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庄稼的文章

关于庄稼的文章（精选11篇）

奔六

吃穿一旦不愁，便觉光阴飞快。这不，再过两年就退休了。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虽也经过几十年瓜菜代的日子，毕竟是海内和平无战事，只要硬挺而煎熬过来，理性地增补食物、常态保健，于是就经常碰见那些，本属“古来稀”的老头老太，竟吃撑得翻筋斗、练字画呢。一位年迫八秩的老学者，童颜鹤发、元气沛然，牙齿未脱一颗，天天要咥锅盔夹辣子。有人请教他养生术，他说：每天早上睁开眼，别急着起床，先做个十五分钟睾丸保健操吧。

此睾如何具体操法？未曾打探，反正我不打算获取此功，因为五十岁后，业已形成老村夫习惯：黎明即起床，沏茶坐书案，纸上种庄稼。若是赖床挺尸，窗外的空调管道里，栖居其洞的鸟家族，便要大放厥词：起来好鸟，赖床坏鸟！我曾有一联颇受传诵：睡去即作古，醒来又重生。是说生死一体，生中有死、死里含生，循环往复不绝永恒也。可是一个死字，对于个体生命而言，毕竟属于世界末日。死后是什么？没有人知道。于是产生了宗教。宗教的答案摆在那里，信不信由你。

我四十岁后，死字是经常冒出脑海的。八岁时祖母去世，第一次发现死很可怕。一个活生生的，最疼爱我的人，说殁就殁了，就埋进土里了。但却未将死字与自身联系，唯觉得死字是属于年龄大的人。后来上小学、初中、高中，总有一个两个同学夭折掉，这才确信老年人的说辞：生死路上无老少，并以庄稼为例，说你看你看那，总有几株苗子，冒出地皮不久，便枯死了。有的庄稼眼看结果之际，竟也忽然莫名其妙地死去——恰如一个人结婚不久，突然离世了！

人生无常，变数难测。如果碰到急需要办的事，我就想我可能活不了几天了，于是抓紧办，免得留下烂尾工程。有些事却不能急，需要文火，比如把毛笔字写得超过苏东坡，那就得慢慢玩儿。不妨假定自己脸厚，能活一百岁，一副从容淡定的，伪劣老禅师风度。总之，生亦不必过喜，死亦毋须大悲。父母早去了另一个世界，我们死后，或可投进双亲怀抱，耍赖撒娇，理直气壮地索要好吃的好穿的。

每次过马路，等候红灯一秒一秒减缩，顿觉生命恰如此景，一天一天被切掉，于是什么事情都想开了，任何占有任何争抢，都很荒诞可笑了。你连自己的光阴都无法占有，何况其他。我们不论是谁，一概是生也宇宙尘，死亦天地埃。遂无悲喜，快且乐矣。

母亲和她的庄稼地

文/曹春雷

母亲有很多块庄稼地，具体有几块，我不知道，母亲自己也说不清，但加起来面积并不多，因为多数地块都很小。有多小？母亲曾给我讲过一个笑话，她说有个人夏天去锄地，锄着锄着，总觉得少一块没锄。拿起斗笠打算回家时，才发现那块地原来在斗笠下。

母亲这样讲时，并不笑。因为她自己就有这么一块地，一个斗笠就能覆盖过来，这是真的——那是母亲在责任田边顺手开荒开出来的，只能栽两棵花生。

二十几年前父亲因病去世后，我们母子的生活来源只剩下了庄稼地，只能“土里刨食”。当时两口人的责任田并不多，产的粮食不能维持生计。母亲便披星戴月地垦荒，在石堆里、荒草滩里，用镢头开出一块块巴掌大的田地来。

在母亲眼里，每寸土地都是一个希望啊，能长出生活所需的柴米油盐来，能长出我的学费来。

母亲的这些田地，零零碎碎地散布在村南村北。有在沟底的，也有在山上的，路不好走，种与收都很困难。最让人发愁的是往山上运土粪。母亲借来别人的小推车，将喂猪攒下来的土粪装进尼龙袋里，一袋袋地推到山脚下，然后将大袋分成小袋，再一袋袋的往山上背。农忙的时候，母亲带着饭，天不亮就出发，一直到月亮上山才回来。

母亲倾注了很多心血和汗水的土地，往往不会辜负她，几乎年年都会丰收。母亲用收获的地瓜干喂猪，然后卖一部分麦子和玉米，生活得以勉勉强强地维持。

于是，依靠这些庄稼地，我读小学、中学、大学，然后毕业参加工作，母亲却依然坚守在她的土地上，依然在农忙季节披星戴月，不过，岁月已漂白了她的黑发。

如今，村里很多人家都做生意，或外出打工，田地都荒芜着，而母亲对土地的热情却丝毫未减。我曾劝她将土地承包给别人，自己在家享清福。母亲却说，不种庄稼，我会闲得难受，再说，不种庄稼的农民还算是农民吗？

农忙时，我每次回家，都是在田里见到母亲的。她的白发，在田野里是一道别样的风景，这风景让我自责且心酸，——在金黄色的庄稼衬托下，母亲的白发更显沧桑。

然而，在丰收的田野上，我看得出母亲是累且高兴着的。她让我看她的庄稼是如何地籽粒饱满，估算着今年又会打多少粮食，计划着明年再种哪些品种。庄稼地里的母亲，是不老的。这个秋天，行走在城市里，每每看到白发苍苍的老人们晨练时，我就会想到我同样苍苍白发，却依然坚守在庄稼地里的母亲。那个时刻，我就会问自己，在季节的秋天里，庄稼以丰收回馈母亲，然而在母亲人生的秋天里，我要以什么来回馈我的母亲呢？

