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馒头的散文

关于馒头的散文（精选11篇）

忙年的母亲

文/李云门

忙年，最忙的要数女人们。无论馒头还是年糕，无论煎饼还是窝窝头，在旧年月的农民那里，原料都不是面粉，而是未经粉碎的原粮。把麦子变成馒头，把黍子或稷子变成年糕，把地瓜干变成煎饼，需要主内的妇女们从碾米、磨面开始。

那年月，碾棚和磨棚是最热闹的，昼夜人声不断。有人在推磨或推碾，有人在排队挨号。为了准备过年那几天的食物，要推多少碾磨呢？如果算总账，大概要沿磨道走上几天几夜，折合几百里路程。可是，女人们没人喊累。她们感叹的不是“累”，而是“愁”；为无米之炊犯愁：要什么没什么——过年却容不得没什么。

当然，要什么没什么，照样可以过年。我们那一带，有这样一个传说：某家过年时的确什么也没有，女主人打扫坛子里最后一把米，熬了三碗粥，大年夜就用这三碗粥敬神。一炷香烧完，主人到院子里续香，却吓了一跳：三个盛粥的碗都被反扣在供桌上。这可把主人吓坏了——是因供粥而惹得天神动怒吗？于是，夫妻二人赶紧跪下磕头，然后把碗反过来。结果又是一惊：每个碗底下都扣着一个大元宝。原来，有三个大盗乘年夜作案，又饿又累，就想找户人家寻吃的。他们知道，大年夜吃的东西容易寻，因为家家户户院子里都摆供。可是，三个大盗实在不走运，偏偏进了这一家。他们只好喝掉了供桌上的粥，离开之际，每人留下了一锭银子……盗亦有道，故乡多有这样的故事。

可是，穷到那种地步的人是很少的。只要没到那种地步，人们就想做得好一点。没有鱼和肉，没有鸡或鸭，没有足够的白面，神灵也许好应付，客人来了怎么办？那年头，真是难倒了巧妇。鱼、肉不够怎么办？就要算计着用，把鱼、肉或煮或炸，无论几斤几两，都要做到最后一天的来客桌上仍然有鱼有肉。馒头也是这样，白面馒头只给客人吃，一家人躲在偏房吃煎饼。有人甚至发明了一种馒头：表面看与别的馒头没什么两样，里面包的却是粗粮。那是给陪客的人准备的。女人们为了蒸这种馒头，要多费许多功夫。

同时还要忙穿的。过年了，本应是“男女老少，新衣新帽”。就是穷人家，过年也不能一身破旧。杨白劳还给女儿买一根红头绳呢！在我的少年时代，每年做新衣是不可能的，因为国家只卖给几尺布。没有新衣，旧衣服也要拆洗干净。除夕晚上，母亲们要把新的或干净的衣服找出来，放在床头，以备孩子们夜里起来，能以洁净的形象出现在天地神灵面前，出现在众人面前。

过年，最忙的是母亲们。愿天下的母亲们新年吉祥！尤其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母亲们。

百穗儿

文/宁雨

村里人粗拉，喜欢称自己没文化。但办起大事儿来，却有板有眼，丝毫不肯含糊。大事其实也就那么几宗，婚丧嫁娶盖房子之外，再就是添丁进口、认干亲、拜把子、拜干姐儿。婚嫁盖房，自然都要看日子。生小孩日子没法挑，庆贺却是必不可少的，尤其头生子。吉日就是孩子出生的第十二天，这天，要过“十二晌”。晌，就是日子的意思，村里人管过日子叫“过晌儿”。

过十二晌，可繁可简，由孩子的奶奶、姥姥家事先商量好。“大闹”的话，要邀请双方的七姑八姨、亲戚朋友，规模达几十人甚至上百人，中午备酒饭。若从简，只至近的亲戚派代表致贺就行，连饭也可省却。

不管繁简，蒸百穗儿是不能少的程序。百穗儿，简单说就是揣了红枣的白面馒头。百穗儿，百岁，最好要蒸一百个。充任百穗儿的白面馒头，有大小两种，大的有一斤二两、一斤六两或一斤的，比随常的馒头大好几倍，小的就跟平日里吃的一个样。大百穗儿当然气派，蒸一百个，得十来个巧手女人鼓捣上一两天。有的人家，干脆在院子里盘大灶，烧劈柴。大百穗儿蒸好，单摆在笼屉上慢慢晾凉。那暄香微甜的麦味，随着乳白色蒸汽满天飞，一个村庄都闻香而醉。

蒸一百个大百穗儿，不是平常人家阔得起的。但村里人善变通，可蒸五十大五十小，甚至只蒸五十个小的。一可当十，五十也能代表一百，正如十二可以是货真价实的十二天、十二月、十二年，也代表极多、代表无穷。再不济，白面里搀兑细白棒子面，碱略微沏大些，蒸好再以硫磺熏一下，化妆后的百穗儿照样白得亮眼。

