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哥的文章
关于大哥的文章（精选10篇）
送礼
文/李标
乡下大哥家的孩子大学毕业后始终没有找到稳定的工作，这两年一直在外地一家私人企业打工做销售员。
去年，全省统一招考公务员，在大哥极力主张下侄子报了县城物价局科员职位。
记得去年侄子刚报完名，大哥就风风火火地从乡下赶到县里来，拿出刚取出来的两万块钱对我说，这是送礼的钱，你一定找人给孩子“活动活动”啊。
我笑着跟大哥说，公务员考试凭的是真才实学，用不着走后门。可大哥说，你当这么多年领导了，怎么还是和我一样死脑筋啊。人家村长都跟我说好几次了，这年月不花钱就办不成事，考公务员要托关系、找人啊！
我跟大哥解释说，公务员招考是全省统一命题，统一考试，统一阅卷，我一个小县城的副局长上哪去找人给你通融关系、走后门啊。可倔强的大哥大着嗓门说，你死脑瓜，不会去市里省里找找你大学的同学和老领导老同事啊？我不管你想啥招，反正孩子考公务员的事就交给你了。
我的天啊，上哪去找人办这事呢？无奈，我只得把钱留了下来，要不大哥会一辈子不和我说话的。
过后，大哥打来电话问我找到门路了吗？钱送出去了吗？
我苦笑着说托人找了关系，钱送出去了。大哥在电话那头说，好、好，钱送出去，我就放心了。
结果，去年侄子因复习时间较短，准备不充分，笔试没有过关。
当我把那两万元钱还给大哥时，大哥自言自语道，是不是人家嫌钱少吧，要不咋没有让孩子过第一关呢？
今年又招考公务员了。这天，大哥又风风火火领着孩子来到了我单位，让我帮孩子报名。
我和侄子在网上报完名，大哥把我叫到一边，从兜里掏出一张银行卡，说这里面有五万元，你再找人给通融一下，人家村长跟我说了，上回咱拿的两万元太少了，所以没有办成事，这回咱拿五万块，你看够用不？不行，我回头再把家里那群山羊卖了，还能凑两万块。
我跟大哥说，考公务员根本用不着搞这歪门邪道的事儿，你还是把钱拿回去吧。你不想帮孩子了？你就忍心看着他一辈子在外打工啊？大哥不高兴了。
我只好把卡小心翼翼地锁进了抽屉里。
一晃几个月过去了。这天我正在办公室处理文件，大哥打来电话高兴地说，孩子笔试通过了。
又过了一个月。一天大哥兴高采烈地站在了我的面前，他笑着说，你侄子面试通过了，考上公务员了，咱家又出来一个端国家饭碗的人啦。
大哥伸出大姆指说，我的老兄弟就是厉害，你找的人真好管用啊。听说孩子的岗位有七十多人报名呢，就要一个人啊。
我兴奋地对大哥说是孩子自己考的好啊。大哥把头摇得像拨浪鼓，嘴里说还是你找的人硬啊。
你看这是什么？说着我打开抽屉把大哥几个月前送给我的银行卡拿了出来。
这不是我给你的那张卡吗？这、这，咱可不能这样干啊，人家帮咱了，你咋又要了回来呢？
我笑了，说大哥去年那两万块和今年这五万块我根本就没有给你送出去啊，是咱的孩子争气凭真本事考上的。
我接着说，我先让侄子参加了市里举办的公务员笔试辅导，又让他去省里参加了面试辅导，再加上他今年准备的充分、复习时间又长，所以一路所向披靡、过关斩将。
这、这，这是真的吗？！大哥疑惑地问道。我打了大哥一拳，老弟还能骗你吗？
大哥的脸红了。他又自言自语道，谁说这世道变了？！这社会还是公道的啊！
父亲的微笑
文/孙江林
父亲去世一年多了，我沉浸在思念中，一直忘不了他的微笑。
父亲的微笑，是岁月的艰辛和欢欣在脸上的镌刻，镌刻在父亲前额像雄鹰展翅一样的三道抬头纹中，镌刻在父亲眼角抻不开的鱼尾纹中，镌刻在父亲嘴角上方括号一样的法令纹中，刻板、坚硬而不失慈祥。
记忆中，父亲脸上似乎一直拥有这么多的皱纹。父亲20岁起当生产大队长，管着11个小队几百口人的生产生活，后来又当生产队长、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创办砖瓦厂并当厂长，在乡亲们的眼里，父亲是村里的能人。我有足够的理由相信，父亲以前积蓄在满脸皱纹之中的微笑是发自内心的。
我们陆续长大，父亲肩上的担子也越来越重，脸上的皱纹越来越清晰，甚至凝固。但父亲依旧保持固有的风格，满脸皱纹中写满微笑，遇事哈哈一笑，随即就能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但父亲毕竟是个凡人，也会遇到拿住自己的事情。
一天，有人和父亲开玩笑说：“你看你这6个儿子一天天长大，娶一个媳妇5000元不算多吧，看不把你的老皮剥了！”父亲哈哈一笑，故作轻松地说：“你甭管我的事。”我第一次从父亲的笑声中听出了胆怯。一天奶奶跟我说：“你爹晌午蹲在炕角一锅接一锅抽旱烟，人瘦得像山桃核刻的。”奶奶心疼自己的儿子，我如何不心疼自己的父亲！从此，我知道父亲满脸皱纹中储存的微笑，并不总是我所理解的愉快和自信。
父亲能给高中毕业的我们找到的工作很有限，给大哥找到的工作是当了几天民办教师后到工厂当临时工，给我找到的工作是进大队建筑队学瓦工和到公社钻井队上班。上班虽然能穿工作服，一月能挣几块钱，还能混个肚子圆（各队管饭），但这从根本上改变不了我们的命运。大哥到了提亲的年龄，一提到兄弟多，人家就婉言谢绝。
高考恢复后，我们终于迎来了机遇。1977年大哥一炮打响考上大学，1979年我和三弟又同时考上大学。那时学校有助学金，生活问题基本能解决，但有些问题还得靠自己。我清楚地记得大哥考取大学那年，为凑路费，父亲从家里本不充裕的粮食中装了三口袋和我一起拉到镇上去卖的情景。大哥到校后给家里写信，说他想买一本英汉词典，学习必须用，让家里寄6元钱给他，为此父亲又带我到镇上卖过一次粮食。那时我心想，一本词典就要一口袋粮食，词典有多贵啊！大学结束后，我们兄弟三人都留城工作了。大哥大学毕业时父亲47岁，我和三弟毕业时父亲49岁。父亲母亲作为大字不识几个的农民，培养出三个大学生，在全县引起轰动。
父亲终于可以开心地笑了，尽管被岁月镌刻在脸上的皱纹无法抹平，但洋溢其中的自信、自豪是无法掩饰的。父亲是去年去世的，遗像上的他，戴着帽子，眼望远方，满脸皱纹中蓄满笑意，这个微笑永远定格在我们的记忆中。我从微笑中能悟出他的叮嘱：永远微笑着对待生活，哪怕在最困难的时候，希望在，终会看到美好未来。
耄耋之年忆双亲
文/周基
我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初生人，今年已经九十多岁了。耳朵聋了，眼睛花了，记忆力也差了，往事如烟，许多事情渐渐淡忘或不曾记起，唯有父母的音容笑貌和发生在我家庭里的事情，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我的老家是平乡县霍林寨村，父母养育了我们兄妹四个人，我排行老四，有一个姐姐和两个哥哥，大哥大我16岁。家里人多地少，收入微薄，遇上灾荒，日子很难熬，赊账借债才可勉强度日。记得我小时候不肯吃糠咽菜，总想吃大北瓜，因此二嫂给我起了个绰号叫“北瓜”，从此不叫我的名字，常以“北瓜”唤之。
