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年画的文章
关于年画的文章（精选10篇）
春节里的浪漫事
文/顾斌斌
猴年春节里，有一则上海姑娘随男友到农村吃年夜饭，面对现状后心理崩溃连夜分手的新闻，引爆了社交网络。有人痛感区域差别、贫富分化；有人历数年节礼俗，家庭教养；还有些一批凭吊乡愁的人转而高谈阔论起门当户对的话题。我在春节里也带着城里妻子回到乡村，我们却有另一番甜蜜收获。
我妻子最近着迷民间木板年画等传统工艺品，获悉我的爷爷堪称这方面半个专家，缠着要请爷爷带路，调研一些我认为是封建迷信而不屑一顾的民俗。爷爷就拉上奶奶乘着孙媳妇的车在乡村里穿梭，边探寻民俗，边走访老友。我做方言翻译，乐在其中。
80多岁的爷爷捣鼓年画、纸马多年，在20多年前为帮小儿子顶替城镇户口提前退休，就开始这项事业。爷爷有祖传的铁匠手艺，解放后铁匠铺收归国有，学过半年私塾的爷爷就转型为国营铁器工厂职工，靠工资养活4个儿子。他的大儿子娶了那家铁器厂会计的女儿，就是我父母。爷爷退休后，一双摆弄铁器的手，转行拿起了毛笔、刻刀，跟着古镇庙里和尚抄写佛经、雕刻复印纸马的木板。后来写春联、剪刻有复杂图案的画。在奶奶开的杂货铺里，爷爷的作品最畅销。旧时候，婚丧嫁娶的礼仪风俗里，似乎少不了这些元素。
随着人口的外流、习俗的变迁，年画、纸马等民俗在千年古城如皋的市场空间越发狭窄。我们拜访的几户人家，也算是爷爷民俗产品供应链上游。如皋九华镇龙舌乡的杨夕照家族，年画和纸马的印刷已经不再用木板，更不用人工，用机器。我妻子调研的却是那些撇在一边尘封了的木板。终于在一些家庭的犄角处，寻宝似地找到一些雕刻细腻的木板，老少同喜。走访到白蒲镇勇敢乡的陈松涛家，他拿出一堆刻画木板，我妻子如获至宝，照相机拍摄不停。老人还拿出一本书——东南大学陶思炎教授赠给他的一本《江苏纸马》，里面有一些介绍他的内容。
我在这次调研后，发现以往不屑一顾的纸马，居然有如此成体系的神仙图案。有玉皇大帝、如来佛祖、龙王等，还有36位神仙济济一堂，画在一张纸上。牛栏、猪栏、灶王、土地神专业分工明确。如来佛祖、太上老君、玉皇大帝等神仙可以抛弃宗教差异，为了一个革命理想走到了一张纸上，神仙表情往往严肃认真，煞有介事在念咒。我妻子居然能将整体图片体系牢记于胸，让我联想起逻辑上能自圆其说的好莱坞科幻阿凡达、哈里波特等，毫无疑问，老一辈留下的文化遗产，好好消化吸收，一定能转化成超级IP原创版权。爷爷说，人一辈子其实干不了几件事情，那些神仙就懂，只专注做好自己擅长的、对别人有用的，就行。
望着花花绿绿的年画，那些各管一摊的文神、武将，我也开始走神了。
欣逢春节话年画
文/白英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春节作为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家家户户贴年画，曾是多少家庭经年不变的传统。灶王门神，喜庆孩童，木版年画无处不在，宅院的角角落落都充盈着年画演绎的吉祥如意。
作为著名的中国民间木版年画之一，杨柳青年画与苏州桃花坞年画并称“南桃北柳”。
时代在变迁，年画得传承。在以年画驰名的天津杨柳青古镇，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杨柳青木版年画代表性传承人霍庆有矢志不移，坚守古艺，勾勒印染着民间生活的“理想国”。