百穗儿跟一般白馒头最大的不同，不是搀兑棒子面与否，而是最后一道工序，点红。筷子头儿蘸上澥好的红颜料，在馒头顶部正中位置轻轻一点，那白白的馒头顿时生动起来，妩媚起来，欢腾起来。一屉一屉点了红的百穗儿铺排开去，也算得大场面了。小时候，我极喜欢看人家蒸百穗儿，尤其是看点红的那一刻，老觉得如此好看的百穗儿是会飞的，就像我梦中的仙女，飞着飞着就不见了。我怕那百穗儿飞，于是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盯着看，直到大人们抬着鸡腰子笸箩过来，不讲任何道理地把我撵到一边去。

赶上亲戚家大闹十二晌，我便拥有了跟百穗儿一样化妆的待遇。穿起簇新的衣服，额头上用筷子蘸上澥好的红颜料点个鲜红的红点儿，由母亲领着，擓一篮子百穗儿还有平日里攒下的三二十个鸡蛋，去赴宴。一路上，满脑子都是梦中的仙女，跟我一样额头点了红点儿的仙女，然后是篮子里的百穗儿，跟我一样脑门正中点了红点儿的百穗儿。那路，也便与平日里走的路有了几许不同。那是我与仙女、与百穗儿一同走的路。那路上，我们都是那么好看，好看得都可以飞起来了。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南北朝，更不知道寿阳公主还有她的落梅妆。但我真的是好喜欢眉间那个圆圆的、鲜妍的红点儿啊。到了亲戚家，我们篮子里的百穗儿跟其他贺喜的人带的百穗儿，都给倒进大大的鸡腰子笸箩中汇合，我也跟其他人家带来的孩子汇合，我们都是额头上点了红点儿的孩子，好看的孩子。过十二晌的主角，那个浑身乳汁味道的小娃娃，额头也是点过红点儿的，穿了大红的斗篷，或者绣上鲤鱼跃龙门的红兜肚，简直跟画儿里的一样。

十二晌，真是作为一个村里人的大日子啊。从落草，到十二晌，满月，百天儿，周岁，十二岁，二十四岁、三十六岁、四十八岁、六十岁，直至百岁，人生的大幕从眉间那个好看的落梅妆开启，一个节点一个节点，一个轮次一个轮次地走下去。每数到十二这个数字，不由停顿一下，内心里偷偷苍凉回望。或者，真正的村里人是无暇回望的，回望，只是我这个所谓文化人脆弱的自我娇惯。

村里已经不怎么重视过十二晌了，大家学着城里的样子，给孩子过满月、过百天。百穗儿还在蒸，不是一家一户自个儿蒸，一切由馒头房代劳。柳庄馒头全县闻名，是靠百穗儿打的天下。我亲自去过馒头房，十几屉大馒头一起出锅，还是老酵子沏碱、人工揉制、柴锅大灶的手艺，熟悉的麦香把眼泪熏出来，眼前朦胧一片，化好落梅妆的百穗儿们飞在当空，风箱奏乐，仙女歌唱。

爱的分配法则

文/孙建勇

从前，战乱频仍，到处是难民。在长江中游北岸有一座安国禅寺，寺内仅剩一僧。一日，一落魄书生来到寺内，说自己带着妻儿老母流落到此，歇脚在附近青云佛塔之内，一家四口饥肠辘辘，实在无法，只得前来乞食。

听此言，僧人拿出一馒头递给书生。书生谢过僧人，紧紧捏着馒头，急步走了。一个时辰后，书生又来了。僧人给了书生两个馒头。书生再次谢过僧人，一手一个馒头，紧紧捏着，慢慢地走了。过了一个时辰，书生第三次来到安国禅寺。这回，僧人给了他三个馒头。书生深深谢过僧人，双手捧着馒头，蹒跚地走了。又过了一个时辰，书生第四次来到安国寺。僧人给了他四个馒头，并说：“对不起，施主，未曾想情况会如此糟糕，实在没有更多的了。”书生用长衫兜住馒头，朝僧人深鞠一躬，转身踉踉跄跄地走了。

半个时辰后，一个女子哭着来到安国禅寺，见到僧人，扑通跪下，说：“大师啊，您救救我的夫君吧！”这位女子正是书生的妻子，她说书生已经饿晕在地。

僧人疑惑地问：“我已给过他十个馒头，你家四口平均每人两个半，他何至于饿晕呢？”

书生的妻子哭着说：“大师有所不知，其实，我夫君一个馒头都没有吃啊。”原来，书生拿到一个馒头时，面对儿子、母亲和妻子，他把唯一的馒头给了儿子；拿到两个馒头时，他依次分给了儿子和母亲；拿到三个馒头时，他又依次分给了儿子、母亲和妻子；拿到四个馒头时，面对生命中最亲近的三个人，他把馒头依次分给了儿子、母亲和妻子，还剩一个，家人都说：“你吃了吧。”他却看看馒头，舍不得吃，递给了儿子，对大家说：“我已经吃过了。”结果，半个时辰不到，在亲人分享馒头的喜悦中，饿得太久的书生终于体力不支，一头栽倒在地。

