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父亲的散文
关于父亲的散文（精选16篇）
卖窗花
文/汪雄飞
快过年了，我到底是怀念陕西渭北的故乡，怀念过去的岁月的。
陕西渭北塬上、塬下的厦房、厨房、柴房，以及窑洞，用的都是木格格窗户，有这样的窗户，就自然要贴窗花，红红绿绿的窗花还是要“顶到额头上”的，那是对未来的向往。
窗花有好多种：
——有剪纸剪窗花的。一把小巧玲珑的亮剪刀，拿到姨、娘、姑、婆，以及姊妹的手中，她们的巧思慧念，对明天的念想，全攒在剪切的窗花上了，三旋两转，纸屑儿下落，最后将折叠的窗花打开，就有了美美的造型、图像和神韵。
——有熏窗花的。熏窗花是要有“花”样子，花样子下放上一沓子已经剪好、没有杂色的白粉帘纸样，然后，拿到煤油灯下熏烤，如同印染一般，白纸上便会有了图案。
——有刻板印窗花的。而这刻板印窗花，此乃吾家事。当然，也不能说是父亲的首创，他老人家一定是借鉴和拷贝了别人的经验和做法，谁是首创者？可能谁也说不清。
改革开放时，父亲去邻县陕西凤翔取经：“连”（莲）年有“余”（鱼）、刘海戏金蟾等饱含发家致富思想的凤翔年画开拓了父亲的眼界，父亲的窗花板刻制得越来越生活化，越来越简明，也越来越世俗。花儿草儿、鸟儿、雀儿，窗花就是窗花，讲求的是素净、淡雅、鲜艳，豁亮，而土地爷、灶王爷、仓神、马王爷，这些五圣六神父亲也全刻成板，印制，这些神神鬼鬼的特殊“窗花”，是农耕文明的理想闪现，满含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憧憬，销量还真不错。
一交上九，我家印制窗花的营生就开始了。买白纸、裁样张、印窗花、上色——一般至少要上红、黄、绿等几种颜色。高原的冬天那个冷啊，北风在屋外“呼呼呼”地吹，空气渗冰一样寒气刺骨，树木光秃秃的，村庄静谧又有些许的荒凉，偶尔有乌鸦在半空“嘎嘎嘎”地叫几声，就急匆匆地飞远，好像怕把这冷峻的气氛冲淡，就连家养的猫儿也懒得跑下热炕去外面游弋，总是缩成一团蛰伏在被窝中安眠，并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我们一家人盖着花被子，团成圆圈，坐在热土炕上，个个拿着彩笔，笔尖在颜料碗里蘸一下，并在碗沿上滗一滗，就描红抹绿地给窗花上色了。“笔要拿稳”，“颜色要上满”，父亲犹如威严的船长，在忙活之余还时不时地发号施令。我的心和那热炕一样的热。我和姐姐知道，这窗花卖得好，我们的年就过得好，就能穿新衣服，能吃肉，开年的学费也有了保证。
窗花印出来了，红红绿绿的色也上了，该卖窗花了。腊月时分，年集越来越热闹，家里满屋子的窗花要卖出去，砸在手里，那就把钱给“瞎”了。父亲骑着他那“高大威猛”的加重凤凰自行车，带着粗布花包袱，里面装着分发好的窗花，我坐在后座上，我们父子俩就出发了。我的姐姐、母亲一般会选择另外的镇点去卖窗花。我终生难忘的一次卖窗花经历发生在绛帐古镇。扶风县绛帐古镇就是东汉大儒马融设红帐、传经学的地方。那一天，雪花忽然没来由地飘了过来，越下越大。我和姐姐原来摆两个摊子卖窗花，姐姐最后收了摊，到我这边来了。来的时候，她还带着她的同学、好朋友王亚丽。“卖窗花，卖窗花，谁家过年把窗花忘了？”“土地爷，灶王爷，大叔大婶，你们把神请了没有？”我们叫卖着。雪扯柳絮般地，斜斜地飞刮着，路人行色匆匆，没有人多加理睬这三个“小大人”的招呼声。“看，这窗花多素净，颜色多鲜亮，快来买啊！”——亚丽姐富有逻辑地向行人推销。雪花一点儿也不给人留情面，好似天空有天兵天将，正在将雪花扬场般地撒了下来，一层粉白、湿润的雪花盖在洁白而鲜艳的纸窗花上，我的眼泪也被冻了出来。
我真的记不清楚，我们家是何时不再做这卖窗花的营生。不仅我们家撒手不干了，当时，我们村的几户人家也不再卖窗花了。大伙儿现在都盖大房，盖小洋楼，大玻璃窗再也不需要贴那小窗花了。
一个时代过去了。我们子女辈的也人到中年。眼看更年轻的一代在成长，我总想给他们讲一讲这纸窗花的故事。我爱人是陕西眉县槐芽镇的。我对女儿说，爸爸过去在槐芽镇卖过窗花，***妈和你姥姥买过爸爸的窗花。是真的吗？我家姑娘扑闪着双眼，望着妈妈。
父亲留下的一句话
文/冯积岐
尽管，对我来说，父亲是一棵大树，是一本大书，可是，要用汉字把父亲的形象固定在纸上，却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为，当我每次产生写一写父亲的意念的时候，泪水就止不住地流，无法动笔。父亲的一生太苦难，太清醒，太明白，也太痛苦了。父亲去世后，当我看见放在窗台上的那杆只有一拃长的、连烟锅嘴子也没有的烟锅时，不由得放声大哭了。这是父亲留给儿女们的“遗产”——在我的印象里，父亲没有吃过纸烟，苦闷时，就用这杆撂在大路上也没有人弯腰去捡拾的烟锅吃几锅烟。
父亲的一生在贫穷之中，在苦难之中。在我的记忆里，文化大革命那些年，家里穷得连二分钱一盒的火柴都买不起，母亲要做饭时，拿一把麦草卷上老棉花（农村人称套子）去隔壁借火。我曾经用一毛钱去商店买过盐。堂妹结婚时，妻子为给堂妹买一把二毛钱的梳子，借了半个街道才借来了二毛钱。每年到了三四月青黄不接的时候，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到了收麦子的时候，母亲还要去要饭。然而，贫穷并没有把父亲击倒，他依旧活得很自尊，极力维护他的尊严——对于他的内心世界，我看得很清。
自尊和尊严是父亲留给我的精神财富。
父亲离开我已经二十多年了，但父亲的一句话却牢牢地刻在我的心坎上。一九八八年，我考进了西北大学中文系作家班，临进城时，父亲给我说，你去吧。攒钱不如攒本事，你把本事学到手，才能在人世上站得住脚。父亲这句朴素的话，道出了他的心声——如果要说家风，这也算是我的家风。
