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名人的散文
关于名人的散文（精选10篇）
人在县城
文/荆爱民
县城是粗眉大眼的妹妹，苦巴巴地拉扯着三、两个孩子。一条主街道，川流不息的人流车流后面，难掩左、右各一条人车少至的背街道，三、五层小楼已然是县城的最高风景，土木结构的青砖瓦房躲躲闪闪地混迹在砖混结构的小楼丛中，妹妹不得不把有限的胭脂擦到她那青春的脸蛋上。县城最大的宾馆是原先县政府招待所改造的，不到百十张床位，还有多一半天天闲置着。三、两个像样点的饭店，门面儿、厅堂都不是很宽敞，卫生也很难入眼。小理发店很多，手艺却都一般，理10元钱以上发的人不是很多，5元钱连理发带刮胡子就已经足够了。
县城最大的官是县长。解放前我村里出了一位县长，直到如今，还有人说，那是王县长家的村子，连村名都叫县长这官儿给淹没了。
县城单位上的一个科长就很牛，更别说一把手了。要紧单位要紧科室的科长，在全县就很有名的，科长的孩子结婚，相关单位都要随礼的。这科长也真顶事，年岁不小了，半秃着头，手中的香烟总不断火儿，孩子分数不够能想法入学、变着法儿让初中生参军、给中专生安排工作，甚至于孩子犯了点小事，他也能给你往外捞。不过这科长也要会当的，如果这科长惹了别的单位的哪一位头头，哪怕是八杆子也打不着的单位，也有人寻到第九杆子，敲敲你那顶小小乌纱帽上的尘土。
县城只有怪人、奇人，没有很着名的名人。奇人、怪人有些真本事，也曾经很有影响，只是性情古怪，总在将要离开或离开县城时，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留在了县城，属于本事虽然大，性格却很怪的那种人，长久地占据县城名人的称号不再挪窝。
着名的名人都跑到省城去了，无论是长跑名将还是着名歌唱家。就连那县长干上三、五年，都心里想着腿上跑着往省上活动，日夜思谋着在省上弄个局长、厅长当当，把自己往省城里挪腾是最终目标。名人、才能出众的人，县城是留不住的，大鱼在县城是呆不久长的，都变着法使出浑身的解术往省城深水区奔流。省城的名人大多都是小县城打拼出去的，也很有一些成功的，或者有天赋，或者到了省城后与省上的名人比拼一番，打啊熬啊的，在省城站住了脚，给县城赢来了声誉。
没有走出去的名人，逐渐被县城的泥土味同化，就像一只大头鱼，经常在县城的一些主要场合露脸，只要亮出什么家什么家的尊称，听到的人即刻肃然起敬，不管认不认识，都是早就听说过人家鼎鼎大名的，县城名人也就有些洋洋然、昏昏然地招摇过市。逢年过节，政府相关部门会请这些名人名家畅谈祖国大好形势，名人在会上怡然自得，惯熟的客套话讲上三、五斗，喝得晕晕乎乎飘飘然回到家，一起生活多年的老伴吃惊地发现自己的男人还真有两下子的，能与县长大人平起平坐，县城有几人可享受此殊荣？
县城也出惊艳的美女的，未出嫁时那种俊美那种艳丽那种浑然天成的纯朴，半个县城都在念叨：说谁谁谁家那个女儿长得漂亮呀，啧啧啧，一路地赞叹。姑娘的那种自然美，那种天然亮丽，那种细腻白嫩，那种健康欢乐，谁见了谁都要忍不住赞赏。上世纪80年代初有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上了《人民画报》封面，一直是县城人的骄傲，她姐妹三个都很漂亮。可惜漂亮女孩儿结婚后，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多漂亮，把自己混同于一个普通老百姓，未生孩子前还略略地打扮一下自己，等生了孩子后，干脆就不再打扮自己了，只是在看到自己生下小孩儿那美丽的面容时，才分明又看到了一个缩小了很多号码的俊美的自己。