闻听此言，僧人心中不禁感慨道：“有一个馒头时，首先想到儿子，是舔犊之情，虽算慈父，却是脱不了本能的俗人；有两个馒头时，再想到长者，有尽孝之德，虽算孝子，也不过是常人之举；有三个馒头时，终于想到伴侣，顾全夫妻之义，可算是好夫，但仍属凡人一个；倒是这最后之举可圈可点，有了四个馒头，本该自己留一份，却未留，果真有好修为，真正的善人啊，当救！当救！”于是，僧人跟随书生妻子来到青云佛塔，用仅剩的一个馒头救活了书生，然后，念了一声“阿弥陀佛”，空着手回到寺内。

半个时辰后，正在打坐的僧人倒在蒲团上，其实，他已经两天未进斋食。如果说舍己为亲人者是善人，那么，为不相干的人而舍己者呢？应该是圣人吧。

忆红薯

文/阿原

红薯、蕃薯、甘薯，胶东人谓之“地瓜”。但我后来才知道，地瓜是明朝后期由菲律宾引入中国的。

道光《平度州志》将地瓜列在“蔬之属”里，在所收42种“蔬”中排倒数第四。这说明直到道光末年，平度种植地瓜还很少，被视为南瓜、茄子、萝卜一类的瓜菜，谈不上作为粮食来用。可是过了不到30年，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元）编纂的《平度志要》里，就说“山居约十亩之产，率以其半栽地瓜”，地瓜已成为山区最主要的粮食作物和农民最主要的食粮。再过40年，民国《续平度县志》里云：“地瓜，近栽者益广”，又因以“瓜干酿酒者日多”，故“其瓜干兼运邻邑”。此时地瓜不仅成了主粮，还成了重要的外销商品，种植面积已由山区推向平原以至洼地了。

读李树《平度史话》，竟被先生所作的关于地瓜的文字记叙感动出许多温暖，读着读着，就禁不住想起那么多关于吃地瓜的趣事、往事来。

我是一个地道的吃地瓜长大的孩子。不光是我，大概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那些农村娃们，其童年时代大都是清一色的“地瓜肚子”。不过我得好好感谢母亲，她用一双勤劳灵巧的手，常是将地瓜做成百吃不厌的“花样”饭，让我享受到太多难以忘怀的“口福”儿。

其一是“红薯馅饼”。做法简单：把红薯带皮煮软，剥掉皮，趁热捣成泥；加干面粉，一起揉匀，捏成圆饼，大小随意；在锅底放少许油，把饼摊放在锅中，文火煎到饼两面变成焦黄色，红薯饼就熟了。那时候面很少，半斤红薯顶多也就加一两面粉，不过总能让我有种大快朵颐的感觉。

其二是“红薯馒头”。这种馒头不需要发面，不擅长做面食的南方人都可以轻松地做出来。做法如下：先把红薯带皮煮熟，煮得软软的，去皮；红薯和面粉各一半揉到一块，使劲揉匀，一般不用加水，倘是红薯很干，觉得揉起来费劲，可以稍加一点水，但不能太多；冷水上笼，中火蒸熟，最后大火加蒸三五分钟，蒸出来的样子和馒头一样，不过这样的馒头又暄又软，味美至极。

还有一种“红薯咸汤”。把生花生切成碎末，过油稍微炸一下，炸出香味后，放一点葱花和姜末爆锅；爆炒几秒钟，把切好的红薯条下锅略炒；加适量冷水煮开，待过10分钟，红薯咸汤就做成了。这汤喝起来，既有淡淡的香味儿，又能顺气通肠，我父亲的脾胃虚寒症，生是被这红薯咸汤给奇迹般地治癒了。此外，还有锅灶烧地瓜，地瓜干做馅儿的“豆沙包”，地瓜面花卷儿，地瓜猴儿，地瓜棋子……

这么说吧，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地瓜就是庄户人的命根子。生产队里分地瓜时，人手够使的，就用两侧都绑着“偏篓”的小推车给送到家；人手忙了，就按每家人口多少分好堆，上面压一纸条，写着户主的名字，待大喇叭喊过后，男女老少拐起篓子、提篮，纷纷到生产队场院，往家里搬运地瓜。家口多的人家，生怕地瓜吃不到年关，就三五成群到坡里刨落下的地瓜。我就跟母亲去过多次，要走很远的路，早出晚归，脚底磨起泡，手掌生出了茧。倘是捎的干粮吃光了，就吃刨出来的半截子红瓤地瓜，肚里的“饥饿鬼儿”就立马飞散了。