推门进入“霍庆有杨柳青年画博物馆”，仿佛来到了年画的世界，四面墙上是密密匝匝各式裱好的年画，大红配大绿的撞色运用，给人一种扑面而来的喜庆。暖暖的阳光泼洒进室内，照得桌上五颜六色的颜料丰润起来。一位脸色黝黑、目光炯炯的老人，戴着眼镜，手拿画笔，正在为年画上的娃娃“开眼”，他就是老字号“玉成号”画庄第六代传人霍庆有。只见他用画笔慢慢描画着娃娃的眼线，平缓的笔锋描到眼角处猛地一收笔，娃娃的大眼睛顿时活了起来。细看这幅年画，令人惊奇的是无论站在哪里，娃娃的眼睛仿佛都在和你对视，霍老师笑着说：“这就是杨柳青年画绝的地方！”
这幅《连年有余》是杨柳青娃娃年画系列中的代表，也是杨柳青年画最有辨识度、最受欢迎的形象。画作上的娃娃童颜佛身，戏姿武架，体态丰腴，活泼可爱，怀抱鲤鱼，手拿莲花，取其谐音恰为 “莲”年有“鱼”，寓意生活富足。让人不解的是年画娃娃的发髻一边扎着小辫子，而另一边戴着头花，霍老师笑眯眯地指点着娃娃道：“这个娃娃左看戴着花是女孩子的装扮，右看扎小辫是男孩儿习俗，寓意就是儿女双全。”杨柳青年画源自民间，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寓意吉祥，雅俗共赏，洋溢着质朴的喜气，散发着真挚的情感，仿佛是一部翻开的地域文化辞典，它藏着中国的年景，成为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文化传承和精神凝聚。
霍庆有看看手中诞生的年画，脸上满是笑意，他说，杨柳青年画的魅力就在于把老百姓心里向往的东西都画出来了。
霍庆有自小生活在年画世家，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国际民间工艺美术家、霍氏杨柳青年画第六代传人，“玉成号”画庄是他的父亲霍玉堂于1926年成立的，也是一直坚持经营下来的老字号年画作坊。
1982年，霍庆有的父亲霍玉堂在弥留之际还念念不忘祖辈传下来的年画，而立之年的霍庆有挑起了传承年画的重任，下决心重新恢复杨柳青年画。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长期的苦心钻研，霍庆有终于掌握了杨柳青年画的全套制作工艺和技术，并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成为天津一带勾、刻、印、画、裱五项全能的杨柳青年画艺人。30多年的时间里，霍庆有创作、加工了上百幅年画版样，不仅延续了经典传统风格，还设计了纪念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等反映和谐盛世的新版画，获得了多项国家级大奖。
年画给新年带来了快乐、吉祥，承载着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希望和祈盼，装点着红红火火的中国年。
年坐在画上走来
文/姜宝凤
临近春节，一次回乡下老家赶集时，我又看见了几张那种久违的儿时的年画，顿时一种感慨涌上心头。
我出生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关于故乡，春节是我儿时最其乐融融的回忆。每年刚进腊月的门儿，那种气氛便一天浓过一天。此时，大街小巷上偶尔传来孩子们玩耍鞭炮的响声，空气中弥漫着幽香的火药，全村到处都沉浸在红红火火的年味里。父亲开始磨刀霍霍，准备杀猪宰羊；母亲忙碌着蒸馒头、包饺子；我和两个哥哥则自告奋勇帮着爷爷奶奶扫尘、封窗、糊墙和贴年画。