母亲的手

文/梅雪争春

我回家的次数少，这是我心中的痛；而每次回家，母亲都会做一桌好吃的饭菜，像待亲戚一样接待我们。仿佛我们的回去，不是去看望母亲，而是对母亲的恩赐，这更让我痛上加痛。

母亲打心眼里盼着我们回家，盼着和我们坐在一起，说话唠嗑，吃顿团圆饭。母亲高兴给我们做饭。但是，每次做饭前，母亲又总是顾虑重重，尤其是用手和面时，母亲更会面露难色，或者说是愧色。母亲不好意思地说：“看我这手，都洗了好几遍了，就是洗不干净。做了饭，怕你们不吃。”说着，母亲把手伸到我们面前。

这是我这样仔细地看母亲的手。母亲的手已经老了，已经老的不成样子。手掌和手背都高高的肿起，把本该有的皱纹，都拉平拉直了，就像母亲亲手蒸出的馒头；五根手指就像五根干瘪的枯树枝，黝黑，粗糙，弯曲，没有一点儿美感；手指骨节处裂开了一道道的口子，像张着的嘴，吃进了很多的沙子，消化不了，堆积在肉里，再也洗不下去。

我常想，我的母亲天生就应该是个庄稼人。她的宽大的脚板，可弯曲的膝盖，厚实的手掌，都是为土地而生的。母亲不习惯城市。城里的路太硬了，楼太高了，车也太多了。在城里，母亲总会被硌疼了脚，总会迷失了方向，总会找不着回家的路；在城里，母亲会手足无措。可是一旦回到农村，母亲无论做什么，都会觉得顺心顺手。她的脚板可以轻巧的走田间小路，她的膝盖可以在土地上任意的摸爬滚打，她的手可以随意抚摸地里的每一株庄稼，她的心容易满足收获后的简单快乐。

每年春节过后，日子还没有走出正月，母亲便开始了一年的劳作，或者说，一年的劳作开始了。母亲端来一簸箕花生，坐在正屋靠窗下面的一个小凳上。早春的阳光总是很好，透过窗户，落在母亲的身上，暖烘烘，像给母亲穿了一件花棉袄。母亲开始剥花生。这是本地特有的一种小花生，个头小，果仁儿瓷实，和花生皮之间几乎没有缝儿，摇一摇，没有“哗楞、哗楞”的响动，剥起来，也没有“嘎巴、嘎巴”的脆声。这种花生不好剥。我曾陪母亲剥过，但没多会儿，手指肚就受不了了，生疼生疼，而且还起了一个白色的小肿包。到了晚上，躺在被窝里，手指肚还一涨一涨的，火辣辣的疼，好像里面的血液都沸腾了，要溢出来。而母亲则很平静，不慌不忙，一粒一粒地剥着，脸上还含着浅浅的笑，好像眼前这一簸箕种子，早已变成了千千万万个花生，把我们的西屋都盛满了。家里有十几亩的空闲地，而这十几亩地的种子几乎都是母亲一个人剥的。我不知道，这要花费母亲多少个日日夜夜，又有多少个夜晚让母亲辗转难眠。但我知道，在这些寂寞的日子里，母亲的手，会由疼变麻，由麻又疼，最后，直至老茧丛生。

在母亲的生活日记里，没有“闲”这个字眼。地都种好了，庄稼也长壮实了，偶尔遗漏下来的草此时也成不了气候了，母亲开始守在家里，忙些家务活。母亲搬过一床被子，铺在炕上，把线头挑断，抻出来，再把里面的棉套掏出来，叠得方方正正，放在炕头。然后，母亲又把被面褥单洗得干干净净，凉在院子里的铁丝上。花花绿绿的布面随风飘摆，很是好看。夏天的太阳是吸干机，不一会儿，被面褥单就全干了。母亲收回来，拉平扽直，又重新铺在炕上，把棉套放好。母亲看到有一个角，棉花已经被我蹬踏没了，于是，从里屋的箱子里抱出一抱雪白的新棉花，给我续上。所以，我盖的被子从来都是家里最暖和的。母亲一只手持针，一只手拿线，把线在嘴里抿一下，又用手捻一捻。母亲纫好针，一只手垫在被子底下，一只手则开始了穿针引线。母亲做的被子针脚很密，很匀称，像用尺子量过一样。我从没见过母亲被针扎过手，母亲对于针线活已经拈轻就熟。母亲还会做许多针线活，我们穿的棉衣棉裤，还有我们背的新书包，都是母亲做的。母亲缝一会儿，停下来，把针在头上抹一下，缝一会儿，停下来，又在头上抹一下。母亲每停顿一下，我仿佛就会看到，母亲满头的黑发里，就会有一根被无辜的抹成了白发。

母亲常说，她最怕的，就是没事可做，那样，她会觉得浑身不自在。所以，母亲最开心的日子，从来都是家里最忙的时候。母亲还说，如果地里的庄稼永远也收不完，那该有多好啊。母亲每每说这话时，像极了小孩子，眼里闪烁着光芒。其时，母亲的心愿就是这么简单，地里的庄稼越多越好，手里的活越忙越好。