社会的动乱，生活的艰辛，没有压倒我的父母，他们像滏阳河边的大柳树，顽强地支撑着我们的家庭。因为我是家中老小，父母疼爱有加，日子再难也要千方百计供我上学读书。
父亲读过两年书，有文化，深明事理，家境贫寒仍古道热肠，乐于助人。家里人都说他爱管闲事，无论是本村的事还是外村的事，只要有人找上门来，父亲总要出面协调，从不推辞。
有一件事令我至今难忘，我的一个远方叔叔，孤苦无依，尽管我家很困难，父母还是把他接来跟我们一起生活，与我和父亲一起睡在磨房东头的土炕上。
母亲没有念过书，但她深明大义，治家有方。父亲、大哥和我都是共产党员，在那个年代，母亲义无反顾地支持我们参加共产党。父子三人我入党最晚，我的小学老师周会彬和我以及远房叔叔一起挤在东屋的土炕上睡。周老师经常给我讲述共产党宣言，传授革命道理，最终介绍我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切母亲都看在眼里，她经常叮嘱我好好学习，以后为社会做出贡献。她虽然没有文化，但她明白我和父亲、大哥都在为老百姓做事。在我和大哥遇险时，她那异乎寻常的镇定和无所畏惧的精神令人难以置信。那是在1939年春季的一天，我回家探望二老。当时我在中共平乡县委书记孙光瑞同志身边做文秘工作，主要负责文件的起草、刻印。大哥是平乡抗日大队的骑兵连长。回家后，我在小东屋里看文件，突然本家叔叔风风火火地跑进家来，一边跑还一边喊我的小名，说日本鬼子和皇协军进村了，赶快躲躲。我赶紧把文件藏进炕洞里，跑到母亲那里让她跟我一块走，母亲正在纺线，平静地说，你叔说鬼子从南村来，我不能翻墙越屋，你赶快走吧，一定要小心。我翻身上了房顶，看到日本鬼子和皇协军从东西两个方向向我家走来，便顺势跳到西邻家，听到两边的敌人进了我家，我就从西邻家出来向村子背面跑去，躲进庄稼地里，待鬼子走后，我才回了家。这时候我才知道，敌人进家后哇啦哇啦地吼叫，到处乱搜，母亲神情自若，面不改色，照样坐在坑上摇着纺车。本家叔叔赶紧指着母亲说：“她是个聋哑人，是给别人家看门的。”经过一番周旋，敌人终于走了。是母亲的淡定自若，让全家逃过了灭顶之灾。但自此之后，家里就不能再住了。家里的事务都交给了二哥打理。
父母一生操劳。我和我的兄弟姐妹视此为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加以传承并发扬光大。解放没多久，二老却先后驾鹤西去，离开了人世。父亲去世时，我因为工作，没能看到父亲最后一眼。我想，九泉之下的父母，会理解儿子的一片心。
五孩时代
文/龙吐珠
不久前，国家的单独两孩政策逐步铺开，年近不惑的我经历了国家生育政策的数次变迁，从随便生，到计划生育，再到现在的单独两孩政策。看看我的独生女，望望我的哥哥、姐姐，唉！我的那个五孩时代，我的那个回不去的五孩时代……
我76年出生，正好赶上计划生育，可即便如此，我还有四个哥哥姐姐。
小时候，有一次爸爸领我们五个坐客车去县里，车里挤得跟鱼罐头似的，我们五个按序号依次排列挤好。中途有人下车上厕所，三哥也顺着人流下了车，不知是三哥贪玩迟了一步，还是三哥尿量太大，总之，车走了，三哥没上来。车晃晃悠悠开起来，爸爸不经意地数着我们，“一、二、三……”“不好，”爸爸大叫，“我少了一个兵。”司机马上刹车，人们看到远远地在车尾扬起的尘土中，三哥眼泪、鼻涕和着尘土，一手提着裤子，一手向前抓挠着，哭天抢地向客车奔来。
到了县里，爸爸的朋友请爸爸下馆子，说起下馆子，可能现在很多人不明白什么意思，在我小时候特指到饭店吃饭，那是让人充满期待的事，几年也去不了一次半次的。爸爸特意带上了我、三哥和姐姐。我在家里排行最小，最受宠，一定得带着。姐姐是家里唯一的女孩，也该带上。三哥本不该带的，但在来时的路上差点儿丢了，为抚慰他受伤受惊的心，就带着吧。
三哥和姐姐吃饱围着桌子玩，我则旁若无人，埋头苦吃，突然，一块肉卡在了嗓子里，我感到呼吸困难，喘不过气来，我边晃动着脑袋，边伸手从嗓子眼儿往外拽，发出啊啊的声音，饭馆瞬间从嘈杂中安静下来，在我晃动脑袋一周的过程中，我看到所有人都石化了，有人刚把筷子伸进盘子，有人夹着菜正准备送进嘴里……就像童话中一下睡着的王国，三哥和姐姐也停止了打闹，张着比碗口还大的嘴呆立着。终于我把卡住的肉拽出来了。我想爸爸会斥责我没出息，可爸爸什么也没说，饭店睡醒了，又恢复了刚才的热闹。
傍晚坐客车回家时，爸爸拎着一块肉，晚上，我家好好地吃了一顿肉，虽然每人分不上半巴掌大。
那晚的肉真香。
其实任何吃食对我们五孩来说都是奢侈的，尤其是肉，当然也包括鸡肉。
小时候妈妈对我们哥几个要求严格，其中有个规矩就是要睡午觉。夏天的中午万籁俱寂，我们哥几个瞪着眼睛睡不着，好像在等待什么好事。好事还真来了，家住不远的表哥家不知有什么大事炖了鸡肉，对于当时的我们每个孩子来说，那可是不可想象的盛宴，偏偏表哥是个爱显摆的人，所以他捧着小半碗鸡肉自己还没舍得吃一口，就第一时间到我家显摆来了。在院子里嘴巴不利索 的表哥就亟不可待地、磕巴地大叫：“鸡……鸡……鸡肉！”于是在他跨进房门的一瞬，他只觉得眼前人头攒动，老大、老二、老三外加年幼还晃晃悠悠的我立马就让表哥的碗见了底，表哥不敢相信似的看看自己手里的碗，又看看大快朵颐的我们哥几个，哇地哭起来，哭得那是个山崩地裂、痛心疾首，我们哥们啃完鸡肉，“嘭”，按序号倒在炕上睡着了，这个午觉睡得那叫一个香。
吃饱了，睡足了，总要做点儿什么，三哥耐不住寂寞，蹦跶地跑出去了，可一袋烟工夫，他又哭咧咧地回来了，一看他刚从泥里洗过澡的模样，就是让人给揍了，正翘着二郎腿，睁着眼睛做白日梦的二哥一见，怒火中烧，立马带着三哥找人理论，虽然其实二哥平时没少揍三哥，但现在看来，二哥揍是可以的，别人揍是断断不行的。双方言语不合，立即开战，先是二哥上，败下阵来，二哥、三哥哥俩一起上，打得那是惊心动魄，狼烟四起，怎奈对方人高马大，膀大腰圆，没几个回合，二哥和三哥就双双趴在尘土中哀嚎。
这事后，二哥和三哥潜心研究了一番战略战策，学习上，可从没见他们这么用心，不过，成效显着。不久，二哥在三哥的掩护下，偷袭成功，用一块不小的砖头儿命中几日前狠揍他哥俩的大块头，狠狠打击了大块头的嚣张气焰。看着大块头顺着脸汩汩流下的、鲜艳的红色液体，二哥三哥着实爽快了一把。不过，扬眉吐气没多久，对方家长找上门，每天拥有五孩的父母总要经历被别人家长找上门或找别人家为我们五个中的某一个讨公道的事，父母除了要完成沉重的、超负荷的体力劳动外，还要处理我们五孩的琐事，可真算日理万机了，不过，至今，也不曾听到父母的怨言，似乎我们五孩带来的麻烦于他们都不是累赘，他们不曾后悔把五个孩子带到这个世界。