当然，我们兄弟三人最感兴趣的是贴年画，因为年画是我们跟着奶奶特意去年集上买来的。集市上，卖年画的小贩总是把年画一长溜摆开好远，用砖头或者小石块压住年画的四个角。年画的种类很多，有《红灯记》、《沙家浜》等样板戏剧照的，有《五谷丰登》、《莲年有鱼》等寓意吉祥、生活美满的，有《福禄寿》、《松鹤延年》等预示人寿、家庭幸福的，有独幅的、多幅的……简直让人看花了眼。那时候农村没有什么读物，所以我和哥哥们特别喜欢一种叫做“连画”的年画，它是由多幅小画连成的故事，有“三打白骨精”、“杨门女将”、“桃园结义”等等，我们总是蹲在那里一字一句地把这些连画的故事读完，这些故事让我们看得入迷，直到蹲得两腿发麻，冻得小脸通红，在奶奶的一再催促下才左挑右选了几张恋恋不舍地离开。
贴年画时，爷爷早熬好了糨糊，他一边扶着画一边郑重地问我们：“看看有没有歪？”于是我们齐声喊：“左边再高一点，再高一点……”因为爷爷早就嘱咐过我们，只能说“高”，不能说：“低”，意思是盼望着日子象芝麻开花——节节高。奶奶最喜欢在自己的炕头上贴一张叫《百子闹春》的年画，象征着多子多孙，人丁兴旺。贴好了年画，家里斑驳的土墙便焕然一新，那喜庆、鲜艳、明亮的色彩，似乎能把阴暗潮湿的房间映照得通明透亮，屋子里顿时充满了温馨与幸福，过年的气氛便愈来愈浓了。
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无论是在乡下还是在城里，那简陋的年画摊儿早已不复存在，年画做为年文化中的一种重要的标志，似乎已成了一段历史，可对年画那深深的情结，一直萦绕在我的内心深处，挥之不去！
年画
文/秦延安
年的喜庆不仅隐藏在古老的习俗上，还彰显在那些红红绿绿的年画中。作为年画的故乡，开封朱仙镇，每年都有许多游客慕名而来。大家到此不仅是为沾沾年气，更是为了窥探那些为民众带来福祉的年画制作过程。
年画是世界上最大众的画种，被誉为“古老的东方之花”。每逢春节，人们总要买些鲜艳悦目的年画，贴在门上或布置室内，以增添节日的气氛。五谷丰登、家和兴旺、避邪驱灾等朴实愿望，都从一张张年画中表现出来。刚到开封，我便被城门两边新贴的巨大门神震慑住了。四五米高的秦琼尉迟恭，手持兵器，怒目圆睁，很是威武。四个城门边上，都贴有不同的年画。如一张名片，向外来的人推介着开封年画。由于传统的木版年画不能做太大，所以城门上的门神，是在保留木版年画的姿态基础上，用现代工艺生产出来的。
开封年画，又以朱仙镇最为出名。大巴向城外二十里处的朱仙镇奔去，年的气息便迎面扑来。作为中国木版年画的鼻祖，朱仙镇木版年画源于唐、兴于宋、鼎盛于明清，作坊一度达300家，行销全国，至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
随着熙熙攘攘的人群，我们走进了木版年画一条街，灰瓦红柱的仿古建筑，犹如年画一样，很有年代感。平日冷清静寂的街道，因为临近春节一下子热闹起来。透过那一扇扇洞开的门窗，只见一幅幅大小不一、形式各异的年画在探头探脑。一旁的作坊里，师傅们正在埋头刻版、套色、晾制等，一片忙碌。我们走进店里，细细观赏那些年画。朱仙镇的木版年画很有特色：一是构图饱满、左右对称；二是形象夸张、头大身小；三是线条粗犷、粗细相间；四是色彩艳丽、对比强烈；五是门神居多、严肃端庄。我仔细端详一幅秦琼的年画，一个人头就占据了画面的三分之一，人物夸张却又舒服，色彩艳丽而欢快，线条粗犷而豪放，正是这种浓郁的乡土气息和独特的地方色彩，才使得朱仙镇年画备受欢迎。历史上，朱仙镇年画曾以品种多、规模大、销售范围广而闻名天下，为了满足需求，手工艺人多使用木版套印的方法来提高效率。
