之间拉上麻绳儿，用夹子把做展示的画儿夹住，一夹就是半面墙，吸引南来北往的客。
年画前总是挤了一堆人，离开一个又来俩，男女老少都有，有的指指这张指指那张买了就走，有的看来看去挑花了眼不知买哪个，还有的纯粹是为看画什么也不买。我就属于什么都不买的，买年画是娘的专利，作为小孩子我只有看的份儿。
我看见很多人买门神；买毛主席像和周总理像；买一个笑嘻嘻的胖娃娃抱着一条红色大鲤鱼，娃娃手里拿着一朵大荷花儿，旁边有四个字：年年有余……我更喜欢看戏剧集，每张八幅剧照，照片下面是配词，十六幅照片组成一个完整故事，像看小人书一样。我一看就着了迷，看完一幅看另一幅，卖画人不乐意了，挥着两手嚷嚷：走走走，小孩子家家的，不买别在这儿挡道儿！我红着脸撅着嘴磨磨蹭蹭离开，又到另一家去看……
我家房子的墙是土坯垒起来的，表面再抹混了碎麦秸的稀泥，用刮板刮光滑——那时十里八乡的房子都是这样的，一屋子黄不拉叽的泥土气，倘若有几幅画贴上去，气氛立马就不一样了。年画大都贴在进门可见的正墙，还有炕内的正墙，当然也有不缺钱的人家，恨不得把所有墙贴满。有不缺钱的就有缺钱的，缺钱的人家不买画，或几年才买一回。所以，你只要看看人家的年画，就能大体知道他家家境如何。
正月里去拜年，倘若亲戚家贴了新年画，且是我没看见过的戏剧集，就一定得看完才走。某次爹带我去大山深处拜年，那个村子里有很多亲戚，走了一家又一家，走到最后一家天色已黄昏，主人留我们住一宿，我本不愿意，但又非常想看她家炕内正墙上的戏剧集，那是我没见过的古装戏《风雪配》，黄昏时分屋里光线不足，我又不好意思脱鞋上炕，想着如果住下就可以在睡觉前的灯光里看，便点头同意。
果然如愿以偿，吃过饭后，屋里点起煤油灯，我爬上炕，就着昏黄的灯光看画……等看完了，突然想起家想起娘，想的撕心裂肺，一分钟也不愿意待下去，哭着叫爹回去，爹和亲戚想尽办法哄也不管用……
大概是十一岁那年，腊月二十八，有个亲戚给了我两毛钱。第二天是一年里最后一个集，我想我既然有了钱，何不去赶个集？我就去了。
我跟着别人一起步行，走到八里外的镇上，径直去卖画的巷子里。兜里揣着钱站在画摊儿旁，心里颇有底气，再不怕摊主轰赶，也就把身板儿挺直，大模大样看起画来。《打金枝》《西厢记》《牡丹亭》《花为媒》《孔雀东南飞》……《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洪湖赤卫队》……我有的是时间（当然主要的是有钱）仔细读照片下的字，就连以前看过的也再复习一遍，倘若卖画的嫌我光看不买，我便把攥在手心里的钱摊给他看：不是不买，是还没找到中意的。
画摊儿很多，这个巷子那个巷子，这堵墙那堵墙，一个摊儿挨着一个摊儿，花花绿绿喜庆吉祥——此时它们似乎都是属于我的，是我的露天图书馆，我像个富有的财主徘徊在自己的财宝间，两眼放光满心欢喜。
这个集散得早，刚过中午人就不多了，卖完画的摊主走了，没卖完的也慢慢把展示画摘下来准备回家，我的图书馆要闭馆，我得带张画回家。我的钱不够买戏剧集，只好买单张。这张画分四大格，排了四幅不同戏剧的剧照，如今只记得《穆桂英挂帅》，其他的淡忘了。这张画一毛钱，一毛钱买四幅剧照真划算！我把它仔细卷好，小心翼翼拿在手里，走到巷口看见卖甘蔗的，用剩下的一毛钱买了一截，边走边吃得意洋洋回家转。
贴新年画是在打扫卫生之后，迫不及待把新画拿出，解开绑绳儿，一张张按顺序摊开。两个人牵着画角确定画在墙上的位置，一个人在屋地下看正斜：这边高一点，再高一点，太高了降一点，好啦！拿摁钉把四角固定在墙上，两面墙贴下来，大拇指都摁疼了。
接着贴炕围子。炕围子是四方连续图案，有现代风格的也有古代风格的，有各种花的形状也有各种几何形状。我娘喜欢买暖色调的花造型，挨着炕的三面墙根儿贴，得用糨糊才能贴得紧实平整，就像给炕穿了条花裙子。
再贴门神，旧岁的请下来，新岁的请上去，一左一右：门神门神扛大刀，大鬼小鬼进不来！