县城的空气是新鲜的，小河是清澈的，居民天天吃着带露珠的鲜菜，吃着当年的新麦面。县城人多与农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出城不到1000米就能看到玉米在吐穗，黄瓜在扯蔓，洋芋花儿开得一片恣意汪洋，就说还是咱县城到底是过日子的好地方啊。
这些年下岗情况很普遍，也有一些曾经在县城打拼失利的人放下包袱，开动机器，下乡承包土地，搞得风声水起的。也有买了一群小尾寒羊，悠然自得地放起羊来，早就熟知了那句古话：放上三年羊，给个县长也不当。
说着一口家乡话，西服袖口上的标签穿旧也不去拆，一双皮鞋穿破了也没有一次擦干净过，花上几十元钱就会咋呼几天，骑自行车上班，步行办事很普通很正常，可怜“的哥”伸出右手食指从东门伸到西门口还没有一个肯出一元钱的人上车。办事总是慢三拍，公告上八点上班，最好八点半去找他办事，太早人家还在吃早餐喝茶呢。
给孩子说媒，三说两说不是攀上了远亲，就是七拐八拐遇到了共同的熟人，亲上加亲就是好，熟人才相互了解，谁都知根知底的。不到一年，又有一个红活圆润的小把戏出生了。
县城的人也曾到省城去的，刚回来会赞叹几天省城的。说省城的人多，车多，楼高，说省城的人都撇着普通话，说省城的经济那才叫发达，说省城人的观念就是先进，连厕所都是那样的干净，还是省城好啊。不几天就不再说了，因为大伙笑话他，到省城去的人多了，就你沉不住气，没见县长是从省城下来的吗？他干嘛也说咱家乡话？
县城也有一个叫体育场名字的地方，虽然偶尔有什么运动会时体育场能热闹几天，但在县城人的概念中仅仅只是一个称谓或者体育场本来就是现在这个样子的。县上如果不开大会，平时不是很用得上的，有时一辆汽车就停在体育场正中间一停多半年，就有近旁的农人赶在天气好时拉着小麦、玉米来晾晒。足球球门架守着空房等待穿上那件新婚的霓羽衣，一直等到倒了门架也未等到，仅有的一个篮球场上永远有人在那儿争抢着场地，操场边上的三副双杠锈迹斑斑，有一副就倾斜成另类的高低杠，空旷的体育场上是蒿草、狗尾巴草的天堂。
也有一个图书馆。图书馆已近二十年没有购进新书了，图书馆管理员兼做着门房收发，她把当年新订的几份报刊都卖了废纸，还能换俩钱呢。破败陈旧的土木结构的房屋已经可以作为小县城的陈列历史了，与陈旧发着霉味的图书悄然躲藏在背僻的街道后面。
县一中的教师却与别处不同。梳着整齐的头发，两粒西服扣子全扣着，精神头比其他人要足得多，他们的眼里只有学生成绩，教好学生出好成绩就能多拿奖金就能住上大套房子。校长最怕的是哪位有名的教师跳槽，因为这个地方学生高考成绩在全国都是挂上号的。连县长都对校长敬重三分的，他怕哪一年高考成绩下滑，影响了他的政绩。有本事的教师也都有走省城的心啊。
小河日夜流，县城的名人总在有学生在省城干大事中陶醉，写文章只在地方小报上发表，画得一副好山水，写得一手颜真卿。画牡丹、画梅花，题字、写中堂，写寿词，他们需要钱啊，只可惜他们的舞台太小，本来是一棵参天大树的苗子，终生栽在县城这只小花盆中没长大。县城的名人发现省城的名人越来越年轻，名字越来越陌生时，就有些后悔这辈子总是呆在县城不挪窝是最大的失策，正在大发感叹时，突然看见镜中自己零乱稀疏的头发闪着银光，就像手中那把式样老土还缺了三、五个梳齿的木梳子，一切都已来不及更改了。
名人过年趣事
年，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各有各的过法，这里我们选三位古今名人，看看他们是如何过年的。
先看东晋书法家王羲之过年趣事。王羲之有一年到浙江绍兴暂居，正值年终岁尾，于是书写了一副春联，让家人贴在大门两侧。对联是：春风春雨春色，新年新岁新景。