二哥和三哥被父母好一顿收拾，尤其是二哥，他比三哥大，且助纣为虐，受到的惩罚最重，并且从此行动受到限制，时刻受监视。要说这监视二哥的人是谁，谁也想不到，竟是哥俩一起打架的三哥，原来三哥被父母成功策反，在父母的策略下，汉奸就是这么炼成的。不过三哥的跟踪手法实在不怎么样，三哥只会像个跟屁虫似的紧紧跟着二哥，都说“明枪好躲”，所以三哥这明跟，二哥根本没放在眼里。这不，二哥说去上厕所，并热情邀请三哥陪驾，可三哥没陪一会儿，就意志不坚定地被露天茅厕的臭气熏跑了，二哥理直气壮、得意洋洋地逃跑到自由的野地抓蝈蝈去了。
三哥的奸细生涯从此终结，三哥被下岗了，而我则意外地担任了这一角色，只不过监视对象由二哥变成了三哥。父母虽是农民，但和那个时代的大多数农民不同，他们非常希望我们五孩在学业上有所建树，彼时大哥去山东求学，二哥学习上已不成器，父母就把希望全寄托在三哥身上，偏偏当时三哥迷上了武侠小说，天天和神雕侠侣、霍元甲陈真纠错不清，在三哥监视二哥失败的基础上，我有了经验，就负责偷看三哥的日记，掌握三哥的思想动态，暗中观察三哥是否有不轨行为，好随时向父母汇报。别说，功夫不负有心人，三哥还真让我抓个现行。一次我夜半醒来，发现三哥躲在被窝里看小说，我大喜到抓狂。
“三哥，你在看什么？”
看得入迷的三哥被我的话吓一跳，看着我钻到他被窝里喜笑颜开到发肿的脸，三哥不愧为三哥，很快就镇静下来，“我学习呢！”
“胡说，书上画的人穿古装呢！”
“那是历史书！”
“我不信，给我看看！”当时我尚在小学，但辨别武侠小说和历史书的文化水平还是够的。
“不给，你也看不懂！”
“给我，我是文化人！”过去，小学生就快赶上秀才了，当然算是文化人。
“一边去，别耽误我学习！”
“给我，给我！”我一点儿也不担心三哥揍我，他如果揍我，我一定来个夜半哭声，让一家七口顷刻惊醒。
三哥不揍我，可他不给我，我也抢不着，和原本年长又在武侠小说中得到真传的三哥较量，我根本半毛钱便宜也占不着。
撕扯了一会儿，气喘吁吁的我立刻拿出杀手锏，“我告诉咱妈去！”母亲是我们五孩真正的领导者，她总是明察秋毫地审判我们五孩之间有时连当局者的我们都搞不清楚的、错综复杂、剪不断理还乱的官司，往往我们五孩一番混战之后，在母亲那里得到终审。
“你想气死咱妈！”三哥义正言辞地呵斥。那时母亲因过度的操劳，身体已大不如前了，我们五孩虽表面上没心没肺、嘻嘻哈哈，但心里都明白母亲的身体状况，在每天的五人组混合打的间隙，我们的心上总是似有还无的飘过一缕愁云。
“我……”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也不知该怎么做，只好悻悻地爬回自己的被窝。
很久后我才想明白，母亲让三哥学习，不让他看武侠小说，可他没听母亲的，我坚决拥护母亲，执行母亲的决定，我才是孝顺的，可当时，让三哥一说，怎么我若告诉母亲，我就是不孝呢？这叫什么事！
虽说要监视三哥，可我自己的学习也并没放松。
记得小时候家住农村，农村的院子宽敞得不得了，当然，这么大的院子不能人类独享，猪呀，鸡呀等家畜、家禽也熙熙攘攘挤了一院子。
刚上小学的我还没对学习深恶痛绝，相反兴致还颇高。于是在小学一年级的某个早晨，手捧课本，在一群鸡鸡狗狗中，迎着初升的太阳引吭高背课文，想来鸡鸭鹅狗们也是学习型的，在我的文化熏陶里，跑得特别欢。我读呀读，背呀背，折腾了一个多小时，终于会背了，我兴奋得背着书包上学了。
到学校我傻眼了，课本竟没带。我冥思苦想早晨还用的课本到底到哪里去了。中午走进院子我知道课本在哪了，我家那两头猪忘情地追逐着、撕扯着我的课本，看来我家的猪还非同一般，满爱学习的。
猪除了爱学习，猪还有其他的用途。
前面说了，过去的年代，农村谁家都是鸡鸭鹅狗一院子。有一年，我的一个远房侄子寄放在我家，让仅比他大两岁的我姐看着，那个孩子不知是营养不良缺钙缺锌了，还是什么，总之是不停地哭，我姐怎么哄也哄不好，我姐大怒之下把侄子随手一扔，不想一下扔到在院子里闲庭散步的猪身上，身上突然多了个不明物体，猪立即就驮着侄子抓狂地在院里狂奔，我们哥几个看着这一幕，不知所措、目瞪口呆，侄子却不哭了，竟大笑起来。
我这侄子够不省心，其实我们哥几个又哪里让人省心呢！小时候不知是怎么回事，肚子跟个无底洞似的，总觉得饿。母亲是个勤劳的女人，天刚蒙蒙亮，就起床做家务，我至今不明白，那时候的活儿怎么那么多，成天喂猪、喂鸭、劈柴、铲地……要不，就补不知破了多少个洞、不计其数、看不出本来面目的袜子。很快，母亲叫我们哥们起床了，我们按顺序躺在炕上向不同方向扭动身子，嘴里可喃喃着同一个词“饿，饿……”母亲叫我们次数多了，让我们的“饿”嘟囔烦了，怒喝着：“给。”噼里啪啦按顺序扔给我们每人一个饼，我们哥们睡眼朦胧、心满意足地抱着饼在被窝里啃起来。
啃够了，哥哥姐姐依次起床了，我是家里的老小，自然与他们不可同日而语，我继续趴在被窝里，睡是睡不着了，我等着哥哥姐姐来请我起床吃早饭，哥哥姐姐一向是迁就我的，可耳听着一个一个都吃完饭了，却没一个来请我，他们把我忘了，巨大的失落感让我觉得必须做点儿令人震惊的事才行，恰好炕边放着父亲抽旱烟的笸箩，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模仿记忆里父亲卷旱烟的样子，用纸给自己卷了个旱烟卷儿，还毫不犹豫地点上了火，一定是我的卷烟技术太差，旱烟卷儿不像以往父亲抽时火星慢慢、有节奏地上移，而是毫无规则地、出人意料地吐出火舌，一下就窜到我的嘴巴里，烧着我的舌头，顺便也照顾了一下我的脸，我狼哭鬼嚎、张牙舞爪地救火，现在所有人都关注我了，父母抢先扑救，让我的本就不算花容月貌的脸免于向不堪入目发展。四个哥姐则满脸诧异地瞪着我，好像在看耍猴。
其实我还算幸运，闯祸时父母在身边，二哥就没这么幸运了。一次，家里只有大哥和二哥，因为我们骨子里根深蒂固的饥饿感，大哥和二哥独自在灶坑门那儿烧土豆，三烧两烧，烧着了灶坑门旁的一堆茅草，火苗窜上了二哥的手臂，烧着了二哥穿着的棉袄，二哥哇哇大哭，大哥慌了手脚，撒腿就往不远处的小姨家跑，最终，是小姨用一瓢凉水挽救了二哥的胳膊，至今二哥胳膊上还有一大片可怕的疤痕。想想真让人后怕。
不过，大哥虽身为老大，可这照顾弟妹的能力还真不让人恭维。有一天，我和大哥在家，父母不在家，大哥可就毫无顾忌地懒得管我了。
“我要喝茶。大哥，你烧水去！”我对大哥说。
“自己烧去！”大哥毫不迟疑地回答。
“哎呀，哎呀！”我捂着脑袋大叫，“我头疼，得喝茶！”
大哥二话没说，麻溜去烧水了。烧水回来的大哥，看到我生龙活虎，上蹿下跳的样子，差点儿气个倒仰。
我知道大哥讨厌我，除了上面这件事，更源于我毁了大哥心爱的钢笔。