换下来的画若没破坏，小心卷起来收好，等到新学期发了新课本，可以包书皮，包了一本又一本，光滑漂亮，羡慕的别人干瞪眼。
我有一个本子，里面专门画戏里的人物，水袖长甩的青衣居多，拿红缨枪背护背旗的花旦也有，拿折扇的小生也有，偶尔也画个白脸的大奸臣……这些人物，都是以年画里的人物为蓝本。
晚上，新门神守护着的家里，躺在新炕围子围着的炕上，盖着新拆洗的被子，看着满墙的新年画，心里喜滋滋，人也是崭新的了。
年坐在画上走来
文/姜宝凤
临近春节，一次回乡下老家赶集时，我又看见了几张那种久违的儿时的年画，顿时一种感慨涌上心头。
我出生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关于故乡，春节是我儿时最其乐融融的回忆。每年刚进腊月的门儿，那种气氛便一天浓过一天。此时，大街小巷上偶尔传来孩子们玩耍鞭炮的响声，空气中弥漫着幽香的火药，全村到处都沉浸在红红火火的年味里。父亲开始磨刀霍霍，准备杀猪宰羊；母亲忙碌着蒸馒头、包饺子；我和两个哥哥则自告奋勇帮着爷爷奶奶扫尘、封窗、糊墙和贴年画。
当然，我们兄弟三人最感兴趣的是贴年画，因为年画是我们跟着奶奶特意去年集上买来的。集市上，卖年画的小贩总是把年画一长溜摆开好远，用砖头或者小石块压住年画的四个角。年画的种类很多，有《红灯记》、《沙家浜》等样板戏剧照的，有《五谷丰登》、《莲年有鱼》等寓意吉祥、生活美满的，有《福禄寿》、《松鹤延年》等预示人寿、家庭幸福的，有独幅的、多幅的……简直让人看花了眼。那时候农村没有什么读物，所以我和哥哥们特别喜欢一种叫做“连画”的年画，它是由多幅小画连成的故事，有“三打白骨精”、“杨门女将”、“桃园结义”等等，我们总是蹲在那里一字一句地把这些连画的故事读完，这些故事让我们看得入迷，直到蹲得两腿发麻，冻得小脸通红，在奶奶的一再催促下才左挑右选了几张恋恋不舍地离开。
贴年画时，爷爷早熬好了糨糊，他一边扶着画一边郑重地问我们：“看看有没有歪？”于是我们齐声喊：“左边再高一点，再高一点……”因为爷爷早就嘱咐过我们，只能说“高”，不能说：“低”，意思是盼望着日子象芝麻开花——节节高。奶奶最喜欢在自己的炕头上贴一张叫《百子闹春》的年画，象征着多子多孙，人丁兴旺。贴好了年画，家里斑驳的土墙便焕然一新，那喜庆、鲜艳、明亮的色彩，似乎能把阴暗潮湿的房间映照得通明透亮，屋子里顿时充满了温馨与幸福，过年的气氛便愈来愈浓了。
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无论是在乡下还是在城里，那简陋的年画摊儿早已不复存在，年画做为年文化中的一种重要的标志，似乎已成了一段历史，可对年画那深深的情结，一直萦绕在我的内心深处，挥之不去！
春节里的浪漫事
文/顾斌斌
猴年春节里，有一则上海姑娘随男友到农村吃年夜饭，面对现状后心理崩溃连夜分手的新闻，引爆了社交网络。有人痛感区域差别、贫富分化；有人历数年节礼俗，家庭教养；还有些一批凭吊乡愁的人转而高谈阔论起门当户对的话题。我在春节里也带着城里妻子回到乡村，我们却有另一番甜蜜收获。
我妻子最近着迷民间木板年画等传统工艺品，获悉我的爷爷堪称这方面半个专家，缠着要请爷爷带路，调研一些我认为是封建迷信而不屑一顾的民俗。爷爷就拉上奶奶乘着孙媳妇的车在乡村里穿梭，边探寻民俗，边走访老友。我做方言翻译，乐在其中。
80多岁的爷爷捣鼓年画、纸马多年，在20多年前为帮小儿子顶替城镇户口提前退休，就开始这项事业。爷爷有祖传的铁匠手艺，解放后铁匠铺收归国有，学过半年私塾的爷爷就转型为国营铁器工厂职工，靠工资养活4个儿子。他的大儿子娶了那家铁器厂会计的女儿，就是我父母。爷爷退休后，一双摆弄铁器的手，转行拿起了毛笔、刻刀，跟着古镇庙里和尚抄写佛经、雕刻复印纸马的木板。后来写春联、剪刻有复杂图案的画。在奶奶开的杂货铺里，爷爷的作品最畅销。旧时候，婚丧嫁娶的礼仪风俗里，似乎少不了这些元素。