父亲在世的时候，不止一次地给我说，你爷爷一辈子攒了那么多钱，到头来，儿孙们晚上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钱多未必是好事，钱是身外之物，只有本事是自己的。祖父是有二百多亩土地的地主，据村里人说，祖父攒下的银元能用推车推。经过一九六四年和一九六八年两次分浮财两次抄家，我们的家，已是家徒四壁。童年的时候，因为没有地方睡觉，晚上，我曾经借住过别人家的土炕。父亲目睹了祖父从一个财主变成一个穷光蛋的全过程，社会的变迁给了他深刻的启示，使他悟到做人做事的道理。因此，父亲将钱财之事看得很轻淡，他教导儿女们，要把本事学到手，要做一个既有本事，又有德行的人，尽管，日子很艰难，父亲还是坚持让我读书，一直读到初中毕业，如果不是推荐上学（政策明文规定：地主富农的儿女不能读高中），我会一直读下去，读到大学毕业的。我们的家风，是代代相传的，祖父是我们那一带有名的大木匠，他靠本事发家靠本事持家。每年春节时，我家的门楣上都贴着一副对联，上联是：读书好耕田好学好德好；下联是：创业难守业难知难不难。
“攒钱不如攒本事”这句话够我受用一辈子，也够我的儿孙受用一辈子。虽然，目下，如一些人所说，是“钱时代”，金钱可以买到官位学位，可以将死罪买成活罪，有钱可以极大地满足感官享受，可以把评奖委员会的评委们摆平，可以使美若天仙的女孩招之即来挥之即去，金钱确实是好东西。然而，这个世间，不是金钱把所有的东西都能买到手的，比如人的尊严和自尊，比如知识财富，比如人的修养德行。在我们的周围，那些被金钱裹着的白痴多的是。我并不仇富，我也渴望有钱，但是，我更希望我的儿孙用本事养身，以德行立世。这样，父亲留下的那一句话就成为用之不竭的财富了。
孝心
文/冯兆龙
家风是一种传承，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以前，父母从未告诉过我们家风是什么，但他们却用行动让我们看到了什么是家风。
我小时候，不喜欢爷爷。因为他，我们家才成了地主家庭，“小地主”的绰号一直伴随着我童年的时光。我不喜欢爷爷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特别爱管我，逼我背古诗，写字练书法，更不许我撒谎、偷懒、惹事。他要我见人要问候，给大人端饭要双手递上。总之，他的要求，规矩太多了，那时的我特别烦爷爷。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不讨我喜欢的老人，却受到父母的特别孝敬。
父亲是文革前的大学生，毕业后就留在省城教书，一年只有寒暑假回老家看父母。每次回来，他除了给我们买些糖果外，就是给爷爷买许多茶叶香烟和甜点，给奶奶则是一些布料、鞋袜等物品。那时的父亲一个月只有60元钱，全家8口人的生活全靠他那一点点微薄的工资来养活。即便如此，每次当他离家回省城的时候，他总是要背着母亲给爷爷奶奶一些零用钱。有一次母亲知道了，就说：“给爸妈钱时，不要背着我，你孝敬父母我也一样。”这时的父亲总是尴尬地笑一下。
记得爷爷奶奶才50多岁时，母亲就让爷爷奶奶享受到了老人的待遇。那时生活艰苦，一年四季除了过年能吃上白馍（麦子做的馍）外，平时只能吃窝窝头（玉米做的馍）。每次蒸馍的时候，母亲总会蒸一些白馍出来，白馍是给爷爷奶奶吃的。而嘴馋的我，每次看见盆里的白馍和窝窝头放在一起的时候，以为母亲没数，总会自作聪明地偷吃一个白馍，但是，每次都会被母亲发现，免不了一顿训诉。
1978年以后，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我家地主的帽子被摘掉了。没过几年，我们全家便随父亲农转非来到了西安城。
十几年来，每次放寒暑假，父母铁定先回乡下看望爷爷奶奶，有时还把爷爷奶奶接到城里来小住一段时间。1993年冬天，爷爷得了一场大病，父母便把他接到西安来治疗，在爷爷住院的那段时间里，母亲每天都在家里做一些可口的饭菜，然后骑上自行车给爷爷送去。半个多月的时间里，天天如此。当时，我刚当兵复员回家等待分配，正好也一起照顾爷爷，母亲对爷爷的关心和照顾便久久地印在了我心里。
一晃又是十几年过去了。2012年的一天，母亲突然打电话给我说，你爸身体不太舒服，让我快回家看看。当时，兄妹几个都有事，我也正在上班，便让妻子快回家看看。妻子赶紧回家，了解了父亲的身体情况后，便执意让父亲去医院检查。检查结果出来是急发性脑梗，必须住院。妻子跑前忙后办理住院手续。住院期间，我们几个兄弟姐妹都争着轮流陪护父亲，母亲看到孝心在子女中默默传承，很是欣慰。
再过一个月就是母亲的生日了。前两天，我发现15岁的女儿在QQ群里发起了一个倡议，号召她的哥哥、姐姐、妹妹们给奶奶写封信，要求每个人要写出自己对奶奶的爱，然后在奶奶生日那天念给奶奶听。知道了女儿的想法后，我对她说：“我们大人能参加吗？”女儿说：“可以。”我想，那我就写一篇《让孝心成为我们的家风》送给母亲吧。
灯笼是年的眼睛
农村大众灯笼是年的眼睛。俗话说：过年挂灯笼，透着日子红。
在儿时的记忆中，从大年三十到正月十五，故乡的年一直是红彤彤的。为了这一片红，腊月二十八，年货采办齐全以后，家家户户就开始忙着扎灯笼了。
扎灯笼，首先要扎一副好骨架。在我们家，扎灯笼骨架通常是父亲的活。刚一吃过早饭，父亲就开工了。他先挑选出一些结实、柔韧性好的竹篾子，裁出所需的长度，交叉着拼搭一番，再将衔接处用细线逐一绑紧，一盏灯笼的骨架就算完成了。那时，我一直奇怪，从父亲手中鲜活起来的灯笼为什么总是一成不变的圆形呢？为什么不扎个五角的？六角的？直到现在我才明白了，在那圆圆的灯笼里，一定装满了父亲团圆合美的新年祈愿吧。
扎好了灯笼骨架，下一步就要裁红纸、打浆糊来裱糊灯笼。裱糊灯笼是个细致活，自然就落在了母亲头上。于是，母亲便用她那双平日里跟饭勺、铲子打惯了交道的手，将一把小刷子灵巧地舞动起来了。先将稀释的浆糊均匀地平刷在骨架表面，再将裁好的红纸一条条轻附上去，最后用刷子沾浆糊刷平……整个过程，母亲都做得有条不紊，且面颊绯红，与手中那盏灯笼的红交相辉映着。