看似一幅简单的木版年画，制作过程却极为复杂，仅工序就达32道。鼎盛时期的朱仙镇年画，分工细致，每道工序几乎都是由专人来完成的。其中最精细的就是刻板。只见工人运笔屏气，一下一下，细若发丝的胡子便跃然而出。据介绍，如果版刻不够细致，人物就不会形象传神，要想学会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除了刻版之外，印刷过程也极复杂。先印黑坯，晾干，再用色版套色，晾干，再套色……除去黑坯，有几种颜色要套几次版，刘海、马上鞭、拿罗四虎、鱼鳞甲……红红绿绿的年画就成了。这其中，师傅们的手艺很重要，色要套准、抹匀，全靠手摸。先把版定稳，用竹夹固定裁好的宣纸，用草刷沾上颜色，在砧子上蹭几下，颜色蹭匀了再刷到版上，然后把宣纸铺上去，扫几下，匀了，揭过，再印下一张。这个过程要心手相一，一手拿纸，一手使刷，劲道使匀，否则就拓坏了。没有两三年功夫，根本是印不成的，足可见学问之深。
除技艺之外，朱仙镇木版年画的浓重色彩也让人特别喜欢。在中国传统画作中，人们多把老虎画成黄老虎或红老虎，而朱仙镇的年画是黑老虎。有些地方的年画用腮红来粉饰人物表情，而朱仙镇的年画从不打红脸蛋，纯朴自然而和谐。在用色方面，朱仙镇年画非常注重中国人传统欣赏习惯，多用青、黄、红三原色，用色总数可达10种。
一雕一刻，形象毕现；一抹一刷，色彩鲜艳。每一张年画都有着自己特殊的寓意和故事，每一张年画都装着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和憧憬。虽然它已演化成一种若有若无若即若离的形象和图案，但在朱仙镇，在中国民间，仍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莲”年有“鱼”
文/胡月强
打我记事起，母亲每到临年的最后一个集日便带我去赶集。母亲赶集的目的不是买年货，也买不起年货，而是为了5分钱一张的年画。年年如是，岁岁如此。
我清楚记得年画上的内容：一个白白胖胖、头顶上留着一绺头发、涂着红脸蛋的男娃，扎着红肚兜，张着双手，骑在栩栩如生的大红鲤鱼背上，飞跃在用鲜花扎成的门牌上方，画下方碧水盈盈，荷叶田田，莲花灿灿。年画买回家，到腊月二十九，贴完春联，母亲小心翼翼地把年画贴在扫过尘土的堂屋正面，然后退后两步，双目凝视着，嘴里念念有词。少小的我不解其意，便追问母亲。“一是连（莲）年有余（鱼），盼着过上好日子；二是‘鲤鱼跃龙门’，盼着你长大有出息。”母亲语音喃喃，一脸的虔诚，回答我话，眼睛也没离开墙上的年画，像似不理我，而和年画上的胖娃娃对话。
母亲年年买画，岁岁祈祷，我家也没过上“连年有余”的好日子，依旧是粗茶淡饭，清汤寡水。衣服也是缝缝补补，按兄妹大小一级级改制。
1979年，改革的春风吹遍了大江南北，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第二年，俺家分到了8亩地，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吃上了大白馒头，穿上了真正的新衣服，从此过上了连年有余的幸福生活，母亲的年年祈祷变成了现实。
1983年我高中毕业，高考名落孙山，没有实现母亲所期盼的“鲤鱼跃龙门”。爱说爱笑的母亲病了，病得“莫名其妙”，常凝视着堂屋的年画出神，沉默不言。我悔恨交加，恨自己“没出息”，没有给母亲争得荣光。
母亲仿佛一下子老了，“心照不宣”的我也从此一蹶不振，每天起早贪黑和土坷垃较劲。这段“山重水复”的灰暗生活，一直持续了近两年，1985年终于迎来“柳暗花明”。是年，仲秋节过后，我有幸被招工到县电业公司，成为了一名真正吃“皇粮”的国家职工，虽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鲤鱼跃龙门”，但这也足以了却母亲梦寐以求的心愿。接到通知的那一天，久违的笑颜又爬上了母亲饱经风霜的脸庞。