母亲在开春剥的那些花生种子，终于结出了成千上万的子孙，都藏在泥土里，就像一群小鸡雏，等待着破壳而出。父亲吆喝着牲口，在前面犁花生，母亲则在后面捡拾花生秧。起初，母亲蹲着，把花生秧从沙土里提起来，再把上面的土抖落干净，露出一嘟噜一嘟噜的花生来。秋日的阳光下，花生像被水洗过一样，白花花的，很是喜人。后来，母亲干脆跪着，跪爬着捡。母亲把花生秧放到一边，又用手把沙土翻检个遍，把落在里面的花生一个一个的找出来。母亲不允许一粒粮食丢在地里。秋天的风很干很硬，像锋利的纸，母亲的手被拉出了一道道的口子，母亲这时什么也顾不得。母亲说，沙土是最好的止血药，拉了口子，放一点上去，就不疼了。所以，每年大秋下来，母亲的手上总是伤痕累累。

大秋忙完了，母亲却闲不下手来，马不停蹄的又领着我去拾柴禾。那时，村子里有成片的梨树地。深秋时节，梨树叶厚厚的铺满了一地，那些还没有来得及落下来的树叶，也早已由绿变红，远远望去，就像燃烧的火苗，看着就暖和。拾柴禾大多是母亲的事，我则跑到一边，去摘丢在树上的梨。每年冬天，母亲都会用拾来的柴禾，填满灶膛。这时，我就会趴在被烧得热热乎乎的炕头上，好奇地看着灶膛里欢蹦乱跳的火苗映在墙上跳动的影子。有时，母亲还会往灶膛里扔两块红薯，不一会儿，满屋子都会弥漫着烤红薯的香味，叫人唇齿生津。

在我的印象里，母亲从来没有打过我。即使在我做错了事，或者学习不好的时候，母亲也只是说说而已。母亲的手，只会劳动，其它的，似乎都忘记了。而那时，不懂事的我，却常常以冷眼相对，白眼珠多，黑眼珠少。母亲每次看到我那副德行，都会默默地离开。直到有一天，我读了 胡适先生的《我的母亲》，看到那里的一段文字：“世间最可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一张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这段文字让我触目惊心。我深深的感觉到，我当时的行径是多么卑劣，而我卑劣的行径又是多么的伤害了我的母亲；母亲又有多少回偷偷地躲在别处，用已显苍老的手擦去眼角伤心的泪。

母亲真的老了，母亲的手真的老的不成样子了。而母亲却用一双羸弱的手，支撑起一个家，呵护着这个家，温暖着一家人！

妈，您做的饭真好吃，您做的饭，吃着才有地地道道的庄稼味儿。

退了没有

文/许双福

没曾想，遇到熟人，第一句话便问：你退了没有？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这个问候是一晃间在不知不觉中就来了。细细回味，本以为自己还小，还能东奔西走，不觉得什么，当带小孙子玩耍时，他快速奔跑，我紧跟着追，他如狡兔，我似乌龟，才真的感受到了，我乃真的老了，真是到了快退休的年龄。

在已耄耋之年的父母面前，我仍感孩童一般，看着他们布满纹路的脸颊，步履蹒跚，弯腰驼背的身影，这便是我不远的将来，必要复制的影子。

当上个世纪的1979年冬季，乘着绿皮火车，与一群互不相识的战友，经过三天三夜坐在木条椅上的煎熬，终于到了银川，即将到站时，带兵干部点名，我们十三位被点新兵在银川下了车，停在出站口的一辆苏制嘎斯六九卡车将我们拉到了军区农场，十七岁的我，进入社会的第一课，从“庄稼兵”开始上起。

艰难的“庄稼兵”生活刚有了起色，一声令下，开赴大漠戈壁，拾起了我们真正的步兵行当。寒冬里，零下二十好几度，尿落地便成冰，训练结束回到房子里，手指解冻后那个钻心的疼，开始时，真想哭出来，慢慢地，疼归疼，难耐归难耐，强忍着也就过去了。

连长的“夏练三伏，冬练三九”使我们的身躯强劲，坚定了信念，有了意志力，投戎报国的荣誉感。每在训练回来的路上，一队百人的灰土人，唱着歌，迈着整齐的步伐，充满着自豪，当兵真好。

离开军营的那一刻，战友们抱头痛哭，伴随一生的场景，每每想起，眼眶总是湿润的。恋爱结婚，生子养育，又进入了另一种生活状态。眨眼间，儿子领回来了媳妇，我险些流出了眼泪，温暖甜美，当婚礼结束，宾客们告别离去，我才感觉到了累，疲惫不堪，心劲的力量，沉浸在幸福之中，累被抛得远远的。

悉数五十多年的路途，才意识到，我真的到了退休的岁月。

人生就是这样，在没有准备中，老字贴在了前额，将年轻搁在了时光里。

外婆

文/赵江巍

第一次去妻子的外婆家，是给她外公过八十岁寿辰。那天，下着小雨，天空雾蒙蒙的。我们开着车，从乡村中学旁的支路，沿河沟一直往山里走，沿途路窄弯多，到爬山时，车子几乎悬着崖边走。我壮着胆子开过去，头上已冒出一层细汗。我们在陡壁下面竹林旁的一块平地上停好车，溜溜滑滑地穿过竹林，一幢土屋赫然出现在眼前。

就在此时，一个老太婆从土屋钻出来，她身材很矮，背微驮，臃肿的身体包裹在蓝色布衣下面，像一个椭圆体。老人穿着一双老式胶鞋，走起路来却很利索。妻子告诉我说，那就是外婆，我慌忙迎上去。