灯笼裱糊好，放到阴凉通风处晾着。常常是在大年三十一大早，父亲就忙着支竿子、安灯泡、扯电线，将灯笼高高悬挂到院子上空去了。每到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时间过得特别慢，心里直盼着天赶快黑下来。家里呆不住，就跑到外面去，和小伙伴们在村落里疯跑，看谁家的灯笼还没来得及挂出来，谁家的灯笼最大，谁家的灯笼最圆……不知过了多久，天终于黑下来了，一盏盏灯笼亮了起来。可我们还是不肯回家，就在那火红的光影里唱啊、跳啊……
如今，到集上随便转转，想买什么新样式的灯笼没有呢？现在的灯笼，骨架是钢丝的、灯罩是红绸子的，上面还描龙画凤、镶金边、贴福字、缀流苏……灯笼，像人们的日子一样，越变越美了。
难忘军营团圆饭
文/商容荣
年少时，对于春节的全部记忆就是可以见到父亲，一家团聚。那时候父亲是一名军人，远在千里之外，母亲则带着我们姐弟三人生活在冀中平原的一个小乡村里。每年冬天，母亲便带着我们姐弟到父亲的军营里，与父亲团聚过年，我们可以住一个月。说是团聚也不过是离得近一些。母亲带着我们姐弟住在部队的招待所，父亲依旧住在军营里，只是每隔两三天可以回家看看而已。
即便如此，我们还是欢天喜地盼着过年，可以和同来探亲的小伙伴们一起放鞭炮。在这几天我们可以不写作业，随便疯而不会被大人责骂。除夕的年夜饭通常是在连队的食堂同战士叔叔们一起吃的，饭后还可以参加连队的联欢会。那时候我很爱唱歌，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连唱带跳，每逢唱这个歌的时候掌声是最热烈的，后来便成了我的保留节目。还有一个印象深刻的就是五岁那年我学会了《打靶归来》，用稚嫩的嗓音唱着雄壮的歌曲，在喊“一、二、三、四”的时候，似乎全连的战士都和我一起喊，震得我耳朵疼。
困了就直接睡在营房里，这在平时是不被允许的。要知道平日里我们想要进入营区是极难的，必是在父亲面前表现极为乖巧，且连续几天表现良好，在父亲高兴的时候才会偶尔带我们去一次，还会很快就把我们送回招待所。
随军后我们住进了家属院，离父亲的军营远了许多，我已经开始上三年级了，作业也逐渐多了起来，每每只能用羡慕的目光眼巴巴地看着父亲带走弟妹二人去部队值班，我则只能和母亲在家包饺子，准备过年的吃食。母亲看出了我心中的不快，允诺给我包顿肉馅饺子吃，又塞一枚平日里极难见到的红元帅苹果给我，才哄得我高兴起来。那时候的肉是要凭票购买的，凭户口本一个人每月可以领到一斤肉票，我们家可以领四个票（父亲是军人无法领取），春节连队杀猪我们家可以分到五斤肉，即便如此我们也很难吃上一顿纯肉馅的饺子。那是我吃的最香的一顿年饭，母亲告诉我只要对着星星大喊“爸爸新年快乐”他就一定能够听得到。于是我傻傻地站在院子里喊了许久，喊完爸爸又喊弟弟妹妹，最后喊得嗓子都哑了。
只是第二天中午父亲回来的时候，我忘记问他是否听到我的祝福，便急急地带着弟妹们去放炮了。还炫耀地告诉他们我的年夜饭是纯肉馅饺子，惹得爱吃肉的弟弟直流口水，妹妹则炫耀他们昨晚联欢会有多么多么精彩。如此过了许多年，父亲转业离开军营之后，我们才可以一家人坐在一起吃一顿真正意义上的团圆饭。
而今再忆当年时，才真正理解军人的伟大。为了这一方净土永保安宁，为了更多的人可以团聚，就算近在咫尺，他们依然守护在军营里。而那些坚强的军嫂们，用她们柔弱的肩膀扛起一个家，无怨无悔。
我相信那些年我托星星带去的新年祝福父亲都听到了，至少在心里。
父亲的味道
文/樊红
父亲不是山，他没有那土地芳香的味道；父亲不是海，他没有咸丝丝的味道；父亲不是树，他没有树木那清新的味道。父亲有的只是，酒味，烟味，药味，但是我喜欢这味道，因为这里边是父亲的爱，我爱父亲的味道，更爱父亲。
小时候，最爱看爸爸抽烟。看着那一个个奇怪的烟圈从爸爸嘴里吐出，我特别高兴，伸手去抓。爸爸只是笑着，从嘴里吐出一个又一个的烟圈，我抓的也不亦乐乎，但从来没有抓住过。爸爸抽完了，就缠着爸爸再抽一支。我来为爸爸点烟，当我好不容易摁出火来时，爸爸赶紧低下头来点着，还笑着对我说“丽丽乖，尝一口。”真难以想象，我竟屁颠屁颠的跑去咬住烟嘴，可想而知，呛死我了。刚呼吸了点新鲜空气，居然还不死心的去咬烟嘴，爸爸笑着拉着我的手走了。爸爸身上的烟味陪我度过了快乐的儿时时光。
再大点儿，我上小学了。爸爸有时即兴喝点小酒，我就在一边看着，爸爸有时逗我，让我品尝一下酒的香味，我摇摇头。爸爸吃着饭，时不时地喝一口，爸爸又来惹我，看着爸爸那回味无穷的夸张相，我忍不住喝了一小口——啊，好辣啊！！我猛吃饭、猛喝汤，眼泪哗哗的往下掉。不过啤酒就没有那麽难喝了，爸爸喝酒的时候还是特别好奇的尝一口，尽管每次都和想象中的味道差太多。爸爸那点小酒的味道，填满我童年的记忆。
每到农忙时，爸爸每天都累得筋疲力尽，可还是不挣钱。爸爸的关节遇到天气不好就疼，能捶一捶才能止痛。爸爸为了我能过上好点的生活，每天都很劳累，手上磨出了茧，冬天还容易裂口，只能用酒消消毒，抹点药止痛。当我看见爸爸手上的老茧与裂口，心里就好痛！可我不能哭，只能默默的陪着爸爸，为爸爸做力所能及的事。爸爸的药味使我终生难忘。
父亲的味道有很多，条条都是为了我，因为它有浓浓的爱的味道。爸爸爱女儿胜过爱自己。爸爸爱我，我也爱爸爸。
我爱父亲的味道，更爱父亲！
融有酒精味的爱
文/杯子
难得清闲，我决定好好整理一下自己的书桌。就在我快要收拾好的时候，突然间发现有一个小小的苹果静静地躺在书本后面，我将它拿起来，可是怎么也想不起来是哪一天把它买回来的了。只见原本光鲜的表皮已经失去了原来的光泽，而且还变得皱巴巴的，凑近鼻子，有一股淡淡的酒精味。
这股淡淡的熟悉的酒精味在我周围飘荡，将我的思绪也飘回到了九年前。