可不料因为王羲之书法盖世，为时人所景仰，此联刚一贴出，即被人趁夜揭走。家人告诉王羲之后，王羲之也不生气，又提笔写了一副，让家人再贴出去。这副写的是：莺啼北星，燕语南郊。
谁知天明一看，又被人揭走了。可这天已是除夕，第二天就是大年初一，眼看着左邻右舍家家户户门前都贴上了春联，惟独自己家门前空空落落，急得王夫人直催丈夫想个办法。王羲之想了想，微微一笑，又提笔写了一副，写完后，让家人先将对联剪去一截，把上半截先张贴于门上：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夜间果然又有人来偷揭。可在月色下一看，这副对联写得太不吉利了。尽管王羲之是书法名家，可谁也不愿将这副充满凶险预言的对联取走张贴啊！来偷揭的人只好叹口气，溜走了。
再来看香港富豪李兆基、李嘉诚是如何过年的。李兆基被香港地产界尊称为“四叔”，他每年过年时最快乐的事情是带着他的爱子家杰和家诚一起到国外旅游，比如去加拿大滑雪，在享受大自然乐趣的同时，尽享天伦之乐。而香港富豪李嘉诚呢，在过年时总是和儿子李泽钜、李泽楷等一家人在一起辞旧迎新。李家有一条家规，这就是：李家的成员无论在哪里办什么大事，过年时都必须要回家吃年夜饭。所以，李家的人无论在世界的哪个地方，无论在做什么大生意，过年时都会返回香港，一家人团聚。
最后看看作家冯骥才如何过年。作家冯骥才说，中国人置办年货是为了寓意来年的丰足，因此冯家置办年货要备足八样：玉丰泰红绒头花、正兴德茉莉花茶、津地吊钱、彰州水仙、宁波年糕、香烛供物、干鲜果品、生熟荤腥。
另外，冯骥才过年要打扫屋子，装点过年的气氛。他总是拿吊钱、福字门、花灯笼之类把房间里里外外布置一番，还要贴楹联和吉祥图画。
过年时到郊区的农村集市去逛逛，是冯骥才养成的过年习惯。他说，这是为了去感受一下年的氛围和劲头。要说年味浓，还得到乡间。冯骥才在赶集的时候，看着大姑娘小媳妇们挑选窗花，看着扛着猪头的兴冲冲的大汉，觉得年的气息扑面而来。
当年，剪纸担当起点染年意的主角，所以过年时，冯骥才也少不了去天津的天后宫买剪纸，把年的味道带回家中。
过年期间，冯骥才最重要的事情要数祭祖了，他家有四幅祖宗像。除夕之夜，悬挂这几幅祖宗像，像前摆放供案，燃烛焚香，以示感恩之情。
此外，过年的时候，冯骥才还会在墙上挂上几幅珍藏多年的古版杨柳青年画，像道光版的《高跷图》、咸丰版的《麟吐玉书》和《满堂富贵》等，冯骥才喜欢从这些老画上感受昔日的风情，这年过得也别有一番风味。
闲谈名人植树
文/程贤军
名人大多爱植树。
孙中山先生是我国最早倡导植树造林的人。1893年，他起草了着名的政治文献《上李鸿章书》，指出中国欲强，须“急兴农学，讲究树艺”。
1915年，在孙中山先生的倡议下，当时的北洋政府正式规定了每年清明节为植树节，自此我国有了植树节。后因清明节对我国南方来说植树季节太迟，同时也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国民政府又将孙中山先生的逝世日——3月12日定为植树节。1979年，新中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再次决定每年的3月12日为我国的植树节，以纪念一贯倡导植树造林的孙中山先生。
周恩来总理也非常重视植树。1964年，他访问阿尔巴尼亚时，接受了阿尔巴尼亚政府一份珍贵礼物——1万棵油橄榄树苗。回国后，他在云南海口林场亲自栽植，使这一优良树种在我国云南、广西、贵州等十几个省区结出丰硕果实。