那个年代，一支钢笔是很珍贵的，大哥恰好有这样一支钢笔，我也很喜欢这支钢笔，朝大哥要，大哥宝贝得什么似的，根本不给。不给，看看总可以吧！就在我欣赏这支珍贵的钢笔时，顺手、有预谋地在大哥不可思议又来不及阻止的目光中，用凳子腿让这支钢笔粉身碎骨，成为大哥永远的、心碎记忆。我看到了大哥先是不敢相信，后是痛心，最后杀人一样的眼神，大哥终究没对我怎样，因为有父母在，我只看到大哥伤感、颓唐的背影，我突然觉得对不起大哥，原谅我年幼无知的愚蠢吧。许多年后，在我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后，我给大哥买了一支昂贵的钢笔，可递给大哥时，大哥似乎已经忘记我送给他钢笔的初衷了。
哥哥们不愿带我玩，姐姐对我却极好。那时偶有上海知青送给我们家点儿饼干，姐姐总是把她那份让给我吃，而她就尝一尝我掉在衣襟上的饼干渣儿。
上海知青除了送给我家饼干，也送给我家衣裳，那时能穿着上海衣裳，可真是奢侈品。而衣裳就只能送给姐姐，因为家里有四个男孩，送男孩送不起，而且男孩的衣裳还可以击鼓传花般穿，就是大哥穿完给二哥，二哥穿完给三哥，三哥穿完给我穿，而衣裳怎能经受我那如狼似虎的三个哥哥的蹂躏，不等传到我这儿，衣裳就以身殉国，被淘汰出局了。所以我一直懊恼自己的性别，如果我是女生，姐姐穿小的衣服就可以给我了，何必跟我那三个哥哥分衣服的羹呢！
不过年幼时，我还真穿过姐姐的裙子，闹不清自己性别的我，看见姐姐的那些女朋友，就疯子似的哇哇叫着往里扎，吓得那些小姑娘们东躲西藏。哥哥们取笑我是花痴，我才不管花痴不花痴呢，你们不带我玩，还不行我跟着姐姐了。管不着。
哥哥们管不着，父母可看不下眼儿了，大概是怕我性别走向出问题，强制大哥带我玩儿，没想到，虽身为农民，父母这性别意识还挺强。大哥和我差八岁，这得几个代沟啊，那段日子对大哥一定是苦不堪言、无比煎熬的，要不，大哥怎么就毅然决然地奔赴山东求学呢。
我清楚地记得，大哥走的那天，天特别阴沉，铅一样压在哥姐和我的心上。我们四个每人扒着大门上的一个柱子，好像每个柱子上晾晒着一个我们，我们的确是晾晒着，大哥的走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失重感，我们可怜巴巴地望着大哥的背影，嘴里不停的喊着：“大哥，别走！大哥，别走！”大哥终究是走了。自此，挂在大门的柱子上，我们相继送走了二哥、三哥……
五孩只剩下了我和姐姐了，家里呈现史上最安静的清晨和夜晚，没有喧闹，没有打斗……母亲再也不用断官司，可以安心做家务了。可每每在母亲做家务时，她总会不由自主地停下手里的活计，发一小会儿呆，然后又赶紧埋头于手头的家务。母亲的眼里，我总觉得看到了什么？是思念、是牵挂、是不舍……我的心又何尝不是呢？
再以后，哥哥姐姐们陆续结婚、生子……
再以后，即使是过年，家里的五孩也难聚齐了……
看看自己的独生女，从五孩时代走出的我，该觉得女儿比我更幸福、幸运吗？
老屋故事
文/沂蒙第一才女
我们家的老屋是爷爷奶奶遗留下的一座普普通通的老式房子。据母亲回忆，爷爷在时，一大家子就住在这个老屋里。后来，四个姑姑出嫁了，父亲弟兄几家就挤在这里。后来二叔自己在村西盖了房子，搬了出去，再后来三叔也自己盖了新房子，也搬出了。最后，只剩下了我们一家。我们一家人口和爷爷奶奶在时一样，也是九口人。所以同样的感觉，同样的滋味儿。
现在的老屋，是几经父亲扩建、改建、修缮之后的。堂屋三间，但东西长仅有七八米，远比人家现在的新屋短多了，一间屋放下一张大床，就没有多余的空地儿了。宽数里更是不行，也就仅有三米多。
回家过年，一大家子几十口挤在这老屋里，确实有些窄住。堂屋正中放下一张吃放桌子后，余空就不多了，进进出出都显得特别不自在，真是像母亲说的连插脚的空儿没有，小孩子只好被撵到天井和院子里。每当这时，母亲就唠叨个没完没了，抱怨父亲当时没有眼光，没把房子扩建得更大一些，要不现在还受这个罪！
虽然这老屋简陋，可是位置优越——面对温柔秀美的蒙河。蒙河特别有灵气，是我们村庄的魂。这河也就像是我们家的，一脚迈出大门就来到了河沿，我们对这个家这个村对这条河特别亲切。潺潺的河水给我们带来了无穷的欢乐，给我们带来了幸福和美好的回忆。有河相伴，一切都觉得舒服自在，一年四季我们都感觉到不到寂寞。面临蒙河，空气清新，吃水方便，洗涮方便，夏天乘凉更方便，我们打心眼里也觉得住在这里舒坦自由。村里人都说此地风水好，我们觉得也是这么回事儿，感到这里确实是一个福地，是一个宝地。尽管老屋窄了些，小了些，简陋了些，但从没有人嫌弃什么，谁也不愿意搬走，更没有谁说另选地方重盖房子。因为有这条亲切的河，有那软软的沙滩，有那大片大片的树林。
几十年来，从爷爷奶奶到父亲母亲，到现在我们一直住在这里。这老屋承载了我们家的所有欢乐和忧愁，刻录下了我们家庭发展的轨迹，见证了我们家庭的兴衰荣辱，留下了许多令人难忘的故事，所以倍感珍惜。
模糊的童年记忆里，我家的老屋十分简陋，也没有一个像样的院门。大门口是用母亲平时捡拾来的小石块砌起来的，窄窄的，仅容一个人进出。堂屋的前面是一个光滑的大石台子，放一些东西，东北角原来是一台石磨，最近几年才搬走。靠西墙，原来是两间西屋。这西屋到底盖了多少年了，我也不知道。据说，原来爷爷在世时，人口多，西屋里住着一家子，后来搬走之后，西屋就成了我们的厨房，也就是农村称的锅屋。再后来，我们渐渐长大，在堂屋没法睡觉了，父母动了一番脑筋，就在两间西屋的南头又接了一间，供我们弟兄几个学习休息之用。应该说母亲想的比较周到，那个时候能有个单独学习的屋子，就已经蛮不错了。感谢父母给我们创造了这样一个条件！
这间屋里，住着大哥二哥。寒假里放了假，早晨起来我们都没有醒，就已经听到大哥在大声地读背一些诗词了。大哥从小喜欢文艺，记忆中，大哥的藏书里有一些文学书籍，苗得雨的一本诗集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记得小时，学俊二叔多次提到过苗得雨这个孩子诗人，因此我就牢牢记住了。想不到大哥那里还真有一本苗得雨的诗集，这本书右下角被火烧了，封面已经破碎，大概是苗得雨文革时期出的一本诗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大哥的那本厚厚的剪贴本，里面贴满了很多从报纸上剪下来的故事、散文、诗歌、谜语等。这些报纸大部分是大哥从大队会计学敏三叔那里要来的，也有的可能是从学校里淘来的。大哥看完之后，就把自己喜欢的剪下来，认真地贴起来，平常有空就翻看，早晨就大声朗读背诵。大哥学习很投入，很勤奋，也很有决心，每天早晨就数他和母亲起的早。寒假的早晨特别冷，但是大哥不怕。起来之后，搓一搓揉一揉手后，大哥就开始点上灯读书，声音比较大，也比较快，四邻都能听到，惹得人家议论纷纷。但是大哥从不在乎别人的议论，不管别人说什么。