我母亲说，她这一辈子，随我姥姥，是个“地瓜命”，大肉大鱼不稀罕，就爱吃地瓜，怎么都吃不够……姥姥、母亲那两代人，当然还有我们“60后”，那逝去的岁月与生活，汇织成积弱困窘的百年中国民间关于红薯的共同感受和集体记忆。

蒸年馍

文/吴建

儿时最盼望的事莫过于过年，过年的感觉是从蒸年馍开始的。

准备蒸年馍的过程很繁琐。先要准备面粉，进入腊月，母亲就开始趁晴天用大缸淘小麦，洗净晒干，用小推车推到磨坊磨成白花花的面粉。面粉分头成粉和二成粉。头成粉蒸的馒头雪白的，留待客人用。二成粉蒸的馒头黑黢黢的，自家吃。接着准备柴火，蒸馒头需要猛火，麦秆、稻秸之类绝对不行，一摞摞劈好的木材才是好料。父亲找来闲置的木头用大板斧劈成尺把长、胳膊粗的木块，堆在灶膛后。

蒸馍的前一天晚上要把面发好。发面是一项技术活，发好了的面盛在大缸里，上面捂上被子、大衣，凌晨三四点要起来接上新面。天一放亮，一家人就起床了。蒸馍开始了，全家男女老少齐上阵，烧锅的、揉面的、打水的，齐心协力，各司其职。父亲往大铁锅里舀满水，盖上锅盖，然后在灶膛里引火烧锅。母亲和三个姐姐则忙着将发好的面搬出来放在桌上，掺入面粉，擀面、切面，做馒头。只见母亲快速地拿起一张圆而薄的面皮摊在手心里，用筷子夹些豆馅放入皮中，两手捏几下，一个圆鼓鼓的豆馅馒头就“诞生”了。姐姐们也个个心灵手巧，一张张面皮在她们手中迅速变成粉嘟嘟的“胖小子”。空笼里垫上布垫，把做好的馒头放在上面，一笼里至多放二十个。笼里满了就一屉屉架在铁锅上，此时灶膛里火力要猛。我给父亲递木柴，父亲不时加柴火，又奋力拉动风箱。蒸笼不断升腾出一团团雾气，厨房里被浓浓的雾气笼罩着，热气腾腾的，外面北风呼叫，寒气逼人，蒸房里却暖意融融，人们个个穿着衬衣，谈笑风生。屋内屋外洋溢着喜庆祥和的气氛。

终于起锅了，父亲将一笼笼冒着热气的蒸笼端下锅，扣翻在竹帘上。我迫不及待地抓起一个白馒头，顾不上烫手，张嘴就咬。大人们也放下手中活计，拿起一个品尝，欢天喜地地评论着。

蒸馒头大约需要大半天，蒸得多的人家甚至要一天一夜。蒸好的馒头除留一部分过年吃的，其余的冷却后封进坛子里，等青黄不接时慢慢吃。蒸好了馒头，年味儿就愈来愈浓了。

而今，故乡再也没有人家蒸馒头了。哪怕再小的集镇也有几家馒头店，馒头随时随地可以买到。但买的馒头无论多白多软馅多好，也难以取代家做的馒头那淳朴家常的味道。儿时蒸年馍那人、那景、那情，都已凝结在时光里发酵成一份独特的情怀，润泽一生。

两只馒头的爱

文/钱永广

她和他结婚好几年了，他虽然不懂浪漫和风情，并因此被她骂为猪头，可他每天除了上班，就是回家做家务，照顾妻儿。因此，对她和儿子来说，却是一个好丈夫和好爸爸。

她是一个要强的人，看别人换房子买车子，她的心里也如有虫子在咬着。所以她常在他面前唠叨，而他呢，只是一个上班族，虽然他的工资全部上缴给老婆，连香烟都舍不得买，可她仍然指责他的不是。

在他面前，她已经养成了一种坏脾气，而他向来忍气吞声，依旧把她当作天使来爱，这更助长了她的任性。渐渐地，女人认为他身上没有一点男人的气质，简直是一个猪头，女人开始想逃离这种窒闷的婚姻生活。于是，家里无端的争吵越来越多，终于有一天，她终于打开天窗说亮话，叫道：“你真是一个猪头，怎么没有一点反应？咱们不过了，我要和你离婚！”

看她认真的样子，男人深感震惊。想了半天，男人流着泪说：“不离不行吗？你再考虑一下，好吗？”

她是认真的。一连几天，她总问他什么时候去办离婚手续。没有办法，他只得答应了她。那是一个中午，他让她一起去吃个分手饭。不用说，他点了女人最爱吃的菜，女人也不客气，因为她已经习惯了他无微不至的照顾。