那时侯，我刚刚到离家很远的镇上去读初中。学校有分重点班、普通班，而我很幸运地分在了重点班，唯一不好的就是，我们要隔一个星期才能放一次假。这对于我们这些刚刚离开父母的孩子来说确实是一件挺熬人的事。同学们整天在想念自己的父母，有的还会伤心地呜呜哭出声来。
而我，我只是单单想念我的母亲。父亲，是不在我的思念范围的。因为父亲对我们很严格，只要我们犯了错误，哪怕是很小的错误。他也会很严厉地斥训我们。在我家里，每个人都很怕父亲，久而久之，我对父亲的怕慢慢地转变成了对他的恨，并且一直都认为父亲根本就不爱我们。不过，现在好了，我终于可以逃离父亲掌管范围，变得无拘无束了。心理那样想着也就暗暗开心起来。
可是，第二个星期回家发生的一件事彻底改变了我对父亲的看法。是它让我明白了：虽然父亲很严厉，但是他还是很爱我们的。
星期五那天下午上完课，我简单地收拾一下就骑着自行车回家了。想到很快就可以见到母亲，我不由得加快了速度。
回到家里，母亲开心的笑不拢嘴，对我又亲又抱。父亲什么也没有说，还是一副很严肃的样子，可是，从他的目光里，我看的出来他也很高兴。
吃完晚饭后，父亲走过来高兴地对我说：“我们吃苹果吧！你拿去洗干净并切开。”说着，一个苹果就放到了我手上。
我低头一看：这个苹果由于失去了水分，变得皱巴巴的。我很不高兴地责怪说：“那么好的苹果都被你们糟蹋了，你们干嘛不趁新鲜的时候吃呢。”父亲听了，只是在一边傻傻地笑。
我一边洗苹果一边发着对父亲做法的不满，这时，母亲走过来对我说：“这个苹果是邻居的李姨给你父亲的，你父亲悄悄地把它拿回家里，一直都舍不得吃，说要等你回来一起吃。”我听了，突然一股暖流流遍了全身。原来，父亲一直都很爱我们，而我却误解了父亲而且还那么恨他。想到这里，我鼻子酸酸的。
洗干净后，我小心翼翼地把苹果切开。父亲拿了一块最大的放在我手里，关切地说：“来，孩子，你学习那么辛苦，吃这块最大的。”看着父亲满怀关爱的目光，我不忍心拒绝，把苹果放在嘴里，轻轻地咬了一口，苹果带着淡淡的酒精味道有一点酸。这时，父亲又笑着问：“甜吗？”我说：“甜，真甜！父亲，你也赶快吃吧。”
我慢慢地咀嚼着嘴里的苹果，顷刻之间，淡淡的酒精味紧紧地围绕着我。我明白，淡淡的酒精里融进了父亲浓浓的爱。突然间，我的眼前一片模糊，在父亲转身去拿苹果的时候，我迅速擦掉了流出来的泪水。
这个苹果真的很甜，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吃过那么甜的苹果了。
一阵风出进来，那淡淡的酒精味将我的思绪带回到现实。我不经感叹，时间过得真快啊，九年就这么过去了。可是，父亲的爱一如既往的陪伴着我，并且以日剧增。
我将手中的苹果放到嘴里，一股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酒精味迅速在周边蔓延。顷刻间，我泪流满脸，我没有想到父亲的爱可以穿过遥远的时空，一如当初那样让我感觉好真实，好温暖。
老爸带给我的精神财富
文/邵锦亚
母亲2005年去世后，父亲一个人独居在老家张家港热闹的小镇，让我这个在远方工作的女儿时时牵挂。即使让他到女儿家来生活一段时间，他也就是小住几天甚至是一天就走，一来地方小，二来不习惯，三恐怕是他离不开熟悉的乡音。
今年83岁的父亲虽然一个人生活，但他并不孤独，从一日三餐填饱肚子、起床锻炼、买菜买报，到和老朋友说话唠嗑，逐步到吃饭讲究营养搭配、锻炼讲究章法、情趣讲究高雅，生活得越来越有奔头越来越有成就。
父亲还参加各种活动，愉悦了身心的同时，也多次获奖。我几次回家，看到的是金牌带给父亲满脸的兴奋。仔细想想，在农村，原来没有这些玩意儿，改革开放后，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人们的健身意识越来越强，在一些群众性民间活动场所，被父亲这么一带头，参加锻炼的人自然而然多起来。再加上他的热心、他的坚持、他的无私奉献、他的集体光荣思想，想想跟在后面的人肯定有一大帮呢！每次到我这里来一趟，还要提前通知那些晨练者，把一些琐碎的事安排好了才能来。
父亲早锻炼的内容也不断翻新，从太极拳到太极剑、木兰扇、柔力球，品种还有些复杂呢！有些人脑子转不过来、动作不到位、身体的协调性差，参加比赛组织队伍的时候不一定轮得上呢！得不到上台表演的机会，被淘汰的背后难免没有怨言，这群众性的民间队伍组织工作，肯定也需要做思想工作的能力和智慧。好在父亲以前当过老师，有一定的人脉基础，当过镇科协的秘书长，认识些领导，领导也知道他的为人，所以也很支持他、信任他、放手让他组队比赛。
那年我女儿出国留学，父亲特别开心，不仅送了1万元钱，还作了一幅前程似锦的水彩画表达对外孙女的美好祝福。这幅画长133厘米、高68厘米，8朵各色牡丹争奇斗艳，2只蝴蝶在花丛中翻飞，还有蜻蜓在画面上舞动。我知道，这幅画的背后肯定倾注了他的心血，大姐无意中透露了一个秘密：一朵牡丹要画几百遍才能熟练，每天画每天扔，每天在否定中进步一些，有时大姐来看他，大门紧闭，以为他出去玩，其实是在创作，不想被人打扰，讲着讲着，心疼父亲，眼睛里泪水直打转。我知道父亲的画是没有名师指导的，有的只是在电视上看看听听，再对着书和光盘和它们默默对话较劲。也只有他，这么一大把年纪了，凭借一幅幅作品一次次参加现场笔会。父亲还联合了几个志同道合的协会成员，出了一本作品集。
什么叫精神财富？我以前不知道也没有真切感受到，可能是离我太远，触及不到心灵，可是这一次不同，使我认识并体会到父亲的一切努力不光为了他自己，更主要的是为我们儿女创造了一笔精神财富。
父亲让我真切地看到，不要为自己的年龄寻找消极的借口；让我真切地看到，人的健康和快乐，只有在高尚的追求中获得永恒；让我真切地看到，一个人如果豁达幽默，与时俱进，胸中有信仰、心中有他人，人的心永远没有衰老的时候。
最安稳的地方
文/陈振林