相反，二哥显得有些懒散，干事磨磨蹭蹭，有时大哥看不上眼了，就说他几句，可是二哥有些傲气，不太在乎大哥的批评，两个人就闹矛盾，就争吵打闹。大哥脾气比较暴躁，动不动就要发火，我们全都忍着。印象中的一次是，不知什么原因，大哥气得把二哥的书全给扔了。二哥很能忍耐，很多事都让着大哥，见大哥把书扔了，就很他理论，可是大哥并不和他讲理。斗不过大哥，二哥就暗自掉泪。我很同情二哥，觉得他比较懦弱可怜，就去哄他。当然，这样的情况很少，大多时间，他们都是在一起商讨学习，谈论理想和未来。
后来，大哥二哥考上了学，我和父亲就从堂屋里搬到了这屋里住。
我和父亲睡在一个床上。父亲白天干活，晚上常串门，回来的晚一些。特别是冬天，父亲常去二叔学俊家听书，回来的更晚。父亲回来时，我早已睡熟了，被窝里特别暖和，父亲就不冷了。由于家里穷，那个时候，几乎很少有褥子，所以冬天睡觉要睡光席子，席子特别凉，开始要咬着牙，进了被窝儿也不敢伸腿，要好长时间才把被窝暖和过来。父亲回来晚了，我却给父亲暖和了被窝，父亲睡起觉来暖活活的，特别舒服。有时因为要写作业，我睡得就晚了些，恰巧父亲回来晚了，就给我讲故事。父亲常讲的故事是罗成十二岁当丞相，还讲他当兵打仗的见闻。那个时候，我对十二岁和丞相还没有什么概念，虽然父亲每次不厌其烦地讲，但我还是置若罔闻，因为我根本不理解啊！
说起我们家的老屋，母亲总是唠叨没完。老屋虽然位置不错，但老屋毕竟太老了，一到刮风下雨，母亲就犯愁，因为屋顶透风，屋笆到处坏了，刮风时刷刷地掉泥皮，下雨时漏雨，不是这里漏，就是那里漏，整个屋里几乎没有干净的地方。我曾经记得，每当夏秋雨季到来，母亲就愁眉苦脸。下大雨，屋漏不止，屋里的一切东西都淋湿了，母亲床头屋顶上有一个大窟窿，大雨如注，只好用一个盆子张着，那雨滴噼噼啪啪打在盆子上，就如同打在母亲的心里。
地囤里的瓜干，也被淋湿了，看着一年的粮食被雨水淋成这样，母亲心如刀绞。雨下了几天，母亲哭了几天。母亲一会儿望望天，一会儿看看屋，六神无主。“再不翻盖这屋，该怎么过呀！”母亲闷闷不乐，嘟囔着父亲要翻盖这屋。然而翻盖这屋哪那么容易！说实话，那个时候盖屋可是天下最难的事，有的家庭几乎要积攒一辈子的力量。实际上，母亲和父亲早就有这种想法，也早在默默地做准备工作。一场大雨，伤透了母亲的心，也惊醒了父亲，他们同时暗暗下定了决心。
虽说是翻盖屋，但也并不轻松。原来的老屋是三棱檩，所以屋笆常常掉泥皮，烂的也快。新翻盖屋，母亲和父亲商量要盖成五棱檩，这样要添四棵棒，重要的是两间屋上的大梁必须足够长，因为母亲要把老屋向外延长一下。
盖屋需要备料——石头、土、沙、石灰、木棒、稻草、秫秸、麦秸等最基本的东西。母亲和父亲天天划算，缺少哪些，还需要多少。不够的怎么办，没有的怎么办，一切都需要精心准备，一切都需要操心。单说这几棵檩棒和两架大梁就是大问题。开始母亲为这十分发愁，后来父亲提醒，说我们家西边那个闲院，就有木棒。
这里说的闲院，原来是我近门的一个大叔的家。大叔因为闯关东，他的家就托我们给看管。可是大叔一去不回，家就破败了，屋也塌了，其中一架梁不错，可以用。另外我们在院子里面栽了一些榆树，大的已经有一抱粗，小的也有碗口粗。檩棒不成问题，梁也不成问题。翻盖屋的料准备好了，母亲的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于是和父亲商量到第二年春天盖，一定要赶到来年的雨季完工。
为了节省料和工钱，母亲又去找几个熟悉的可靠的木匠、石匠、泥匠商量一些方案，看让谁干最合适最牢靠最省工钱。由于父亲比较有威望，母亲人缘好，很多人都很同情我家，都很愿意给我们帮忙，母亲很是放心。
一切进展顺利，只是在把屋外延多少上母亲和父亲发生了矛盾。过去屋小太窄，母亲受够了，想让父亲把前屋檐的外墙再多向外延一些，可是父亲死活不同意，担心梁不吃劲，怕出问题，又怕花钱又怕废料。无奈，母亲没有拗过父亲，最终还是按照父亲的意见延长。母亲很是生气，但又没有办法。母亲的愿望落空了，心里很不舒服，几十年来没有放下。每当来了一些客人，屋里拥挤不堪的时候，母亲总是埋怨不止，嫌父亲没有眼光。要不，还能受这个洋罪！母亲的埋怨是有道理的，想法是对的，很具有前瞻性。说实话，在这方面，父亲做事显得缩手缩脚了些。
这次房屋的大翻盖，大修缮，是我家历史上一次最重大的事情。我们永远忘不了这一年——一九七四年。这年，我刚刚六岁。之后，虽然对老屋进行过几次修缮，但都没有进行过大手术，只是简单地把屋顶的麦草换成了泥瓦的。其它方面都依然如旧。
我们像小鸟一样，一个个从老屋飞走了，离开了这个曾经的家，有了自己的巢。如今，老屋里只有八十四的母亲在守护着，孤零零的。母亲对老屋又爱又恨，想离开有不能离开！我们虽然从这里飞走了，但怎么也飞不出母亲牵挂的目光。为了母亲，为了这个老屋我还常回家看看。其实，我和母亲的心情是一样的复杂矛盾。哎，这个老屋，我们的老屋，永远的老屋！永远的家！
花炮的记忆
文/霍寿喜
那年，刚进入腊月，我就盼望着大哥回家过年，期盼着除夕之夜能玩花炮。
早在一年前的除夕夜，“孩子王”祥保从集镇的亲戚家弄回几枚“满天星”花炮，我和大哥及村里所有的小伙伴在稻场上围成一个大圆圈，看祥保的花炮表演。就见祥保站在稻场中央，耀武扬威地叼着一根香烟，一枚接一枚地燃放“满天星”，时不时还挥舞着手臂，让喷出的火星流动成各种光彩的形状……当大哥提出自己也想燃放一枚时，祥保神气地摊开双手：“完了，刚好放完了，明年过年再玩吧。”我当时就大声对已经考上安庆商校的大哥说：“明年寒假，你一定要在安庆买许多花炮回来！”大哥点头说：“一定买！”
祥保当然也听到了我和大哥的对话，所以一年之后，他也很关心我大哥何时回家。有一回站在墙根晒太阳，我故意炫耀说：“大哥早就来信，说回家要买好多好多花炮。”祥保也兴奋地张嘴大笑——他的门牙很大，又从没刷过，被阳光一照，如同金色的玉米。
腊月二十，我和弟妹们在村头候了大半天，终于接到大包小包的大哥。我第一句话就是：“买了多少花炮？”大哥递给我一只黄色帆布包：“这里面都是花炮，一定要轻拿轻放哟。”我当时那个高兴啊，举着那个帆布包直蹦直跳，全然忘记了包里物品的化学成分，与董存瑞举的炸药包没什么太大区别。“这东西哪能挥舞呢？”进了家门，大哥轻声埋怨了我一句后，就打开帆布包，我被里面五彩斑澜、形状各异的花炮吸住了，坦克，小火箭，地老鼠，冲天叫，应有尽有，祥保的那种“满天星”，算是档次最差的了。那天晚上，大哥在祥保家门口偷偷燃放了一只“地老鼠”，可把祥保家里的人吓坏了，“地老鼠”真的像老鼠一样，闪电般地疾窜，就听祥保的妈妈大叫一声：“火老鼠！”
这以后，大哥再也舍不得玩第二枚花炮了。“等三十晚上再玩，玩它一两个小时！”大哥的心思我明白，他一定想起了一年前的祥保。细心的大哥还时不时将花炮拿出来晒晒（自然也有显摆的意思），每次都把祥保吸引了过来，他指点着花炮，说哪个哪个他见过，又哪个哪个很好玩，诸如此类，其实也是显摆。