该上主食了，她突然想吃馒头。可是，饭店里没有馒头。她突然耍起了脾气，责问他为什么选择了这个饭店。

他小声赔礼说：“你坐着，我去去就来。”过了一会，他满头大汗，手里提着两只热乎乎的馒头，一瘸一拐地赶了回来，

见他一瘸一拐，脸上还留着痛苦的表情，她纳闷不已。他云淡风轻地笑笑说：“刚才绕过一条街，再到对面马路去买馒头时，我的腿不小心被一个摩托车撞了一下，不碍事！”

不知为何，她突然有了一丝感动。可她仍然装着平静，责怪说：“为了两个馒头，跑那么远，还把腿撞成这样，值得吗？”

他认真地说：“就要分手了，为了能再照顾你一次，给你买两只馒头，就是撞断我的腿，我也愿意。”

她的眼眶里有了泪水，埋怨说：“你傻呀，就为两只馒头，万一你真撞断了腿，那以后谁照顾儿子啊？”

她从他手中接过两只馒头，看他腿部因为疼痛还在微微颤抖，她的心震颤了，禁不住泪水恣意妄为。她咬了一口馒头，突然感到有一种涩涩的味道。

饭后，他们离开饭店，他在前面一瘸一拐走着，朝着民政局的方向。女人后面跟着，步子很慢。他不明白，她为什么这么慢腾腾的。就在男人快到红绿灯路口时，突然，他被她狠狠拉了一把，差点摔倒，只听见她嗔怪说：“猪头，你走错路了。”

他傻乎乎地说：“没错呀？”

女人说：“你不想回家呀？”

他霎时明白过来，连声说：“想，想，怎么不想呢。”

女人如今终于明白，原来他的爱，是如此厚重而浓烈。和他在一起，虽然平淡如水，却是最值得珍惜的幸福生活。

老奶奶馒头铺

文/李英 李付志

古岘镇的风味面点花样繁多，远近闻名，有八角火烧、黍米汤圆、一里水煎包等等。其中，“老奶奶馒头铺”的原味大馒头，更是享誉四乡八屯。

“老奶奶馒头铺”座落在古岘镇驻地六里村的桥东头。老远，便望见大红灯笼映照下的古朴店面，青砖粉墙，黛瓦朱门，漆亮的横匾上六个烫金大字，着实醒目。这个历经二百年的老铺子，在秋日暖阳的沐浴下，越发显得充裕又祥和。

馒头铺主人史永萍，是六里村村民李旭平的媳妇，也是该店的掌门。起初，馒头铺的创始人是史永萍的老婆婆，人称李戴氏。古岘镇本乃千年老镇，是胶东地区有名的旱码头，南来北往的商贾颇多，街市相当繁荣。有利的地理条件，使当时的一部分庄户人也学着做起买卖来。李戴氏心巧脑灵，做得一手好面食，便和丈夫李登增一起在村边桥头的老屋里开起馒头铺。两口子起早恋晚，精心经营，童叟无欺，生意红红火火。

抗日战争时期，开国将军许世友曾驻军古岘。李戴氏感念共产党的救国忧民情怀，便每天送来热气腾腾的大馒头慰劳八路军，鼓励战士们多打鬼子，早日赶走侵略者。许世友将军在品尝了馒头后赞不绝口，连呼“老奶奶的大馒头真好吃啊，感觉到家了！”六里桥头馒头铺由此出名，当地人也亲切地称其为“老奶奶馒头铺”了。

抗战胜利后，老奶奶李戴氏经常自豪地向儿孙们炫耀：“咱家的大馒头也为杀鬼子出过力呢。”过了几年，李戴氏无疾仙逝了。临终前，老太太给后辈留下规矩：馒头铺当家人传长不传幼，传女不传男，传媳不传女。于是，“老奶奶馒头铺”历时三辈子，就到了长孙媳史永萍这一代上。

史永萍秉承了“老奶奶大馒头”的传统制作方法：老面发酵，手工揉面，铁锅麦草盛放，木柴炭火燃蒸。基于这四个特点，所做的馒头既暄腾又筋道，一丝丝一层层，麦香味十足，倍受乡亲们青睐，每天来取馒头的人络绎不绝。要想吃到“老奶奶”大馒头，须得提前预订才行呢。

“老奶奶馒头铺”的馒头分好多种类，有婚嫁用的，有百岁用的，有寿庆用的，还有年节日及做白事用的等等，不一而足；形状上有寿桃、长穗（岁）、龙凤、圣虫、刺猬、春燕、鲤鱼、巧饼、糖角，还有开花馒头和盘花馒头，真是满满的吉祥如意，浓浓的乡土气息。

因为讲究，所以恒久。“老奶奶馒头铺”沿袭老辈风格，严格选用本地优质石磨小麦粉，不添加任何增白剂增香剂，用老面做“引子”，从和面发面揉面醒面，到团搓成型，每一步都要求认真细致，不容马虎。尤其在揉面这道工序上，保证达到面团温润绵软又有嚼头，这样蒸出来的馒头口感好，味道纯，真正的原汁原味。