外婆热情地将我们迎进屋，然后开始忙着做午饭。我耍得无聊，便拉了妻子的手往外走。

外婆的土房，已不堪岁月的重负，一些地方全靠木棒撑着，屋檐和地坝里长起了青苔。地坝边上的几棵枇杷树，挂着几颗青涩的果子。我们推开后门，只见一只公鸡领着几只母鸡和小鸡，在竹林里趾高气扬地打鸣。妻子指着那些鸡对我说，这些鸡也不知在竹林里生活了多久，连蛋都生在山上，过一段时间，母鸡就带一群孵出的小鸡崽回来。

我们出了门，穿过竹林，来到一片空旷的地方。妻子指着不远处的花生、玉米说，这些庄稼都是外婆种的，为了这些庄稼，她每天早上六点多就起床，走到地里已经八九点，干一会儿就到了中午，又慢慢走回来做饭，如此反反复复，一天干不了多少活，种出的庄稼也收成寥寥。“怎么不劝劝呢？”我问妻子。“她哪里肯听？她经常说，屋里有了粮食，心里才不慌。唉，人老了，听不进，只好随她去。”妻子叹口气。妻子还告诉我说，这几年，收成越来越差，外婆嘴里常念叨，说气候不行了，殊不知，随着越来越年老，她已种不出从前那么好的庄稼了！我望着那些稀稀拉拉的花生苗和黄不拉几的玉米苗，想起外婆对庄稼的执著，不由得摇摇头。

回家的路上，妻子说起了外婆的病。

早在两年前，外婆就被确诊为肝坏死，她几次进城住院，几次死里逃生。每次生病住院，病情稍有好转，她就闹着要回到村里去，说家里还有庄稼要侍弄，牲口要照料，要到邻居家吃酒……家里人被吵得没办法，只好随了她，于是，外婆就不断被家里人送往医院，又从医院接回来，在不断反复中，她的病情却奇迹般稳定，医生说她活不过两年，如今，两年过去了，她依然活得好好的。或许，她放不下她扎根的乡村，坚守的土屋，眷恋的土地。

回到土屋，大家都已在饭桌上坐好了，我们赶紧入座。席间，外婆一边给我这个稀客夹鸡肉，一边唠叨着要我带两只土鸡回去。我被外婆扑面而来的热情感动，一边伸着碗接鸡肉，一边点头应着，一张嘴却从不曾停歇。

午饭吃完，外婆开始忙着收拾碗筷，妻子要帮忙，被她挥手制止了。我望着在屋里不停穿梭的外婆，望着她穿着的蓝色布衣，忍不住赞叹起来：“外婆啊，您这衣服穿起来好看哒！”“那当然咯，‘美底蓝’多好看啊，比啥子衣服都好看……穿起又干净利索！”外婆驻住脚，一脸淡然。她绝不会想到，这种中规中矩，上下各有两个荷包类似于中山装的蓝色服装，早已被淘汰。

回到高楼林立的县城，我又做回了城里人。穿着一身“美底蓝”的外婆，却始终留存于我的记忆，岁月在她身上留下了无数刻痕，她只是坦然地活着，去热爱，去坚守，任沧桑变迁。

嗛干饭与喝稀饭

文/卢贵清

老家在川东农村，土生土长的两位老同学在场垭口鼻头一碰，见面就用方言土语涮坛子。甲拉住乙的手，说“哎呀——，老同学，几年不见，你做药材代理，肯定生意兴隆赚大钱，该你嗛干饭咯！”乙同学回手从真皮提包里掏出软壳“中华”烟，递给甲同学，说“赚啥子大钱咯，这些年生意怪不好做，收益几个钱，只够喝稀饭。”

甲说乙“该嗛干饭”，乙说自己“只够喝稀饭”，是什么意思？嗛干饭、喝稀饭，是川东农村方言土语，显然，它们的含义是相反的。嗛干饭，指生意收入高或庄稼收成好，可以天天大吃大喝、吃香喝辣、甚至花天酒地，吃不完用不尽，过富足生活。喝稀饭，指生意收入低或庄稼收成差，只够粗茶淡饭、喝粥咽菜过清贫日子。两者都是用形象事物表达抽象概念，让人明白易懂。甲同学说“该嗛干饭”，并不是说吃饭这件事，而是对乙同学有能力、有本事，生意好挣钱多的褒扬、夸赞、羡慕。相反，乙同学说自己“只够喝稀饭”，是有意贬损自己，是以低调、谦逊的心态回应别人的奉承、夸奖。

在现实生活中，用得较多还是“喝稀饭”。记得我高中毕业回乡务农，在村（当时叫生产大队）小学当代课教师，有个民办教师把“喝稀饭”当作口头禅，经常在课堂上说学生二天（方言，今后的意思）只有“喝稀饭”。抽问，学生题答错了，他不分析错在哪里，只是一通训斥，说得最多的就是“喝稀饭”。学生迟到，他不了解迟到原因，批评就三个字“喝稀饭”。有调皮学生悄悄给他取个诨名——“喝稀饭”。一传十，十传百，后来，一些学生有事无事念“喝稀饭”“喝稀饭”。远远地看见他，有其他班学生故作惊慌，吼“‘喝稀饭’来了，‘喝稀饭’来了哦”。我们几个同事感觉这样下去不好，一边在自己班上约法三章，制止这样不尊重老师的言行。私下又与这位老师摆谈，建议他改掉“喝稀饭”的口头禅。他也发觉这是个问题，尽量遏制“喝稀饭”出口。经过我们做工作，他改掉了这个不恰当口头禅，学生们也不再喊他“喝稀饭”了。