邓小平历来关心植树造林工作，他于1981年倡导了全民义务植树造林活动。他曾说：“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是建设社会主义、造福子孙后代的伟大事业，要坚持20年，坚持100年，坚持1000年，要一代一代永远干下去。”
领袖们胸怀天下，心里装着的是百姓的幸福和社会的进步。他们植树植下的是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希望。与领袖们相比，文人墨客植树有鲜明的个性，爱将个人的喜怒哀乐随树植下，别有趣味。
陶渊明不仅“独爱菊”，也喜柳，朝夕与柳为“友”。他特意在自家门口亲手栽种了5棵柳树，号称“五柳先生”，并留下了“荣荣窗下兰，密密堂前柳”等传世佳句。
白居易爱树如宝。他被贬任忠州刺史时，年年都种植花木，并赋诗咏道：“持钱买花木，城东坡上栽，但购有花者，不限桃李梅。”他在《春葺新居》诗中又说：“江州司马日，忠州刺史时。栽松遍后院，种柳荫前墀。”
柳宗元被贬到柳州作刺史时，特别重视植树造林，尤爱植柳树。他不仅严令辖区治下的城郭巷道、高坡矮堤等处都要广植柳木，还亲自到柳江边植柳。有诗道：“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因而，他被人们誉称为“柳柳州”。
春天正是植树的大好时节。无论你是名人还是普通民众，只要你将树植下，并精心呵护，日后你一定会收获一片绿色的世界。
中外名人趣事
文/肖新花
中外许多名人生性幽默，留下了不少逸闻趣事，读之不但能给人带来快乐，而且还能从中得到多方面的启发。
民国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过五十大寿，给马寅初发了请柬。寿宴上，有人想巴结孔祥熙，提议讲笑话。马寅初首先站起来说：“我不会讲笑话，只会讲故事，我先为大家讲一个故事助兴，怎么样？”大家拍手叫好。马寅初接着说，“从前有兄弟三人，老大叫年纪，老二叫学问，老三叫笑话。有一天，父亲叫他们兄弟三人上山砍柴。晚上回来后，老大年纪砍了一把，老二学问一点也没有，老三笑话倒是砍了一担。”这实际上是讽刺孔祥熙“年纪一把，学问全无，笑话一担”。众人心领神会，顿时鸦雀无声。孔祥熙听后，无可奈何。
法国大作家维克多·雨果为了谢绝社交活动，安心写作，竟想了个绝招：把自己的头发和胡须分别剃去半边。亲朋好友一来，他就指指自己的滑稽相，谢绝社交约会，待须发长还原，他的大作也告成功。
有一次，雨果出国旅行到了边境，宪兵要检查登记，就问他：“姓名？”“雨果。”“干什么的？”“写东西的。”“以什么谋生？”“笔杆子。”于是宪兵就在登记簿上写道：“姓名：雨果；职业：贩卖笔杆。”
法国着名作家大仲马到德国一家餐馆吃饭，他想尝一尝有名的德国蘑菇。但服务员听不懂他的法语。他灵机一动，就在纸上画了一只蘑菇，递给那位服务员。服务员一看，恍然大悟，飞奔离去。大仲马沾沾自喜，心想：我的画虽不如我的文字传神，但总有两下子，行！
一刻钟后，那位服务员气喘吁吁地回来了，手里拿了一把雨伞对他说：“先生，你需要的东西，我给你找来了！”大仲马愕然。
卓别林能编，能导，能演，是不可多得的全能影人。有一次，他召开影片摄制会议，一只苍蝇在他四周绕着圈子飞。起初他用手拍打几下，没有打到，就要了一个苍蝇拍。会议进行中，他就握着苍蝇拍，摆出打苍蝇的姿态，眼睛狠狠地瞪着那只苍蝇。可是打了三次，都没有打到。后来苍蝇就在他面前的桌上，他慢慢地拿起苍蝇拍，正要作死命一击时，忽然放下手中的武器，让苍蝇飞走。在座的人看了，就说，“为什么你不把它打死？”卓别林耸了耸肩，说：“这只不是方才那只！”大家听后都乐了。
札记
文/朱海君