那些天，他刚刚有些起色的生意正面临着巨大的困境。
他心急如焚，眼看着自己打拼的事业像一艘急流中的小船一样慢慢下沉。他向最要好的老同学求助，老同学立即放下了手中的事，请他一块到茶座去喝喝茶，让他静一静。可是，茶喝了，他似乎更焦躁了。妻子陪伴着他，妻子时不时地劝上几句：“别那么操心了，困境总会过去的，好好地睡个安稳觉吧。”这当然是妻子在哄他，是希望他不那么焦虑。
他接连几天都睡不好觉。他吃了安眠药，可安眠药像过期了一般，没有一丝效果。
他有时觉得，就是有人在对他捣鬼，让他的生意不顺畅。
他一个人开着车，回到了一百多公里之外的乡下老家。父亲刚从地里犁完地回来，母亲在菜地里正忙活着。见他回来，父亲母亲一脸地喜悦。母亲开始忙着生火做饭，父亲在一旁帮忙，和他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着。
一会，饭菜就熟了。等到母亲叫他坐到餐桌边时，他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睡熟了，发出轻微而均匀的鼾声。
父亲母亲没有叫醒他，他们知道，他们的儿子太累了。母亲轻轻地给他盖上了件衣服。
等到他醒来时，已是深夜。父亲坐在一旁的小凳上，默默地抽着烟。母亲还在灶边忙碌着。屋外，电闪雷鸣，已下起了大雨。
他没想到，自己一觉可以睡这么长的时间。他也没想到，电闪雷鸣居然可以不吵醒他。
十多年后，他成为这一行业的领军人物。这些年，每当生意出现危机时，他总会驱车回到老家，很多烦恼和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因为，他知道，父母的身边，是最安稳的地方。
父亲的笑容
文/刘长虹
秋天来了，树叶黄了，万物萧条。秋天，在文人骚客笔下，是个多愁善感的季节。但于我的农民父亲而言，却是一年中最快乐的时光：只有在这个季节，父亲被生活压弯的腰杆，才能挺起；只有在这个季节，父亲平日紧缩的眉头，才能舒展；只有在这个季节，父亲饱经沧桑的脸上，才能露出最美的笑容……
秋天，金黄的稻谷，火红的高粱，白花花的棉花……一望无际，铺满了整个田野。忙着秋收的农民，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一句句粗犷的山歌，夹杂着偶尔传来的几声鸟鸣，在广阔的田野上飘荡，多么迷人的一幅秋收画卷啊！
父亲不擅长山歌，但嘴也没闲着，父亲对庄稼地边捉蛐蛐的我们说：“娃儿们，课文怎么写的，念！”我们知道父亲是让我们念那篇小学二年级课文《秋天到》，但我们就是不念。“新衣裳不想穿了，就别念！”父亲一说新衣裳，我们就来兴趣了。别家的娃娃，只有每年过年才能扯件新衣裳，但我家除了过年，每到秋收后，父亲都要给我们做件新衣裳，小伙伴们很羡慕。于是，我们为穿新衣裳就念开了：“秋天到/秋天到/田里庄稼长得好/棉花朵朵白/大豆粒粒饱//高粱胀红了脸/稻子笑弯了腰……”父亲听了，哈哈大笑着说：“念得好，你看这地里的庄稼多好啊！娃他娘，你也念上几句儿！”母亲觉得别扭，还没开口，父亲倒先自己念开了。
父亲除了秋收时在地里乐呵，等粮食进仓后，瞅着满屯的粮食，更是笑得合不拢嘴。一有空闲，父亲就背靠在粮仓旁喜笑颜开。看我们过来了，便问：“娃，粮仓里头装的啥？”我们说：“粮食。”“咋来的？”我们说：“种的。”“不光是种的，是汗水换来的，那首诗怎么念的！”我们知道父亲是说那首《锄禾》，但我们就是不念。“新衣裳又不想穿了？”父亲又以此要挟我们。我们这才念：“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对，粒粒皆辛苦，一滴汗水一粒米啊！”
斗转星移，随着工业时代的到来，当年视土地如命的农民，如今个个都丢下土地进城打工赚钱去了，农村土地大片荒芜，秋天的田野里再也没了当年秋收时的火热场面，但儿时秋天父亲洋溢在脸上的笑容，却如镶刻钟鼎上的文字，永远留驻在我的脑海里。
父亲的茶树
文/杨朝楼
深山里，藏着父亲的几株茶树。
其实是偷偷种植的，并不是真的藏得住，只是生产队长说了，要种就种远一点，别太招摇。那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一切生产物资和生产收获都是公家的。同所有人一样，父亲在深山里垦出一块地，种地瓜、种茶叶，地瓜可以补充公家分配的粮食的不足，喝茶种茶树则是祖辈人传下来的习惯，每家每户都种几株。
在那个年代，整个村庄心照不宣的“私有化”生产，使全村人都免于饥饿。
我懂事的时候，父亲种的茶树已经长到比我高，采茶的季节，我必须把茶树的树枝掰下来，才能采得着。这时候，我也才知道，父亲种的茶是水仙茶。父亲只制茶喝茶，他从来不采。在他看来，这种没多少技术含量又不费体力的活，不是他这样大劳力的人干的。以前是姐姐采茶，到姐姐能下地挣工分后，采茶的活就留给我干了。这是合理分工，在行使家长权利上，父亲是称职的。
因为是偷着种，采茶的路便远，翻过几个山头，穿过几处密林，才能到达。这对我是个考验，路远，而且一路基本上只是踩出来的一条小径，行路难对于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来说，是个锻炼。路远还不可怕，可怕的是有关山鬼的一些传说，总让我小小心脏常常无端的激烈跳动起来。这些都必须承受，母亲有时心疼我，说是不是等她有空了再去采？父亲说：谁家的孩子不是这样长大的？
后来我到县城读高中，离家四十里，周末时，十四五岁就敢等学校放学后走夜路回家，与父亲对我那段时间的磨练不无关系。现在的家长，经常抱怨孩子不会吃苦，不懂事，其实，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过分宠爱孩子。