新出锅的大馒头，晶亮圆润，光洁饱满，散发着麦草儿特有的清芳，送进嘴里那叫一个甜香啊，令人仿佛一下子就回到奶奶温暖的怀抱里，回到童年金麦浪翻滚的田野上……

待得团圆是今时

文/叶弥

乡下的小孩子最喜欢过年了，因为有平时吃不到的食物。穷人也讲规矩，不准小孩子们乱串门，但过年是个例外，可以成群结队，像小狗一样在村里乱跑乱叫，逢屋便停。站在人家门口，自有早就等着的大人，拿出炒花生、炒瓜子、糖果等零食，有时候还有一角钱。

我妈除了教书，还是当地第一位“赤脚医生”，人们有跌打损伤、生疖生疮等，全来找她。我过年时，在村子里跑一圈，收获一口袋的钱。我还跑到别的村子里去，人家看在我妈的面子上，给吃的，也给钱。但是很奇怪，我收到的钱，年年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我只管收钱，不管爱护钱，也许走在路上丢了，也许被父母没收了，反正我不记得了。

大约读小学二年级到四年级期间，我过年必定要生一场病。所以这三年的过年记忆很是不痛快。常常守岁时还好好的，到了大年初一早晨就不舒服，一边在门口的土坑边刷牙，一边哭。勉强与小伙伴们走门串户，也是兴味索然。但是不用吃药，过了年就好。后来村子里来了一个算命先生，大家都说灵，我妈就请这算命的来到我家，他端端正正地坐在我家门外场院中，破衣烂衫，但身上有一股居高临下的意味。给他引路的童子也端端正正地坐着，挺有尊严的样子。经他掐算指点后，从此我过年竟然真的再不生病了。

世上的迷信大约都是这样的碰巧。因为许多表象都是人为的。

记得有一年的年三十，我妈妈在包团子，包完数一数，说，哎呀真巧，不多不少一百只团子，你爸爸要回来了。果然没过多久，因为一些不幸的缘由流落在外两年的父亲就回来了。我的舅舅后来告诉我，我妈那时包一百只团子，是她有意为之。她一边包一边数，凑满了一百之数。她是想我父亲了，也许心灵感应，一家人真的又团圆了。

改革开放这些年，中国人的生活焕然一新。每逢除夕夜，我父亲必定要念叨现在生活的好，念叨党的英明。一是我们全家从苏北回了苏州，二是老百姓有了各种合法途径为小家庭的幸福生活而奋斗。

说到幸福这个词，又想起一件往事。我们下放的苏北那个村子，有若干年，大家过完年三十，会盼望一位讨饭的女人来村子。女人大约四十岁不到，带着一位腼腆的十来岁男孩。男孩身上背着袋子，负责装馒头。女人与一家一家寒暄，说话。待到袋子里装满馒头，他们就会找合适的人家歇脚。

说是歇脚，喝完一碗热水，女人就开始唱了。不知苏北哪里的方言，我每次都去听，只听懂她唱的《孟姜女哭长城》。大家屏气凝神，生怕漏听了一句。她唱得悲惨凄切，大家听得唏嘘感动。在只有八个样板戏的年代，能听到这种戏，是莫大的享受。但在我听来，却是不太动听，远不如苏州的评弹和昆曲。她唱完就走，不再逗留，村里人照例会送她很远，挥手道别，约定明年过年再来。女人一再回头挥手，她也是一身破衣，但缝补得很是用心，精气神都撑着。她身后的男孩，圆圆的头脑，一双乌黑眸子，安静，懂规矩。

苏北乡下过年，各家总得做二三百个馒头，把它们放在外面吹干，要靠着这些馒头度过青黄不接时。现在苏北乡下没有人家过年做这么多的馒头了，做上几十个，也是应个景，孩子们都不爱吃，他们会驾驶摩托车或开汽车，上县城去吃“肯德基”。

我总记得那馒头的味道，放的时间越长，酸味越大。一个月过后，硬得赛过石块。所以我在苏北乡下，常想念苏州“黄天源”的馒头和黄松糕。

我十四岁离开父母亲一个人回了苏州，从此在苏州过了无数的年。苏州是鱼米之乡，又讲究吃喝。苏州人过年，好比是烈火烹油，好吃的东西应有尽有，但总也留不下食物之外的记忆。

又是一年元宵节，待得团圆是今时。

童年的美食

文/赵明宇

小时候在农村，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饺子、吃肉，一饱口福，平日里，我们这些嘴馋的孩子，却总是能找到美食。

家乡是大平原，没有山川，没有河流，也就没有山珍，没有鱼虾，但是大自然并不缺少可吃的东西。比如在小树林里掏鸟蛋，在屋檐下捉麻雀，或烧或煮打打牙祭，吃对于我们来说，永远是一种难以拒绝的诱惑。