农村集体生产那些年，由于收成好撇都是集体的，与自家关系不大的思想在人们头脑作怪，加之干部天天上街去开会，干活又是大兵团作战，社员出工不出力，下地就家长里短摆龙门阵。实在过意不去，干点活路都是敷衍了事猫盖屎。下田栽秧不用力，怕插重了秧苗喊痛，轻轻一挨就作数。前脚人儿走，后脚秧苗浮，几乎个个田都有空凼凼。人哄地皮，地哄肚皮，庄稼收成差，只能顿顿“喝稀饭”。改革开放后，实行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大家知道这是给自己干的了。庄稼种好种差，责任自己承担，决定自己一家人“嗛干饭”，还是“喝稀饭”。于是，把自家承包的责任田地，像孝敬祖宗八代一样伺候，恨不得把全身力气、全部精力都用在它们身上。起早贪黑、废寝忘食在田地里，深耕细作，精心浇灌，拔草施肥，捉虫洒药，没有丁点儿敷衍马虎、疏忽大意。季节不拖延，田地不留空，按时栽种，满插满栽。一季收了种二季，间种套种一起上。只要是辛勤人家，一年下来大丰收，家家粮满仓，可以天天“嗛干饭”，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当然，如同当今农村青壮年不种庄稼，外出打工挣大钱，也能天天“嗛干饭”过上不“喝稀饭”的好日子。

打麻雀

文/安淑媛

老年大学的国画课上，随着老师的讲解，一只可爱的小麻雀就跃然纸上了。

麻雀是画家笔下的爱物，原物自然也可爱。人们说起麻雀总爱在它前面加个“小”字，足见对麻雀的喜爱之情。然而就是这倍受人类喜爱的小生灵，曾经蒙受了天大的冤枉，列入了四害：苍蝇、蚊子、老鼠、麻雀。那是1958年的事，我正在太原第六中学读高中。学生们爬上房顶挥舞彩旗，敲锣打鼓。一群麻雀飞过来了，大家就使劲摇旗呐喊，锣鼓喧天，惊恐的麻雀往别处飞去，别处也是如此。于是筋疲力尽的麻雀一只只掉到地上死了。那一年麻雀们被消灭了不计其数，后果却显而易见。第二年某种害虫大量繁殖，咬死无数庄稼，原来此害虫的天敌就是麻雀。无知的人们只看见麻雀啄食庄稼，却看不见麻雀吃害虫，更不知道那些害虫对庄稼的危害远远大于麻雀啄食的危害。

记得早年间在草原上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草原上的狼常常偷袭羊群，牧民就组织“打狼队”专门打狼，结果是狼消灭了，兔子却多了，兔子吃草，夺走了牛羊的口粮。殊不知狼吃兔子，遏制兔子生长，反过来给牛羊留下了青草，这就是自然界中的食物链，打破了食物链就破坏了生态平衡，人类就要受到大自然的惩罚。

现在麻雀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再也没有人打麻雀了，但是麻雀的数量还远没有恢复到五十年代以前。想想那时的麻雀真叫多，几乎家家的房檐下都有麻雀窝，有些刚刚孵化的小麻雀，羽毛尚未长全，就成了小孩子的玩具。把它们养在小纸盒里，喂米喂水，长大了就满家飞，好玩极了。记得小时候，到了冬天，小孩子们就会去捡拾麻雀的粪便（中医药名“白丁香”），捡回家交给大人，大人把麻雀粪和猪的胰脏放在一起捣烂，做成“猪胰子”，用来洗手，皮肤又光又滑，还不会裂口子。现在想做猪胰子也做不成了，哪里还能捡到麻雀的粪便呢！

庄稼的花朵

文/疏泽民

世上开花的植物不少，但没有哪一种，能够像庄稼开花那样，让庄稼人打心眼里喜欢。

“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滋养庄稼最好的肥，当数绿肥中的紫云英。头年秋天晚稻抽穗后播种，收割了晚稻，田野里留下绿毯似的幼苗。经过一冬的酝酿，春风吹拂，绿油油的紫云英便挤爆了田塍，开出了紫中夹着红白两色的伞状小花。千万朵紫花拥在一起，犹如一片紫色的棕垫，铺在田野里，蔚然壮观。紫云英的盛花期，也是产量最高时，庄稼人手执长柄镰刀，轻轻一扫，倒下一片，等待犁耕沤肥。孩子们喜欢凑热闹，常常把它当床，在上面打滚，翻跟斗，乐此不疲。

与紫云英差不多同时露脸的，还有油菜，开出金黄色的小花。单朵油菜花瘦小，单薄，很不起眼，但千万株连起来，一块田一块田地连起来，集合成强大的方阵，便显得气势磅礴。放眼远望，原野里蒸腾着金黄的烟波，油菜田被田埂分割成块块金泊，一块块金箔连成片，汇成海，将高贵的金黄，恣意洒泼在春天的画板上。世上没有哪一种花儿能够像油菜花这样，铺天盖地地显露出明艳耀眼的金黄，那么纯粹，质朴，圣洁，蓬勃，明亮，纵是丹青高手，也难以描摹。

像油菜花这样热烈奔放的庄稼并不多，大多数庄稼的花都是朴素的，就如它们的主人，朴实做人，低调开花。

在草色青青的垄上行走，阡陌间的麦花、稻花往往被忽视。立夏之后，小麦孕穗，一颗颗钢针般的麦芒颖壳上，旗帜般挑起了浅白色的小花。五月的南风吹过，麦花如小小的飞絮，随风飘扬，将花粉传播到整块麦田，过不了多久，麦穗灌浆，成熟，等待开镰。稻花比麦花更细碎，挂在干瘪的淡绿色颖壳上，极不起眼。虽不起眼，但庄稼人却看得见。走在田埂上，望着田里的稻穗低调而执拗地打开自己，庄稼人就有些激动。“稻花香里说丰年”，稻花飞扬，沉甸甸的收获为期不远，一季的辛劳付出，即将得到丰硕的回报。