随着人口的外流、习俗的变迁，年画、纸马等民俗在千年古城如皋的市场空间越发狭窄。我们拜访的几户人家，也算是爷爷民俗产品供应链上游。如皋九华镇龙舌乡的杨夕照家族，年画和纸马的印刷已经不再用木板，更不用人工，用机器。我妻子调研的却是那些撇在一边尘封了的木板。终于在一些家庭的犄角处，寻宝似地找到一些雕刻细腻的木板，老少同喜。走访到白蒲镇勇敢乡的陈松涛家，他拿出一堆刻画木板，我妻子如获至宝，照相机拍摄不停。老人还拿出一本书——东南大学陶思炎教授赠给他的一本《江苏纸马》，里面有一些介绍他的内容。
我在这次调研后，发现以往不屑一顾的纸马，居然有如此成体系的神仙图案。有玉皇大帝、如来佛祖、龙王等，还有36位神仙济济一堂，画在一张纸上。牛栏、猪栏、灶王、土地神专业分工明确。如来佛祖、太上老君、玉皇大帝等神仙可以抛弃宗教差异，为了一个革命理想走到了一张纸上，神仙表情往往严肃认真，煞有介事在念咒。我妻子居然能将整体图片体系牢记于胸，让我联想起逻辑上能自圆其说的好莱坞科幻阿凡达、哈里波特等，毫无疑问，老一辈留下的文化遗产，好好消化吸收，一定能转化成超级IP原创版权。爷爷说，人一辈子其实干不了几件事情，那些神仙就懂，只专注做好自己擅长的、对别人有用的，就行。
望着花花绿绿的年画，那些各管一摊的文神、武将，我也开始走神了。
欣逢春节话年画
文/白英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春节作为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家家户户贴年画，曾是多少家庭经年不变的传统。灶王门神，喜庆孩童，木版年画无处不在，宅院的角角落落都充盈着年画演绎的吉祥如意。
作为著名的中国民间木版年画之一，杨柳青年画与苏州桃花坞年画并称“南桃北柳”。
时代在变迁，年画得传承。在以年画驰名的天津杨柳青古镇，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杨柳青木版年画代表性传承人霍庆有矢志不移，坚守古艺，勾勒印染着民间生活的“理想国”。
推门进入“霍庆有杨柳青年画博物馆”，仿佛来到了年画的世界，四面墙上是密密匝匝各式裱好的年画，大红配大绿的撞色运用，给人一种扑面而来的喜庆。暖暖的阳光泼洒进室内，照得桌上五颜六色的颜料丰润起来。一位脸色黝黑、目光炯炯的老人，戴着眼镜，手拿画笔，正在为年画上的娃娃“开眼”，他就是老字号“玉成号”画庄第六代传人霍庆有。只见他用画笔慢慢描画着娃娃的眼线，平缓的笔锋描到眼角处猛地一收笔，娃娃的大眼睛顿时活了起来。细看这幅年画，令人惊奇的是无论站在哪里，娃娃的眼睛仿佛都在和你对视，霍老师笑着说：“这就是杨柳青年画绝的地方！”
这幅《连年有余》是杨柳青娃娃年画系列中的代表，也是杨柳青年画最有辨识度、最受欢迎的形象。画作上的娃娃童颜佛身，戏姿武架，体态丰腴，活泼可爱，怀抱鲤鱼，手拿莲花，取其谐音恰为 “莲”年有“鱼”，寓意生活富足。让人不解的是年画娃娃的发髻一边扎着小辫子，而另一边戴着头花，霍老师笑眯眯地指点着娃娃道：“这个娃娃左看戴着花是女孩子的装扮，右看扎小辫是男孩儿习俗，寓意就是儿女双全。”杨柳青年画源自民间，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寓意吉祥，雅俗共赏，洋溢着质朴的喜气，散发着真挚的情感，仿佛是一部翻开的地域文化辞典，它藏着中国的年景，成为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文化传承和精神凝聚。
霍庆有看看手中诞生的年画，脸上满是笑意，他说，杨柳青年画的魅力就在于把老百姓心里向往的东西都画出来了。