在我的记忆里，感觉那年的除夕夜来得最慢。做米面，蒸送灶粑，杀猪，炸糯米圆子，这些经典的过年吃事，对一惯嘴馋的我竟然没了什么吸引力——我把心思都放到花炮上了。
除夕夜终究还是等来了。当大哥带着我和弟妹奔到稻场时，祥保和一帮孩子已经在此恭候了。我兴奋地喊叫：“放花炮喽，放花炮喽！”竟然喊来几位凑热闹的大人。我让人群围成圆圈，让大哥站在中央，又喊了一字“放”，大哥便开始燃放花炮。因为早就研究了花炮构造，大哥的动作很熟练。那些花炮，有地上旋的，有向上喷的，还有空中飞的；有炸的，有叫的，有无声的……几乎每燃放一种花炮，都会引来一阵欢呼，其中，祥保的声音最大。约摸一个半小时之后，花炮只剩下一枚“大礼花”了，大哥问我敢不敢放。我说不敢，但祥保叫了一声：“我敢放！”大哥笑着摊开双手：“明年给你放吧，今年就算了。”说完，他就点燃了“大礼花”，这枚花炮，因容量较大，竟然燃放了五、六分钟。面对大哥的“报复”，祥保倒会自我安慰：“今晚太过瘾了，不用我动手，就看了这么多花炮，真是赚大了！”
那年是1979年。
时至今日，每逢除夕，看见孩子们燃放花炮，我就想起那年的除夕之夜，脑海里就会闪现出大哥燃放花炮时的神情，被花炮照亮的稻场，光亮中的氤氲之气，伙伴们的欢呼和妙语，当然，还有除夕前的幸福等待……
大哥那些事
文/刘曼华
清明节，我带上老婆孩子回老家安仁扫墓，顺便省亲踏青。
父母都已去世，两个姐姐早已出嫁，二哥也在县里工作，老家农村只剩下大哥留守。大哥高中毕业，年轻时受到父亲的影响和薰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当上了村支书和村主任，至今当村干部已近20年。因他公私分明，公平公正，非常有人缘，深得群众爱戴。
据说大哥刚当上村委主任时，上任村委什么账目都没有留下来，村里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后来，乡里重新建账，村级工作才在艰难中重新起步。可村民们纷纷外出打工，只留下老弱病残在家务农。农田不允许抛荒，退耕还林工作要做，这些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为解决劳动力危机，村里大量推行农业机械化种植，从耕田到稻谷播种、插秧、收割等基本实现了农机操作，极大节省了劳动力和劳动时间。尤其是烤烟工作，县里推行决心非常大，但最初村民的抵触情绪也非常大，因为烟草公司收购烟叶时价格波动大，经常压级压价，导致村民的种植积极性与县乡政府的积极性产生极大的反差，烟叶生产面积难以扩大。大哥成为县人大代表后，联合农村代表在县人大代表会上多次提出建议，促成烟叶购销公司与农户最终达成了谅解。现在农村的烤烟面积始终保持在县里要求种植的面积以上，烟叶税收返还也成了多数村里唯一的集体收入。
我村地处安仁县边陲穷乡，靠近茶陵，语言也是介于安仁话与茶陵话的中间话。大哥自从当上村支部书记后，想了许多办法，探讨办村级企业，但因为村里交通基础太差，水利设施落后，尤其村前一条河流经常涨大水，将河堤冲得稀巴烂，而彻底解决这些基础设施问题所需资金又太多，实在令人望而却步。为了改变贫穷落后的现状，大哥在安仁举办了全县首届高田村在外工作人员座谈会，邀请了全村在外工作的200多人欢聚一堂，献计献策，取得了轰动效应。此后，村里在外工作人员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想方设法将村里纳入了市里贫困村，改建了村里小学，修通了通村公路和通组公路，建好了水毁设施，新建了村级党建大楼，改善了村级办公环境，完善了村级卫生所配置，山上种上了良种树木，田野大片大片烤烟绿意盎然，村里面貌焕然一新。
更加可喜的是，在加大力度大搞精准扶贫的情况下，我们村120户贫困户被列入精准扶贫对象，列入一对一扶持，并给予了一些优惠政策，比方说家里有学生的，在读高中时，免收高中阶段学费；对于有能力搞产业的，可提供一定数额的免息贷款……
看到家乡的巨变，闻着芬芳的泥土气息，我不禁陶醉在家乡希望的田野上。
母亲的晚餐
文/莲花君子
掐指一算，又四个星期没有回家看望83岁的老母亲了，母亲一定在家掰着手指头在数数我多少天没回家了。于是，我给大哥打了个电话说，我晚上和妻子回家与母亲一起吃晚饭，我在城里买几个炒菜，做个汤，就甭让母亲再做晚饭了。
下午6：30放学，我急急忙忙赶到家，与妻子收拾停当，带上儿子，又急急忙忙地向20里之外的老家奔驰而去。老家的交通比起五年多前，已大大地改善了，一条宽阔的柏油路，直通到老家院子的后面。刚踏上通往老家笔直的淮河路，一股股习习的凉风，迎面吹来，混着清新的麦香，犹如一首清新的小诗在心田氤氤开来，顿觉身心一爽。此时，大路两旁的路灯下，有走着三三两两散步的行人，有围在一起玩牌的年轻人，有坐在一块说话闲聊的老年人，是那么地悠闲，那么地惬意！这里远离都市，没有了城里的喧嚣嘈杂，没有城里的烟雾热浪，我想母亲也一定坐着小马扎和老人们在聊天。
爸爸，那不是奶奶吗？陶醉在乡村晚景中的我，经儿子的提醒，放眼仔细地望去，只见白而略黄的路灯下，一个瘦小单薄的身影，右手拿着老式的芭蕉扇罩在头顶上，正在目不转睛地向北眺望，是那么专注，仿佛远处的一尊雕像。那就是我的母亲，她一定在盼望我这不孝的儿子，我鼻子一酸，一股粘粘的液体滑落腮边，嘴边，咸咸的，涩涩的，我的眼泪来了。
走近了，儿子一把搂住母亲的腰，母亲吻着孙子的头，直说，你看，俺的小孙子又长高喽，好好让奶奶看看。此时，母亲的心里一定比蜜还甜！母亲一手牵着儿子，一手牵着妻子，像一位凯旋而归的将军，在叔叔伯伯们面前走过！大哥说，母亲一听到我们要来吃晚饭，就一直站在马路上向北张望着，足足有一个小时，劝她回家等着，她总是坐不住，好象唯恐我们不来似的。刚进大门，阵阵芳香，泌人心脾。母亲迫不及待地掀开堂屋门帘，我被眼前的一暮惊呆了：一张不大的餐桌上，摆着四个盘子，两个汤碗，筷子汤匙摆得整整齐齐；几个方凳，干干净净，围在小餐桌四周。哥又说，尽管我带着菜呢，可母亲坚决不同意，非让他带着她到本村的餐馆要了我、妻子和儿子平常最爱吃的粉皮鸡块，苜须肉，地瓜丸，油炸小虾，还有蜜汁山药汤。母亲啊，你一生都在默默地为儿女付出，何曾为自己着想？这一只只从您爱河里飞出的鸟儿们，什么时候能重飞到您的身边？哪怕为您做一顿饭，刷一次碗，揉一次肩，捶一次背。我的眼泪又来了！