不起眼的，还有荞麦和大豆。荞麦壮苗期，开出米粒大小的花朵，粉白，浅紫，或紫红相间，混杂在红秆绿叶间。单株以为是秋蓼，一旦整畦整垄的荞麦连成片，就令人刮目相看，那些细碎的花朵犹如满天繁星，扑朔迷离地眨着媚眼。大豆的花犹如怕见人的孩子，不喜欢抛头露面，就将自己藏在繁茂的枝叶下，花朵既不大，也不艳丽，是一种浅浅的白，往往需要弯下腰才能发现。

不喜欢抛头露面的，还有棉花。棉花的生长期长，春季播种，夏季开花，秋季收获。盛夏时节，棉田里的棉花秆抽出大半人高，巴掌大的叶片挤挤挨挨的，将棉田簇拥成茂密的热带雨林。雨林深处，那些粉白中带着淡绿、紫红中夹着乳白的花骨朵儿，掖在枝叶间，犹如一只只栖息的彩蝶。到了深秋，棉桃成熟，绽裂，吐出洁白的棉絮。一簇簇蓬松的棉絮，就是一团团温暖的花朵，在萧瑟的寒秋绽放，等待农人采摘。

庄稼之花，朴实，低调，懂得感恩，一如侍弄它的故乡父老乡亲。

可是，人们只在意庄稼之果，又有多少人关注过庄稼之花呢？

丰收节里看望种粮人

文/李晓

秋天回乡里老家，秋收后的稻田里，袒露出幽深的黑黝色彩。

那是我84岁的堂伯的稻田，他是我们那个村子里，还在靠种粮为生的少数几个老农民了。中午，堂伯在柴火灶里给我熬新米粥，柴火熊熊中，我看见堂伯躬腰的影子在老墙上晃动，如皮影戏里的提线木偶。我有些伤感地想，像我堂伯这样的人，或许是老家村子里最后的守护人了。

堂伯熬的新米粥，上面浮着一层晶亮的米油，一股新鲜的米香顿时浸透了肺腑。饭后，我告诉正歪头打瞌睡的堂伯，伯，国家给农民设立节日了，就是秋分那天。堂伯一下来了精神，问我，啥节？我说，中国农民丰收节。堂伯有些迷糊了，他额头上隆起的条条皱纹，俨如山坡上层层稻田叠起的形状。

这些年来回乡，我见堂伯常露出忧郁的神情，他一个人坐在山坡上，望着那些荒芜的土地叹息。堂伯只有看见绿油油的庄稼在风中起伏，看见田园里金色的稻浪滚滚，才会眉开眼笑。

其实我也明白，在一些农村，传统种粮的丰收景象，已渐渐隐入了岁月天幕。

一位文友在他博客里深情地缅怀这样一幅春耕图画：以田为纸，以犁为笔，以水为墨，牛与人一起挥毫泼墨地作画。

这烟雨朦胧中的春耕画卷，而今在乡村大地上差不多已成绝版。从很多村子的高坡上俯瞰，风吹稻浪是看不见了，倒可以看见绿草如浪，恍惚间真以为到了草原。想起那些年，村子里稻子快成熟了，秋风掀动起的金色稻浪，它们以海浪一样的姿势翻滚着向前，那是大地之母快要临盆的喜悦。

我刚来城里那几年，遇到雷电风暴，还趴到阳台上忧心忡忡遥望着村子方向，我担心风暴会把庄稼击倒，风暴过后，联想起农人们捂着疼痛的胸口，佝偻着腰一手一手把吹倒的稻子扶起来。而今，我没这种担心了，庄稼地里的野草从不畏雷电风暴。

有天回乡，堂伯同我喝起了酒。桌子前，堂伯这才向我叹气：“侄儿啊，我看这个种庄稼的手艺都要失传了。村里原来有2000多人，现在留在村里的差不多都是老人，不到200人了。留在村里的人，会种庄稼的，都是六七十岁以上的人，年轻人对种庄稼看不上啊，连一年之中的二十四节气也不知道。”堂伯几乎不看日历，只看山坡与田野里的植物与庄稼，就能准确地感到季节的更替，嗅到季节里的气息。

回到城里，我同几个来城市安家的老乡聊天，问他们为什么不在乡下种庄稼了，他们顿时呵呵大笑，问的都是啥怪问题啊，我看你是咸吃萝卜淡操心。

在城市近郊，拆迁农房的号角吹得嘹亮。我的那些农民朋友们和故土的关系，被斩草除根了。一个农民对我笑呵呵地说，终于不种庄稼了，和你一样，早晨在城市喝豆浆了。

你还会种庄稼吗？我不再问这个又傻又天真的问题了。我抓起一把卑微的泥土，嗅了嗅，放在电脑旁的钵子里养花。望着钵子的花草，我感觉，这是一种无奈的矫情。

还有几个腿上沾满泥浆的庄稼人，陪我坐在村子屋檐下，听那春夜里沙沙沙的喜雨，陪我坐在山坡上，听那蛙声一片，听那踮起脚尖的风，从庄稼地里吹过，从稻花田里吹过。

丰收节，在秋日高远明亮的蓝天下，我望到了沃野千里，听到了风吹稻浪声。还有我认识的那些种粮人，我会来看望你们，感谢你们把一辈子的岁月，都托付给了大地，用汗水播种收获出来的粮食，养育着大地上一代一代人。