霍庆有自小生活在年画世家，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国际民间工艺美术家、霍氏杨柳青年画第六代传人，“玉成号”画庄是他的父亲霍玉堂于1926年成立的，也是一直坚持经营下来的老字号年画作坊。
1982年，霍庆有的父亲霍玉堂在弥留之际还念念不忘祖辈传下来的年画，而立之年的霍庆有挑起了传承年画的重任，下决心重新恢复杨柳青年画。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长期的苦心钻研，霍庆有终于掌握了杨柳青年画的全套制作工艺和技术，并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成为天津一带勾、刻、印、画、裱五项全能的杨柳青年画艺人。30多年的时间里，霍庆有创作、加工了上百幅年画版样，不仅延续了经典传统风格，还设计了纪念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等反映和谐盛世的新版画，获得了多项国家级大奖。
年画给新年带来了快乐、吉祥，承载着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希望和祈盼，装点着红红火火的中国年。
春节里的浪漫事
文/顾斌斌
猴年春节里，有一则上海姑娘随男友到农村吃年夜饭，面对现状后心理崩溃连夜分手的新闻，引爆了社交网络。有人痛感区域差别、贫富分化；有人历数年节礼俗，家庭教养；还有些一批凭吊乡愁的人转而高谈阔论起门当户对的话题。我在春节里也带着城里妻子回到乡村，我们却有另一番甜蜜收获。
我妻子最近着迷民间木板年画等传统工艺品，获悉我的爷爷堪称这方面半个专家，缠着要请爷爷带路，调研一些我认为是封建迷信而不屑一顾的民俗。爷爷就拉上奶奶乘着孙媳妇的车在乡村里穿梭，边探寻民俗，边走访老友。我做方言翻译，乐在其中。
80多岁的爷爷捣鼓年画、纸马多年，在20多年前为帮小儿子顶替城镇户口提前退休，就开始这项事业。爷爷有祖传的铁匠手艺，解放后铁匠铺收归国有，学过半年私塾的爷爷就转型为国营铁器工厂职工，靠工资养活4个儿子。他的大儿子娶了那家铁器厂会计的女儿，就是我父母。爷爷退休后，一双摆弄铁器的手，转行拿起了毛笔、刻刀，跟着古镇庙里和尚抄写佛经、雕刻复印纸马的木板。后来写春联、剪刻有复杂图案的画。在奶奶开的杂货铺里，爷爷的作品最畅销。旧时候，婚丧嫁娶的礼仪风俗里，似乎少不了这些元素。
随着人口的外流、习俗的变迁，年画、纸马等民俗在千年古城如皋的市场空间越发狭窄。我们拜访的几户人家，也算是爷爷民俗产品供应链上游。如皋九华镇龙舌乡的杨夕照家族，年画和纸马的印刷已经不再用木板，更不用人工，用机器。我妻子调研的却是那些撇在一边尘封了的木板。终于在一些家庭的犄角处，寻宝似地找到一些雕刻细腻的木板，老少同喜。走访到白蒲镇勇敢乡的陈松涛家，他拿出一堆刻画木板，我妻子如获至宝，照相机拍摄不停。老人还拿出一本书——东南大学陶思炎教授赠给他的一本《江苏纸马》，里面有一些介绍他的内容。
我在这次调研后，发现以往不屑一顾的纸马，居然有如此成体系的神仙图案。有玉皇大帝、如来佛祖、龙王等，还有36位神仙济济一堂，画在一张纸上。牛栏、猪栏、灶王、土地神专业分工明确。如来佛祖、太上老君、玉皇大帝等神仙可以抛弃宗教差异，为了一个革命理想走到了一张纸上，神仙表情往往严肃认真，煞有介事在念咒。我妻子居然能将整体图片体系牢记于胸，让我联想起逻辑上能自圆其说的好莱坞科幻阿凡达、哈里波特等，毫无疑问，老一辈留下的文化遗产，好好消化吸收，一定能转化成超级IP原创版权。爷爷说，人一辈子其实干不了几件事情，那些神仙就懂，只专注做好自己擅长的、对别人有用的，就行。
望着花花绿绿的年画，那些各管一摊的文神、武将，我也开始走神了。