闲暇时爱读一点自己喜欢的书，这样的习惯延续了好多年，小时候看看连环画，大了阅读散文、小说……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名人信札悄然走进了我的生活，藏札、读札成为我工作之余的一大享受。
人生的很多际遇恰似因缘巧合，透过小小的巧合，让你看到的不仅仅有明亮的窗户，更可能是广阔美丽的文明世界：那是一个冬日的黄昏，孩子满月不久，去他外婆家了，我一个人百无聊赖，漫步在亮着星点灯光的小巷子，信步走进了一家“金鹤书法社”的门店，店主是一个刚从艺校毕业的年轻人，简单的闲聊之后，顺手拿起书桌上的一本毛笔字帖，“咦？字帖上怎么都是前人写的信呀？”就在那瞬间，率性随意、一气呵成的信札墨迹已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慢慢的从关注到喜欢到拥有，直至现在成为信札收藏爱好者。
十多年前名人信札的收藏刚刚在中国大地上兴起，网络论坛的流行为这样的小众收藏燃起了冬天里的一把火，很难想像信札因现代通讯的发达而走向衰亡，而全国那千余名信札收藏爱好者却因为形形色色的艺术网站而聚到一起，灌水、品鉴、买卖、辨伪……我成了他们中的一员，作为只有热情没有相关知识和经验的初来乍到者，只能默默地看，默默地学，文人学者手札一直是我重点收藏的门类，了解得越多，越是感到知识的贫乏，每一位学者背后都有一个文化故事，信札当中他们的所思所想其实都在诉说着这个故事，值得你去探索、去追寻。
信札收藏以名头为第一，书写者的名头越大，知识背景越丰富，传世华章越多，则越有价值，同时，带来了另一个问题——真假。名头越大造假也就越多，所以就要求你去钻研纸、墨、信的背景、书信者的风格，包括信封、邮戳、邮票，尽可能从蛛丝马迹中发现作伪的依据。信札收藏圈是一个各式人等都有的群体，其间有像我这样的普通劳动者，更多的则是从事教学甚至研究的知识分子，向他们学习和讨教，可以开阔你的视野。那时候网站上真的可以淘到名头大、书法好、内容好令人心仪的东西，譬如：老舍从美国寄回来的信，吴宓在西南师院的便条……刚到手的一刹那，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捧读她，油然而生“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的顺意，就是这样寻寻觅觅、披沙拣金，一封一封的不断入藏我的书斋；没有一掷千金的豪迈，有的只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光阴流逝，斯人已去，手中留有几通曾经熟悉的名人信件，然后精裱装框，用来点缀客厅、卧室，风雅至极。
每一通名人信札都是历史的孤本，同时也是真性情的流露，真思想的表达，书画家可以重复同一题材，几乎不可能有人会重复写同一封信，名人信札因其存世量少并不是有钱就能买到，因此信札收藏热潮一浪高过一浪。我发现只有走出信札才能看懂信札，只有站到了历史和书法的高度，才能真真读懂这一个看似小小的门类。岁月静好，青春不再，我的收藏也不再止于信札，对于签本、题词、处方等，见到满意的也会大胆出手，前几天请回来一笺嘉道年间的医方，朋友说是用来治疗肠胃炎的，听后颇多感慨，那段时间刚巧肠胃不太舒服，正吃着中药，冥冥之中这二百年前的方子就是为我而开的，一张白纸，当她有了字，有了思想内容以后，就有了生命的灵动，就有了心灵的火花。