家乡的庄稼地名

文/谭启东

人老了，记忆力差了，昨天的事，今天就忘了，但是，对小时候家乡的人和事，却历历在目，难以忘却。真可谓是新事记不住，老事忘不了，这可能是人进入老年后的普遍现象。

近期，对家乡的庄稼地名，时不时就想起来，可以说是记忆犹新。就连当时村里有多少块地，叫啥名字，都能记得起来。甚至这些地是村南坡的，还是村北坡的，那块地连着那块地，那块地里有眼井，那块地里有座坟，那块地的地头有棵树，都记得清清楚楚。每当默念时，如画幅、如电影呈现在脑海。家乡的山山水水，草草木木，在记忆的浪花里翻腾着、跳跃着……家乡的亲切，家乡的可爱，使我这颗久离家乡的游子常常不能忘怀。

我的家乡在淄川区偏西北部，名曰望娘沟。这是个有着神秘色彩的村庄。据说村名是由传说中的“七仙女”在村北一条大沟的石头上登天而得名。我们村是张店、淄川、周村三地交界之处。蜿蜒的“七星河”从村北缓缓向东流去，河水清清，鱼儿畅游，九曲十八弯，汇入孝妇河。清秀、苍翠的峨嵋山、仙鸡岭坐落在村北、村南，为古老的村庄添色增彩。旧时的淄周公路从村中穿过，是淄川至周村的必经之路。交通便利，依山傍水，风景优美。

我村属典型的丘陵地形，平原与山丘交错，平地与山地共存，所以，高低不平，叠嶂起伏。地块不能连片，大小不一，长短不齐，“瘦肥”不均。有平整地，山地，水浇地，旱田地，涝洼地组成。大的地几十亩一块，小的地三五块不及一亩。虽然我们村只有七八百人口，但地却有近百块之多，且大都有地名，有的地名还挺讲究，有来历，有说处。这是因为当时生产队为了便于生产，记录生产情况，所以每块地都有名字。有的地名是沿袭老一辈传下来的，有的是新起的。这些地名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沿用至今。尽管有的地，因开发利用，已经消失，但它原有的方位，地貌，地质情况，还常常被村里年老的村民提起。

我们村的庄稼地名，都起的合情适宜，听起来顺耳温馨，记起来牢靠不易忘却。总起来不外乎有几种起法。一是根据地的方位。如：大路北、南崖头、西北坡、北往地、老石窝。二是根据地的形状。如：两丈布、舍腰地、三角地、棋盘地。三是根据意念。如：顶山地、顺道地、狂家沟。四是根据祖辈的茔地。如：张家墓田、夏家墓田、胡家坟。五是根据地的质量优劣。如：涝洼，孙家糟糠。六是根据用途。如：东官地、西官地。还有的可能是根据地理形态，或其他特殊标志。如：小后、小交界、望娘石、土地庙、处处地等等。总之地名起的多样，起的鲜明，不雷同，有特色。使人印象深刻，不易忘记。

我闲暇时就想，这些地名，是什么人，什么时候起的，有些什么说法，有什么含意。这也许是先人刻意起名世袭流传，也许是经年日久，人们约定俗成。但都起的恰如其份，不容置疑。例如：棋盘地，此地块，方方正正，平平整整，形状像棋盘，所以称之谓棋盘地。当然这块地也是村里最好的地，平整、肥沃、水浇地，是旱涝保收的优质良田，过去可能是大户人家的地。三角地，地形貌似直角三角形，直角，平整，三角，所以起名三角地。两丈布，形状像一块长方形的棉布条，周正狭长，所以称之谓两丈布。舍腰地，因地的中段凹进去一块，像人的瘦腰一样，所以就起名舍腰地，也叫蛇腰地。顶山地，此地在山的拖脚上，西高东低，长方斜坡，样子像门板顶着山，所以就起名顶山地。官地，从字义上说，可能是旧时“官家”的地，且地里没有坟墓。在旧时大的地块，地里没有坟是很少见的。因为过去是谁家的地，埋谁家的人。唯独“官地”里没有坟，可见是“官地”不埋“私人”。当时人民公社划地时，因这块地比较好，邻村就从中间划去一块，这样一来，东边的地就叫“东官地”，西边的地就叫“西官地”，我为什么对我们村的庄家地名产生兴趣呢？这是因为在生产队干农活，你必须牢记地名，如果你忘了，你听错了，你就无法上工，本来是去这块地干活，你却去了那块地，等你知道错了，再返回时，人们早已收工了。那时每个生产队都有记工员，记工员每天要记你干农活的地点，时间，干什么农活及工作量。在农业社干农活，记地名是为了便于生产队统计和社员们日后查询，是生产环节的需要，因而地名在当时是很重要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迁，我们村有的地已经消失，现有的地名，其功能也在不断衰退。但发生在这些地上的故事，却永远地留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里。忘不了在棋盘地里收割小麦，忘不了在北往地里套种玉米，忘不了打夜工从官地里往生产队场院里运送庄稼，更忘不了在顶山地，夜里看管收好的地瓜。也忘不了小伙伴们在地的沟沟边边，打猪草，放猪，放牛羊，嬉戏玩耍快乐成长的场面。这些虽然都是过去的烟云，但毕竟发生过，并且与地名有关。