母亲的确老了，自从2011年患了轻微脑梗塞后，说话舌根子发硬不够连贯，老是把“10元钱”说成“一毛钱”；记性也大不如从前了，老是连我的名字想了老半天也说不出来；身体是一年不如一年了，可母亲非常倔强，用她的话说，只要自己能爬得动，决不拖累我们兄妹三人中的一个。母亲生了我们兄妹五个，大哥和大姐正赶上“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大跃进”和“不学无术”的“文化大革命”时代，学业荒废；二哥患“婴儿瘫”床上躺了八年，不幸离去；四弟五岁那年，也不知患的什么急病，连续吐血而亡。接连的失子之痛，特别是聪明伶俐的四弟的突然离去，对母亲的打击太大，一向倔强的母亲一年多精神错乱；还好，在父亲和大哥大姐的照料下，母亲挺了过来。从此，她把全家的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无论是生活还是学习，都给予了我莫大的关爱和鼓励！
母亲是个一辈子都与黄士打交道的人，那苍老的面容、单薄的身子、灰白而稻草般的头发，是母亲辛苦一生的见证。母亲的勤劳在家乡是有口皆啤的。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母亲总是全年满勤，年工分是最高的，白天除了去生产队出工，夜里学要挑水、切萝卜、切红薯片、喂猪、喂羊，或者纳鞋底、补衣服、煮饭，操持着家里的吃穿琐事，几十年如一日地拉扯着五个儿女在生活的风流里颠簸。
母亲没有闪光的语言，却一句“神争一柱香，人争一口气”给了我们奋进的勇气和动力；母亲没有惊人的壮举，却在一针一线中为我们倾注了深深的爱意。记得儿时，我体弱多病，常在半夜时分高烧、惊劂，母亲像扛着一箱易碎的玻璃，谨慎而急忙地行走在沟壑交错的乡村小道上，去敲赤脚医生的门，还要在医生难看的脸色下再次赊帐。我深深地知道了，催追母亲老去的不只是岁月，还有一天天风华正茂起来的儿女！
母亲是一个小脚女人，可她的“三寸金莲”比男人走的路多，干的活重。父亲有哮喘病，是个“药篓子”，40多岁时又得了胃病，一得就是10多年。于是，家中的7亩多地，春种秋收的任务全都落在了她的肩上，她不但是种地的一把好手，而且是收割、打场、轧场、扬场更是没比的。冬天，家闲的时候，母亲为了一家人的生活费，特别是我的学杂费，就凭着她的一双小脚，一手挎着一个竹篮子，一早步行到离我村30多里外的定陶县陈集买鸡蛋，因为那儿的比较便宜；到晚上歇了多次，才勉强到家。到家后，还要放到一人多高的大瓮里保鲜。等到年关鸡蛋最贵的时候，再拿出去买。就这样，母亲凭着她勤劳的双手，顽强的意志，硬是撑起了一片蔚蓝的天空，使我在这片天空中无忧无虑地翱翔成长，成为多少年来我村第一个大学生。
母亲虽是一位平凡的劳动妇女，可深明大义，为了不耽误我读书和工作，撒了一次又一次的美丽的“谎言”。记得在我大学快毕业的那年，父亲的腿老是水肿，有时脚肿得连鞋都穿不上。但是因为家里太穷，父亲总是舍不得到大医院里去检查。为了减轻病痛，经常到乡镇卫生室打个小针，吃几包药，应付应付就罢了。后来，在大哥和我一封封书信的催促下，大哥带着父亲到市立医院做了一个检查，结果是肝癌晚期，只能保守治疗。大哥想把这个消息告诉我，可母亲坚决不同意，她说这一年正是我毕业最关键的一年，就是天大的灾难也不能耽误我的学业。于是母亲给我写信说，父亲的病经过大医院的治疗，基本上好了，不用担心。据大哥说，在父亲生命最后的20多天里，父亲肚子里的癌瘤已扩散满了，胃被压迫的汤水不进，神经被压迫的“六亲不认”，有时从床下爬下来，又哭又闹，也就是医生所说的“肝疯迷”，大哥总想给我写信再见父亲最后一面，可母亲还是不同意，她说，反正父亲不省人事了，来不来一个样，其实她还是怕影响我的毕业成绩。虽然我没能见上父亲的最后一面，但我又有什么理由去抱怨母亲呢？
2011年春节，在大哥、大姐和妻子的劝说下，我把母亲接到了城里，想好好地侍候一下老人，让她过上几天安闲的日子。怎料母亲操劳惯了，闲也闲不住。她总是唠叨城里只有两个半人每个月却要吃掉乡下全家差不多大半年的油，大白天客厅的灯火不灭，用水“哗哗华”地不知心疼。每次出门动不动就打出租车，她左右不愿意。对城里生活不习惯的母亲，勉强住了10多天便又回到乡下去了。母亲是一张弓，我们则是搭在弓上的箭，为了把我们射向更高远的天空，她总是竭尽全力地去拉弓。当把我们射向了理想的彼岸，她自己却依然坚守、耕耘在我们起步的地方。
“当……当……”墙壁上的挂钟，响了10下，晚餐结束早已，又到了该道别母亲的时候了。母亲拉着儿子和妻子的手，一直把我们送到离家一里多地消防队，此时我多么希望时间凝结，哪怕是一分钟。母亲真的老了，满头银丝，在微风的吹拂下，仿佛一根根皮鞭在抽打着我的心。也许是人老倍思亲的缘故，每次当我们回乡离开时，母亲总是眼含泪水期待着儿女下次的归期。母亲常常站在公路两旁的小士堆上，手搭凉棚，翘首静待儿女归期的身影，成了我心目中永恒的牵挂！
我回头望时，又看到了那尊远处的雕像：一手拿着芭蕉扇，一手搭凉棚，翘首凝望……
母亲啊，你就是那风筝线，儿女就是那风筝，我们纵然是飞得再高，飞得再远，可始终离不开你的牵挂！
“母亲，回去吧！”我回过头来，朝母亲挥挥手，我的眼泪又来了……
思念父亲
文/周晓钟
父亲周述武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在这近一年的时间里，他的音容笑貌一直活在我们心中，我们无限思念着他。2017年2月5日凌晨6时，医院重症监护室打来电话，一听到医生那郑重的声音，我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了出来，急忙叫醒妻子和儿子，电话告知了大哥一起奔到父亲的病床边。看到父亲那安详的面容，我紧握着他那温热且浮肿的双手，脸紧贴在父亲的脸上，低声叫着“爸爸、爸爸”，希望他再睁开眼睛看儿子一眼，心里幻想着父亲是被疾病折磨地睡着了，他没有停止呼吸，因为他一直惦念着老伴和儿女。
1930年10月，父亲出生于商州区黑龙口镇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从小聪明好学，发奋读书，没有辜负祖父和全家人的殷切期望，读完了高中，考上了大学。1949年7月，商洛地区迎来了解放，父亲踊跃报名参加了建立基层新政权的工作。1950年8月，他接受商洛地委的安排，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到商洛地委宣传部工作。在工作中他服从领导指挥，认真干好每一件事情，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
1959年庐山会议后全国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他负责的商洛报社成了商洛地委机关“反右倾”的重点。他为了保护被整干部，引起了个别极左思想严重的领导不满，加之他写的一篇推广洛南秋田管理的短评有“右倾观点”，以及在吃食堂问题上也有“右倾”言论，遂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专门召开的反右倾大会进行批斗，撤销了党内外职务。当时他坚定的为自己申辩，如实向省委领导申诉情况，最后得到纠正。