又是一年新春到，年逾七旬的母亲又唠叨起远逝的年画。“莲年有鱼”这幅传统的年画，寄托了中国人太多的幸福和希望，这样的期盼已深深定格在人们的脑海里。
贴年画
文/彭庆东
儿时的腊月里，打扫完屋子的第一件事就是往墙上贴年画，那喜气洋洋的年味儿就氲氤在贴挂年画的墙上，由此买年画便成了一个不叫习俗的习俗。
那时，我最喜欢跟着爷爷到大北门城墙根下的解放自由市场买年画。买年画的商贩们在城墙或大树之间拴上绳子，再把一幅幅年画挂上去，也有的直接铺在地面的油布上，远远地望去，一片片五彩缤纷。
春节一天天临近，虽然天气寒冷，但年货摊上却人头攒动，个个喜笑颜开。年画品种奇多，有贴在院门上的《门神》，贴在厨房里的《灶王爷》，还有贴在米缸上的《土地神》……贴在屋里墙上及炕围上的年画更是包罗万象，犹如一幅幅中国民俗文化的图解。老年人喜欢《福禄寿三星图》《牡丹图》，年轻人喜欢《牛郎织女》《天官赐福》，而我则喜欢《大闹天宫》《武松打虎》等打打闹闹的题材，因为爷爷常给我们讲《水浒传》《西游记》的故事。
尽管那时的年画便宜，但各家的收入也很有限，我们最多也只能买四五幅年画。爷爷还常常把年画送给院里的一位孤寡老汉，我老大的不高兴。爷爷说：“不怕家穷，就怕穷冷。只有贴上年画，年才过得有味道，日子才能觉得红火。”我明白爷爷是在教育我，于是不再嘟嘴生气。
因为有了年画，即使是黑糙烂污的土墙瞬间也会变得生意盎然，而且因为年画的点缀，简陋低矮的屋子充满了喜乐气氛。而我为了能早点贴上年画，收住了玩心，耐心地帮着大人们打扫屋子，待晚上躺在床上后，两眼出神地盯着墙上的年画，比照着爷爷讲的故事，看着看着，仿佛有了吼声，有了摇摆，有了芬芳，有了眼睛眨动，一切都活灵活现了。
正月里拜年串门，无论进谁家，我总是喜欢将他家的年画从头看到尾，而在看年画的时候，我却在一岁岁地长大，所有的日子也在年画的新旧更替中悄然度过。
祖父的年画版
文/赵宗彪
祖父在我出生的十年前就去世了。
我只看过他的照片，那是他留在世上唯一的一张。我常常长时间地凝视他的双眸。这是一张中年人的脸，安详而和善。我能看到的遗物，是他手刻的一块年画木刻版。它能躲过各种时代的风浪而硕果仅存，也算是奇迹。
我上小学的时候，第一次看到这块双面阳刻的年画版，十分惊奇。祖母说，这是祖父的作品，早年间，它可以派上大用场：腊月时节，拓印在红纸上，可以拿到集市上售卖。来赶集的人，都会买上一两张回去张贴，是家里每年的一份小收入。上面刻的是道教人物。但是，家乡的老百姓从不考虑佛道神仙，只要是峨冠博带的古代人物，都是膜拜的对象，年节时上香点烛，祈求护佑。
对于祖父的记忆，我全部来自于祖母的讲述。
祖父会做榨油，冬天去油坊打麻车。曾经去宁波贩盐，挑回天台零售，以赚取差价。来回要走七八天。他留下的这张照片，在我童年时，祖母曾让一个上门画画的中年画师“放大”。这位画师坐在我家的堂前画了半天，我也坐在边上看了半天，画完后，对照原照，我看其实并不像。祖母看了，说太不像了，不肯付原定的两块五角钱，只付了一块五。这个画师很沮丧，也不说话，就在我家里默默地坐着。后来我父亲回家，看了画像，没有说什么，又给了画师一块钱，画师才走了。我觉得这个画师挺可怜的。
我家是中农，土改时保持原状，不进也不出，全家一直住在原屋。这块年画版，我十分喜欢，当时将它用布包起来放在二楼的墙洞里，外面再用砖封回去。随着年岁的增长，年过半百之后，我对艺术几近痴迷，并且“奋不顾身”地投入到木刻之中。我不知道，这是祖父这块木刻给我的暗示，还是他冥冥之中的眷顾？
我记得自己问过祖母，祖父是否学过画？她说，没人教过，自己会。
可惜，我永远无法当面问祖父。
乡村年集
文/张燕峰