放学后，到地里去，挖红薯、偷花生、掰玉米穗，用小铲子掏个洞，找来柴禾烧着吃，吃得嘴上黑乎乎的。我们还在草丛中捉蚂蚱。捉蚂蚱用手抓，脱了鞋，用鞋拍，然后放在火堆上烧得焦黄焦黄的，有一股香香的气息钻进鼻孔。渴了钻进玉米田，找一棵不长玉米的空棵，就变成了甘蔗，咂吸甜甜的汁水。幸运的还能在草丛中找到野瓜，香香甜甜的，能吃饱肚子。

夏天的晚上，我们到村头的小树林里捉知了猴。天一黑，知了猴就从地下钻出来，爬到树上变成蝉。我们摸到知了猴，回到家用油煎炸。因为少，几个人分着吃，却有滋有味。如今城里的酒店有“炸金蝉”这道菜，尽可饕餮，却没了童年的味道。

冬天里，天寒地冻，田野上没有可以吃的了。我们在街上玩累了，饿了，就抓一个玉米面馒头，在馒头中间挖个小坑，放进去一些盐，再把香油滴到盐上面，掰下一块馒头蘸着吃，香香的，咸咸的。那时候的乡村街头，经常看到一个个流着鼻涕的孩子，手里拿着馒头，蘸着油盐，一边吃，一边玩耍。

还有的把煮熟的红薯切成片，在窗户台上晾晒成红薯干，装在口袋里，闲暇取出来嚼着吃，非常筋道，成了我们的零食。我们把这种零食称作“筋红薯干”。记得小时候一个同学弄坏了我的铅笔，赔了我几块筋红薯干，我才饶过了他。

吃饭的时候，大多数人家是把晾干的红辣椒，放进灶膛里慢慢焙干，焦糊糊的，搓成粉状，用米汤调和，拿馒头蘸着吃。辣椒很开胃，让人面对难以下咽的高粱面馒头食欲大增。我们不想吃，大人们就开导我们说，黑馍馍，蘸辣椒，越吃越上膘。

那年月以胖为美，瘦了会担心被饿死的，并不像现在还需要减肥。

冬天里还有一道美食就是焦馒头片。家家有煤火炕，每天晚上睡觉之前，用菜刀把馒头切成一片一片的，放在炉火边上，第二天醒来，馒头片就变成焦黄的了。背着书包上学去，一边揉着眼睛，一边嚼着馒头片。到了学校，同学之间还交换着吃，教室里会响起嚼馒头片的大合唱，氤氲着诱人的焦香。

对于一般家庭来说，这种馒头片不当饭吃，是一种浪费，家长是不赞成的。

最难忘的是烧“gujue”。这是发音，我不知道该咋写这两个字。家里做饭头的时候，我们就盼着能剩一点面团，尤其是白面。母亲会把面团揉搓成条状，缠绕在高粱秸秆上，埋进灶膛里的热灰中，过一会儿取出来，面团被烧熟了，我就高兴地拿着，跑到大街上细细品尝，炫耀这种奢侈的吃法。

有时候街上有“嘣爆米花”的，就端着一碗玉米，递过去一毛钱的加工费，背回来半袋子爆米花。如果口袋里有几分钱，买糖稀，用高粱秸秆不停地搅动，直到糖稀发白，变得粘稠再慢慢吃掉。

童年的农村虽然不富裕，却总是能吃出花样来，充满着无限乐趣，也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揉进馒头里的年

文/文静1078

跨进腊月的门槛，公婆就开始忙年。“腊八熬粥，小年买灶糖，二十四扫房子……”婆婆负责采买，公公在家准备吃食，烀猪爪、酱牛肉、炖排骨……样样都会做，最拿手的是腊月二十九的蒸馒头。

公公蒸的馒头，不仅又暄又软，而且口感筋道，有嚼头，还顶饿。侄女14岁时，一口气吃了5个刚出锅冒着腾腾热气的馒头，她美滋滋地说：“爷爷蒸的馒头赛过汉堡包，吃了一个还想下一个，总也吃不够！”公公听着孙女直白的夸赞，笑眯了眼，用那双厚实的大手开心地拍打着落在身上的面粉。飞扬的面粉，快乐地在空中舞蹈，慢慢旋转，轻盈地飘落在地板上。

公公蒸馒头，腊月二十八晚上就发面，他戴好老花镜，拿出一杆秤，摆好秤砣，把面粉、酵母块分别装在食品袋里，几斤面粉配多少酵母，必须准确，多了，少了，蒸的馒头口感便不同。

公公先把面粉放入盆里，在中间抠一个圈，再取一个碗放酵母块，倒入温水，搅匀，最后倒进中间的圈里，一点点加面粉，加水，面团和得稍硬一些，揉啊揉，直到面粉抱成团，没有疙瘩，不粘手，不粘盆为止。公公用保鲜膜盖住面盆，用干净的纸包好，蒙上小被子，放在暖气上。第二天早上，面团受热发酵膨胀，鼓足了劲朝盆沿挤，面就发好了。