孩子刚满月时，我与信札结下了不解之缘，孜孜以求之，如今孩子已长成追风少年，经年累月收集而来的信札也像我的孩子一样，与我朝夕相处，伴我度过白天、黑夜、空虚、寂寞，每当月白风清之际或是夜半梦醒之时，情不自禁会想起我这既花钱又花时间和精力的“癖好”，是坚持还是放弃，何去何从……偶然孩子的一句话坚定了我勇往直前、风雨不改的信念，“信札挺好的呀，我喜欢”，讲到我心坎里去了，真的，书札不就是文化的载体么，捧读书札不就是在捧读中华文化这部大书的某一个章节么？还有什么值得你去犹豫、彷徨的呢？时光荏苒，斗转星移，我在领略父辈多读书、读好书的家训时，不也就是个对未来充满憧憬的少年？想到这里，我很释然也很幸福。
闲说名人
文/华杉
近年，中国名人、名家之多，可谓叹为观止。
笔者案桌上放有名人辞典，八九种之多。就其专业范围内浏览了一遍，见其中不少同行名家属初次相识。恐已孤陋寡闻，便请教了同行的几位资深学者，他们也持同感。既是名家，连同行都不知其名，岂非咄咄怪事？
何谓名家，以学有专长而名为一家之谓也！名家的着名程度与其学术专长的水平成正比。古人之所以有名下无虚士之说。如无学术上的建树事业上的成就，谁愿意心悦诚服地通过传抄称其家颂其名鼓其掌呢？因此，出名者，无须冠之以着名，反之，着名叠成山，也无异于画蛇添足，多此一举。
然而，今天情况则不同，印刷事业的发达，能使平庸无奇的无名小卒短期内成为一员名家。翻阅一下如今的名人辞典，入选者固然有学问卓着名闻社会的专家学者，但南郭之流也不乏其人，有只写了一篇通讯而入选为着名作家的，有只在刊物上发表了一篇调查报告而被捧为着名经济学家的，等等。简言之，不少名家的帽子是人为地自己买来自己戴。如此名家的可信度便能窥一斑而见全豹了。
今日名家缘何这般多？因为某些人想出名。常言道，名与利是一对孪生子。有了名家的头衔，说话嗓子也大了，社会还不刮目相看？在单位里，还可凭藉名家的头衔，评职晋级、分房子加工资，比别人多一个硬件。正因为如此，一些人把名家的桂冠看得很重。《儒林外史》中的那个范进，想中举都想疯了，无非是因为当上了举人，就不再是一介寒士，而是身价百倍，官位金钱跟着来。现在，某些人之所以处心积虑地想当名家，不难从范进身上找到影子。
用经济学的观点说，供给在于需求。既然有人想当名家，于是产销一体化的名家文化公司便应运而生。形形色色的名人辞典，大都出自这类名家文化公司，只要付上千儿八百的，或包销十本二十本书的，便可入选成名。这类名家文化公司明明出于牟利，却还美其名曰褒掖人才。另一类名家文化公司，是无须顾客破财的，比如一些报刊杂志为了扩大自身影响，打开销路，专辟名家特稿等栏目，而在那里发表见解的并不是真正的名家，所说的也并无高明之处。而这些名家也并无半点不安，像真的一样当起了名人。
毛泽东诗云：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而今正值改革开放进入新的时代，本当名家辈出。时代呼唤名家，社会需要名家。然而，名家是学出来的是干出来的是奋斗出来的。没有真才实学垫底的名家，仅为人作喷饭用，有何意思？
珍惜距离
文/朵拉
旅游因为新鲜，所有发生的人事物，都难以忘却。风景也是。
记得到新西兰的时候，那个载我们观光的巴士司机淡淡地说，这里风景也不怎么样，但人人却都说美。
清澈干净的空气，一无阻挡的平原，让风中的花儿仿佛多了一层鲜亮的美感。呼吸的时候，花和草的香气，让眼前的风景添加一种愉悦清新的美好。但这却是当地人眼中的寻常景致，身为游客的人，因平日少见而为之惊艳。
对自己伸手能及的一切，皆不稀罕不珍惜，这原是人之常情。
难怪有句话说，熟悉带来轻蔑。
人人争着要看名人，遇到着名人物，赶紧上前握手拍照或索取签名等等。因为少见就多怪。
在名人家里做了五年工的佣人，轻描淡写：什么？他是名人？每天早上也是同样刷牙洗脸上厕所，吃早餐。
她看见名人去晨运，一样穿件短裤T恤，普通平常。
工人一点也不以为名人有什么稀奇特殊。
人和人之间，是不是也要保持一定的距离，才会互相珍惜？