一进腊月，十里八村的乡亲们都要到镇上赶年集。赶年集对于乡亲们来说，可是头等大事。是呀，无论过去的一年多么憋屈不顺，但是来年总有新的期许和盼头，不是书里经常说“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吗？
吃过早饭，爸爸带着我和哥哥，骑上自行车向集市出发。路上的人可真多，都是去集市上采购年货，大家见了面总要喜气洋洋地打招呼，然后马不停蹄地向集市上进发。到了集市，远远望去，曲折的街道蜿蜒成人的河流，这条河流流动得极慢，大家驻足在货摊前，讨价还价。
爸爸是个书生，生性腼腆，不善于跟人还价，但是“货比三家”的道理还是懂的，于是爸爸手中拖着麻袋走在人群中，我和哥哥像两条活泼的小鱼，在人群中钻来钻去。爸爸一个摊点一个摊点仔细地看过去，经常采用中医“望闻问切”的手法，遇到热心的摊贩让爸爸尝尝，爸爸总是含笑摆摆手。我那时真馋，受了摊贩的鼓励，立刻伸手捏一枚肥厚的红枣欲送到嘴中，偷眼望爸爸，正巧爸爸满含责备的目光望过来，我便讪讪地放下。
走过一圈，爸爸便了解哪些摊贩的货物美价廉。可是爸爸却并不急于买，而是站在几个泼辣的妇女身后，等她们一番讨价还价之后，爸爸便说：“给我也来二斤”，这样爸爸就能买上价格便宜的红枣、瓜子和花生核桃了。
很快，爸爸的麻袋便鼓鼓的，提在手中沉甸甸的，加之人多磕磕碰碰行走不便，爸爸便把麻袋扛在肩上。爸爸个头高，身材修长，扛着麻袋穿行在人流中，似鹤立鸡群。于是，我和哥哥丝毫不担心找不到爸爸。
走着走着，我们的目光被花花绿绿的年画吸引住了。年画的种类可真多，让人眼花缭乱。有神话故事如嫦娥奔月，如蟠桃祝寿；有戏曲人物，穆桂英威风凛凛地骑在马上，英姿飒爽；更多的是连年有余这样的吉祥年画。
这时，我们的目光被一张年画吸引住了，那是一条浑身金黄的大鲤鱼，在茫茫的大海中，从一座高高的门上一跃而过，身后翻腾起朵朵雪白的浪花。摊主走了过来，说道：“孩子们，这是鲤鱼跳龙门，谁家买了，来年孩子一定能考上大学。”我和哥哥听了，当即决定买下，因为我们的姐姐明年就要参加高考。然后，我又挑了喜欢的穆桂英，哥哥选了他最崇拜的关云长。
我们在汹涌的人流中与爸爸汇合，高高兴兴地向家里走去。
春节里的浪漫事
文/顾斌斌
猴年春节里，有一则上海姑娘随男友到农村吃年夜饭，面对现状后心理崩溃连夜分手的新闻，引爆了社交网络。有人痛感区域差别、贫富分化；有人历数年节礼俗，家庭教养；还有些一批凭吊乡愁的人转而高谈阔论起门当户对的话题。我在春节里也带着城里妻子回到乡村，我们却有另一番甜蜜收获。
我妻子最近着迷民间木板年画等传统工艺品，获悉我的爷爷堪称这方面半个专家，缠着要请爷爷带路，调研一些我认为是封建迷信而不屑一顾的民俗。爷爷就拉上奶奶乘着孙媳妇的车在乡村里穿梭，边探寻民俗，边走访老友。我做方言翻译，乐在其中。
80多岁的爷爷捣鼓年画、纸马多年，在20多年前为帮小儿子顶替城镇户口提前退休，就开始这项事业。爷爷有祖传的铁匠手艺，解放后铁匠铺收归国有，学过半年私塾的爷爷就转型为国营铁器工厂职工，靠工资养活4个儿子。他的大儿子娶了那家铁器厂会计的女儿，就是我父母。爷爷退休后，一双摆弄铁器的手，转行拿起了毛笔、刻刀，跟着古镇庙里和尚抄写佛经、雕刻复印纸马的木板。后来写春联、剪刻有复杂图案的画。在奶奶开的杂货铺里，爷爷的作品最畅销。旧时候，婚丧嫁娶的礼仪风俗里，似乎少不了这些元素。
随着人口的外流、习俗的变迁，年画、纸马等民俗在千年古城如皋的市场空间越发狭窄。我们拜访的几户人家，也算是爷爷民俗产品供应链上游。如皋九华镇龙舌乡的杨夕照家族，年画和纸马的印刷已经不再用木板，更不用人工，用机器。我妻子调研的却是那些撇在一边尘封了的木板。终于在一些家庭的犄角处，寻宝似地找到一些雕刻细腻的木板，老少同喜。走访到白蒲镇勇敢乡的陈松涛家，他拿出一堆刻画木板，我妻子如获至宝，照相机拍摄不停。老人还拿出一本书——东南大学陶思炎教授赠给他的一本《江苏纸马》，里面有一些介绍他的内容。