公公在面板上撒些面粉，又朝面团里揣些面粉，用手使劲揉着面团，左一下，右一下，耐心地揉，直到把一个个桀骜不驯、大小不一的气泡，揉成匀称细密的小气泡，才停手。此时，公公的额头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小汗珠。“我累了，得歇歇！”公公边说，边走去厨房洗手，然后坐在茶几旁的板凳上。他从烟笸箩里取出一支卷好的烟，放到玉烟嘴里装好，“啪”的一声点着烟卷，深吸一口气，烟着了，冒起一阵呛人的浓烟，缓缓吐出一口烟，公公眯起眼很陶醉，他喜欢抽浓烈的旱烟，觉得这才够劲，过瘾。一支烟抽完，公公又打开茶缸盖，撅起嘴，徐徐吹着热气，痛快地喝上几口热茶，脸上的褶子似乎也舒展开来。做完这一切，不过15分钟，公公起身走到面板前。用刀切成一个个匀净的面团，左手掌心托住一个面团，右手顺时针旋转揉动面团，轻轻揉，慢慢揉，就像晨练打太极拳，直到面团表面平整光滑，才放到蒸屉摆好。

摆满蒸屉后，千万别着急开火。公公提醒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等它10分钟，再蒸也不迟。”时间到了，开火蒸，上气后等上15分钟，关火再等2分钟，打开锅盖，一准有锅雪白的大馒头等着你。

最思春节馒头香

文/曹宏安

“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这是小时候每逢过年母亲都要做的一件事。我也最喜欢母亲蒸的馒头，光洁白亮，暄松甜香。你可别小瞧这蒸馒头，新年蒸馒头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从进入腊月，家家户户都已经开始准备，先淘麦子再磨面粉。每次磨面粉母亲都要求最少要过三遍，第二遍面粉最白最细也最好，专一收起来供蒸馒头用。二十八晚上，母亲就把面粉、碱面、面渣头和好发酵，二十九这天，母亲早早起床就开始蒸馒头。

先把发好的面团取出来，看看面起的怎样，再检查一下碱放的多少。检验方法是从面团上掐掉一小块裹在筷子头，然后放火上烧，筷头面疙瘩掰开里头面泛黄且能闻到碱味，说明碱放大了，就要等一等，或放到下午再蒸；如果闻到酸味，则说明碱放得少了，需要往面团里再加些碱，直到面团酸碱调和匀称为止。

新年蒸馒头都用锅台，因为火力大，下面架着木材，火燃得很旺。蒸笼有三层的，也有四层的，每层都有篦子隔开，垫上抹布，上面放馒头。这样放好第一层，接着放第二层，从下到上依次摆好，最后盖上笼盖儿，大火开始蒸。

母亲一般用两种方法把握蒸馒头的时间，或在笼盖放上菜叶，菜叶干焦，表明馒头已熟该揭笼了；或点上一炷香，看燃的香确定揭笼时间，有经验的母亲总是拿捏得恰到好处。腊月二十九蒸的都是圆馒头，“圆”象征着团团圆圆。在馒头出笼时还要打上红点，红点代表着喜庆，也象征欢度春节。这种圆馒头太单一了，所以春节时母亲还会蒸些我们姊妹们比较喜欢吃的豆陷儿和菜包馒头。

到正月十三，母亲还要再次蒸馒头过十五节，这次和年前不同，蒸的花样特别多。其中枣花馒头蒸的最多，馒头形状也各异，都成花瓣儿形，有四叶瓣儿的、五叶瓣儿的和六叶瓣儿的，每瓣儿上放一颗红枣，花心部位则是一颗最大的。枣花馒头除花瓣儿形外，还有蝴蝶形、海螺形等。枣花馒头主要是用来祭祖，多个叶瓣儿围拢的馒头形状大概就是给人这方面的启示。

母亲蒸的馒头，除了枣花馒头形状外，还有刺猬形、鱼形、龙驮钱形等。刺猬馒头是放在面罐里的，表示天天进财，米面满罐；鱼形馒头是放在粮仓的，象征着年年有余（鱼）；龙驮钱馒头是龙的形状，头部放着硬币。它是祭天祭神用的，消灾祈福，希望上苍能够保佑人间风调雨顺，百姓安居乐业健康幸福。母亲在新年蒸的馒头很多，放满满的一面罐，过了年吃到初八，过元宵节能吃到二十。

母亲蒸馒头，一蒸就是一天，独自在厨房和外面锅台之间来回穿梭，姐姐能够搭把手是后来的事情，可惜我是个男孩儿，永远无法体会到母亲的那种艰辛。

2002年的腊月二十九，母亲蒸馒头时因血压增高最终倒在了厨房里。以后我再没吃到母亲蒸的馒头。每年春节回家，当看到母亲的遗像，都会想起也最爱她亲手蒸出的白雪馒头，因为它和母亲的白发一样白，和母亲的乳汁一样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