这些庄稼地名，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产生的，或许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消失，但它作为一种民间的、通俗的社会文化现象，在社会发展的特定历史时期会留下一些印记，不因岁月的流逝而磨灭。或许它是人类社会历史长河的一朵小小的浪花，伴随着历史的发展，飞溅在逝去的岁月里。尽管如此，它的功能和历史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家乡的庄稼地名，或许是一个符号，或许是一个标志，或许是一个念想，都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它使我回味，使我联想，使我年轻，使我又回到了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它是组成家乡地域文化大家庭的一员，透着浓浓的乡情，散发着甜甜的家乡味道，成为我的乡愁。不管它存在多久，延续多长，作用如何，都将永远是我的怀念和留恋。

记住家乡的庄稼地名，记住家乡的味道，记住我的乡愁。

墒情

文/白西玲

耕田，当然是一年中最为重要的农事了，但什么时候耕耘，既要看时令，还要看墒情。

墒情，就是耕土层的含水情况，这对耕耘来说极为重要。墒情小了不行，河滩沙土地还好点，坡上黄土太干，板结成块，犁不动。太湿了也不行，老牛笨犁，费劲不说，犁出来的泥土不散架，尽是“明条子”，很容易落下一地土坷垃。

土坷垃是农村土语，即耕作后遗留在田里的土块、土蛋蛋，很常见。但坷垃过大就没法播种，过多还容易跑墒，咋办？只有用农具将其打碎。三齿耙、锄头抡起来太重，时间长了受不了，农人就制作了一种长把木槌，名字叫：榔头。

打坷垃，一点技术含量也没有。过去，乡下有句非常流行的话：在家打坷垃。这话自己说，是自卑、自嘲，换成别人说，就是讥讽、调侃抑或怜悯了。总之，“打坷垃”已成为旧时种地农民最为形象的代名词。那时，谁家有人不再打坷垃吃上商品粮，一家都荣耀，一村人都羡慕呢。

咋样才能不落一地坷垃？只有把握好墒情，干湿适度，犁耙出来的新土才细碎、松软、平整，便于播种。

当暮色四合时，田里的农活也告一段落，乡亲们把劳累了一天的牲口卸套，任它在新翻的田地里痛痛快快地打俩滚儿。打滚儿，许是当牛作马的牲口最为惬意的一件事吧，一则意味着一天的劳累终于结束了，再则，大概跟我们洗澡一样清爽舒服吧。说真的，看着犁耙后松软平整散发着泥土清香的农田，就想起蓄满阳光的新被褥，别说是牲口，就连人也想在上面打个滚儿呢。

“春耕如翻饼，秋耕如掘井。”耕田是农村最为繁重的农活，旧时的耕作，几乎全靠畜力。通常，一头壮牛才能拉动一张铁铧犁，若换成骡子或马得两匹。农民对牲口有着相依为命的深深依赖和怜惜，通人性的牲口因用力喘着粗气把头扎在地上腿直打战，让人心疼得不忍挥鞭，农民呢，满是碱花尘土的褂子就没有干过。等天黑收工回家时，人和牲口都累得要散架。牲口，被人类驯服后就成了伺候人的一种工具。农民呢？生而为人，却和牛马一样辛苦，又是被什么驯服伺候谁的？

耕作后的田地成为小麦的婚床，又一茬庄稼周而复始在这里孕育、生长、成熟。

其实，不只耕地，庄稼出苗、拔节、抽穗，乡亲无不看重墒情。那年头，庄稼就是农人命根子，没有哪户农家不牵肠挂肚萦系在心的。

小麦成熟前一般要浇上塌墒水、封冻水、返青水、灌浆水。没有机井或自流灌溉渠的，就只能靠老天爷了，雨水往往是旱地水分的唯一来源。雨的大小，乡亲们总是用墒情去衡量，他们有自己独特的表述：四指墒（墒情只有四指深），一犁墒（一个犁铧的深度），接住墒了（即雨水渗透的深度和田里涵养水分的土层相接了）。

庄稼叶卷了，田里墒小了，倘若恰好这时下了一场雨，那就是甘露了。没有读过或根本无从听说杜甫《春夜喜雨》和苏东坡《喜雨亭记》的农人，却如出一辙再现着“忧者以乐，病者以愈”的喜悦。

但若到了收获季节仍旧阴雨连绵，农人就得犯愁了。“有钱难买五月旱，六月连阴吃饱饭。”看着熟透的麦穗被风刮得掉粒了，被雨泡涨发芽了，乡亲们那个心焦啊！好不容易等到天放晴了，田里太湿，进不去，还得等。就这样，在煎熬中把最佳农时错过了。

“五谷、六麦、七豆、八花”，到了庄稼出苗的天数，乡亲们带着铲子、锄头赶到地里查看出苗情况。看哪儿断垄了，还要趁墒补苗。墒不够，那就就近找点水。临收工，瞅个空隙，还要把一泡热尿赐给几棵禾苗。末了，坐在野菊盛开的沟畔，仰望晴空南飞的大雁，看一垄垄绿茸茸的庄稼苗在田地里营造出“草色遥看近却无”的诗意，点上一支喇叭筒旱烟，跟邻家聊几句烟火桑麻的老话。

墒情，其实就是田地的体温，这个体温时刻冷暖在农人心上，转化为他们的懊恼或喜悦。

儿时过年，老式屋门或影壁墙总要贴上“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之类吉祥喜庆祈福的对联，后来明白，在靠天吃饭的年代，这永远是天下苍生的恒久祈盼。