我在这次调研后，发现以往不屑一顾的纸马，居然有如此成体系的神仙图案。有玉皇大帝、如来佛祖、龙王等，还有36位神仙济济一堂，画在一张纸上。牛栏、猪栏、灶王、土地神专业分工明确。如来佛祖、太上老君、玉皇大帝等神仙可以抛弃宗教差异，为了一个革命理想走到了一张纸上，神仙表情往往严肃认真，煞有介事在念咒。我妻子居然能将整体图片体系牢记于胸，让我联想起逻辑上能自圆其说的好莱坞科幻阿凡达、哈里波特等，毫无疑问，老一辈留下的文化遗产，好好消化吸收，一定能转化成超级IP原创版权。爷爷说，人一辈子其实干不了几件事情，那些神仙就懂，只专注做好自己擅长的、对别人有用的，就行。
望着花花绿绿的年画，那些各管一摊的文神、武将，我也开始走神了。
年画
文/章中林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年画是农村过年不可或缺的。农村一般是瓦房，还带有土灶。一年的风尘落下来，烟火熏下来，白墙壁变了色，年画也发暗发黄。因此，每到年关，乡亲都会用石灰水把墙壁粉刷一新。这样，日光照进来，屋子亮堂堂的。老年画自然也是要换一换的。换了年画，屋里不光亮堂，还有些许喜气，新年的气息就像白羽毛洒落到每一个人的心里。
那时的年画都是颇显画工的纸质年画，虽然粗糙，但有生活的质感。年画多寓意“辞旧迎新”、“年年有余”、“招财进宝”之类的内容，表达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祝福。年画有单幅的，也有多幅的。那时，没什么娱乐活动，我们新年时就喜欢一家家地去看年画，比一比谁家的年画最有味道。生活在偏居一隅的农村，我最初对真善美的追求应该是从年画开始的，也是从年画里最先认识了七仙女、孙悟空和林冲。
每至岁末，我最爱跟着母亲去集市上买年画。虽然冒着严寒，但想到即将和自己心仪的年画碰面，那份期待还是满满的。那个年月，年画一般挂在一根绳子上或者铺在一张塑料布上，用木棍压着。一阵寒风，年画直打哆嗦，却一点挡不住乡亲的热情。人们比较着，权衡着，抉择着，是为喜庆，是为热闹，还是为有趣……母亲喜欢看戏，她挑的年画大多和戏曲有关。我想，她是想借此来向别人显摆吧。有一次，我就曾经看到母亲对隔壁的小川津津有味地说着董永的迂，七女的巧。我对此很是不满，每次非要找到自己满意的年画才罢休。
贴年画是要等到三十才行的。先取下旧画，才能贴新画。年画一般比较厚实，旧画正好可以用来包书。父亲小心地取下旧画，一般都成了我的新书封面——那丰富的内容和纸张是哪里能有的呢？这样得意的心，恐怕只有少时才有吧。清好墙面，熬好浆糊，父亲就站在梯子上贴，而我和弟弟就站在地上望着，看着画贴得正不正。但是我们向来没有什么准头，一会儿嚷着左边高了，一会儿又是左边低了，闹腾的父亲只得自己爬上爬下几次才能把一张画贴踏实。
年画贴起来了，屋里年的气息也浓了起来。等到母亲烧好了年夜饭，坐上了桌。一家人团坐在桌前，举杯欢饮，畅叙一年的收获。桌上是热情腾腾，一片热烈；墙上是五彩斑斓，一片喜气。这样简单朴实，纯粹明亮的新年，也只有那个年代才有吧，我想。
这些年虽然没有离开家乡，但是几乎没有再去买过年画。父母年迈了，弟弟也搬到别处，聚到一起都不容易，还从哪里去寻找那蒙了风尘的年画呢？真想跟着母亲再去赶赶集，再给父亲看看画正不正，但是什么都没有了昨天的滋味，我还能从哪里找到过年的那份快乐，恐怕只有在梦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