父亲并不在意我能采多少茶叶，但不管采多少，吃完晚饭后，父亲就会重新点燃灶火，火不旺，柴火是专门挑出来的杉木枝，父亲说炒茶就得用杉木枝。农村用大锅，炒菜煮猪食，都用那口锅。父亲把锅刷干净了，然后烧火，期间不时伸手锅里，试试热度，待到感觉可以了，父亲就把茶叶往锅里倒，然后双手十指张开，从锅的两边往中间插，翻腾着锅里的茶叶。慢慢的，被炒热的茶叶在锅里发出“噼啪”的响声，父亲便喊：“退火。”这时，不管是谁站在灶台前，便都会把燃着的杉木枝拉出灶膛，灶膛内只留下炭火。父亲就着炭火又继续炒，直到他认为炒得差不多了，这才停手，但并没有立即起出茶叶，而是放在锅里继续烘着。慢慢的，茶叶散发出香味，这才起出来。
新茶炒出来，待冷却后，父亲很仔细地把茶叶倒进一个干净的陶罐里，直到炒了多次装满陶罐才密封住。刚炒出来的茶叶并不好喝，父亲喝茶，都喝隔年的。
父亲不喝冷茶，而且茶叶只泡一次。通常是这样：父亲拿个牙杯，用三个指头抓一小撮茶叶放到杯里，然后用沸水冲泡满满一杯，盖上盖子，几分钟后，揭开盖子，茶叶已经沉在杯底，杯口有袅袅热气蒸腾，父亲先闻闻茶香，然后才一小口一小口地喝，很惬意的样子。
那时候，物资匮乏，女人没有零食，只能偶尔炒点豆子什么的过过瘾，男人抽粗烟，再喝点茶，便是境界很高的人生享受了。父亲其实是追求高品质生活的人，茶叶伴随了他的一生。
茶香实在很诱人，我便拿个碗，让父亲倒一些给我尝尝，没想到，就那么小半碗，竟让我睡不着觉，以至于很长时间里，我不敢喝茶。
母亲也喝茶，一辈子节俭的母亲，喝茶也节俭，她总是等父亲的头泡茶喝完后，转倒到大茶壶，再冲一泡。其实，本来茶叶就放得少，母亲再泡的一壶，已经没有茶香，只是有点茶色而已。
我进城工作后，父亲也跟我一起住到城里，这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但是，非常奇迹的是，当年父亲种的水仙茶，仍然孤独而青葱地长在深山里，刚进城第二年的春末，父亲回到乡下老家去采茶，但是，采回来的茶叶却没处炒了，父亲掌握不了液化气烧锅的火候，他辛辛苦苦采回来的茶叶炒焦了，后来，就只能喝我买回来的茶叶了。
父亲去世后，我曾经带一位朋友去老家，特意带朋友到山里转了转，发现随着父亲的去世，那几株茶树也枯了。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人和花草树木的缘分，竟也是如此的近。
父亲不知道，如今的茶树都改良了，矮矮的，像插秧一样插了一地便长了一地，长得满山遍野都是。
母亲
文/蔡正雄
就在我四十不惑，感受到亲情珍贵之时，74岁母亲突然病倒了。
小时候怕母亲，恨母亲，因为她每天三顿只是让我们喝稀饭，还经常严厉地责骂我们，哪怕中午放学回家喝稀饭的那一会，还命令我们去田里劳作。
成人后离开母亲，觉得自由的天地令人欢欣，而从被母亲管束的小天地走出来，真是人生快意。
四十不惑。当我有了切身感受的时候，逐渐对亲情看重起来，就想着要尽可能多地围绕在母亲的老屋前后，一起分享亲情的天伦之乐。然而，母亲已至暮年。尤其是近两年，母亲病倒了，“子欲养，而亲不在”的恐惧，充斥着我的头脑，“赶快回家，陪陪母亲，能有多久陪多久！”
母亲得了“帕金森综合征”，她如今已经瘫痪，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了。强悍一辈子的母亲，现在每天就是坐在床边或者躺在床上，阳光好的时候坐在轮椅上推到阳台上一会，或者有在外工作的子女回家时，她坐着轮椅到桌前一起吃饭。陪母亲在床边坐着，她已经言语不清，但是能听懂我们的讲话，也能思考和回答一些问题。每当夜里熟睡后，梦魇中母亲总是不断地喊叫，喊出的大多是从前的村邻和亲友的名字，也有她最喜欢的子女们的乳名。
于是，我经常跟母亲回忆从前。
我们小时候，母亲最盼望的就是每天有米面下锅。母亲娘家的条件比较好，她读了7年书，可以看书看信。但是，嫁入婆家后，因为灾害等因素，我们家几乎都是在贫穷中艰难度日。几个孩子的出生，加重了家庭的负担，一日三餐都成问题，我们对于童年的记忆最深刻的就是饥饿。那时候，母亲最大的愿望是煮饭的时候能有米面下锅，不管是多少。很多时候，她是去田里找一些野菜、槐树花，或者半生的玉米、麦穗，先放进锅里熬粥给我们喝，她经常因为我们的“绝食”而感到沮丧，因为掀开锅后看到稀薄的水汤里滚动的绿叶，孩子们总会忍不住带着哭腔抱怨，并拒绝吃饭。
国家改革开放以后，凭借父亲的头脑和母亲的勤劳，我们家的日子一天天好了起来，成为全省首批“万斤户”（向国家年出售余粮一万斤以上），继而全力拼搏有望成为“万元户”。不幸的是，父亲被查出肝癌晚期。父亲病重后，家里仅有的一点积蓄全部用于治病，最终，父亲还是病逝了，留下了一堆债务给家里唯一的成年人，母亲。
从此，母亲不仅要实现对父亲的承诺“把孩子们一个个拉扯大”，还要承担着一笔笔还债的任务。很多村邻都说她会改嫁，因为，那时的母亲刚过四十，皮肤白皙。我们几个儿女，也做好了母亲改嫁的心理准备，但是想到要成为“孤儿”，心里还是非常酸楚。母亲没有走，她一直艰难地维持这个家。她一个人干两三个人的活，一个女人干男人的活，拼命干，使劲省，就是为了孩子们每周末回家后，能看到家里有个妈妈，能拿到一些零钱和粮食。我们在她的坚持下一直上学，最高学历读到研究生，也算全村较有文化的家庭了。这是母亲后半生的安慰和骄傲。
那时候，母亲养成了抽烟的习惯。她经常一个人在田里干活，累了就看看远方，点一支烟；半夜睡不着的时候，也是推开门，坐在户外看看天上的繁星，点一支烟。从此，她一直抽烟30年。