乡村年集
文/张燕峰
一进腊月，十里八村的乡亲们都要到镇上赶年集。赶年集对于乡亲们来说，可是头等大事。是呀，无论过去的一年多么憋屈不顺，但是来年总有新的期许和盼头，不是书里经常说“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吗？
吃过早饭，爸爸带着我和哥哥，骑上自行车向集市出发。路上的人可真多，都是去集市上采购年货，大家见了面总要喜气洋洋地打招呼，然后马不停蹄地向集市上进发。到了集市，远远望去，曲折的街道蜿蜒成人的河流，这条河流流动得极慢，大家驻足在货摊前，讨价还价。
爸爸是个书生，生性腼腆，不善于跟人还价，但是“货比三家”的道理还是懂的，于是爸爸手中拖着麻袋走在人群中，我和哥哥像两条活泼的小鱼，在人群中钻来钻去。爸爸一个摊点一个摊点仔细地看过去，经常采用中医“望闻问切”的手法，遇到热心的摊贩让爸爸尝尝，爸爸总是含笑摆摆手。我那时真馋，受了摊贩的鼓励，立刻伸手捏一枚肥厚的红枣欲送到嘴中，偷眼望爸爸，正巧爸爸满含责备的目光望过来，我便讪讪地放下。
走过一圈，爸爸便了解哪些摊贩的货物美价廉。可是爸爸却并不急于买，而是站在几个泼辣的妇女身后，等她们一番讨价还价之后，爸爸便说：“给我也来二斤”，这样爸爸就能买上价格便宜的红枣、瓜子和花生核桃了。
很快，爸爸的麻袋便鼓鼓的，提在手中沉甸甸的，加之人多磕磕碰碰行走不便，爸爸便把麻袋扛在肩上。爸爸个头高，身材修长，扛着麻袋穿行在人流中，似鹤立鸡群。于是，我和哥哥丝毫不担心找不到爸爸。
走着走着，我们的目光被花花绿绿的年画吸引住了。年画的种类可真多，让人眼花缭乱。有神话故事如嫦娥奔月，如蟠桃祝寿；有戏曲人物，穆桂英威风凛凛地骑在马上，英姿飒爽；更多的是连年有余这样的吉祥年画。
这时，我们的目光被一张年画吸引住了，那是一条浑身金黄的大鲤鱼，在茫茫的大海中，从一座高高的门上一跃而过，身后翻腾起朵朵雪白的浪花。摊主走了过来，说道：“孩子们，这是鲤鱼跳龙门，谁家买了，来年孩子一定能考上大学。”我和哥哥听了，当即决定买下，因为我们的姐姐明年就要参加高考。然后，我又挑了喜欢的穆桂英，哥哥选了他最崇拜的关云长。
我们在汹涌的人流中与爸爸汇合，高高兴兴地向家里走去。
年画
文/李桂媛
生活变好了，日子就过得飞快。若干个理由，已注定鸡年春节我不能回老家了。于是，我将每天必打给老爸老妈的电话，算作是自己不孝的救赎。
每次“电话粥”，都是在老爸大声嚷起“长途啊”后，老妈才恋恋不舍地挂上电话。有一天，接电话的却是老爸。他说：“以后不用天天打电话，***忙着绣十字绣了，没空接呢。”“老妈开始绣花了？”“嗯啊，***眼神好着呢，争取年三十晚上挂墙上。”我笑了，望着窗外偶尔飘下的雪花，蓦地忆起年画来。
谈起年画，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生的人并不陌生。那时，我们居住的大多是茅草房，墙是泥土的。为了把屋子弄得像回事，家家户户要用纸把棚顶和墙面糊起来。童年的记忆中，糊墙用的纸可以买现成的印有图案的花纹纸，也有人家用报纸糊。每逢年底，寂寞的小村变得热闹起来。先是大人们忙着淘米蒸糕，接着就是杀鸡宰猪，最后一项便是糊墙、买年画了。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每到这段日子，我家便会门庭若市，来找老爸写对联的人络绎不绝，一个个从腋下拿出裁剪好的红纸笑呵呵地递上来，“他老姐夫，给写个大门对。”“他老姑父，给写个‘抬头见喜’。”没有香烟，没有礼品，老爸却乐此不疲地接过来，津津有味地一边泼墨挥毫，一边叫我给这个叔、那个婶子递上卷烟纸和装叶子烟的笸箩。那时候，你帮我家，我帮你家，完全是义务奉献，而老爸帮人写对联，常常写到大年三十上午。