1965年5月，组织安排他到洛南县委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又被作为走资派受批斗、关牛棚；给因武斗死的人穿衣守灵，受到了非人折磨。父亲被打倒后，搬到与厕所一墙之隔的小平房里。母亲多次让大哥去洛南县看望父亲，其中有件事情令大哥记忆深刻，终生难忘。那是在1967年的初秋之时，父亲被关入“牛棚”半年多了，不允许与家人见面，大哥只能在批斗会现场和游街示众之时，远远地瞧见父亲那熟悉的身影。直到有一天，大哥打听到可以去探视父亲了，但只给几分钟时间。当大哥终于见到父亲那憔悴的面容和瘦弱的身体时，眼泪夺眶而出，父亲压低声音说，宿舍装衣服的箱底里有一张你们兄妹几人的照片，上面写着几句话，让他好好看看并转告给家人。大哥到父亲的宿舍找到那张照片，看见照片背面写着：“千重要、万重要，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最重要；千要紧、万要紧，走社会主义道路最要紧，望儿女们遵行。”……十年之后，我们在一次和父亲聊天时提及此事，父亲说，在当时环境下，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意想不到的情况，给你们留几句话就算做嘱咐吧。由此而知，父亲在那种环境中仍然乐观面对，仍然坚信我们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会取得伟大的胜利，正是那种坚定的信念才使他挨过了那些艰难的岁月，而后重新投入到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而努力奋斗的工作中去。
1970年初他被“解放”后调到丹凤县任职，带领干部和丹凤县人民一起，修建水库，使川道地区土地基本实现水浇灌；绿化了荒山改变了生态环境。他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常年在基层行走，带动了全县干部实事求是、一心扎实为民的工作作风。1975年7月中旬，父亲在丹凤县马炉下乡，捎话让我去马炉看他。马炉乡当年是丹凤县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刘西有是该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也是县革委会的副主任，是省、地、县的先进劳模，他带领马炉农民克服恶劣自然条件，改变一穷二白面貌的事迹很感动人。接到父亲捎话后，我利用探亲时间骑自行车翻山越岭去马炉看望他，见他戴着草帽，顶着烈日，正和群众一起在玉米地里锄草，他也给我拿了一把锄头，我们并排锄起地来。收工后到农民家里吃晚饭，盛在碗里的是糊着一点面的水煮菜，由此可见当时马炉农民的生活艰苦状况，也说明当时的极“左”路线脱离农村的客观实际，农业政策改革对农民生活改善是多么的迫切和重要。父亲白天和群众一起劳动，晚上同刘西有与群众一起开会座谈，商量着如何改变贫困面貌的具体措施和办法。晚上我躺在床上，回忆着那碗面水煮菜，想着父亲的工作压力，想着农民的艰苦生活，和这些农民生活的状况相比，我比他们要好很多。我必须努力工作，多为国家做贡献，我想这也是父亲叫我去马炉接受教育的初衷。
1980年9月父亲调到商洛地委和行署工作，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认真执行党中央的改革政策，根据商洛地区的实际状况，聚精会神抓经济建设，使商洛地区的贫困现状有了较大的改变。父亲在商洛工作的38年，为改变商洛地区贫困面貌，殚精竭虑、呕心沥血、清正廉洁、两袖清风。他把一生最好的年华、最大的精力奉献给了家乡人民，到退休后仍然每年都要回商洛看看，盼望着家乡人民早日脱贫致富。
父亲生活俭朴，饮食简单，穿着朴素，一身20世纪50年代做的毛料中山装，一直穿到去世前。这身衣服有他一生最铭心、最激动、最幸福的记忆，那就是1958年国庆节，他穿着这身衣服在天安门观礼台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父亲走了。他带着对这个社会，对家人的眷恋走了；父亲的一生，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他给我们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炮弹台灯
文/蒲公英
在我的记忆里，永远珍藏着一样物品，他来自我当兵大哥给我的礼物，若干年前，我还是青葱少年，它陪伴我度过了辛苦而又美好的小学时光。
它是一盏台灯，由炮弹壳当灯身，旧钢盔当灯罩的台灯。
在那以前，我从来都没有台灯，我们在家属大院的平房里，只有很少的家具，睡觉的大床，一个笨重的立柜，两个摞在一起的放置衣物的箱子，还有一张圆桌，这张圆桌有很多作用，对于我们家的一日三餐来说，它是餐桌，夜晚，它又是我们全家人看书学习的地方，餐桌正对的屋檐下，是一只瓦数很高的灯泡，我们就在这样的灯光下学习，写字，看书，备课。
大哥来的那天，是个秋天，金黄的落叶遍街都是，他穿着胶鞋，一身浅蓝的军装，像极了东北的白杨，晚上吃晚饭，大哥从他的行李箱里掏出一个炮弹壳，很奇怪，炮弹壳竟然还有电线，接着，他又掏出一个旧钢盔来，他将它们组合到了一起，往桌子上一放，哇，竟然是一盏台灯，它敦敦实实的立在圆桌上，大哥把电源接上，立刻，它就透过钢盔灯罩，向圆桌周围散发出迷人的暖暖的桔黄色的光芒来，我们全家就在这样的灯光下，聊了整整一个晚上，大哥谈到了当兵的辛苦，谈到了云南的过桥米线，还有很多很多思乡的情绪。
大哥的假期要结束了，他要返回部队了，临别时，他还掏出一个子弹壳送给了我，并允诺以后有机会再来时，多做一些有部队纪念意义的小玩意儿给我。
从那天开始，我终于有了自己的台灯了，我在台灯下学习，母亲在台灯下备课，父亲读报纸，我们全家紧紧团结在了它的周围，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温馨美好的夜晚时光。
中学时，我有了更好的台灯，但我当初时如何处置我的那个炮弹台灯的呢，我忘记了，可我很想念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