令人欣慰的是，国家的发展和勤奋的家风，帮助我们实现了家庭生活的根本改善。我大学毕业后到苏州工作、安家，开始补贴家用，为母亲减轻负担。兄弟姐妹们也逐渐过上了好日子，下一代相继出生，整个家庭兴旺起来。母亲，也在前几年快70岁时，才放下几亩地，算是“享福”起来。其实，也就是她离开老家，到几个儿女家里，照顾孙辈和做饭洗衣。这样过了两年，她实在恋家，于是坚决地回到了故乡的村庄。在那里，她和村邻们打打小麻将，种点菜、养点鸡，为孩子们守住心中的“老家”。就在子女们的家庭稳定，事业有成，开始讨论如何让母亲真正享福的时候，却听到她几次说腿不太有力了，走起路来总是没劲。几次医院的检查，都说母亲没有什么健康问题，常规项目都很好，没有“三高”。这样，一拖下来竟至她的四肢僵硬、起卧困难、走路跌倒，终于有医院给出可怕的病名“帕金森”。
现在，母亲整日卧床。唯有能让她得到安慰的，一是儿孙满堂的欢闹，二是回忆她当年克服苦难，把子女们养育成人的壮举。每有亲友来探视，我都要跟他们回忆、强调一下母亲的操劳一生，这时候，母亲往往也要插话一两句，要么为她当初的选择进行解释——如果她改嫁了，这些孩子就是没娘的孤儿了；要么对她吸烟习惯进行辩护——当年的长夜难熬，没有床头人可以说话。
母亲也会对亲友谈起儿女们的孝行：就在她腿脚还能走的时候，儿女们带着她出游多次，看遍大半个中国，到了天安门广场，看了毛主席纪念堂；她胆颤地乘飞机、好奇地坐火车，感受着子女们“有出息”后带给她的欢乐。然而，子女们做得够吗？对母亲，我们最大的担心还是“子欲孝而亲不在”。
有母亲等待我们的家，是多么幸福啊！
父亲的腌菜
文/叶 永 军
父亲的腌菜
秋风一天凉似一天，望着菜地里的青菜，我又渴望吃到父亲亲手腌制的腌菜。
早在适合播种菜籽的节令里，父亲便在自家的菜园里翻土，把片片菜地弄得整整齐齐。然后会向邻居家要来菜籽，仔仔细细地播种，认真侍弄菜地，守候着他自己的希望。
当青青翠翠的菜秧将菜地装点得充满希望，父亲的嘴角就会挂起一丝微笑，仿佛喝了蜂蜜。
随着天气渐渐转暖，菜地里的杂草也会渐渐蔓延，这时父亲就会见缝插针地抽出时间清除菜地里的杂草，把菜地弄得干干净净。
早在夏季里，一菜园的青菜疯长，越来越惹人的双眼。我不知道人们腌制腌菜的历史始于何时，总之，它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是一道上好的菜肴。菜地里的菜秧渐渐长大，父亲嘴角的笑意也越来越浓。他常常会围着菜地转上两圈，心里盘算着腌制腌菜的时令。当秋雾开始笼罩大地时，父亲嘴角的笑意转化成满脸的喜悦，嘴里总会说霜下得再大点就可以腌制腌菜了。
父亲觉得时令差不多了，就会将菜地里的青菜连根拔起成片地摆放在菜地里，在霜里炸上一两天，父亲说这样腌制出来的腌菜味道才更好。
一两天后，父亲便仔仔细细地清洗菜地里摆放着的青菜，然后依据不同需求将青菜放入瓶罐里腌制。整颗青菜放入瓶罐里腌制在我们这里俗称为“大腌菜”又将部分青菜切碎放入瓶罐腌制我们把它俗称为“碎腌菜”。
在腌制腌菜过程中把握好分寸是十分重要的。父亲腌制腌菜非常细心，在父亲的精心照护下，腌菜瓶里渐渐散发出腌菜飘香诱人的味道，常常引得我们垂涎三尺，总想立即吃到腌菜。不过，能否开瓶吃腌菜，完全取决于父亲，一旦父亲开口说可以开瓶吃腌菜了，那保准没错。
腌菜的浓浓味道从腌菜瓶里不断溢出来，我们常常故意用鼻子深深吸气，吃不到腌菜也要闻闻腌菜飘香的味道。这点小小的“伎俩”躲不过父亲的双眼，他当然知道我们的心思，常常微笑不语，就像是故意和我们卖关子。
那天放学回家，肚子早已饿得直叫唤。刚进入大门，便有一缕香气钻入鼻孔，浓浓的腌菜香味引得我来不及放下书包就叫嚷着要腌菜吃，那吃相肯定很难看，因为我看到父亲边看边摇头。
春节渐渐临近，腌菜的味道也越来越浓。父亲这时候总会让我拿些腌菜送给隔壁邻居，当然，邻居们除了感谢父亲的好意外，都会喜上眉梢。他们也知道父亲腌制的腌菜很好吃，总会夸奖上一两句。
春节前夕，我们这里有送礼的习俗。除了其他礼品外，唱主角的自然是父亲腌制的腌菜。父亲腌制的腌菜很受亲戚们的欢迎，他们总会夸父亲的手艺不错，我把原话说给父亲听，父亲的脸这时总会堆满笑意。
亲戚或隔壁邻居不时会到家里要父亲腌制的腌菜，父亲总会满足他们。后来，父亲就多腌制了几瓶腌菜，除留足自家吃的外其余的都送给别人。
现在我们都会打趣的对父亲说您腌制的腌菜这么好吃，又这么有“名气”不如开个腌菜专卖店好了。父亲脸上会现出孩子般的笑意，没反对也没表示同意。
秋意浓浓的时节里，真的又渴望吃到父亲腌制的腌菜。
粽香传家风
文/马亚伟
父亲经常对我们说的一句话是：“远亲不如近邻”。在父亲看来，左邻右舍就是自家的亲戚，要和他们亲如一家。
每年端午节，母亲都会包很多粽子。母亲包的粽子特别好吃，东邻的孙爷爷、孙奶奶很爱吃。孙爷爷老两口无儿无女，孙奶奶上了年纪以后，身体不好，行动不方便，端午节就不包粽子了。父亲得知后，每年都会派我给孙爷爷老两口送粽子吃。父亲还会嘱咐母亲，给孙爷爷他们要包个儿小的粽子，老人年纪大了，一次吃不了大个儿的粽子。粽子煮出来，父亲拣出其中样子小巧好看而且不漏一粒米的，他说：“送给别人，一定要送最好的！”
我把粽子送过去，两位老人非常高兴。孙爷爷为孙奶奶剥开一只粽子，孙奶奶咬一口，笑眯眯地说：“好吃！还是那个味儿！”没多久，孙爷爷院子里的桃子熟了，那是一种叫做“五月鲜”的桃子，鲜美多汁。孙爷爷提上一篮子，给我家送来。父亲说，孙爷爷是个好人，年轻时特别能干，以前帮过我们不少忙。小小的桃子和粽子，传递着一份浓情。多年里，我们两家互相照应，亲如一家。
那年开春的时候，母亲和西邻的李婶家因为浇地的小事发生了几句口角，两人从此互不理睬。快要过端午节了，父亲去外地采了很多新鲜的苇叶回来。我问：“爸，怎么采了这么多，我们家包粽子用得了这么多吗？”父亲照例是把其中最好的拣出来，扎成捆儿。他说：“去，给你李婶送去。”我把嘴一噘说：“我不去，李婶跟个母老虎似的，那么厉害。”父亲嗔道：“不许胡说！邻里邻居，难免有个小矛盾，互相让一步就没事了。”
我把苇叶送给李婶，她有些不好意思地说：“真是谢谢了！我正要去买苇叶呢，买的可不如这新鲜！”就这样，我们两家人和好如初。李婶包了蜜枣粽，还给我家送来，她笑呵呵地说：“这蜜枣比大枣甜，尝尝吧！”那是我第一次吃蜜枣粽，母亲包粽子都是用自家枣树上打下来的枣子。蜜枣粽果然甜极了，就像两家人的感情一样。