名人猴趣
文/孟祥海
北宋词人晏殊的幕僚王琪和张亢，一个骨瘦如柴，被人戏称为“瘦猴”；一个一身肥肉，被人誉为“肥牛”。
一天，王琪瞅着张亢笑嘻嘻地说：“张亢触墙成八字。”是挖苦张亢是头笨牛，牛脑袋撞上墙，能撞出一个“八”字的痕迹。张亢则反唇相讥，冲着王琪说：“王琪望月叫三声！”这里的“叫三声”化用了郦道元《三峡》中的句子：“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是在嘲笑王琪是只猴子。“成八字”“叫三声”，可谓对仗工整，入木三分。文化人的打趣也极富文化色彩！
道光十七年八月初三，贵州省兴义府知府家里生了个男孩，孩子出生后哭闹不止。知府请了好几个郎中，都说没病。父亲便在府衙前的兴安街上贴了张符咒：“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哭郎。不知前世是何仙，含冤受辱降人间。过往君子都来念，洗尽前孽享平安……”
有位老者看后说：“莫非这位公子，真是一位异人？”有位卖柴的小伙子说：“我家住在将军山里头，每次来兴义赶场，都是三更天就起身。有月亮时，总能看到一只老猿坐在山头上。听我爷爷说，那老猿最少有300年了。在上月十五六的晚上，月亮明光光的，我却什么也没看到。原来它转世了……”
“噢，将军山的猴子转世，说不定将来会成为大将军呢！”于是，知府的儿子是将军山“灵猴转世”的传说不胫而走，且越传越奇，越传越神。这个孩子就是后来的晚清重臣：张之洞！
还有一位晚清重臣被清廷加官进爵后，他最信任的一位幕僚，看他一身盛装，就说：“以后我们是称呼您中堂呢，还是称呼您侯爷？”没想到，他却幽默地说：“只要你别称呼我为猴子就行了！”此时此地此言，除了幽默，更是一种自嘲，因为他觉得自己实实在在地是被朝廷当猴耍了一场：当年咸丰皇帝临死前留下遗旨，“克复金陵者王”，可眼下他这个“克复金陵者”只封了个“侯”。此人就是晚清重臣曾国藩。
这些与猴子有关的故事，读来也颇为有趣！
卸去名人光环，他们是可爱的“吃货”
文/张帮俊
现在，“吃货”这一词很流行，这是对爱好美食人的戏称。在民国时代，也有很多名人“吃货”，他们对美食的痴迷、贪吃的程度有时让人瞠目结舌。
做过湖南都督的谭延闿可称得上是“民国第一美食家”，不但爱吃，而且会吃。他曾说：“嫖赌与我无缘，吃喝在所不辞”。他最喜吃鱼翅，几乎每餐必食，非鱼翅不饱。一次赴宴，席间主人大谈鱼翅不可食，味如嚼蜡，谭延闿点头认可。可是酒至半酣，仍没见鱼翅上席。谭延闿坐不住了，便向主人请求：“如蒙不弃，请赐嚼蜡如何？”
谭延闿还喜欢研究美食，根据多年的美食经验，结合湘菜的特点，制作出了私房菜——谭家菜，名噪一时。不过，过分贪吃的后果也很严重，由于他长期吃高蛋白、高脂肪、高油脂的食物，对心脑血管刺激大，谭延闿吃成了胖子不说，还因脑溢血突发，51岁就早逝了。
张大千，不光是书画大家，也是“大胃”先生。他除绘画之外，最钟情于美食、品尝美食，还亲自动手操作，乐此不疲。有次，在成都，他听说成都的笼蒸牛肉很有名，便让人去买来品尝。结果，吃了两家的笼蒸牛肉，他都不是太满意，不是嫌火候不足，就是认为麻辣味不够。最后，“嘴刁”的张大千自己动手制作笼蒸牛肉，味道得到很大提升。
教育家李瑞清号称“李百蟹”，看这个名号就知道，他对蟹的情有独钟。每年螃蟹上市时，他肚子里的馋虫就蠢蠢欲动了。都知道，蟹属寒性，吃多了伤身。可是，李瑞清的肠胃很特别，对寒性极大的蟹有很强的承受力。他吃蟹很有讲究，不是囫囵吞枣，而是慢慢品味。他有“吃蟹五大步”，即，掰、吮、挖、夹、捅。他吃蟹吃得很细致、有耐心。一只接一只，一天可吃上几十只，因此，才得“李百蟹”的雅号。不过，54岁时因中风去世，估计与吃太多的蟹有关。