老爸忙着呢，这糊墙糊棚贴年画的任务就自然落在我和哥姐的身上了。一盆小麦粉做成的浆糊，热腾腾地刷在报纸上。将一根高粱秆子做成叉子状，一个糊纸，另一个用这“叉子”递纸。记忆里，糊上墙的还有烟盒。农村人抽洋烟的可不多见，尽管都是“大前门”、“人参”等牌子的烟盒，却让人喜欢，尤其是里面闪闪发亮的或银色或金色的包装纸，更是老妈的最爱。平时家里来了客人，散完香烟后的烟盒是断然舍不得扔的，老妈要攒起来，到年底就积成厚厚的一叠，能糊炕上窗台下的一个立面。新买的竹子炕席配上花花绿绿的围边墙纸，让来拜年的左邻右舍“啧啧”夸奖一通。那时候，我就会看到老妈嘴角上挂着满足的笑。
棚、墙糊好后，老妈就会小心翼翼地拿出老爸在镇上选好的年画，和老爸一同认真地量好尺寸，方方正正地贴在墙上。那年画透着让人欢喜的墨香。画面有北京颐和园的风景，还有电影《红楼梦》、《追鱼》之类的剧照，但我记忆最深的是老爸最喜欢贴的“年年有余（鱼）”：一个白白胖胖的小子，梳着朝天辫，红肚兜，藕节一样的胳膊抱着一条大红鲤鱼，背景还配有五谷及各种水果。大家都喜欢这年画。往往有人去晚了，还买不到。大年三十夜，睡在装裱一新的屋里，听着爆竹声声，心里特别温暖。一觉醒来，跨入新年，看着亮亮堂堂、充满年味的小屋，心里更是无比喜悦。
记得有一年，在文化馆里上班的姐夫给我家送来20多张印刷版的“连年有余”。一向慷慨大方的爸妈，就一张张地送人，并且还让我亲自送到人家门上。去年，我回老家过年时，那个已满头白发的老候大姑还认得我，笑哈哈地对我说：“这不是送‘连年有余’的老丫头回来了嘛。”
大年三十这天，老妈打电话告诉我，说她的十字绣已经挂在客厅了，比当年的“年年有余”好看多了。是啊，现在日子好过了，人们住的都是砖瓦房，再也不用糊墙纸了。虽然没有买“连年有余”之类的年画，可日子过得确实年年有余，人们天天在“过年”。接完老妈的电话，记忆深处的年画又回闪眼前，勾起了我对家的向往与思念。如果没理解错，这就是乡愁吧！
年画
文/秦延安
年的喜庆不仅隐藏在古老的习俗上，还彰显在那些红红绿绿的年画中。作为年画的故乡，开封朱仙镇，每年都有许多游客慕名而来。大家到此不仅是为沾沾年气，更是为了窥探那些为民众带来福祉的年画制作过程。
年画是世界上最大众的画种，被誉为“古老的东方之花”。每逢春节，人们总要买些鲜艳悦目的年画，贴在门上或布置室内，以增添节日的气氛。五谷丰登、家和兴旺、避邪驱灾等朴实愿望，都从一张张年画中表现出来。刚到开封，我便被城门两边新贴的巨大门神震慑住了。四五米高的秦琼尉迟恭，手持兵器，怒目圆睁，很是威武。四个城门边上，都贴有不同的年画。如一张名片，向外来的人推介着开封年画。由于传统的木版年画不能做太大，所以城门上的门神，是在保留木版年画的姿态基础上，用现代工艺生产出来的。
开封年画，又以朱仙镇最为出名。大巴向城外二十里处的朱仙镇奔去，年的气息便迎面扑来。作为中国木版年画的鼻祖，朱仙镇木版年画源于唐、兴于宋、鼎盛于明清，作坊一度达300家，行销全国，至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
随着熙熙攘攘的人群，我们走进了木版年画一条街，灰瓦红柱的仿古建筑，犹如年画一样，很有年代感。平日冷清静寂的街道，因为临近春节一下子热闹起来。透过那一扇扇洞开的门窗，只见一幅幅大小不一、形式各异的年画在探头探脑。一旁的作坊里，师傅们正在埋头刻版、套色、晾制等，一片忙碌。我们走进店里，细细观赏那些年画。朱仙镇的木版年画很有特色：一是构图饱满、左右对称；二是形象夸张、头大身小；三是线条粗犷、粗细相间；四是色彩艳丽、对比强烈；五是门神居多、严肃端庄。我仔细端详一幅秦琼的年画，一个人头就占据了画面的三分之一，人物夸张却又舒服，色彩艳丽而欢快，线条粗犷而豪放，正是这种浓郁的乡土气息和独特的地方色彩，才使得朱仙镇年画备受欢迎。历史上，朱仙镇年画曾以品种多、规模大、销售范围广而闻名天下，为了满足需求，手工艺人多使用木版套印的方法来提高效率。