如今，父亲在老家生活，和四邻关系和谐融洽。如果父母来我这儿小住，老邻居们就会常打电话来，说想他们了。我在城里虽然住楼房，但从来不会“只扫自家门前雪”。谁家有事，我会主动去帮忙，还会把从老家带来的新鲜蔬菜、水果给邻居们送去尝鲜。邻里关系好了，大家住在一起心里都舒心。父亲用言传身教让我明白了邻里和睦的意义，这是家风，也是美德。
父亲的生日寿礼
文/刘汉斌
父亲今年80岁，我们三兄弟想给他做寿，订个酒店热热闹闹庆贺一番。可是勤俭一辈子的父亲说什么也不同意，他说不要讲那个排场，一家人聚在一起，吃餐便饭比什么都好。我们做儿子的只好顺从他老人家。
我和儿子、儿媳商量，儿子说，得让爷爷的生日过得有点意义，干脆租车带爷爷上武汉，去看看老人家一直向往的黄鹤楼，顺便去看看他们的新房子。儿子这话正好中了我和妻子的下怀。父亲虽说一再推辞，但他的眼神却没有藏住对此行的期盼。
父亲特意翻了翻挂历，眯着眼选择了一个黄道吉日，于是开始了我们的黄鹤楼之行。母亲一贯晕车厉害，所以不能同行，她千叮咛万嘱咐，说一路上千万要照顾好老爷子，不能有半点儿闪失。在我们的一一应允声中，小车便在母亲的视线里出发了。小车缓缓而行，我的思绪却回到从前。
父亲一生谨小慎微，遇事总让别人三分，但他一向勤奋好学。父亲少时家贫如洗，随祖父祖母住在外婆家路边搭起的一间茅草房内，靠祖父卖土皂维持生计，祖母则在路边摆一个小小的凉茶摊，往往是吃了上顿愁下顿。但祖父祖母很有见识，即使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还要送父亲上学堂。父亲读书很勤奋，成绩很好，而且非常体谅祖父祖母的难处。有几次放学回家，家里无米下锅，父亲没饭吃，二话没说便饿着肚皮，背着书包去学校。有的富家子弟知道了，便从家里带点剩饭给父亲吃，条件是教他们做作业，父亲欣然应允。父亲知道一个理，那就是教一次等于自己学3次，何乐而不为？
1949年五月，家乡所在的黄冈解放了，父亲学习进步，被当地党组织选到青年训练班短训三个月。可还没等结业时，父亲便生了一场大病，不得已只好回家养病。也许苦人天照，一天，区里的一位领导从父亲家路过，向祖母讨凉茶喝。正喝着，这位领导一眼看见写着我父亲名字的作业本掉在地上，他眼睛一亮，问我祖母这本子是谁的，祖母回答说是自己儿子的，如今生病了，在家养病。这位领导说：这孩子不错，在青训班上我见过，我现在写张纸条，叫你儿子病好后拿着我的纸条到什么什么地方报到。就这样，我父亲便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那年父亲才16岁。
回忆往事时，时间总是过得飞快，车行大约两个小时，我们便到了黄鹤楼脚下。儿子打开车门将父亲扶下。孙子睡着了，儿媳抱着孙子在车上休息。眼前的黄鹤楼看起来很近，走起来还有一段距离。儿子搀着父亲一路慢慢走着，父亲边走边不时抬头审视雄伟的黄鹤楼。妻子在一旁跟着，我拿起相机在前面拍照，好让父亲的神态在这难得的旅行中定格，我生怕落了一个精彩的瞬间。
好不容易到了司门口，父亲抬头仰望着高高的石阶，有点儿担心。儿子说别怕，既然来到了黄鹤楼下就得上去。于是我和儿子一人携住父亲的一支胳膊，扶着他一步一步拾级而上，尽量让老父亲的肢体少用力。父亲身体不好，每一个平台上他都要稍微歇息一下，我和儿子努力的搀扶着他，上上下下的行人看到这神情，无不投来赞许的目光。从行人的眼光中我和儿子似乎读懂了什么，也明白了如今亲情中最缺失的是什么。
在父亲，我和儿子祖孙三代的共同努力下，父亲终于登上了黄鹤楼，以偿夙愿。看到胜利的喜悦在父亲的脸庞上绽放，我的内心也得到了一丝安慰。在我心目中本来就高大的父亲此刻变得更加高大起来，我尽情给父亲拍照，我要让父亲的高大形象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里。
父亲的八十岁生日越来越近了，父亲一辈子对我们的爱也越来越清晰。我没有山珍海味，鲜花美酒奉献给父亲。就写点文字作为献给父亲的生日寿礼。
请理解父母的爱
文/霍晓丽
父母一辈子都节俭，他们宁愿自己累一点，也想为儿女省下每一分钱。这是个真实的故事。
文中“我”的父亲一辈子呆在乡下，好不容易进城一趟，“我”带着父亲打车去风景区游玩。父亲心疼钱花得太多，回来时死活不肯再打车。“我”知道父亲的脾气，便和司机商量：“一会你就说只要两块五，我爸从农村来，心疼钱。”一路上，父亲和司机聊了许多。送到家，司机目送父亲进门，并把“我”叫到身边，将二十五元还给“我”，说：“你爸很像我爸，也心疼钱，这些钱拿去给老爷子买瓶酒吧。”“我”问司机：“你爸还好吧？”顿时，泪花在司机的眼眶里打转：“他也不愿坐车，在走回来的路上被车撞死了。”
不是只有乡下来的父母会心疼钱，会为了孩子省钱，哪家的父母不为了孩子？当你与朋友攀比时，为了一双名牌的运动鞋，在递出那红得让人眼红的“毛爷爷”时，你有想过父母是如何省吃俭用，努力拼搏，费了多少汗水和劳累才换来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尊心和虚荣心也随之增强，我开始喜欢“打扮”自己，常拉着妈妈到服装店，喜欢哪件买哪件，甚至连价格也不瞟一眼。小升初后，这种“病”更严重了，打开衣柜，可见满满的“特步”、“背靠背”、“阿迪达斯”……但是爸妈穿的衣服总是比我廉价多了，大多都是打折买的。问他们原因，总说：“衣服能穿就好，买那么贵干嘛，还不如省点给你多买些东西呢。”
看完这篇文章，再细细品味爸妈说的话，不禁将我拉进了悔恨的世界，对啊，衣服能穿就好，为什么要买那么贵的？为什么要和同学攀比？为什么克制不了虚荣心？为什么不省下些钱来，多给爸妈买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