鲁迅也是个“美食达人”，时常与朋友们下馆子。鲁迅下馆子，几乎不选素菜馆。他的口味以浙江菜、山东菜、河南菜、北京菜为主，最吃不惯的是福建菜。那年，鲁迅被教育部任命为佥事，他约好友钱稻孙、许寿裳下馆子。酒到半酣，不觉时间已晚，于是，彼此搀扶走出饭店，抬头见月光如水，便在街头要了三匹骡子，骑着骡子逛街。
季羡林吃饭不讲究吃相。在北大任教期间，他爱坐到红楼前的马路旁的长凳上，同“引车卖浆者流”挤在一起，在小摊上喝一碗豆腐脑儿，吃两个烧饼。作为身份尊贵的北大教授，他却端坐在街头饭摊长凳上怡然自得，旁人谓之斯文扫地，可他却自嘲自己是天生的“土包子”，土性难改。
美食也最能反映一个人的真实面目，卸去名人的光环，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吃货的可爱、真实的本性。
名人也怕热
文/刘新宁
夏日来临，热燥难耐，于风扇空调旁不仅感慨起没有这些设施时，人们是如何避暑的。
怕热的先是胖人，避暑条件最好的也不过帝王家，就先从杨玉环说起吧。她过夏时一般住在水殿，如果太热，就把玉鱼含在口中，以生津解暑。有一年五月初五，唐玄宗在兴庆池避暑，与杨贵妃大白天睡在水殿里，宫嫔们都倚着栏杆看鸳鸯嬉戏。玄宗醒来对她们说：“水中的鸳鸯怎能比得上我们这对鸳鸳。”虽是戏语，也是实情。
水殿是临水宫殿，无非取水的清凉缓解暑热。这样的条件只有帝王才能享有，因为提到水殿的诗都与皇家有关，比如李白的“风动荷花水殿香，姑苏台上宴吴王；西施醉舞娇无力，笑倚东窗白玉床。”夏竦的“霞散绮，月沈钩。帘卷未央楼……三千珠翠拥宸游，水殿按凉州。”苏轼小时候曾听一个老尼讲过蜀主避暑的往事，一个热天晚上，孟昶与花蕊夫人在摩诃池纳凉，作了一首词。她只记得两句，“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可见，无论是长安还是姑苏，无论开封还是成都，帝王纳凉都是靠水。这也正常，水克火，夏日炎炎，火伞高张，离开水确实难过。
普通人怎么过呢？杨万里怕热，有多首诗记载了避暑情景，《直宿南宫三首》其一云，“秋热连宵睡不成，移床换枕到天明。今宵不热还无睡，却为宫檐泻雨声。”天热睡不着，不热了又下雨，还是难睡。“今年秋暑更禁他，无计商量奈热何。一霎飘萧凉一日，雨来销得几多多。”和前面一样，除了热就是雨，看来宫里值班对他来说是苦差事。他不值班时也不睡，“夜热依然午热同，开门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虫鸣处，时有微凉只是风。”
陆游和他差不多，在《苦热》诗中愤懑道：“万瓦鳞鳞若火龙，日车不动汗珠融。无因羽翮氛埃外，坐觉蒸炊釜甑中。”天热成这样还受得了，太阳车又偏偏不下山，人变成锅里的炊饼了。但他的《桥南纳凉》诗给人的感觉很好，“携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倚胡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莲池自在香。”诗人在月明之夜，来到画桥南畔，倚在胡床上，吹着柳外的凉风，听着船中的笛声，一阵莲花的香气随风袭来……如此的诗情画意美妙和谐是大自然难得的恩赐，也是冰镇啤酒、空调水床换不来的。这次不是锅里的炊饼了，是天地间的一位逍遥客。
说到这儿想起一句俗语，“世间公道唯白发，贵人头上不曾饶。”在这里应说，世间霸道唯天气，名人头上也不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