看似一幅简单的木版年画，制作过程却极为复杂，仅工序就达32道。鼎盛时期的朱仙镇年画，分工细致，每道工序几乎都是由专人来完成的。其中最精细的就是刻板。只见工人运笔屏气，一下一下，细若发丝的胡子便跃然而出。据介绍，如果版刻不够细致，人物就不会形象传神，要想学会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除了刻版之外，印刷过程也极复杂。先印黑坯，晾干，再用色版套色，晾干，再套色……除去黑坯，有几种颜色要套几次版，刘海、马上鞭、拿罗四虎、鱼鳞甲……红红绿绿的年画就成了。这其中，师傅们的手艺很重要，色要套准、抹匀，全靠手摸。先把版定稳，用竹夹固定裁好的宣纸，用草刷沾上颜色，在砧子上蹭几下，颜色蹭匀了再刷到版上，然后把宣纸铺上去，扫几下，匀了，揭过，再印下一张。这个过程要心手相一，一手拿纸，一手使刷，劲道使匀，否则就拓坏了。没有两三年功夫，根本是印不成的，足可见学问之深。
除技艺之外，朱仙镇木版年画的浓重色彩也让人特别喜欢。在中国传统画作中，人们多把老虎画成黄老虎或红老虎，而朱仙镇的年画是黑老虎。有些地方的年画用腮红来粉饰人物表情，而朱仙镇的年画从不打红脸蛋，纯朴自然而和谐。在用色方面，朱仙镇年画非常注重中国人传统欣赏习惯，多用青、黄、红三原色，用色总数可达10种。
一雕一刻，形象毕现；一抹一刷，色彩鲜艳。每一张年画都有着自己特殊的寓意和故事，每一张年画都装着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和憧憬。虽然它已演化成一种若有若无若即若离的形象和图案，但在朱仙镇，在中国民间，仍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我家的年画
文/张黎
今年过年回家，家里的墙壁上新贴了一张一米五长的年画，这是父亲今年买的唯一的年画——习主席个人年画。这张年画在狭小又昏暗的窑洞里显得格格不入。但在父亲眼里，这样的布局非常合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表达他对习主席的敬畏爱戴之情。
我们村位于韩城北边的山区里，整个村子只有十几户人家，这里的人们常年居住于窑洞。去年的一天，大家赖以生存的窑洞因山体移位，都不同程度地裂了缝。之后我们村被列为贫困搬迁村。2018年初，我们村里有几户人家拿到了安置房的钥匙，父亲就是其中一人，虽然只有八十平米，但父亲却是打心眼里高兴。记得那天他特意把全家人叫回去，宣布了这个喜讯。
春节前夕，年迈的奶奶不小心摔倒了，出现轻微脑梗，救治于市人民医院。我去看奶奶那天，她的身体动不了，话也已经说不清楚了。一向好强的奶奶不愿拖累孩子们，看到她为钱发愁，不愿在医院多待，让人一阵心酸。当医生告诉她医院的花费可以通过扶贫医疗报销时，她才勉强同意再针灸治疗几天。医药费总共花了两万多，国家就给报销了一万多。这不仅减轻了家里的经济负担，而且能够腾出人力更好地照顾奶奶的饮食起居。
我深知父亲是打心眼里感谢党和国家给予自己的帮助，现在的我也通过国家的扶贫专岗找到了一份属于自己的工作，目前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干得很踏实。现在我们家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估计明年我们就可以住上自己的新房了。我相信在全家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的生活也将一天胜过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